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融括户与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演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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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融括户与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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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融括户与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演进

宇文融括户与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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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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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宇文融括户者颇多，累积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宇文融的任职情况进行深入、动态的研究，更没有注意其对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括户期间，宇文融曾广领诸使，后来又陆续并入劝农使，最后以封禅为契机，总领国家财政，成为唐朝中央财政体制演变的起点。

　　关键词：

宇文融；使职；劝农使；封禅；中央财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

K82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07）02－13022－07

　　在唐代历史上，宇文融括户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如果说唐朝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时期，那么宇文融括户就是唐代财政、经济、行政体制演变的“关键点”。

然而，由于史籍湮没，加上以讹传讹，对宇文融括户期间的任职情况及其对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影响，已经难知其详；众多研究宇文融括户的中外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较少关注；仅有的几篇文章大都集中在宇文融兼领的使职上，而没有对宇文融的任职情况进行动态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极少关注其对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影响。

　　1986年，阎守诚先生在《宇文融括户》一文中精辟地指出：

宇文融先后充任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诸色安辑户口使等多个使职，但以劝农使“最能概括宇文融使职的任务”。

这一观点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2001年，李锦绣在《唐代财政史稿》中重点考察了宇文融所充使职对于中央财政机构的影响。

同年，孟宪实发表《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一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着重考察宇文融括户时的判官出使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拟转换视角，从宇文融括户期间任职情况入手，着重探究其对唐代中央财政体制的影响。

尚祈方家指正。

　　一、宇文融的职务演变概况

　　开元九至十五年（公元721－727年），唐朝政府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括户运动。

这场运动与宇文融的名字密不可分，可是史书中对于括户期间宇文融职务（主要是使职）的记载却相当混乱。

因此笔者列出下表，并对其加以分析：

　　1．搜括逃户使、推勾使

　　开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首先上奏：

“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多”，请求加以“检括”。

这一请求很快被唐廷采纳，遂“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

至于使名，诸书莫载，仅《册府元龟》记为“搜括逃户使”。

　　据《新唐书·宇文融传》记载，这次括户从“勾检帐符”——检勘籍帐文书入手，而《旧唐书·宇文融传》也称他“充使推勾”，所以赵克尧推测宇文融曾任“推勾使”，而李锦绣称之为“勾使”。

笔者翻检《全唐文》，偶然发现一条史料，可证实这一推测：

开元时，柳涣曾任“河北道推勾租庸使兼覆囚使判官”，而宇文融曾任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简称“租庸使”），这里的“推勾租庸使”当为推勾使和租庸使之合称。

　　至于充使时间，当在开元九年二月八日。

据《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记载，宇文融上奏后，“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

所谓“纳其言”，当指二月八日玄宗“命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则宇文融充任搜括逃户使、推勾使大约就在此时。

　　2．括地使、括天下田户使

　　随着括户运动开展，唐廷逐渐意识到，单是将逃户检括出来，而不解决其生计问题，他们仍会继续逃亡。

因而唐廷决定双管齐下：

一面继续括户，一面开展括田。

唐玄宗曾在《置十道劝农判官制》中提到“括地使宇文融”；另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宇文融曾任“括田使”。

笔者以为，括地使和括田使当为一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正式使名应以制书为准。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正月，唐廷下令检括“天下寺观田”和“内外官职田”。

当时命使的原则是“因事以置使”，而寺观田和职田分布全国各地，对其检括需要统一的指挥，宇文融大约就在此时充任括地使。

又据《常无名墓志》：

开元十年，“举文藻宏丽（科）”，任（雩阝）县尉，“宇文融宠幸用事”，“地有不书登下之数者，按而籍之”。

可见宇文融确曾担任括地使，所以才能下文要求各州县登记田土。

　　由于宇文融先后兼领搜括逃户使、括地使，负责检括全国的户口和田土，所以《旧唐书·裴宽传》将这两个使职合称为“括天下田户使”，可为佐证。

　　3．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

　　随着括户运动深入，出现了许多原先意想不到的情况，“或徭税征逸（役?

），多不折衷（中?

）；或租调蠲除，事涉欺隐”。

宇文融虽负责检田、括户，但他只有“勾检张符”的权力。

所以，玄宗又命他充任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等使职，以加大其权力，使他得以摆脱官僚机构的束缚，放开手脚大干。

　　开元十年十月，唐廷提升宇文融为“殿中侍御史”，充任“覆囚使”，负责巡覆、审查各地的司法状况。

据《乔梦松墓志铭》：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墓主奉旨出使剑南，“仍（充）覆囚使”，说明乔充任覆囚使当在此前，足证《唐会要》之记载不虚。

　　不久，宇文融又任“勾当租庸地税使”。

《唐会要》：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勾当租庸地税使。

”但宇文融已在上年十月出任过殿中侍御史，他深受玄宗宠信，地位上升很快，不太可能时隔一年再次担任殿中侍御史。

此外据《旧唐书·裴宽传》，裴宽被“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宇文融奏为判官，差至江南东道；又据《册府元龟》，同年五月裴宽、乔梦松等人奉命出使，“勾当租庸地税，兼覆囚”。

所以，此时宇文融所任应为侍御史，而非殿中侍御史。

　　4．劝农使

　　随着括户和括田的深入，唐廷逐渐意识到，要彻底解决逃户问题，必须让“逃户”重新回到土地上——“人必土着”，以从事农业生产。

于是唐廷命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领“劝农使”。

《唐大诏令集》系此事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五月，但《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均为“六月壬辰”，当以后者为准。

　　5．诸色安辑户口使、廉察使

　　开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升任御史中丞，又新添使职“诸色安辑户口使”。

《新唐书·宇文融传》中称为“租地安辑户口使”，未说明时间；《唐会要》卷八五《户口使》、《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皆为“诸色安辑户口使”，系于宇文融迁御史中丞（开元十二年八月）之后。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12《□□□大夫太原府少尹上柱国范阳卢君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宇文融曾任“廉察使”。

《新唐书·陆余庆附子璪传》中记载为“按察使”。

二者当为一使。

至于使名，考虑到前者为墓志，似更可信。

关于充使时间，《卢明远墓志》云：

“御史中丞宇文融将命为廉察使，乃陟公善政”；“俄而犬戎犯命”，剑南节度使张敬忠“以公为行军长史”，因功升任华阴县令，恰逢“天子东巡幸，路当储供”。

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记载，开元十二

年八月己亥宇文融迁御史中丞，同年十一月玄宗幸东都，途经华阴县。

考虑到卢明远曾参加西南战争，当有一段时间，则宇文融之任“廉察使”大约在八月间。

另《通典》卷二四《职官·御史台》杜佑自注：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初置左、右御史台，“每年春秋发使，春日风俗（使），秋日廉察（使）”。

可见宇文融之任廉察使在秋八月当不误。

　　6．封禅副使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二月，宇文融又兼任户部侍郎，充封禅副使。

有关考证参见后文。

　　7．河南、河北宣抚使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夏秋之间，河南、河北大水，“闾阎损坏，稼穑漂沦”。

九月，唐廷派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宇文融前往河南、河北“遭水诸州宣抚”，主持救灾。

此外，同年六月，因长期干旱，玄宗曾派宇文融去祭祀“西岳及西海河渎”。

此事与括户运动似无太大关系，姑且附列于此。

　　二、扩大劝农使职权与合并使职

　　如上所述，括户运动开始后，宇文融先后兼领多个使职。

但是，开元十二年以后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劝农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逐步合并其他使职（封禅副使和河南、河北宣抚使除外），并且最终独领风骚。

　　括户期间，宇文融在广领诸使的同时，还派遣大批判官假御史衔，以“使臣”身份出使各道，并在各道组建工作班子，号称“判官、佐使遍于天下”。

可是，机构和人员众多，难免鱼龙混杂，既易产生矛盾，又造成扰民。

起初唐廷试图对此加以限制，开元十二年四月下敕：

“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辄差判官。

”但是无济于事。

劝农使一职即在这种混乱状态下应运而生。

开元十二年六月，唐玄宗命宇文融兼领劝农使，并开始对名目繁多的使职进行清理，将其逐步统一于“劝农使”名义之下。

　　在扩大“劝农使”职权过程中，有两道诏书意义重大，即发布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六月的《置劝农使诏》和发布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二月的《置十道劝农判官制》。

　　根据《置劝农使诏》，“劝农使”的职掌包括以下诸项：

　　一是劝说各地逃户“并宜自首，仍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如“登时不出，或因此更逃”，就要对其采取强硬措施；大小官吏也要受株连——“爰及所由”。

这原本是“搜括逃户使”的职掌。

　　二是检察天下州县的“赋役差科”是否“于人非便”，有权先斩后奏——先“与（当地）官寮及百姓商量”，“量事处分”，再“续状奏闻”。

此项职掌超出了租庸调和地税的范围，包涵了“勾当租庸地税使”的职权。

　　三是确定逃户的赋税，可以“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徵役租庸，一皆蠲放”。

这是新增的职权。

　　四是“巡按郡邑，安抚户口”。

此前，道一级设有按察使，负责督察地方长吏。

但在《置劝农使诏》发布前五日，唐廷下令“停诸道按察使”。

二者时间联系如此紧密，劝农使又有权巡察地方，所以按察使的职权很可能是被劝农使接收了。

这也符合唐玄宗省并使职、加大宇文融权力的施政思路。

　　五是“授其田户纪纲”，“所在闲田，劝其（逃户）开辟”。

对田土进行清查和处理，这本是括地使的任务。

　　此外，如前所述，推勾使早与勾当租庸地税使合并，此时大概也并入劝农使。

《册府元龟》称：

“唐宇文融……开元中为劝农使……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

”，可知劝农使有权进行勾征，所以宇文融能够勾剥出许多财物，进奉给皇帝。

　　因此，劝农使的职掌包括了原来的搜括逃户使、勾当租庸地税使、按察使、括地使、推勾使，这些使职或是停废，或是并入了劝农使。

　　根据《置十道劝农判官制》，劝农使又新增四项职权：

　　一是对“逃户及籍外剩田”进行“存抚”，主要是“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共同搞好农业生产：

在春耕、夏收的农忙季节，“使司”也要督促各州县停减常务，以不误农时。

这些本来是诸色安辑户口使的职责。

　　二是对各州县进行“推劾”。

所谓“推劾”，就是倘若“巡内有长吏”违法犯罪，“十道分判官”有权“按举推勘”。

据《通典》，廉察使的职责是根据“四十八条”巡察州县，现在这一职权也交给了十道判官。

　　三是授权本道分判官“覆屯”。

所谓“覆屯”，指的是对屯收进行“勾覆”，以及对屯官进行“审功纠过”。

这本来是御史台的职权。

　　四是经理常平仓。

这是新增的职权。

“其客户所税钱”交由本道劝农判官“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预付价值，任粟、麦兼贮”。

至于旧的常平仓本，包括钱、粟等物，也交由本道判官“勾当处置”。

　　覆囚使有可能也并入了劝农使。

据《蔡希周墓志铭》：

“改蜀郡新繁尉”，覆囚使王焘“征公佐焉”；又云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是张守洁。

按《唐方镇年表》：

开元十四至十五年，张守洁任剑南节度使，则王焘充任覆囚使当在此间；但他同时又是宇文融属下的劝农判官，所以覆囚使可能也并人了劝农使。

　　综上所述，劝农使不仅合并了其他多项使职（包括“按察使”），还新增了确定逃户赋役、经理常平仓等权力。

与此同时，唐廷还明确表示不再“广差余使，示专其事”，，因使劝农使的权力达到了顶点。

　　至于诸使如何并省，现已不得而知，只能稍作推测。

譬如“括地使”可能与“劝农使”合并，《新唐书：

宇文融传》云：

宇文融曾任“覆田劝农使”（“劝农使”为其简称）；而《旧唐书·裴宽传》和《新唐书·裴宽传》均记裴宽曾任江南东道“覆田判官”。

　　三、宇文融总领国家财政

　　开元十三年二月，宇文融以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仍兼领“劝农使”，集监察权和财务行政权于一身，“总领计簿”，“独立群臣之上”。

在唐代乃至中国财政史上，这是一件应予充分重视的事情。

　　在唐朝历史上，开元天宝时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唐朝政治、经济、财政等体制演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原来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行政体制已不能有效应对，于是各种使职应运而生。

开元天宝年代，政治体制正在经历重大调整，但尚未落实到制度层面，实际的政务运作经常与制度规定脱节。

尽管几次修订律令，但无论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令，还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令，都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国家政治体制运作的实际状况。

因为制度规定不可能与实际的政治运作完全同步，尤其是在这个以“变革”为“核心命题”的时代。

　　在财政领域，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本来，依据有关法令，尚书省户部主管国家财政，其职掌由所属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领，司农、太府等寺具体配合。

但是在括户期间，宇文融依托御史系统广领诸使，拥有处置财政事务的广泛权限，因而与户部发生激烈冲突。

在唐玄宗命百官讨论括户时，户部侍郎杨埸当面顶撞宇文融，“独与尽理争之”。

　　开元十二年六月宇文融兼领劝农使后，有权

确定各州县赋役差科，户口、土地、赋役等各种文书资料纷纷汇聚劝农使司，宇文融在朝廷中的发言权更大了。

而原来掌管财政收入的户部司由于拿不到这些信息资料，一筹莫展，只好“待融（宇文融）指，然后处决”。

度支司负责支度国用，是“以户部司为前提”的，现在户部司确定天下赋役的职权被劝农使侵夺，不能有效地控制财政收入，度支司也就无从确定财政支出。

　　更严重的是，开元十二年闰十一月唐玄宗宣布，次年十一月要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

顿时，封禅成为国家头等大事。

封禅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可想而知。

当时度支司全部官吏不过53人，人手有限，实在难以应对，而户部司又不能很好地配合，导致财政秩序出现紊乱——“支度失所”，主持户部的两位侍郎——杨埸、白知慎因此而双双落马，被贬为外州刺史。

　　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唐玄宗改命“有利简之能”的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继续担任御史中丞，兼领劝农使，并以其属下判官李憕为度支员外郎。

在唐前期，度支员外郎一职虽然地位不高（从六品上），却负责编制支度国用的奏抄，“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核心”。

史载，李憕“有吏干，明于几案”；“明簿最，下无敢绐”。

其身份又很特殊，既是重臣张说的亲信，又是宇文融属下的判官；他之出任度支员外郎，很可能是宇文融与张说之间的政治交易，以减少宰相方面的阻力，可谓“用心良苦”。

正是利用这种特殊的人事安排，宇文融直接把手伸进了“户部四曹的核心机构”——度支司，不动声色地将度支司变为自己的下属机构，度支司实际上已经使职化。

　　此时宇文融“一身四任”：

以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又兼领劝农使、封禅副使。

他将原先兼领的财政使职与户部职掌融合，既掌收入，又掌支出，还掌管监察，其权力达到顶峰。

自从李唐开国以来，宇文融是掌握如此广泛的国家财政大权的第一人。

　　在括户期间，以封禅为契机，宇文融凭借出众的经济才能以及皇帝的宠幸，将财政使职引入户部，进而总领国家财政，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职权的扩张，而且在使国家财政管理使职化的同时，对唐代中央财政体制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户部下属的户部司掌管户口、田土和赋役，度支司负责国用度支，金部司的职责是库藏出纳，仓部司职掌仓储出纳，四司按照业务的不同分工管理；这种体制的缺陷是各司之间互相制约，效率不高。

唐后期，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瓦解，建立了由度支、盐铁、户部三司理财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是按照财政收入来源划分职权，收支挂钩，各负其责。

唐代前后两期两种财政体制转换的前提，就是以一人（指宇文融）总领国家财政的方式，将财政管理的各个环节打通，进而采用新的、对财政事务贯通处置的使职运作机制。

后来由度支、盐铁、户部三司分掌财政，只是在这一基础上再按财政收入来源的种类或地域，对国家财政管理进行平面划分。

当然，三司体制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几十年实践探索，历经多次斗争和反复，直到元和初年才确立下来的。

　　唐玄宗让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总领计簿”的本意，是要用人事安排的办法，解决因封禅带来的财政问题，确保封禅大典的成功；然而却在不经意间，使宇文融成为了事实上的“财政总管”，全盘操控国家财政事务，从而突破了旧的“律令体制”的束缚，使得唐朝的中央财政体制变得更加灵活，更有弹性，从而能够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唐玄宗此举的成功，说明了这种策略办法的有效性，即在改革过程中，在暂时不触动现存体制的前提下，通过特殊的人事安排这种临时的“环节性调整”，来达到现有体制暂时不能达到的目的，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也为体制调整拓展了空间。

这一有效举措不仅是唐代人们“变通”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唐玄宗、宇文融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

　　总之，在括户期间，宇文融先是广领使职（后来又有省并），以后又以封禅为契机，总领国家财政，“标志着财经部门的使职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唐朝中央财政体制演变的过程中，宇文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唐代中央财政体制从户部向三司的转换开辟了道路，预示着一个财政使职的时代即将来临。

　　（责任编辑：

梁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