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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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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级女声
2004年，湖南卫视把“超级女声”第一次送上了卫星，在全国引起了一阵反响。
05年关注“超级女声”的人更多，报名人数近15万人。
使“超级女声”在极短时间成了一个被公众关注的“超级现象”。
不分唱法、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只要喜爱唱歌并年满16周岁的女性（没有年龄上限），均可报名参加。
也许不会再有其它的节目，会拥有比“超级女声”更多的演员。
“超级女声”为什么火？
这是一场草根阶层的狂欢，还是迎合观众的“审丑”心理的无聊游戏？
她的大获成功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超级女声——诸众的狂欢
每个人都一个梦想，能把梦做到一起的人也很多，但是能让有同一个梦想的人集中在一起来展示这个梦想的机会就不多了。
“超级女声”显然是给那些有相同梦想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
当参赛选手们排着长龙，准备拿到一张报名表，在她们身后就是上一届“超级女声”的第三名张含韵的巨大广告牌，她那甜甜的微笑似乎吸引的不是男人，而是排队的女孩。
梦想和现实，好像只相差365天。
草根阶层受到尊重令人感动
对草根利益的尊重，是“超级女声”的文化密码之一。
“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从终极意义上说，就是对人的一种最大尊重。
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向来是歌星的天堂。
如今的“超级女声”，是对央视搞了多年的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的一种消解，“超级女声”也是对持续火爆的KTV里老百姓自娱自乐的卡拉OK演唱的一种外化，变成了电视镜头里无伴奏的“另类卡拉OK”，尽管能露面的时间通常只有几十秒钟，虽然不“卡拉”，但绝对很“OK”。
平民偶像时代“超级女声”想唱就唱
湖南娱乐频道终于在第二年将一年前的毛坯级娱乐节目“超级女声”培养成为一档声势浩大、接近于按照演出季来操作的“现代化”娱乐节目。
就像早年对“情景喜剧”的适应过程一样，经历了难以下咽的不适，甚至是视觉上心理上的野蛮与粗暴感觉之后，观众开始逐渐欣欣然乐在其中。
就在这档节目成为湖南卫视最新收视率保障的同时，它的创始人也经历着从来没有过的赞美或者讨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受和反应过程后，最近媒体上集中出现了各种声音，
支持者说，“‘超级女声’预示着平民崛起”、“在培养生活女强人”
反对者则猛烈抨击其“迎合观众的‘审丑’心理”、“超级女声大热体现社会整体浮躁”等等。
超级女声——两难的文化抉择之题
“超级女声”所触及的社会痛点是全方位的。
成群的女孩子不惜逃课奔赴充满酸涩甚至痛苦的“海选”秀场，与其说是明星梦的诱惑，不如说是一种更强大、更神秘的青春梦想的释放。
”
尽管有识之士大批特批什么践踏尊严、低级无聊，然而市场就是市场，坐在电视机前面的粉丝图的不就是个乐吗？
它里面蕴藏的矛盾不是一个节目能够承载的，现在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归责于像类似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上，我们感觉不公平。
《超级女声》是一档娱乐节目，某些媒体强加的节目之外的其它责任，已经超出了它的承载力。
2.抄袭
近一连串抄袭事件的曝光，让娱乐圈这个总是溢满各色液体的容器，被扎得千疮百孔。
先是
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圈里圈外》被法院裁定剽窃事实成立；接着某著名乐评人在自己的博客里率先指出，“花儿乐队”新专辑里有13首歌是抄袭国外音乐，并一一列出了作品出处；
更有法国导演要起诉在今年春晚中令大腕歌手们黯然失色的《吉祥三宝》，称其抄袭了电影《蝴蝶》主题曲的主要旋律。
对于花儿乐队涉及“抄袭”一事，百代唱片3月16日晚发表致各大媒体公开信，信中承认了花儿乐队“抄袭”是事实，并为张伟在14日晚声明中的一句“神经病”表示歉意。
郭敬明：
今年5月22日，经北京市一中院判决认为，郭敬明未经许可，在其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中剽窃了庄羽《圈里圈外》中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关系及部分情节和语句，造成《梦》与《圈》整体上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判令郭敬明和春风文艺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即停止《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出版发行，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并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向庄羽赔礼道歉。
以浪漫的写作风格和明星化的包装方式见长，从而在青少年中拥有众多粉丝的郭敬明不啻为“80后”的文学偶像，但自从他的《幻城》甫一问世，指责他抄袭日本经典漫画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过郭偶像的迅速走红。
这也正是整起抄袭事件最令人深思之处，在抄袭案审理的两年中，郭敬明的人气竟然从未下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抄袭方庄羽还成为粉丝在网络上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实在是匪夷所思。
其实，郭敬明抄袭事件所折射的不过是当前四处弥漫的浮躁情绪和功利思想。
就图书出版界来说，在“韩风”劲吹的势头下，冒充韩国作者而炮制的韩式情爱小说大行其道，大肆抄袭日本与韩国的漫画和电视电影情节更是成为了作品流行的保证。
令此类图书的作者和出版机构窃喜的是，日本和韩国的版权所有者还不会像庄羽一样“较真”，更不会追到中国来打一场无利可图的官司。
出版界急功近利，视文学创作如金融投机，敢砸钱会炒作，快速培养明星写手、"会下蛋的金鸡"。
郭敬明抄袭，名利是最大诱饵。
"无论在哪个时代，真正的写作都是艰苦的，没有捷径可走"。
在名利面前，老一辈的作家有很好的个人修养，有社会责任感，有抵抗力。
她指出，"８０后"青春文学明星看似被捧上了天，其实是跌进了商业陷阱。
"而出版社在追逐自己利益的时候，却间接地把一代人害了，把文化精神摧毁了。
"
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劳作，最忌讳之点就是浮躁、雷同。
而真正的作家需要永远保持一种严肃、真诚、负责的创作态度，他们不会因为文学市场的浮躁与诱惑，而轻易去批量生产“文字垃圾。
俗话说，照葫芦画瓢。
但从没有见过葫芦的人，照什么去画瓢呢？
无疑，模仿借鉴应该是既捷径又方便的必然选择，但这绝不是同情抄袭或赞同抄袭。
因为，模仿借鉴和抄袭毕竟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模仿的动机是学习，本着尊重的原则，抄袭的目的则是窃取他人劳动成果以为己用；
模仿之后要经历变化、创造的艰苦过程，而抄袭则走的是Ctrl＋C的克隆过程；模仿借鉴的结果是创新，抄袭的结果则是不劳而获。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法律，以严谨端正的避免
3.郭德纲
当今文化界、知识界所热炒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郭德纲，一个是胡戈。
一个是摸打滚爬从底层上来，没受过多少学院教育的相声演员，一个是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嬉笑戏谑的朋克青年。
能否可以说，他们俩一个是工农的代表者，一个是小资的代表者，但都是非精英阶层的“民间艺人”。
“民间”一词突出“民”字，民间艺人的叙述是较个人化的，是在形式内容上少有限制和归类的“私人叙事”。
郭德纲，出身于天津卫这个有着深厚市民文化积淀的城市，他响应了城市普通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需求，在坚持了十几年后终于能够扬眉吐气，迎得满堂彩。
但是，从主流相声界对郭德纲的“淡漠”，表明了民间艺人与精英阶层的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
其实，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它传递出的暗示无非是：
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深刻反醒的应该是这些精英阶层，郭德纲、胡戈的这些民间艺人的出现有利于对精英们进行“脱魅”，即消解他们的神圣感、神秘感，防止他们滥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权力侵害平民的利益。
民间艺人实质也是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
精英阶层大可不必过于敏感，在公众面前震怒。
太气极败坏，反而显得你底儿虚，自信不起来。
鲁迅先生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诸如“二十四史”等各种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
所以说不定，若干年过去，历史记住的不是春晚上歌功颂德的相声、投资上亿元的大片《无极》，却是郭德刚的德云社和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民间艺人不一定就斗不过所谓的精英！
突如其来的走红，是由民间到网络再到媒体席卷而来，对于在小剧场已经耕耘奋斗了多年的他，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事先无法预料的。
通过媒体各个角度密集的挖掘与报道，我们对郭德纲的过去现状以及可以预料的将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对郭德纲自己来说，这里面却未必全是好事，以至他的父母都不得不呼吁，“给我儿子降降温吧。
”
水能载舟，然而一旦水势滔天，亦能覆舟。
郭德纲红了，可想红的人并不止郭德纲一个：
国内某知名搜索引擎请其担任“传统语言顾问”；某减肥产品三百万请其代言；与郭德纲打小相识的某相声演员声称要与其“血战到底”……无数咸鱼但求翻生，一时间沸沸扬扬，热闹无比。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
”因为郭德纲，久违的传统相声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而随着郭德纲的是非争议，相声界内部也纷扰不休。
说相声的人大多有才，内讧也搞得相当有学问。
而郭德纲自己呢？
打官司、出相声曲MV、拍情景喜剧、巡演、义演……
今天的郭德纲，其实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要降温可能是当务之急，降完后该选择什么，还得大费周章。
郭德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郭德纲迷已被冠以一个十分时尚的称呼——“钢丝”，与流行音乐界已经同一步调，这在近几十年的相声界可是从未有过的事，许多人因此说见到了相声的春天。
说见到了春天恐怕尚早，郭德纲现象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对于京津圈子以外的全国观众，知道郭德纲这个名字，恐怕多半是从纸质媒体或网络上，而不是从电视上，更不是从现场演出上。
这说明，郭德纲的火，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炒作的结果。
4.艺术家早衰
5.网络文化vs传统文化（汉语言vs汗语言）
6.网络的力量（芙蓉姐姐）
[1977年]7月19日出生于陕西武功县史家村
芙蓉姐姐是一个游荡在清华北大校园周边地带、号称以考研为业的边缘人,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坚持不懈地在水木清华BBS上张贴自己的生活照,同时以漠视世俗的执着在网上发表与玉照交相辉映的抒情文字。
玉照本着自然纯朴的特色,重在以自然美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容貌和身材;以文字极力赞颂自己的身体和容貌——
我天生就是一个很焦点的女孩，长了一张妖媚十足的脸和一副性感万分的身材，穿着大胆张扬，个性叛逆嚣张，在各种场合都出尽风头，自然被我“勾引”来的男人数不胜数。
但我好委屈，我过于新时代的外表，总是给人带来很时尚很前卫的错觉，可又有谁能料到，我骨子里流淌着传统女性近乎所有的美德。
芙蓉姐姐现象是因何而起，她颠覆了什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短短时间内成为最红的网络明星！
传说每天都有5000以上的人，同时在线等待她“妖媚的照片”,她不是人，她是芙蓉。
这朵芙蓉，踏着未名湖的波色、穿过清华园的风烟而来，一时间红透了清华、北大、互联网。
仅凭几张挺胸翘臀、偶露乳沟、高难姿势的照片，模糊的舞蹈视频，配上自我赞美的文字，就能在网上狂飙，为什么？
有人怀疑这是高难度的炒作策划；有人怀疑芙蓉子虚乌有，甚至怀疑她是个疯子，急需看心理医生……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和网站热衷于炒作呢？
什么热就炒什么，什么能吸引别人的眼球就炒什么，如今互联网提供了最佳炒作工具，传统观念的束缚也在逐渐消退…
芙蓉姐姐仅是网络“焦点女性”中的一员，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红衣教主”等。
她们在网络上的迅速窜红，得到了中国各种媒体的关注，近期翻开报纸，有关芙蓉姐姐的评论文章比比皆是，连台湾的电视媒体也报道了芙蓉姐姐当红的新闻，4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更是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来讨论芙蓉姐姐现象。
《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指出，从周星驰到“芙蓉姐姐”，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个脉络，那就是雅文化在年轻人，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开始失去影响力，鄙俗文化渐渐成为现代人的圭臬。
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倾向归咎于年轻人丧失了信仰，丧失了对美好和崇高事物的热爱，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时代在高雅文化的建设方面是不是缺失了什么。
《北京晚报》的评论认为，从根源上说，“芙蓉姐姐”现象产生于不断变化的社会转型之中。
一些反传统的方式、反叛的情绪往往能引起大众尤其是青年的注意，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芙蓉姐姐高度自信，甚至到自负的程度，从她的性格、行为方式来说都是对传统的女性审美的一种反叛，这种行为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华商报》的评论指出，“芙蓉姐姐”的出现正好顺应了大众的期待———另类。
新浪网的评论指出，芙蓉姐姐是中国当代“反智主义”的先驱。
所谓反智主义，来源于社会普通大众对于精英控制话语权的反抗，大众不希望被精英垄断一切话语权，试图摆脱控制，建立一套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
4日出版的上海《文汇报》将芙蓉姐姐现象称之为“愈演愈烈的集体狂欢”，并指出，当下网络文化和娱乐节目所追求的平民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回应了大众的欣赏需求。
但我们要问，作为对传统的偶像识别方式的颠覆，她们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合乎美吗？
虽然可以理解，但可以赞同并加以鼓励吗？
尽管媒体对网络“焦点女性”多持保留甚至是批评的态度，并对她们的走红感到忧心忡忡，但也有文章对她们表示理解和宽容。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人肯定是多样的，不加修饰的全称判断最好不要轻易使用”，“人性、文化和社会不会发生突变……这一点可以让某些痛心者、大惑不解者放心。
”
芙蓉现象：
登场的权利和围观的自由：
网络的出现，网络平民化
更为这种凡人的“蹿红”提供了难得的舞台。
“登台演出”的低门槛、低成本和高传播率，让成功的红苹果变得触手可及。
从文化和社会意义上认识芙蓉姐姐：
亚文化甚至流行文化与当代精神的疏离，形成了一个空洞，也正是由于这一空洞的显然存在，才给“芙蓉姐姐”这样的亚文化形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如果我们不重视亚文化的“抓地性”，如果不创造出符合文化规律的精神偶像，我们就很难引导年轻人的心灵朝向崇高与美，而类似“芙蓉姐姐”这样的偶像也难免会一再出现。
社会非常多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必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就界定人家是自暴或者是自恋。
“我觉得中国一直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我们人很多，机会很少。
现在网络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每个人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秀’出来，可能她秀的方式不中你的意或者是不中我的意，但她有这种勇气，能够有这个机会‘秀’出来，这本身就是时代的进步。
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和各种各样的性格，如果我们在网络或传媒上看到千篇一律的性格，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她们也很有娱乐的精神，知道大家生活很有压力，所以自己也自娱、娱人。
所以我对她们并没有特别的偏见。
我觉得就是现代网络的一种现象吧。
”
拷问国人悲悯情怀小丑总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角色。
人们从小丑的身上欣赏到了滑稽可笑，然而，更主要的却是产生了自我满足的优越感。
满足于超级女生海选中，也满足于目下以芙蓉姐姐为主菜的一场媒体盛宴中。
对芙蓉姐姐貌似道德的审判才是彻底的不道德
审美疲劳，我们进入审丑时代，这也许就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高度自由自主的社会，各色人群走上舞台，不要美丽不要学识不要才华和所谓素质，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或者自负，当然还有最大程度的自恋，就都可以各领风骚，总的来说，INTERNET时代是一个审丑的时代，丑是在我们的期待中送上门来的。
不管舆论如何纷争，芙蓉姐姐成为公众人物已是事实，她展示出的非主流的暂时性力量，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就在于对等级森严、金字塔型的传统精英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并促使严肃的人思考——如果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来自何方，都拥有平等的竞争环境与合理的人生上升通道，谁愿意自我放逐“剑走偏锋”？
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平民女儿，在冠盖如云的北京，在为“向上”的理想打拼的时候，要忍受比常人多多少的艰辛与无望的煎熬？
7.恶搞文化
“恶搞”文化（Kuso）最初由日本游戏界传入台湾，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全中国，成为一种经典的网络次文化。
这种借助于网络无可比拟的自由传播性和民众参与性，形成了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
大陆的“恶搞文化”也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让我们以娱乐精神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以统计学为方法，以因特网为工具，来“学习”一下有中国大陆特色的恶搞文化。
要恶搞，先明白什么是恶搞
恶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恶搞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恶搞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我们不应该说，恶搞是什么什么主义、恶搞代表了什么什么意义、恶搞有着什么什么境界。
恶搞到底是什么？
这个不大好形容，如果说恶搞就是恶作剧，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恶搞的广度绝对能覆盖恶作剧。
就像当年，周星星对着蟑螂大哭“我的小强啊”这是典型的恶搞，却不属于恶作剧的范畴。
恶作剧和恶搞相比，简直就是鸡腿和烤鸡的区别。
还可以进一步比较，比如，在雪白的墙上用油漆画上一个人头马身的怪物，基本属于恶作剧，但是如果在这个恶作剧旁边写上“×××自画像”，就属于恶搞了——因为这种画像的作者基本不是×××。
总的说来，我们可以把恶搞形而上之到文化的层面。
实例——
金草莓奖：
一个模仿奥斯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一天的奖项。
央视春晚节目《千手观音》被各类人士改编成各种版本。
胡戈：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制作者。
他的这部业余学习游戏之作，因得到著名国际大导演陈凯歌的“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的评价，而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关注度，甚至造成了“馒头风潮”的文化现象。
宁财神：
情景喜剧《武林外传》编剧。
剧中颠覆型的搞笑剧情设计、对现代社会现象的戏仿、以及南腔北调的方言杂烩都是电视剧成功的因素。
而他恶搞的核心则在于，用喜剧的姿态、反讽的方式对过去人们头脑中有着神话模式的所谓江湖和武林保持了怀疑态度，它是对当前泛滥成灾的武侠影视剧的“颠覆”。
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2006年3月8日，他忽然宣布个人博客“按摩乳”“因不可抗力”关闭，国外媒体如路透社等纷纷报道，并猜测是否为政治原因，而后王小峰又开通博客，并宣布只是一个玩笑。
国外媒体被他恶搞了一把。
类型——
·文艺批评——代表题材：
电影《无极》恶搞点：
离奇经不起推敲的情节，幼稚可笑却故弄玄虚的对白，荒诞还一本正经的姿态。
不得不提的是，“三亿人民币投资”和“开映前媒体全面鼓吹”所造成的观众心里落差更是大家对恶搞作品强烈支持的催化剂。
候选代表：
《十面埋伏》
·商业斗争——代表题材：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社会现实春运（《春运帝国》关怀民生疾苦，具有较强的现实责任感。
作品以调侃的语气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
）
·自嘲自娱——代表题材：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恶搞点：
多处涉及个人隐私和央视评论部的分家黑幕，讽刺言辞异常尖刻。
《粮食》、《分家在十月》等短片分别取材自抗战影片和苏联经典革命影片，错位产生的效果极佳。
而在剪辑、配音、口型、音响效果、台词脚本以及剧情连接的完整性等方面，也都体现了专业水准。
·强人猛者
代表题材：
韩乔生黄健翔
恶搞点：
语出惊人。
网友们认为，韩老师的语言系统有一种天生的幽默，他的脱口SHOW在牵强附会和无伤大雅之间迸发的喜剧效果，比正剧更让人心旷神怡。
恶搞——是一种借助网络发展起来的互动性“草根”（grassroots）文化。
多数创作者“恶搞”其他作品的最初目的都是为了自娱自乐。
只是在有意无意间，这些作品经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的传播，客观上使更多受众得到了娱乐。
“恶搞”体现的是一种娱乐精神，然而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被“恶搞”的对象，“恶搞”还须有限度。
无论如何，我认为不能轻易丢弃：
恶搞。
我要我们的声音。
我要我们的娱乐。
有网友说，当一切都可以被拿来毫无顾忌地“恶搞”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崇高”为何物了，这是非常可悲的。
当“恶搞”像流行病一样侵入娱乐文化，侵入新闻事件，侵入流行语言，最后侵入红色经典，我们才猛然惊醒——它颠覆了几代人心中的英雄理想和珍贵的情感。
英雄雷锋与“初恋女友”是“姐弟恋”，而他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员成了满口脏话、牢骚满腹的青歌赛参赛歌手；小英雄潘冬子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
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时下的网络“恶搞”对象，已经由普通人、一般电视剧、电影以及流行歌曲发展到颠覆名著，戏说“红色经典”和拿英雄人物“开涮”，这引发了网络上下巨大的关注和争议。
大多数人都认为，“恶搞”正在洞穿文化底线，如不加以遏制，人们享受到的将不再是公共娱乐，而是对社会价值观念的伤害，以及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规范网络视频势在必行。
有人指出，作为一种世俗文化，“恶搞”有其存在理由，不可能强行地去消灭它。
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确立恰当的边界规范:
“恶搞”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不能把“恶搞”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
“恶搞”应当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不能以败坏社会风气为代价；
“恶搞”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允许有超越法律的行为。
唯有如此，才能让“恶搞”这种世俗文化步入健康正常的轨道，捍卫我们的传统精神信仰。
恶搞剧《武林外传》大量引用了现代明星绯闻、流行歌曲、环保理念，套的是明代的时间及地点。
打着武林的招牌，卖着中西合璧的膏药，比如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村上春树的小说。
作品通过联想把不同的时空恶搞在一起。
再比如，在《无极》中，当无欢要杀死倾城时，他拿出一个保存多年的馒头，痛苦地回忆，当年就是因为这个馒头，被倾城欺骗，从而在成长中人性扭曲。
但在《馒头》中，胡戈以特写的方式重现当年的情景，馒头已被倾城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他将这一幕与当前的情景复制、拼贴到一块，从而制造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不仅如此，《馒头》中的满神牌嘟喱水和逃命牌运动鞋等也无不呈现出制作者移花接木、集成重组的技巧。
总而言之，恶搞者一面嘲笑原作，一面又利用原作制造新的语义，并在这种智力博弈的过程中，将个性张扬到极致。
不言而喻，“恶搞”构成了新的文化消费模式：
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获取文化解构的快感。
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反思
[摘要]作为一种亚文化，网络恶搞虽然具有抵抗意义，但只是一种仪式的抵抗。
其手法主要是后现代所强调的复制与拼贴。
作为一种传播文化，它必然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制约，这在当下主要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与商业文化的收编。
[关键词]恶搞，亚文化，后现代，政治经济学
2006年，网络恶搞文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年初，一部“馒头血案”的问世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馒头”在全国范围内的走红，使人们重新反思网络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的关系。
不少人因此而欢呼，说如果此前恶搞不过是伟大作品的寄生虫，那么此后则开始了“草莓族”反哺文化精英的时代。
然而，当恶搞者无所不搞并受到政治整肃时，当恶搞文化不断遭遇来自商业文化的收编时，在这场网络狂欢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
《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刊发了《“娱乐”与“抵抗”》一文，作者以文化研究学派尤其是费斯克的理论为支点，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乐观与肯定的分析。
笔者以为，文化研究偏爱的文本与受众固然重要，但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权力机制对媒介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故特撰此文予以回应与补充。
恶搞：
亚文化的仪式抵抗
从文化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文化除了其代表性的主流文化外，还存在着种种亚文化。
“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
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
”[1]比如，同性恋者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他/她们拥有一种共同的亚文化。
依此推理，“恶搞文化”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事实上，它已汇集成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
大致来看，该文化的生产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青年一代。
故而，我们也可将恶搞文化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
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
“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
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
那么，青年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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