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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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作者
摘要
纵观政府和中共十八大报告，“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是贯穿中国未来发展的两大主题。
新型城镇化成为政府部门和各类咨询机构在构建年度策略中谈论最多的议题。
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又有哪些内涵？
“新型城镇化”将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哪些良方？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编辑八大报告关于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布局和增强中小城市各类功能的论述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和非常有远见的。
我们不能脱离城市群的整体规划来孤立地考虑中小城市的功能和发展，我们应该把城市群规划和中小城市发展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使城市群中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增强各类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和发展机会。
一个跨越城市行政边界的、对整个城市群的科学规划对我国城市未来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过去比较关注各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今后需要更多地关注城市群里二级或是三级城市的发展。
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中心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已达2400万人，未来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口规模为百万级的二级城市的发展。
例如上海的郊区新城，以及上海周边的苏州、嘉兴、南通等城市以及它们下面的一些重要县市，已经或者未来能够发展为常住人口规模达百万级的二级城市，可以分担中心城市人口集聚的压力，应该实行紧凑型发展，有较高的建筑密度和混合功能，设施完善方便，同时有较大的农业和生态空间，而且联系中心城市的交通也很方便快捷，也是一个高效和绿色的城市。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注意两个特点：
第一，它具有特定的空间条件。
城镇化本来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任何一个既有的模式，哪怕是所谓的理想模式；第二，中国的城镇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
今天的城镇化和过去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今天的城镇化和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进程相比，今天的城镇化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不能同日而语。
今天新型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中国城镇发展最重要的机遇和背景。
总之，它不可能重复国外的道路，也无法重复我国以前的道路。
从国情上来说，中国城镇化和西方城镇化有几个很不同的地方。
第一，工业化的进程和西方不一样。
正常情况下是先工业化，再城镇化。
工业化带来对城市的压力，城市空间难以满足城市膨胀的需要，于是出现城市病。
而我国当代的工业化起步晚，是在全球很高的工业化程度下进入快速工业化进程的。
所以这种城镇化一开始就对城市承载的空间有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以后，如果不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还有大量处于半工人半农民状态的人口存在，那么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就很难真正达到其应有的高度。
只有新增工业人口的完全城市化，生活品质得到真正改善，文化素质得到真正提高，中国才有可能应对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彻底转型。
第三，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其紧张。
中国不能按照任何一个西方理想空间模式来规划城市。
西方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首先想到的就是空间扩张和人口疏散，用一种回归田园的方法来克服工业化城市的拥挤。
但中国必须走紧凑型、高密度的城市发展道路。
世界上鲜有好的例子供我们借鉴。
在近代历史上，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被称之为“城市爆炸”。
但中国今天的城市爆炸比起当年西方不知要快多少倍。
几乎是在一刹那间造起来的城市，里面必然会在功能、空间和历史连续性等方面出现很多矛盾。
因此，现在的规划比以前的传统模式面对的难度更大，必须更细致更周到更长远。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划转型。
早期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多是政治导向型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军事城市，统一规划比较容易发挥作用。
后来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商品经济兴盛，统一规划面临严峻挑战。
近代工业化以来，城市发展背后的市场力量使城市的发展更多地追逐市场的需求，城市变得越来越失控。
于是才有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
现代城市规划既是试图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又是必须符合市场规律的。
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并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更不用说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对规划本质及方法的完全把握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未规范化的市场莽撞型的混合。
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权力和市场的博弈。
在这样的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一位规划师，既无法摆脱政治权力对于空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绝对支配能力，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因素来配置空间及其它资源。
规划必须要从政治和市场经济两个角度同时出发。
再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城镇化绝对不可能靠少数特大城市来完成。
它一定是大中小型城市，乃至是更小的城镇来一起完成一个城市体系。
不同规模的城市，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它在城镇化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它所能够接纳人口的规模是不一样的。
超大城市的自然承载力有限，将所有的城镇化人口都集中在大都市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一定要发展各种规模的城市来适应。
比如上海作为一个单一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有限，但如果上海是由更多的中城市，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那么它的人口承载力就会大很多。
当然大城市本身也不应该在新型城镇化中被轻视。
大城市的能量极大，所以它还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能扮演中小城市无法扮演的角色。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特大城市的空间资源和其它的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还是偏低，尽管这些城市已经很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空间已经产出了应该产出的经济和文化能级。
同样的人口规模，同样的人口和空间密度，与一些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相比，上海的经济文化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一个高能级的紧凑型城市除了拥有较高的空间密度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其经济产出的密度，并最终以此来不断提高城市的能级。
最后，中国新一轮城镇化一定要给予历史文化以极度的关注，决不能以切断千百年文明为代价。
所有的城市发展都应视破坏历史文化为严重犯罪行为，遭国人所唾之。
毁掉历史连续性的城镇化必然是失败的城镇化。
袁奇峰（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从学术上来说，我觉得新型城镇化这个词不存在。
城镇化没有什么新型或者旧型，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城镇化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数量阶段，一个是质量阶段。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是完成了一个和工业化同步的以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为特色的城镇化，但是这个阶段的城镇化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中实现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现阶段我国数量阶段的城镇化还要继续，工业化也还在进一步推动数量的增长，当然人们希望未来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大家也会日益重视质量的提升，在发展中解决存在的问题。
从这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正在从数量阶段到质量阶段转化的门槛上。
严格讲“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是一个政治词语。
在中国目前背景下意味着党和政府要加强对城镇化的领导和引导，更加关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怎么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呢？
这是人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城镇化是国家重大社会转型过程，是和国家工业化同步的。
中国的工业化来自于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产业分工这样一个大背景。
在这样的地域分工里面，因为自己大量的劳动力和比较稳定的政局，我们获得了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这样一个角色。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最近20年的发展中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是世界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机遇。
中国工业化得益于国家在30年以前开启改革以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为诉求，得益于我国在50年前鼓励生育的政策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具有的强大发展驱动力。
正是因为有了国际产业分工，中国有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才有了中国这20年的快速工业化。
正因为外源式的工业化看重的是我国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发展的结果必然会积累大量的问题。
一方面是工业化大量的推进体现为人口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反映成为一个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低成本的城镇化，就必然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
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10年对工业化、城镇化的反思越来越多。
对低成本的城镇化就有很多批评。
这就是一个悖论：
当年如果我们的成本不低的话，何以能够承受世界产业的转移？
既然是低成本的城镇化，就要去承担低成本的因果累积。
今天社会矛盾到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程度：
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贫富差异；二是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城市型产业的大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的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扩大了；三是由于这种外源式的工业化导致的产业布局倾向于沿海和大城市，所以说区域的差距也不断扩大。
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多重矛盾并发，所以在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承受了发展的负面性。
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是收入的分配，即从原来完全以生产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关注分配，从更多的获取转变到更多的投入。
这里受到很大的约束，这个约束就是中国能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能够争取的地位。
过去中国是以低成本来获得“madeinChina”的优势，如果不能保持这种优势，是否能发现新的优势来替代？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用10-20年的时间，把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
能不能把资本的积累转化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资本的积累？
只有实现了这种替代，有质量的城镇化才有保障。
以前习惯说中国地大物博，现在看却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这是对中国现状的共识。
我觉得发展和分配这两件事在不同的阶段和政治背景下都需要有一个平衡，要兼顾。
中国今天首要的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如何用现有的发展成果造就我们新的竞争优势是关键的问题。
所谓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不在于怎么分配，也不在于拉动内需，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产业基石和支柱，替代低成本制造的优势，使新的支柱能支付得起我们城镇化的成本，能够支付更多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成本。
我觉得对于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资源分配。
在现有的情况下，要先为地方政府盘算，是否能增加民生、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实现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经过30年的演变，城市规划也由一个工程学科转变成为政策学科，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一方面要配合政府，推进产业转移，创造产业升级的载体和平台。
现在我们做规划在两个层面上都很有挑战。
一个在发展规划上，能否借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观点把我们城镇化质量的理念融入进去：
一个是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对转型升级的偏重。
政府要抑制住对土地财政的冲动，要把相当一部分土地财政和产业财政的收益用于扶持科技和创新；另一方面，除城市的发展规划之外，城市地区的规划更多的要注重社会的公共设施、绿地、战略性的城市生态空间和服务空间的构筑，去创造一个市民社会的空间系统，创造设施公共化、商业设施开放化的空间导向。
这样来说，我们的城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大量人口和有限的空间资源的冲突，要珍惜保证空间公共性。
赵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新型城镇化的“新”应是相对而言的，需要有参照系。
我认为：
一是可参照历史上的诸如英国的城市化，以及后来的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二是可参照对比我国改革开放后30年来的城镇化经验。
英国的快速城市化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和城市发展以农村破产为代价，呈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历程；上世纪中叶在拉美地区则出现了“过度城市化”，其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但人口集聚与产业发展及市政发展并不同步，城市贫民窟自发绵延，衍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
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其中包括：
城乡发展不协调，“土地”的城镇化超前于“人”的城镇化；城市空间快速拓展，但是社会转型相对滞后。
总结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国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要确立和秉持新的发展观，并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评判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是否健康，主要不是看城镇化的数量指标，而是要综合考察城镇化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人口转移与社会转型的匹配关系等。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按官方统计已超过了50%，但是“统计城镇人口”中包含了约16%的农村户籍人口；如果扣除流动性较高的那部分城镇暂住人口，真正的、或稳定的城镇化水平远达不到50%。
从六普数据可看出，有些省市的城镇化率与非农化率的差值很大。
如浙江省城镇化水平高达61.1%，而非农化率仅为27%；上海的城镇化与非农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也相差了约35个百分点。
这种人口流动、离土进城，但并不真正完成社会身份转变、也不具有城镇社群认同感的“不完全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应再延续下去了。
此外，我国一些城市的“城中村”及外来人口的自发聚居区已有很大规模，客观上存在着类似于拉美和南亚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那种不健康城镇化的态势。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今后一方面要致力于挤掉城镇化的“水分”，要能够更为包容和接纳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口。
要继续解决妨碍外来人口融入城镇的既有“二元”制度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农村户口在现行制度下其“红利”日益凸显，事实上目前很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进而彻底融入城镇社会。
因此可以说，过去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导致农民进城难、转身份难的问题，在当今已经演变为部分农村居民自身没有转换身份的意愿。
由此可见，城镇化研究和政策制定亟需要改变思维定式，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对于相对欠发达地区，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业发展尤为重要。
产业要有竞争力，就必须转型和升级，但同时也要兼顾与劳动就业的关系。
有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其成因在于制造业主要为资本密集型、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偏少。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城市发展既要培育竞争力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时刻不能忘记就业岗位的创造。
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和“安居乐业”共同构成了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地的工业化、城镇化战略也应是有差异的。
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都要从自身条件出发，基于差异而合理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切忌“一刀切”，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基点。
特大城市重在参与国际竞争，服务标准和“准入门槛”需要高一些，不能用一般的公平准则来评判。
而量大面广的一般城市，包括中小城市和县城，则应加快发展以容纳更多的转移人口；在产业发展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主要向这些城市转移和集聚。
作为国家和大区域“中心”的特大城市应致力于打造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不是与邻近地区搞低层次竞争。
对应于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模式，城镇化的驱动力源自于多个方面。
一般而言，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都要大搞工业。
是不是发展工业，适合发展什么工业，搞多大规模，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比如中西部的很多环境敏感地区，过度发展工业不仅低效而且破坏生态。
在这种情形下，人口输出——去外地打工、在外地落户，或是在外地打工、回馈本地生活，从而实现“异地城镇化”、或是“异地工业化、本地城镇化”，这既是理性的选择，也是城镇化的一种可行模式。
对于不具备本地工业化条件和难以做大城镇规模的地区，应继续鼓励“异地工业化”和“异地城镇化”；这里的“新”体现在制度创新。
比如，税收转移政策——将劳务人口输入地区的部分税收返还给劳务输出地；公益性职业培训制度——有效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市场竞争能力；社会保障政策——做实劳务人员的“人头账户”、并且跟着人走。
由此，人口“输入”和“输出”地区的利益就都能保证了。
所以，推进新型城镇化，除了空间规划和设计外，政策研究和设计也要跟上。
这就对规划编制提出了新要求，规划工作者需要更多地做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规划对策。
在具体的规划项目中，需要更多地考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条件等；从而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获得深刻的认识，并形成准确的总体判断。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提出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和路径。
这可谓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需要大家来积极应对。
彭震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城镇化有着广泛的内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对比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比较和理解。
第一，城镇化发展目标不同。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非常关注城市的发展，即“城市偏好”。
通过政策倾斜，将更多的要素资源集中到城市来，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但也造成了城乡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地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第二，城镇化实现路径不同。
传统城镇化的推进靠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资源消耗来换取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
而新型城镇化则是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动力，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来实现集约、节约、高效和循环的经济发展，包括更加关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推进信息化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来谋求经济自身素质的提高，以人力资本为基础，加大“非物质化”资源尤其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变资源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城镇化空间布局着重点不同。
传统城镇化更多关注通过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来承载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的发展空间。
具体的表现是城镇数量增加，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空间无序扩张，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新型城镇化则是将城乡空间做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以及乡村地区空间的协调统筹，以保障和支撑城乡区域功能的协调互补。
表现在区域城镇体系上则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构建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完善、运行协调的城镇体系。
在空间利用上则更强调发展模式的集约化，统筹城乡区域土地利用、开发建设、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保护等安排，充分利用现有城镇的物质基础，整合城镇内部各类组成要素，完善城镇结构，强化城镇内涵和提升城镇功能。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也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发展特征而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第四，城镇化发展政策环境不同。
传统城镇化发展的要素资源更多依赖农村和农业的支持来提供积累，发展政策向城市倾斜。
当现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城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则需要实现一定的转变，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来实现城乡的协调与均衡发展。
第五，城镇化关注重点不同。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条件下，更需要关注城镇化发展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优化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城镇化环境并形成良性循环的路径，全面创造良好城乡人居环境。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城市规划要充分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掌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规律性内容，通过城市规划来引导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城市规划的核心是配置和再配置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要素资源。
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城市规划对要素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理念与方法均应与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有本质不同，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加集约、节约与可持续地配置能够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要素资源。
同时，要更加关注城市规划对象的空间范畴变化。
城市发展的地域单元已从原先主要侧重在城市建成区外延到城市外围广大的地域范围，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的条件也在相应发生变化。
因此，城市规划不能把城市和乡村截然地分开，城市不能独立地存在，需要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发展的城市外部的各种因素，统筹城市与区域的各种要素资源，研究城市与区域的经济社会结构与联系，合理确定城乡地域的职能分工，促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
城市规划师还要深入研究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以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与路径，从原先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编制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中摆脱出来，在关注城市新增发展空间规划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现有功能系统与各类设施的完善，进一步合理利用好城市的存量要素资源。
今后，在侧重城市更新改造的规划设计工作中，城市规划师将大有作为。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的研究规划人员承担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实践项目，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有责任通过对大量实践的总结，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形成更多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并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城市规划实践。
首先，我们要了解和掌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念和相关理论，以此来指导城市规划实践；第二，在城市规划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与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和指导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第三，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题，开展与城市规划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总结研究成果。
张尚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的或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所提出的，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是对一种发展过程和现象的描述，总体上表现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城镇化率是对这一发展过程的量化描述，但并不能反映其好坏。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更关注城镇化的质量，这种扩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和不一样的期待。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表示城镇化本质发生了改变，所谓新型，首先理解为主要是不同于已有的任何类型，包括世界上已经经历过快速城镇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类型，也包括我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起步和快速发展初期的类型。
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和路径都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是不能被复制和重复的，因此这种差异性理应客观存在。
新型城镇化更多是代表一种发展期待和战略方向。
城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难以扭转的全球性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城镇化本身并非理性的过程，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期待新型城镇化能够发展好的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或避免新的不好的方面。
中国的城镇化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累积的发展问题和矛盾也不容忽视，这些累积的发展问题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缓和或解决。
因此，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更多的发展期望，不仅要继续数量上的增长，还需要成为高质量的增长。
新型城镇化需要协调一些核心关系，如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制度创新与城镇化路径的关系等。
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带动了经济要素的集聚，进而推动了城镇化，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许多地方认为只要工业化就能带来城镇化，或者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城镇化，实际上许多地区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的城镇化。
可以说，工业化是经济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才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内涵，这是新型城镇化内涵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可能更加多元，而不仅仅依赖工业化。
中国处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环境，发展动力趋于多元化。
工业化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对一个具体地区而言，并不是不可超越的阶段，许多城市也正面临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需求。
某种程度上讲，城镇化需要“产业化”，而不仅局限于“工业化”，农业的产业化同样可以成为城镇化的动力。
因此，新型城镇化应不再仅仅是经济集聚和增长的被动的结果，更注重“人性”和“地方性”，产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充分就业，城镇化为人口的集聚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传统的城镇化是以城市为主要视角和出发点的，如在西方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解释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过程的“推拉模型”，动力主体都是城市，乡村地区一直处在一种弱势地位，城市发展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但随后用200年的时间调整、化解城乡发展矛盾，建立起平衡关系。
我国的城镇化一直以来也都不是这样单一和单向的关系，而且地域差别十分明显，新型城镇化需要重新看待乡村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更快，城乡关系的变化也更剧烈，更加需要认识到城与乡是一种社会生态关系。
乡村是城市化的根基，不仅需要保护乡村地区、关注乡村经济的弱势地位，避免乡村快速衰落，同时建立起一种双向流动关系，提供参与城镇化的个体的选择性。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城镇化最终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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