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爱情经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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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爱情经历
众所周知的，鲁迅的妻子是许广平，他的学生。
1927年，许广平与鲁迅正式同居，在此之前，她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地下情人。
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9岁。
他们相识相恋于1925年，那时候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和鲁迅一起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
朱安是个无辜的老式女子，鲁迅的母亲很早就看中了朱安，1899年，为鲁迅和朱安订婚，但是由于鲁迅的抗拒，一直到1906年，鲁迅从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这一年鲁迅二十五岁，而朱安已经二十八了。
在刚定亲的那几年，鲁迅曾要求朱安上新学堂，放小脚，但那对当时在绍兴的朱安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认为，如果在成亲之前，鲁迅就主动退了婚，岂不是更好。
但鲁迅似乎是个孝子，所以他一直顺从着母亲。
可是既然结了婚，他又不好好对人家，他和朱安一辈子未曾圆房，甚至话也不愿意多说，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
很显然，鲁迅是知道爱情的，不然也就没许广平什么事了。
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的很长时间，鲁迅还对外避讳着他们的关系，跟别人说许广平是她的助手，有人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
从事实上说，鲁迅和许广平没有结过婚，只属于同居，许广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小老婆，是妾。
所以后来她有了儿子，朱安也很高兴，因为她才是正室，许广平的儿子，也是她自己的儿子。
据说周海婴的出生也只是个意外，因为当时社会动荡，环境险恶，鲁迅和许广平都不想要孩子，一直到周海婴长大之后，许广平仍然不止一次对他说，他是避孕失败的产物。
许广平算不上是美女，但在当时是女学生中的先锋人物，也很有才气，和朱安比，显然更适合当时的鲁迅。
然而当她成了鲁迅的妻子和孩子的妈之后，危机还是来了。
又一个有才气的女学生出现了，她叫张乃莹，也就是萧红。
平心而论，在民国的众多女作家里，萧红长得并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她那么有名，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鲁迅对她的帮助。
那个时候，许广平要在家做菜，带孩子，还要帮鲁迅抄稿子。
然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萧红在一起，每天和萧红聊天到半夜，为了一条绸子是否好看，就嫌许广平把萧红打扮丑了。
连周海婴都记得小时候，萧红经常在家里出入。
据说生了孩子的许广平渐渐不那么爱打理自己了。
萧红后来说：
许先生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衣裳...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作的...买东西也总是到最便宜得店铺去买。
”
忽略自己的许广平同时也被鲁迅忽略了，一直到鲁迅去世之后，她还要一边独自抚养体弱的周海婴，一边赡养朱安和鲁迅的母亲。
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许广平，是个悲催的小三。
鲁迅、许广平与儿子海婴的合影。
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
原刻难得，翻本无胜于此者，鲁迅以此赠妻子许广平，并题诗一首，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
再十年的1946年10月，许广平写了一篇《十周年祭》，回首当年道：
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
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
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一诗一文，包含着两人多少辛酸血泪，多少相爱相知，多少生死情谊！
亦可看做是鲁、许《两地书》的延续！
鲁迅说：
“《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出什么热烈。
”“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
”学者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①?
一书中指出，《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
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原信现存一六○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有七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有八十二封。
收入《两地书》的是一百三十五封。
其中鲁迅致许广平的六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六十七封。
《两地书》是1932年11月编好的，因此在这之后有十八封来不及编入，而真正在这之前有而没编入的只有六封半。
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与《两地书》的文字作校读，指出他们在编定《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做了许多增删修改，特别是许广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删去。
但却也不是为了藏匿什么隐私，因为所谓隐私的东西，原信中一点也没有。
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炼。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鲁迅小十七岁。
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就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
许广平长得身材高大，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外貌并不太出众的广东姑娘，并不会有很深的印象。
而许广平多年以后这样回忆道：
“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
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
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
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
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
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
一句话说完：
一团的黑。
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
小姐们哗笑了！
‘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也许有人这么想。
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
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
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
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
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
”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
传记作家伊妮说②，其实在这之前，许广平曾和一位既是同乡又是表亲的青年李小辉相爱。
李小辉原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因为错过了考期，便进了北京大学。
在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相处后，两人的感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不幸的是不久许广平被传染得了猩红热症，李小辉因经常来探视许广平，也被传染，结果是许广平得到痊癒，而李小辉却不治病亡。
这个意外的噩耗直如晴天霹雳一般，几乎将许广平震懵了！
因为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然而这一切都幻灭了，她沉浸在一种无法自拔的巨大悲痛中，有一段好长的时间。
事隔18年，许广平还这样回忆着：
“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罢？
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那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
而鲁迅在此时，是早已有了妻室。
那是1906年6月，当时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忽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让他速速返国。
鲁迅一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张灯结彩，母亲正在张罗为他娶媳妇呢。
原来，母亲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流言，谓鲁迅和一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经常携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母亲感到惊骇不已，于是经由鲁迅叔祖母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牵线，把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女儿介绍了过来，成为鲁迅的新娘子，名叫朱安，长得并不漂亮，额头很明显地朝前突出，小脸狭长，却有一个显得颇肥硕的鼻子。
婚礼时，鲁迅居然没有半点反抗，他装上假辫（因留日后已剪去辫子），带了红缨大帽，按照当地仪式，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与朱安双双拜了堂，然后任由人扶着，像木偶人似的上了楼上的新房。
可是那个新婚之夜，鲁迅只是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了。
再过数天，就回日本继续求学去了。
后来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婚姻，据他日后解释，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就这样他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达二十个春秋，而朱安就一如传统的绍兴太太般地做着家务，奉养着母亲。
在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对曾是砖塔胡同的“二房东”之一的俞芳说：
“过去大先生（指鲁迅）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著他，将来总会好的。
”朱安甚至还带着无限的希冀说：
“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虽然爬得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量爬了。
”是的，可怜的朱安，她终究是无法爬到墙顶的，因为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需要慰藉，种种重大的精神创痛需要理解，需要温柔的舐舔，这都不是她所能胜任的，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
《两地书》共分三集。
第一集是1925年3月11日到7月30日四个半月间在北京的通信。
第二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厦门与广州间的通信。
第三集是1929年5月13日至6月1日不到20天间，北平与上海的二十二封通信。
从前两阶段可看出两人从师生关系到最后同居的过程。
王得后先生指出，从写信的态度和语气可以看出，起初的通信的确不带恋情，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学生运动、刊物编辑、人生哲学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
虽然一开始就同声相应、同声相求，表现出相当的推心置腹，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洋溢于字里行间，并无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
但大约经过一个月，当许广平于4月10日敢于署名“（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紧接着4月12日许广平拜访鲁迅在西三条的住所，十六日的信敢用“‘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
”——“秘密窝”而带引号，拜访而用“探检”，也就冲破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一种新的亲昵的感情产生了。
此后即彼此出题“考试”；在鲁迅“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在许广平则“敬领，骂好”；以至鲁迅因“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谣”，而声明“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
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
”“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
异性间相愉悦、相亲爱，而唯恐产生误解以至相离异的微妙心理，实已入木三分，跃然纸上了。
而到6月25日这一天，是旧历端午，鲁迅请许广平几位女师大学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她们向鲁迅劝酒，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按小鬼之头”，于是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走。
当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许广平给鲁迅写了封信，大概很作了一番文章。
鲁迅27日上午收到此信，于28日写了回信，前半赫然是一篇“训词”（编入《两地书》时已删去，只存于原信），反复申辩：
“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
特此训谕知之！
”王得后先生指出，这篇“训词”最大的价值，大概是足可以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别致的格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的谈吐，都是亲昵的表现，从这以后的书信，是真正的一般人所谓的“情书”了。
至于这之后有一年多没有通信，并非感情有变化，而是两人定情后的相互信任。
1926年9月29日，鲁迅与许广平同乘火车沿着京浦线抵达上海。
9月2日清晨，他们又分别搭乘“新宁”轮到厦门，及“广大”轮到广州。
鲁迅是应聘到厦门大学执教的，许广平则回到故乡发展自己的事业。
临分手时，他们约定：
大家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
谁知，许广平还在船上，就给鲁迅写道：
“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而鲁迅刚到厦门，行李甫卸，也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
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心境！
《两地书》的第二部分即是这段期间的相思之情，我们看到许广平的回信：
“My?
dear?
teacher!
?
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
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
如果对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
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
你这样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
！
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
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
”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
他们为了爱情而饱受苦难，磨练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欢欣！
我们看1927年1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一切似然而这其间却发生了“高长虹事件”的插曲，在他们的爱河中激起了涟漪。
高长虹与许广平同岁，1898年生于山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养成一种反叛和孤僻的性格。
作家伊妮指出，意外的是，具有反叛性格的他，却乖乖地听从了祖父的安排，与一个无爱的乡下缠足女子结了婚，并生下了孩子，过着一种麻木的生活。
直到1924年下半年，他来到北京谋求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出路。
他在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创办了《狂飙》杂志，积极地从事“狂飙运动”。
他突然造访西三条胡同的鲁迅，1925年4月，也就是鲁迅与许广平开始了“两地书”通信不久，鲁迅亲自买了酒，邀高长虹与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几人到住所来喝酒，共商创办《莽原》的事。
从此，作为“莽原”社的同人，鲁迅与高长虹过从甚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
就在此时，高长虹发现了热情如火的许广平，并暗暗地爱上了她，只是鲁迅一点儿也不知道。
许广平以她女性细腻的心，也许早有所察觉？
目前并无史料可证明。
不过据许广平6月17日给鲁迅的信，谈到对高长虹的诗文的感受，许广平对高长虹好像并不怎么欣赏。
随着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日渐公开化，高长虹才发现自己患的是单相思，这种失落的痛楚，令他寝食难安，到鲁迅与许广平比翼南下后，高长虹更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公开向鲁迅挑战，他写了《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把鲁迅热心支持青年创办文学刊物，说成是为了“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到后来，则“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
对于高长虹的突然攻击，鲁迅开始真是莫名其妙，只是对其置之不理；后来实在气愤，才写了几篇小文予以反击。
但他仍然不知长虹为何对他如此恨之入骨，直到1926年11月底，高长虹在《狂飙》上发表一首题为《给──》的诗，再加上熟知内情的朋友的说明，鲁迅才豁然领悟。
高长虹在诗里以太阳自况，以月亮比许广平，而咒骂鲁迅是黑夜。
鲁迅立即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去了一信，说：
“《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
?
?
我这才明白高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
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了，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
”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逢蒙就是影射高长虹。
而现实中的高长虹在追求许广平失败后，改追冰心。
后来韦丛芜告诉鲁迅，高长虹给冰心写情书，已阅三载了。
1929年冰心结婚后，将这捆情书交给了丈夫吴文藻，吴文藻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
当然这是后话了。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10月3日，乘“山东”号轮船抵达上海，头几天，他们寓居在共和旅馆，10月18日上午，移入东横滨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正式开始了他们公开的同居生活，消息传出后，各色人等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非议与指责，有人说，元配夫人朱安才是鲁迅先生的合法“佳偶”，许广平不过是一个姨太太；也有人说，鲁迅与朱安破裂，是因为许广平从中作梗。
连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公开表示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不予以承认。
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说：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
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
?
。
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
许广平说：
“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20年。
”当然无可置疑的，这十年是凝聚着许广平诚挚的感情与辛勤的劳动，“十年携手共艰危”，他们艰危与共、相濡以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表达的是人间的至爱！
乎是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归来后，即前往鲁迅幕拜谒。
左起：
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海婴
“女文青”的悲哀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
爱折腾，不愿守本分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这一段堪比小说情节，然而萧红自己断不肯这样写，也写不出，因为她是散文化的笔法，她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非虚构的，是那些关于她童年的记述。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她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大半个中国她都走过了———这大概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去！
萧红的出走是为逃婚，然而即便不为逃婚，她大概也会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兰县城藏不下她，不是因为她要写作，立志当个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
爱折腾，不愿守本分。
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
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
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
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
我能够想象，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我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很多人都愿意把她们作比较———其实这两人毫无共同点，除了都姓张，都写得好，都活得惨。
———可是写到末一句，我突然有点怀疑，什么叫惨呢？
也许是，并不是因为她们写得好才活得惨，而是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
就譬如萧红，倘若有幸如冰心，去过那样一种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
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还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
即便写出来了，好是好的，读者还会那样念记吗？
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开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丁终生未嫁，嘉宝隐居又是同性恋……总之，一个个都很传奇，而且下场很惨。
究竟未知是才华带来了噩运，还是噩运使才华得以名世？
也许才华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魔咒吧？
也许中国古话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两萧”的幸福时光
萧军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
我曾经作过一个设想，就是，萧红能否活得稍稍像样一点？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几个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团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烧死了。
一般说来，萧红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远胜于张爱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会一场恋爱接着一场恋爱谈下去的，每一场恋爱都很失望，消停一阵，欢天喜地又谈下一场去了，差不多她是靠直觉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头脑和理智。
她是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后来祖父一死，父亲逼她成亲；逃，当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个性，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
先逃到北京，后来钱不凑手，又回去了；再逃，这一次未婚夫追出来了，萧红与他来到哈尔滨，竟然同居了。
为什么要同居呢？
不是白逃了吗？
未婚夫的兄长气不过，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萧红的反应如何呢？
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
这一年，萧红差不多二十岁。
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责他的负心和不担责任，我想实际情形也许并不是这样，汪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小县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约也知书达理，汪虽软弱，却也仁厚，萧红再次逃婚的时候，他追出来接济；同居期间，萧红告了他的哥哥，汪会站在哪一边呢？
我想恁是谁都会选择哥哥。
及至萧红怀孕，他逃走了，他纵有万般不是，前提是，两人的感情坏了。
好了，现在萧军出现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决堤的那个夏天，满城的汪洋啊，萧红被困于东兴顺旅馆，饿，挺着大肚皮，交不起旅馆费，老板急吼吼想把她卖去当妓女……这时萧军现身了，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萧军也没钱，因此，他像变戏法似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叶小舟，搁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这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桥段。
萧红的一生，实际上比她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跟假的似的；也许那是乱世，人生人性的广阔翻飞，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设想的。
萧红漂泊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她再没想到，她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习惯，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
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她这十年一味总是凄风苦雨，恰恰相反，她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起先，她跟在萧军身后，我能想象她那双不大的单眼皮的眼睛，鼓鼓的小圆脸，一路走着，跳着，看着，指点着，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似的。
这是两萧的好时光，以至他们到了青岛，穷得去变卖家具的时候，我仍认为这是他们的好时光。
此时，两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了，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萧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别人的影响，却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
现在，萧军是个青年作家，比较“左倾”，身边的朋友也多是些进步青年……于是萧红便写了《生死场》，———可能是一群人聊出来的主题，跟萧红说：
“这个合适你，你来写吧。
”于是萧红琢磨一下，便开始写了。
这并不是她擅长的题材，她这时候，也没找到自己的题材，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什么都试着写写，写的时候，脑子里可能还想着时代、战争、革命什么的，这样一些大词汇，一时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邻居，她就又活了。
写得不错，因为鲁迅的推介一炮打响，成名了。
然而我以为，《生死场》并不能算作萧红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
与鲁迅“什么都没发生”的爱
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
1934的冬天，萧红二十三岁了。
两萧启程去上海正式拜见鲁迅，这是。
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
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
鲁迅问：
“为什么笑呢？
”
她说：
“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
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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