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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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
时间：
2020年08月03日编稿：
作者三
第一篇：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全文）
2003年12月22日09:
14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简历
詹姆斯-J-赫克曼，1944年生于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
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数学系。
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任教，从1995年起，赫克曼在芝加哥大学获任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赫克曼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延续挑选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挑选等等。
2000年以他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
我今天是感到特殊兴奋的介绍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位老师，詹姆斯·赫克曼，詹姆斯·赫克曼教授1944年出生与芝加哥附近，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我到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是1982年，当时他到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正好前后十年，那时候他虽然是芝加哥大学里面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可是我们同学之间都已经知道他一定会拿到诺贝尔奖，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第一年、第二年工作真是非常努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是说，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知道，赫克曼教授都还在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工作。
那我想这就以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请赫克曼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人力资本投资和中国经济进展》，让我们邀请赫克曼教授。
赫克曼：
谢谢大家对我的介绍，我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北大，能有机会谈谈我对于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理解。
我预备谈谈中国的现象，由于中国的变化很快，以及数据结构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于中国政策的理解是很有限的。
我想从我的亲身经历开始讲起。
我上次来中国是2001年，那是2001年6月我接受邀请，参加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关于西部资本市场的研讨会，作为会议的参与者，我惊奇地发觉与会者对于建立资本市场很感兴趣，他们很重视实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权市场和金融业等等。
但是我也很吃惊地发觉，他们很少关注教育和培训。
让我们看看数据（图）。
离开重庆以后，我研究了这些数据，我很惊奇地发觉，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各级政府对学校的投资只占GDP的2.5%。
同时我也很惊奇地发觉，当时GDP的30％用于实物资本投资。
和我更为熟悉的美国的数字做一下比较，美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GDP的5.4%，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达到GDP的17%。
把1995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和世界其他国家作比较，也会发觉中国2.5%是比较低的。
美国是5.4%，印度达到了3.3%，泰国达到了4.1%，德国达到了4.8%，加拿大达到了7％，2.5%的数字看上去是低了一些。
中国各界经常比较历史数据，历年来的数据显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增加，不但政府对教育的投资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而且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在增加，增加到了3.1%，据我了解现在已达到3.3%了。
所以今天我的讲演想提出六个要点：
第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从世界标准来看，中国现在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是较低的，也低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水平。
甚至这种水平很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些投资在不同地区之间，在城乡之间，在地区内部，在那些进城的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配置是不适当的，是没有效率的。
经济学家认为，有时效率和公平此消彼长。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某些促进效率的政策也会促进公平，减少不平等的现象。
我还想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展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已经减少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实际上白费了本可以用来促进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
而更加均衡的投资组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能减少不平等。
通过敞开劳动力市场，建立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贷款的市场以及减少对工人流淌的限制，政府可以用很少的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本，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来说，在决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政府预算来解决问题，应该重视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并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去为人力资本投资举行融资，去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同时使猎取人力资本的机会更为公平。
我还想强调人力资本的两个特别的益处，第一个益处也许很明显，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第二点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重要。
首先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人们的技能，假如你接受会计，工程，法律方面的培训，你会成为更实用的人，因为你能担任会计，工程师和法律工作者。
第二个好处大家不经常提到，人力资本提高了人们的适应性，并且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想这一点特殊重要。
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教育的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迄今为止，几代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市场如何运作——有时他们用的词便是“制造性毁灭”。
因为新技术和自由贸易带来新的机会，同时使以前的机会变得过时。
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中国正处在快速的变化过程中，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份子，中国经济的无数因素都在跟国际接轨，导致中国对于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急剧增加。
跟世界水平相比，中国上过大学的工人，甚至没上过大学的熟练工人的比例还都相对较低。
北京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中心，这里有一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队伍，但是你再看看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以外的情况，你会发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很低，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你也许会问我，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太低？
为什么说这些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合理？
我想列举一些事实，中国各省区的财宝状况大不相同，教育资金又主要是来自各个地方，虽然不是全部。
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发达省份比降后省份制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
以教育投资的来源为例，不同地方的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当地GDP的百分比差别很大，也就是说不但各地财宝和收入水平大不相同，地方政府预算中投入教育的份额也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的一项政策就是收学费，我们知道收费有时候是个好主意，因为它是一种配置稀缺资源的办法。
当政府资金紧缺，并且有人对教育有很高的需求，有很高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利用价格机制举行配给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配置稀缺产品的办法。
在收费的同时，中国对于教育的补贴也是巨大的。
总之，现在的教育收费结构在经济上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城乡之间的分配还是很不恰当的。
教育费用占农村家庭收入很大一部分，考虑到农村教育的质量也比较低，我们认为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的价格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
假如你假定中国各地的人们在心智上都是差不多的，这就不单单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了，这也意味着经济上的无效率。
我在演讲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回报率是多少？
有人估量，中国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惟独约4%，而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达20%左右，在我和在座的李雪松合作的论文中，我们估量，过去一些年教育的回报率已经达到了7%或者8％，近些年教育的回报率可能高达10％到11％。
你们会发觉，还有其他人估量教育回报率达到了20％。
我并不是说，虽然教育投资回报率在中国比较低，中国也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这么多资金。
Fleisher等人利用历史数据直接估量生产率——而不是看工资数据，不看市场怎么运作，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不是完全竞争的。
假如你能观看到额外增加一年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产出，来估量教育的回报率，这个回报率可能高达30%到40%，但是这仍然低估了教育的回报率，这仅仅是教育对生产影响的直接估量，没有讲教育在其他方面的好处。
就算我们把这个数字打个折，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回报率了，和现在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相当，甚至更高一些。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工人的激励是错误的，直到现在经济的许多部门还是这样的，接受更高等教育的付出和回报并不匹配，这时我们必须想得更开阔些。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教育的收益。
现代技术和经济有一个特点，资本的回报率一定程度上依靠于是否容易获得熟练劳动力。
Fleisher等人过去的研究显示，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以外，所有省区教育投资的收益都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
因为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的教育水平实际上已经很高了；在其他省份，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教育是稀缺的。
这也落低了投资的收益，因为更为熟练的劳动力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呢？
我们应该意识到，教育的私人回报率低和社会回报率高并存的现象证明某些地方浮现了扭曲。
我认为现在的政策不利于鼓舞个人自发猎取适当的现代人力资本。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制定教育政策或者人力资本政策的时候——人力资本比教育要广泛无数，包括工作过程中的培训，也包括在家庭中培养出来的技能——为了改变教育投资的来源，我们必须超越政策中一个常见的前提，不能再完全依赖政府举行教育投资。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无数人认为人力资本就是教育，无数人认为政府是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
但实际上假如我们理解了市场是怎么起作用的，理解了激励是怎么起作用的，就会知道在不增加政府预算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会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存。
但是这需要消除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并且需要建立使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制度。
一种促进教育和培训的措施是政府举行补贴，但往往很难再靠政府来增加教育投资，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因为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有人希翼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让政府把物质资本投资转变为人力资本投资，这么做既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又能提高社会流淌性。
我们要强调另一个方法，就是敞开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市场，同意私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大力进展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借贷的市场，这样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政策以外，另一项政策是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的流淌，使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均等化。
我们知道，假如开放劳动力市场，让工资更有竞争性，熟练工人为社会制造了价值，让他们得到脚够的回报——短期来看，尤其是对于进展中国家而言，这总会导致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
首先经济进展需要熟练劳动力，经济越进展，越需要熟练工人。
第二，你需要利用熟练工人来培养熟练工人。
所以在经济增长阶段，市场通过发送价格信号，增加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不仅因为生产中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而且因为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去培养新的熟练工人。
在这个演讲中我们不得不讨论不平等，当我们讨论不平等的时候，我们心里必须清晰，不平等的来源不一，各种原因导致了不平等。
一种不平等，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种不平等，熟练工人的工资被抬高了，因为他们创造的东西是有需求的，是稀缺的。
提高工资能激励人们努力的提高技能。
人们假如相信将来会有收入，他就会贷款，由于资本市场上存在一些限制，为人力资本举行借贷的市场是不完全的。
也许人们并不很高兴，却还是情愿花钱接受教育的。
只要同意希翼接受教育的人举行借贷就可以了，政府一点钱都不用掏。
而熟练劳动的高工资给人们发送信号，使得接受教育变得更有吸引力。
总结一下只要给人们合理的回报和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人们是会为上学付费的。
而学校也可以直接从学生那里得到资源。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建议收费，但是要有人力资本市场，要有劳动力市场，以使受教育的人们获得回报，还需要进展教育信贷市场。
我要指出，在目前缺少教育信贷市场的情况下，不但要改变投资政策，也要改变融资政策，为教育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
假如没有这种市场，就会导致惟独家境富裕，出身优越的年轻人才上得起学；这就会创造不公正和不平等，同时造成经济上的无效率。
我想谈谈不平等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讨论得也无数。
我想提出几点。
我们知道，中国正处在充满活力的增长阶段，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经常导致工资方面巨大的不平等。
诚然，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更有能力的人，那些为中国经济进展作出更大贡献的人，从开放和增长中受益更多。
但是我们要了解，在当前的中国，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不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是城乡收入差距，而是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机会念书的人之间的差距。
上述这些才是中国浮现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
不要过于注意最近一些年才上升的教育回报。
所以再一次强调一下我提出的观点，目前虽然存在效率与平等之间的此消彼涨的关系，但是多年不变的户口政策，向移民的孩子征收借读费，以及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是当前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从我对数据的理解来看，这些对不平等的影响远胜于敞开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工资差异。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王格玮和赵耀辉的工作显示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种促进增长的办法就是促进人口迁移。
同时迁移有利于减少不平等。
这里没有此消彼涨的关系。
这种分配政策在着眼于平等的同时，也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迁移本身就非常困难。
通过我刚刚引用的CCER作者的文章，我们知道仅仅依靠移民政策，就会促进增长，减少全国整体上的收入不平等。
但是按照现在的估算来看，假如没有其他投资的协助，人口迁移会比较少。
因此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协助人口迁移，将促进增长和落低不平等。
在这方面我们要依赖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政府补贴份额，不用提高税收的负担，不用依靠中央，应当依赖私人的主动性，应当依赖社会的激励机制。
中国过去二十五年靠的就是这些，可能今后更需要它们。
最后，总结一下不平等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有各种不同的不平等，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中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大家说到不平等就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我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不平等的作用。
确实应该减少某些不平等，但是有些不平等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特殊是在短期。
我们知道，伴随着开放市场而来的不平等在增长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催促人们去获得技能。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教育机会方面的政策，人口迁移政策，以及限制市场的举措，实际上都是在减少不平等的名义下增加着不平等。
我对现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看法如下：
有人说不平等是伴随着自由劳动力市场而产生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想指出，自由劳动力市场和激励机制的正常运作，在长期来看，必定减少不平等。
同时，现存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也在落低着不平等，而非增加不平等。
让我用三点来作总结。
首先，假如我们用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计算教育回报率，真实的教育回报率会非常高，可能高达30％－40％。
也许这个估量值过高了。
虽然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在迅速增加，但是对于教育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教育回报率仍然很高，从而可以维持对于教育的需求。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证据表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通过增加受过更好教育的，更为熟练的劳动力队伍，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绩效将会得到改善。
第三点是，经济效率、经济增长、生产率和社会平等之间并没有冲突。
通过减少地区间教育上的差距，通过落低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人受教育决策的影响，我们可以使各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均等化，从而提高生产率。
在中国确实也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
但是实际上有机会举行有效率的再分配。
接受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将提升社会平等水平，而且将提高经济生产率。
我想这样结束我的总结。
我想强调今天我所发表的评论，毫无批判中国的政策趋势的意思。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的政策确实如我在演讲中概括的一样。
但是我想也许政策范围可以更宽松，政策步伐可以更快一些。
中国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甚至可能就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
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人类福利，社会福利方面，增长的机会都是巨大的。
所以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位学者都会被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变化的广度所吸引。
我今天的评论仅仅表明好东西可以变得更好。
中国经济确实令人振奋，中国社会确实是伟大的社会。
惟独通过持续地提倡社会平等和促进经济生产率，中国才干够变得更好。
感谢在座的各位。
陈平：
赫克曼教授，我有三个评论和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完全赞成他的六个观点，尤其是短期和长期的效益，这在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上的体现。
第二，我特殊赞成他提出的金融市场改革要给教育信贷。
第三个，我也很赞成某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实际上会有正面的效果，他认为在短期里面，我怀疑很可能还有长期的效果。
因为我个人感觉到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正是中国经济进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因为区域竞争非常激烈，相对于美国、欧洲的比较均衡的社会，中国更有活力。
我还有三个问题或者迷惑的地方，第一个，假如我看他这个数据，看不同国家的数据，我们会发觉中国的教育程度比起东欧和印度还要差，但是增长要比它快。
所以我怀疑，这正相关的关系不是在教育和增长率，而是在教育和技术进展的程度或者说教育和生活的质量，假如中国增加教育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一样，我想可能会落低增长率，但是换来的代价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和接受程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赫克曼教授认为中国在教育上面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区域的包括城乡的或者是沿海和内地的，主要可能是由于劳工市场的限创造成的，那么我的观看好象相反，这些年我们劳动力的流淌要比以前强，所以劳工市场上的竞争好象不但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是加速增加了这种不平等。
但另一方面在供给方面，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政府垄断的，所以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很可能是供给方的垄断造成而不是需求方，劳工市场造成的。
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看。
我的第三个问题，在减少教育不平等的方面，到底中国是应该在市场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作用还是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赫克曼教授认为，市场的力量假如起更大作用的话，能够减少这种不平等。
我的看法好似是相反的，因为我观看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成长主要不是由于盈利的机制来推动，而是非盈利的机制来推动，即使对于私立的大学，而中国在这些年在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恰好说明中国政府在教育问题上采取的不是累进所得税而是累退所得税这种激励机制。
所以我的感觉，中国在鼓舞市场开放方面，固然中国还要打破政府对高等教育上的垄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可能中国在税收政策上要采取更加累进所得税的方法，而不是现在实质上是累退所得税的方法，我想听听赫克曼教授的评论。
赫克曼：
非常高兴听到您的评论。
我想倒过来回答您刚才提出的三点，首先回答您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未能强调的一点是：
当我们考虑人力资本的时候，会发觉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工作场所举行的培训。
你们想想自己的情况，就会发觉，从课本和学校里学到的主要是怎样念书，在工作岗位上学会的才是怎样挣钱——这便是终身教育。
一些估量表明，人们全部技能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并非从教室里学到的，而是在工作实践中，边干边学的。
这种学习在哪里举行？
它发生在公司里面，它发生在市场里面，它发生在工作岗位上——在人们创造产品的同时，他们也在制造自己的资本。
引入激励机制，在工作场所中保持一定的灵便性，使工人们和工厂之间可以更容易举行协商，从而决定怎样支付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支出，怎样支付猎取技能所需的费用。
今天在座的同学坐在这里接受教育是要付一些学费的。
对工人来说，他们在工厂里面，在工作场所学到了大量技能，假如工资制度是灵便的，他们应该情愿为此少拿些工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获得了技能，从而在整个余生获利。
所以我们需要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人力资本的形式。
在促进人们举行学习方面，我们不能局限于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
举个例子，在德国等西欧国家，学徒工是社会维持高生产率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能，在他们工作的公司，在他们工作的行业的那种特定的场合下举行学习；与此同时，对学生来说，决定谁付钱接受教育的问题是很困难的，这个问题通过工人和工厂之间定合同的方式，无需政府就解决了。
我完全允许您的评论，在教育供给方面假如浮现垄断，价格就会上涨——对于很重要的学校教育也是这样的，这就会限制人们猎取某些种类的人力资本。
在这里我想强调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取得的一些经验，那就是增加激励会使人民更有竞争力。
在教育领域开展竞争，同意新的学校进入，同意更多的国外机构来中国办学，这种竞争，这种激励只会有助于提高政府在教育供给方面的效率。
所以毫无疑问，更多的私人学校，更多的参与者进入教育市场，进入工作培训市场，可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普及性，同时能够推动人力资本的积存。
假如我对您的问题理解正确的话，我同样认为完全依靠政府的教育体制将会不可幸免的遭受挫折，这本来是没必要的。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不单单在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
一旦人们想到教育，他们就想起政府来。
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有活力的私人部门可以作为补充。
我想美国在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方面都很出色的一个原因就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举行激烈的竞争，竞争使大家都变得很出色。
我允许，在经济生活的任何领域，不管是商业领域、教育部门或者其他经济生活的领域，垄断都会增加成本，也会导致不平等现象。
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开放教育市场，同意建立更多的私营教育机构，只会提供更多教育机会，并落低教育成本。
在工作培训方面也是一样的。
让公司建立培训基地，作为正规教育的竞争者，只会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且增加可供社会挑选的机会。
我再回到刚才提出的前两个问题，首先，现在中国社会上不平等的源泉到底是什么？
我想我们仍然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所以我到这里来了解情况，我不知道全部情况，我的一些感觉也被这个房间里某些更了解情况的中国学者纠正了。
当前，城乡差距仍然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
我认为，假如你把不平等作个分解，在中国社会里，劳动力市场对流淌性的限制，对跨地区流淌的限制——这也限制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流淌；和对于教育机会的限制，这些限制导致的不平等远大于开放市场导致的不平等。
这是重要的实证研究问题，需要有人来回答中国的这个问题。
我情愿在这个题目上投些钱，因为我确实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对于指导现在的经济政策也是非常关键的。
假如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这将重新解释不平等的根源。
我们既要看到不平等问题积极的一面，又要了解不平等问题消极的一面，并泯灭它。
看上去这和中国政府过去15年促进平等，增加受教育机会的政策是一致的。
对于您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的看，教育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弱的，您可以看看中国的情况，促进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给人们提供激励，使人们变得出色。
我的提议是在长期，也许短期也一样，这一进程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得以举行的更好。
我怀疑100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的时候，它是否还想保持现在的比较优势——非熟练劳动力；我想经济增长的过程可以改进。
确实，激励是最重要的，远比教育重要。
像古巴这样的国家，教育程度特殊高，但是增长率非常低，问题不在教育方面，问题出在激励上面。
但是提高教育水平，改变策略，同时进展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可以好上加好。
问题：
下午好，赫克曼先生，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政策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以此牟利。
在您看来，这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有促进的作用，还是起着阻碍的作用？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缺乏熟练工人，但是无数企业为了减少支出，在减少它们对员工的培训，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赫克曼：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我对这一现象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无法讨论细节问题，但我会作些普通性的评论。
首先在公司中举行的学习跟在学校里举行的学习是不一样，这种学习是伴随着生产过程举行的，工人们在创造产品的同时，学会了怎么才干生产好产品。
但是减少在培训方面的投资，听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不过这可能是由中国的工资政策造成的。
公司花钱为员工提供普通性的培训，这些技能在哪都能用，要是工人们辞职了，公司什么补偿也得不到。
不同意工资举行调整的劳动政策实际上助长了这种行为，减少了培训的数量。
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就像学费一样，公司提供培训机会，工人们情愿为此付钱，他们会接受较低的初始工资。
假如工资已经落下来，而培训对所有其他人都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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