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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眼里的中国哲学

黑格尔眼里的中国哲学

一、黑格尔及其《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

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

1770年8月27日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亚特一个官吏家庭。

1780年起就读于该城文科中学。

1788年10月去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主修神学和哲学。

1793—1796年在瑞士伯尔尼一贵族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1797年末—1800年在法兰克福任家庭教师。

1801年到耶拿,1805年获得副教授职。

1816~1817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818年后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

1831年11月14日病逝于柏林。

黑格尔青年时代恰逢法国大革命,卢梭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被法国革命崇尚的自由精神深深打动。

他反对封建专制和民族分裂,渴望德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把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并把立宪政治制度视之为理想的国家制度。

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失败、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开始赞颂现存的普鲁士王国,主张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

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政治要求,他的整体国家观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

其主要著作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美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等。

《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关于精神哲学的著作。

在黑格尔逝世之后,由米希勒根据他的三种讲稿、提纲和学生笔记整理而成。

由贺麟、王太庆先生编译的《哲学史讲演录》一共四卷,分为《导言》、《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四个部分。

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一方面把哲学史纳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框架中,把哲学史归结为理念回归自身的绝对精神阶段;另一方面把辩证法贯彻于哲学史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史的发展规律。

黑格尔对哲学史观和方法论进行了概述,表现了他用以考察哲学史的唯心而又辩证的观点,表明了他以西方为中心的偏见,也表现了他对东方哲学缺乏研究。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的真正发源地是古希腊,并在具体论述各家的哲学时,抬高唯心主义,贬低唯物主义。

二、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偏见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贺麟、王太庆译。

版本下同)中对于中国哲学的论断主要分三个部分即:

孔子、易经、道家。

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或读过黑格尔哲学著作《哲学史讲演录》的学者对黑格尔评论中国哲学的论断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家在中国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他的哲学正在得到较以往更深入的研究,有人认为黑格尔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蔑视和攻击;有人认为黑格尔是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有人认为黑格尔的体系有不少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生搬硬凑,甚至荒谬错乱之处。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辩证发展的思想方法,为德国古典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偏见的。

黑格尔认为,包括中国之内的东方“不属于哲学史”,在他的视野里,“哲学应从希腊开始”。

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哲学史讲演录》中用了不足一万字来评述中国哲学,并把它附在《导言》之后,未列入正篇三大部分之中,足见他对中国哲学的轻视。

《哲学史讲演录》关于中国哲学开篇写道:

“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

这两个民族的广大文化,都是关于宗教,科学,国家的治理、国家的制度、诗歌、技术与艺术和商业等方面的。

但相果我们把中国政治制度拿来和欧洲的相比较,则这种比较只能是关于形式方面的;两者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135页)。

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注重形式而缺乏内容。

只注重语法修辞,语句的整齐押韵,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没有内涵,从诗歌开始作为一个开口进行贬低。

对于孔子,黑格尔这样评论道:

“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

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

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谘询。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哲学史讲演录》136页,以下标注同此)。

黑格尔甚至说道:

“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137页)可见对于中国儒学圣人孔子,黑格尔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嘲讽。

思辨哲学:

这个世界必须通过思维的思考推理演绎出来。

但是人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很初级且不完全的,并不能所有的事情都通过思辨得出结论。

比如自然灾害。

黑格尔对《易经》是非常重视的。

他说“第二件须要注意的事情是,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137页)。

他认为《易经》是中国古代探讨宇宙间最根本的原理原则的书,在简单的图线中包含了“极抽象的范畴”,体现了“最纯粹的理智规定”,是中国文字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它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而且具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还很肤浅,不够深入,找不到有意义的认识。

他说:

“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

〔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徵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137-138页)。

他认为中国人把抽象的阴阳八卦图形与人的命运相联系是很幼稚的,“中国人也把他们的圣书作为普通卜筮之用,于是我们就可看出一个特点,即在中国人那里存在着在最深切的、最普遍的东西与极其外在、完全偶然的东西之间的对比。

这些图形是思辨的基础,但同时又被用来作卜筮。

所以那最外在最偶然的东西与最内在的东西便有了直接的结合”(139页)。

他说中国人把八卦代表的天地水火风雷等不同级别的自然景象放在一起讨论是不合适的,他说:

“我们是不会把天、雷、风、山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的。

于是从这些绝对一元和二元的抽象思想中,人们就可为一切事物获得一个有哲学意义的起源。

所有这些符号都有表示想象和唤起意义的便利,因此,这些符号本身也都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是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139-140页)。

他认为“中国人的基本质料还远不如恩培多克勒的元素—风、火、水、土。

这四个元素是处于同一等级的质料而有基本的区别。

而相反地,在这里不同等的东西彼此混杂在一起……那里面并没有内在的秩序”(141页)。

他说中国人把不同等的东西彼此混杂在一起,没有内在的秩序,“这些概念不是从直接视察自然得来的。

在这些概念的罗列里我们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

”(141-142页)

在讲道家时,黑格尔说中国人把皇帝视为自然的主宰,“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这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种特殊的宗教。

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142页)。

在他所处的西方则不然“但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

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

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

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

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当中国人如此重视的义务得到实践时,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143页),即在西方更重视法律,对于人的思想等道德方面的要求是包含在法律里的,法律清楚规范了公民应该做什么,以法律来评判人,但是中国人更注重道德,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是以道德为标准的,是人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

极其美化西方所谓的“自由”。

黑格尔大量引用了法国学者雷慕沙关于中国道家哲学的论述,认为“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 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

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151页)。

就是说道德的一生二以及易经的八卦都是虚幻的,但是中国人将它联系到事实存在的东西,他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都是想象的,不是推理的,思辨的。

对道家哲学的评判是:

“中国人想像力的表现是异样的:

国家宗教就是他们的想像的表现。

但那与宗教相关联而发挥出来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就是枯燥的。

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 (规定)的王国。

”(151页)宗教是想象的,所以哲学也是抽象的,宗教是枯燥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所以根本不能成为一个体系,即规定的王国。

从篇幅上看,黑格尔对于易经和道家的论述相对多一些,而对于孔子的论述很少而且多是否定观点。

他说:

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143页)。

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反复申述,“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中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

(151页)。

三、产生偏见的原因

黑格尔为何贬低中国哲学,黑学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政治背景原因。

黑格尔将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提出对中国思想“孩童期”,有意抬高日耳曼文化的世界地位。

黑格尔受到德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认为封建专制、闭关自守的中国“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

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

”对中国人的人种、伦理、文化、语言各个方面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没有正面的。

后来,黑格尔将自东向西的世界精神的历史比作人的幼年、少年、青年和老年的划分,认为东亚文化只是“孩童时代”;中亚文化为“少年时代”;希腊文化为“青年时代”;罗马文化为“壮年时代”,而日耳曼的文化理所当然属于“老年时代”即巅峰时代,这与他的逻各斯中心说不谋而合。

与启蒙学者赫尔德的说法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贬低中国文化,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为现实服务思想斗争的结果。

其次是文献资料缺乏。

黑格尔不是汉学家,史料记载他也未到过中国,他所依据的资料,仅以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介绍等有限的资料来研究。

其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从“自我中心”出发,贬低中国哲学,进而否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第三是文化差异原因。

黑格尔为什么贬低中国哲学,还有一个文化差异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文化,受儒学影响,以统治思想为主流,辅之以多元的因素,溶有道家、法家等多种成分。

而西方文化,以多元化占主体要素,从细节上推导理性。

其实就是中国注重整体,西方注重个体,中国人在分析到中国当时具体的情况这一层面时,黑格尔推断,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理”,他认为“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而在这第一个层面之上的思想,黑格尔断定,所有与思想有关的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因为宗教、政治制度、伦理、法制、风俗、科学、艺术等等无一不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基于这些的原因,黑格尔给中国下的结论是:

还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他的这种思维,对世界思想史上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可以说影响了近两个多世纪西方主流思想。

他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识,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依然在潜意识之中影响着欧洲学者的中国观。

在今天的西方,也能看得出这样的影子。

四、正确认识黑格尔的中国哲学论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特点。

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形式是唯心(绝对精神)的,但其内容是现实的,方法是辩证的,它的成就对后世伦理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历史上,中国作为强大的文明古国,曾经领跑世界一千年,中国的哲学思想无疑也是先进的,如果那时有国际学术交流,中国无疑是思想的输出大国。

但是到了近代,闭关锁国的中国无疑落后了,这个落后的代价也是惨重的。

黑格尔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并在比较中概括出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特点,构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观。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已经渗透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尊重它,但不等于重走闭门造车的老路。

去伪存真、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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