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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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

“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发展陷阱”形成机理分析

2013年07月21日07:

57来源：

《学术月刊》2013年1期第71～87页作者：

杨文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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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只是有的国家能够较顺利地走出，有的国家则难以自拔。

追赶型国家落入发展陷阱，是它们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应对更发达国家的围堵，传统产业无法应对更后进国家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在落入陷阱前一个较长时期出现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远远快于以本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由此国际相对竞争力不断下降的结果。

从企业整体和国家层面看，就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在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为追求生活品质改善而导致大量收入向发达国家转移，由此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和国家外债不断增加的结果。

中国目前所处的长波位置和国际环境，近十多年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企业整体收支不断恶化的现象，反映中国正处在发展陷阱的入口，并且该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关键词】发展陷阱经济增长美元经济长波

　　【作者简介】杨文进（1958-　），男，江西省宜春市人，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理论的研究（浙江　杭州　310012）。

　　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日趋严峻和各种累积矛盾的逐渐显现，关于中国是否会像东南亚和南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陷入发展陷阱的讨论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人们对各国发展陷阱形成的原因，大多是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阶级关系、消费与积累比例等社会经济结构角度进行分析①，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等只与各国能否较顺利地走出陷阱有关，而与发展陷阱形成原因的联系并不密切。

因为结构差异极大的国家，如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就非常大，但最终却都避免不了进入发展陷阱的结局，所以结构差异不是一国是否进入发展陷阱的根本原因。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只是有的国家能够较顺利地走出，有的国家则难以自拔。

这些情况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套成体系的具有深厚理论基础而又能够有效解释“发展陷阱”形成机理的理论体系，大部分分析还只是猜测。

实际上，只要揭示了该机理，将其与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进行比照，就能够得出中国是否能够避免这个陷阱的结论。

②对该机理的研究，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长波运行与发展陷阱

　　从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凡是落入“发展陷阱”的国家，都是在前有更发达国家的堵击与后有追赶者的紧逼夹击下，自身无力进行有效反击的结果。

这种结果是与各国在长波中的相对位置变迁密切相关的。

（一）长波运行位置与竞争力变迁的关系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

③在长波上升期，由于要进行基础性产业更新及非基础性产业为适应这种更新而需进行大规模的投资④，因此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此过程中不仅朱格拉周期衰退的程度轻，而且周期运行的时间更长。

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基础性产业的更新完成，在有效需求不断减少的同时，原来的投资进入回收期，市场上货币供给不断减少，由此整个经济陷入萎靡不振状态，朱格拉周期的运行时间不仅缩短，而且每次衰退的程度也更严重。

这个过程要到新的长波出现后才会改变。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的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

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基础技术水平相差数个长波。

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被不断地改变。

这是因为，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绝对竞争力是与各国在长波中先后的绝对位置成正比的，但各自的绝对和相对成本也是与此成正比的，而在同一长波中，相对竞争力是由绝对成本决定的，所以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是不同的，但会随着长波的演进而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时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及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一样。

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更新而产生的巨大需求，而且要满足其他国家因此产生的巨大需求，经济因此会快速增长，所以在国际上的地位会不断提高。

与之相比，较落后但相对领先的国家，如西欧和日本等，则会陷入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制约和更后进国家相对优势的竞争而衰落，与先进产业因创新能力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的双重压力之下而萎靡不振。

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被后进国家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正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中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衰落一样，技术后进国的相对与绝对地位则会因此而不断提高。

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技术创新主导国家）长波的衰退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

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

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同一长波中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越高，而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的相对竞争力则越弱。

也就是说，在同一长波中，各国的相对竞争力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也就是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

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稍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

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优势位置。

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更领先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

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对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优势地位一样取代它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对关系变化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

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乃至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

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地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虽然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会经历这种由相对竞争优势到不利竞争状况的变化过程，但技术创新国，即最领先国家与追赶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即它前面没有反搏者，所以处在长波最不利位置时的处境要优于追赶者。

因为，虽然随着长波的演进，其原来拥有的先进技术会变为成熟技术，因而这方面的相对竞争优势会丧失，但作为领先者，它仍然会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最新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拥有优势，使其可以在这些方面为自己的发展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

更主要的是，虽然相对优势不再，但绝对优势仍在，随着后进国家收入提高产生的对高品质和高科技产品需求的增加，其绝对优势产业会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所以，最领先国家因此不会落入发展陷阱。

与之相比，后来者即使在原有长波主要技术方面赶上领先者，但作为技术模仿者，长期习惯于在领先国家开拓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会因此缺乏技术创新的开山拓路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会在领先者的反击和追赶者的挤压下陷入困境。

在此过程中，如果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又乏力，那么追赶者就很可能因此落入发展陷阱。

（二）长波相对位置与发展陷阱

　　从日本、东南亚等追赶型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高新技术产业受到更领先国家的打压与传统产业受到追赶者的不断挤压的双重打击下而落入发展陷阱的。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曾被认为在经济上要统治世界的日本，却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持续的相对衰退过程，其中的原因，人们都认为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结构在80年代（早、中期）却是各国效仿的对象。

实际上，这种结果与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关系是不大的，它是日本在世界经济长波运行中的一种自然结果。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新长波技术的成熟与扩散，技术领先的美国首先受到来自完成战后重建的西欧的有力竞争，但西欧的这种优势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日本所取代，在它们的共同压力下，美国经济随后进入一个持续十多年的萎靡不振中。

日本则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人均收入与西欧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身后追赶者与它的差距又特别大，因此使得日本能够在国际竞争关系中的一个较长时期处在优势地位，这也是它能够在发展到更高水平后（从绝对收入水平看已完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才进入发展陷阱的原因。

这种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日本必然陷入较长衰退过程的原因。

因为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凝固化、应对技术变革的能力削弱等弊端，在危机来临时难以有效应对，所以会较长时期处在其中。

　　为摆脱西欧和日本的压迫，美国开始了新的技术创新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取得突破而开始了新的长波跋涉，由此不仅摆脱了西欧和日本的追赶，而且开始反过来打压对手。

这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到新千年开始的十多年间，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西欧和日本经济萎靡不振（但西欧好于日本）的重要原因。

西欧虽然在整个90年代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理想，但作为19世纪的技术领先者而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因而发展状况要优于日本。

对日本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原来与其差距巨大的追赶者，即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其中主要是东亚“四小龙”）和墨西哥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取得快速增长，由于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使用的技术又不落后很多，由此不断蚕食日本传统产业的市场，致使日本腹背受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快速发展，更是加大了日本传统产业的困难。

在新兴产业无法与美国竞争，传统产业无法与新兴国家竞争的困局下，日本进入持续的衰退过程也就不可避免。

由于日本较长时期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社会经济结构僵化的程度较严重，因此也就较难以像西欧那样走出衰退，不仅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现“失去的十年”，进入新千年后，虽然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但增长却很乏力。

不过，日本毕竟有较良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雄厚的人力资本积累等，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现代化，同时许多产业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因此它能够较好地走出发展陷阱。

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在腹背受敌陷入困境时之所以没有像后来的东南亚等国那样发生剧烈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不仅是它完成了现代化，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而且在于其高储蓄率和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其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也正因为这样，它也因此失去了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调整机会，使其在一个较长时期处在萎靡不振状态中，所以至今没有完全从中走出。

⑤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在1997年的危机后陷入发展陷阱的原因与日本并无不同。

它们同样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无法与更发达国家竞争，传统产业无法与先进国家竞争，由此陷入腹背受敌窘境的结果。

如到1997年危机爆发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约在1000—10000美元之间，而其主要竞争对手，如中国、印度等则只有数百美元，与它们相比，这些国家的技术基础更雄厚，产业结构更全面，因此它们的工业产业无法与这些后来者竞争，海内外市场不断被蚕食；不高的储蓄率和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追求生活改善而对发达国家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致使外债规模不断增加，最终发生以外债危机为契端的社会经济危机就再正常不过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从长波角度看，所有陷入发展陷阱的都是追赶型国家，这是它们在经历一段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而快速发展达到一定经济水平后，新兴产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传统产业则竞争不过后进国家的结果。

这也就是说，从世界经济长波角度看，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发展陷阱，取决于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是否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变革能力，能够应对技术领先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竞争，同时后面是否有越来越逼近的强大竞争者不断蚕食其传统产业市场，只有在向前发展乏力又无力应对追赶者时，一国社会经济才会落入发展陷阱。

只满足一个条件是不足以落入发展陷阱的。

如美国，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原来拥有的先进技术成为成熟技术后，虽然无法应对追赶者的竞争而致经济萎靡不振，但在高新技术方面仍然是领先者，后进国家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其高质量和高科技产品不断增加的需求，使其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所以不会落入发展陷阱。

那些发展水平较落后，但处在追赶者地位的国家，高新技术方面固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但其后面没有明显的强有力的追赶者，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等，为此也不会落入发展陷阱，甚至还能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

　　二、三种不同标准经济增长率差异中的发展陷阱

　　这里所说的三种不同标准增长率，分别是指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在国际比较中以美元计量的（名义）增长率。

　　在比较各国经济状况时，有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即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状况时，采用的是各国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而在进行国际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比较时，则采用人均美元收入。

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知道，人均美元收入是以各国的名义人均收入乘以名义汇率后得到的，名义收入则是以现行价格为基础计算的，由于现行价格与汇率都是不稳定的，因此使得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往往会出现不一致，有时这种不一致还非常大。

如中国近两年，因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较快的汇率升值，不仅名义增长率远远高于实际增长率，而且美元增长率更高于名义增长率，美元增长率更是实际增长率的近两倍，致使中国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

以这样的速度，人均美元收入不到4年就可以翻一番。

同样，遭受海啸重创和内需不振困扰的日本，2011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是非常低的，但由于日元升值迅速，以美元衡量的增长率却是比较高的。

　　虽然国际比较是以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为基础进行的，其中并不涉及实际增长率，但实际增长率在国际比较中却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与其他两种增长率，尤其是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各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地位的变化。

这是因为，三种不同增长率之间反映的内容是不完全一致的，实际增长率反映各国实际产品量的增长量，该增长率扣除人口增长率后约等于劳动生产增长率；名义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口增长率后约等于人均名义收入增长率，当它与实际增长率不一致时，反映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化，该差额约等于价格变动率；以美元计算的增长率，反映的是各国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的差额，一方面表示该国的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则表示该国以美元衡量的成本增长率。

假设技术和产品质量等因素不变，那么在国际比较中，美元增长率就表示以美元为标准的生产成本增长率，如果它高于实际增长率，表示该国成本的增长高于收入的增长，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方向。

　　显然，当实际增长率高于美元增长率时，反映该国在国际竞争关系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成本的上升，相对竞争力因此提高，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将变得相对有利，因而发展会比较顺利；而当实际增长率慢于美元收入增长率时，反映其在国际比较中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相对竞争力将因此下降，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会日趋严峻。

　　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三种增长率尤其是实际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非均衡的，由此主导着各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如从图1、图2、图3、图4中可以看到⑥，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在发展成熟或相对成熟前，也就是距发展陷阱入口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会出现实际增长率快于美元增长率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实际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与此相反，在经济相对成熟，或者说接近发展陷阱入口时，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即以美元衡量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实际经济增长，有的国家甚至要快一倍以上，如1980—1991年间，日本的实际（算术）平均增长率为3％，美元增长率则高达8％，是实际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韩国1980—1996年间，以本国货币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不到10％，但以美元计量的名义增长率则达到平均12.7％；台湾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如在1974—1997年间，其人均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6％，而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则是14％，超过实际增长率一倍多，这些巨大反差的结果，必然是它们竞争力的不断丧失，最终结果则是落入“发展陷阱”。

　　有意思的是，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出现的这种实际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运动，是与它们各自在长波中运动的位置变化相一致的。

当一国处在发展初期时，因大量引进国外的成熟技术，生产方式发生剧烈变动，劳动生产率出现快速上升，因而以不变价格计量的实际经济速度会较快，但由于这个时期的国内储蓄满足不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对引进技术和生产资料等有较大的依赖，生产能力低下导致的创汇能力不足，会使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比较明显的外贸入超，由此货币会不断贬值。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过这种结果，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47逐渐贬值到8.23。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与汇率贬值的结果，就是以美元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点，如其平均每人国民所得由1951年的1407元新台币增长到1956年的3296元新台币，增长了134.2％，速度是非常快的，但由于货币贬值，以美元计量的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却由137美元降低到133美元，即反而下降了2.9％；到1961年，以新台币计量的人均所得达到5666元，比1956年增长72％，但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只有142美元，只比1956年增长6.8％。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则更明显，如从198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达到最高的1.4982为起点到最低的8.61的1994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算术平均）为10％，名义增长率则高达17％，人均收入翻了数番，由461元增长到4022元，增长8倍，但由于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从307增长到467，只增长52％，平均每年增长3.7％，只有实际增长速度的37％，更是只有名义增长率的五分之一。

虽然从形式上看，这种结果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国家的实际发展成果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变化，但却为它们谋取了相对竞争优势，能够不断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就业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正是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在实际增长率快于美元增长率的这个阶段，各国都能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虽然一些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如日本在“广场协议”前那样⑦，日本的名义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保持了一致，同时因为通货膨胀原因，使得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要快于实际增长率，这本应该削弱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但日本经济却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日本进行了普遍的包括设备、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更新，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因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的人均收入，后面又没有形成有力的追赶者，其成本不断提高的产品没有遭遇到其他国家的有力竞争等，由此在与欧美国家的竞争中得以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日本能够在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的逐渐成熟，国内对国外技术和设备等需求力度减弱，工业化完成或接近完成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以及前期较长时期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对国际竞争力产生的累加效应，会使该国的对外贸易由入超逐渐转换为出超，内外币供求关系由此逆转，一国竞争力提高所引起的国际压力也会加速这种逆转；工业化完成后实体经济对新增储蓄吸纳能力减弱所导致的大量资金向虚拟资本领域渗透出现的泡沫经济，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也会加强内外币供求的失衡而推动汇率上升。

汇率的上升，加之泡沫经济不断推高的价格水平，使得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会远快于实际增长率，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一倍以上。

货币升值预期或者升值趋势一旦形成，资本流入与汇率升值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互为加强的过程，以美元标准计量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就会因此进一步扩大，由此对一国经济的打压力量也就越强，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

　　随着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差异的扩大，虽然之前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时被扭曲的国际地位等得到纠正，但却使得该国的实际成本不断上升。

而这时，随着经济的成熟，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的潜力较为有限，创新能力又不足，因而国际竞争力会不断下降，这时就会在领先国家高新产业的打击和后进国家对其传统市场的蚕食中逐渐步入发展陷阱。

　　我们知道，在落入发展陷阱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泡沫经济时期。

在这个时期，一般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水平都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也就是所谓泡沫经济现象。

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一是各国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会形成较高的储蓄率，随着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实体经济对新增储蓄的吸纳能力降低，因此迫使新增储蓄向虚拟资本运动；二是成本提高和汇率升值对企业的打压，使许多企业生产萎缩或歇业，由此游离出大量的资金向虚拟经济运动⑧；三是资产价格水平的较快上升和实体经济的乏力，使得虚拟经济中的收益要高于实体经济，大量资产会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而推高资产价格；四是泡沫经济形成和汇率升值，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向虚拟经济。

实际上，泡沫经济与汇率升值是相互加强的。

这是因为，作为资本表现形式的货币是追逐利润的，而利润的大小是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成正比的，价格水平的不断上升会带来较高的资本收益，因而会大量吸引国际资本的涌入，因此加强泡沫经济的力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国的价格水平是与汇率的升值成正比的。

汇率升值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会不断地削弱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导致其进入发展陷阱。

以上情况说明，只有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同时伴随较严重的泡沫经济，致使一定时期内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远远快于实际增长率，由此使得该国的国际相对竞争力不断削弱，才会最终落入发展陷阱过程。

　　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国是否陷入发展陷阱，美元增长率在一个较长时期快于实际增长率还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完全条件。

在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积累了一个较长时期后是否会陷入发展陷阱，还取决于后面是否有强大的越来越逼近的追赶者，同时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否能够应对技术领先者的压迫，只有当它无法应对前后竞争者的压力时才会落入发展陷阱，否则，仍然能够保持相对正常的发展。

即如日本20世纪60—80年代那样，尽管美元增长率始终快于实际增长率，但由于相对较低的绝对收入等，日本仍然取得了快速增长，只是进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受到东亚等新兴国家在传统产业上的有力竞争和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压迫，日本由此才进入发展陷阱。

这也就是说，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只有与长波运动中相对位置的变化相一致时，才有可能使一国进入发展陷阱。

　　三、企业总收支非均衡运动中的发展陷阱

　　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求利润的企业组织的，企业利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