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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现实批判性
《聊斋志异》的现实批判性
左权中学校李晋宇
摘要：
《聊斋志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它既揭露官贪吏虐的黑暗政治，也抨击豪绅恶霸的巧取豪夺；既写不同类型的压迫，也写各种形式的反抗；既写社会上的各类矛盾，也写家庭中的内部纠葛；既写封建科举的弊端，也写封建婚姻的毒害。
蒲松龄集腋成裘，通过各类生活片断的描写，为当时社会勾画出一个完整的轮廓，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前人曾有过精辟评价：
“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一足以动天地，泣鬼神，畸人滞魄，山鬼野魅，各出情状而无所遁隐。
”本文从两方面探讨了《聊斋志异》的现实批判性：
一、批判封建统治；二、批判科举制度
关键词：
聊斋志异；封建统治；科举制度
一、引言
《聊斋志异》是嘉靖以后的作品。
它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意识和批判意识，从而使文言小说的艺术功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包罗万象的白话短篇小说已风靡百年，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现实蕴含的明代世情小说业已问世，这些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
长期的村居生活和屡试不第的科举经历，使他身受目睹了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荼毒之苦和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郁积了满腹不平之气，也决定了蒲松龄的小说创作不可能再是单纯的述奇记异或遣兴娱情，而必定以之作为抨击时政，揭露社会痼疾的工具。
《聊斋志异》云:
“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聊斋志异》既象刘义庆的《幽冥录》那样，记载的是虚无幻诞的鬼怪故事，又象韩非子的《孤愤》那样倾吐着自己的胸中块磊。
他是自觉的将记述怪异与现实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目都缀以“异史曰”。
作者自称“异史氏”绝不是说他要作鬼之董狐，为怪异作史，而是表明他要将志异当作历史来写，是以“异”的形式达到“史”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目的。
他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一诗中写道：
“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
”表明自己的谈狐说鬼并不是游戏之言，而是寄托着对于社会人生的愤慨的放肆言论。
《聊斋志异》自觉的社会批判性的特点，早就引起世人的瞩目，正如余集所说：
“所载多涉诡荒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
嗟夫！
世固有服色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
下堂见出门触峰，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
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
”
二、批判封建统治
蒲松龄生长在世代读书的人家，接受的是封建时代的传统教育，因而他在“为诸生时，动思立名当世”（《楹联》）希望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有所作为。
他雄心勃勃的把功名奕世的唐代郭子仪，作为效仿的榜样：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他曾怀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展示过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希望当代的循良官吏能够实行善政，利人济物：
有关服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蒲松龄《代孙惠作〈放生池碑〉》）他评价历史人物，着眼于考察他们有无利民之德；反对聚敛害民的恶官，称赞禁贪恤民的良吏。
蒲松龄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越儒家的”仁政”思想范畴。
然而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统治倍加严酷的时候，他却希望仁者爱人，并以之作为武器来抨击当世的“暴政”。
蒲松龄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同他所向往的仁政，几乎全无共同之处。
经过明清王朝政权的更迭，清朝初期阶级矛盾和民族仍然非常尖锐。
清王朝为大力强化其政权统治，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的封建主义专政，法令严酷，官吏贪残，豪绅横暴，当时的社会已成为公理不彰强梁世界。
黑暗的现实引起蒲松龄强烈的不满，“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
（《与韩刺史樾依书》）他痛斥害民的官宰是“为盗不操矛弧”的“屠伯”，指责为虎作伥的衙役吏胥是一群非“血肉不活”的“恶兽”。
他抨击地方的邪恶势力，指出这些丑陋的一类人或以金钱骄人，或以势力吓人，不然就“且为鬼域，且为鼠雀”以害人、损人。
他揭露乡里豪绅“把持官府”、“武断乡曲”。
蒲松龄将批判视野投向整个社会，而机锋所向，尤在官府。
许多篇章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统治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吏。
正如他所言“窃叹天下之官虎吏狼者，比比也。
即官不为虎而吏则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
”政治黑暗腐败，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穷凶极恶、为虎作伥、鱼肉百姓，科举制度坑害书生，一幕一幕人间悲剧、一滴一滴百姓血泪，一个一个书生形象，深深地触动他的心弦，他把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恨，对老百姓的同情都倾泻在作品中。
（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刺世疾邪、鞭辟入里的杰作。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永放光辉，不仅仅是因为匠心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更在于它对于黑暗现实的批判，把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促织》所写的时代是宣宗当国的宣德年间。
据沈德符《万野获编》记载：
“我朝宣宗，最尚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四个。
一时语云:
“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此话至今犹存。
蒲松龄把《促织》的背景放在“宣德间”确有一定历史依据；而他围绕主题所虚构的幻异情节，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类似事件进行艺术的提炼和典型概括的结果。
故事讲述了明朝宣德年间，皇室里盛行斗蟋蟀的游戏，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
华阴县里有个叫成名的人是个念书人，长期未考中秀才。
为人拘谨，不善说话，就被刁诈的小吏报到县里，叫他担任里正的差事。
不到一年，微薄的家产都受牵累赔光了。
正好又碰上征收蟋蟀，成名不敢勒索老百姓，只好自已去寻找。
结果却没有找到，还挨了上司的打，后经巫婆的点拨，找到了一只很好的蟋蟀，但好事并没有长久，成名的儿子好奇去看蟋蟀，不慎将其跑掉，儿子怕父亲责备而投井化作一只蟋蟀，为父母拼来了荣华富贵！
小说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写道：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这几句看似平常，实则开宗明义，力透纸背，而为一篇之目。
把批判的笔锋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揭示出造成当时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总根源。
俗话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层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必然导致下层官吏的贪婪暴虐。
所以，此“物固非西产”一下数句，便紧承上文，将“针针从棘”的犀利笔头，由宫中，伸向地方，勾画出以华阴令和吏胥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对上献媚求宠，对下敲诈勒索的狰狞面目。
所谓“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就是他们沆瀣一气的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铁证。
“异史氏曰”是本篇的画龙点睛之笔。
虽然对皇帝用的是一种规劝的口吻，而且“天将以酬长厚者”之类的话语，流露出消极的“天道好还”的因果报应思想，但是也应当承认，在这里作者并未回避客观存在的现实，既指出了“官贪吏虐”已经造成人民“贴妇卖儿”的悲剧，又是提出了“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深刻论断。
在《促织》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征缴促织而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从皇帝到抚军，从县令到吏胥，构成了一股凶狠贪暴，荒淫腐朽的反动势力；而广大人民在这暗无天日，捍吏横行的封建统治之下，从政治到经济，从肉体到灵魂，无不受到残酷的迫害和严重的摧残。
（二）、揭露宗室们和宰相的恶习
皇帝爱玩蟋蟀，《聊斋志异》中还写了皇帝下面的宗室王们喜欢玩别的玩意儿。
如《王成》中“先是大亲王好鹑，每值上元，辄放民间把鹑者入邸相角。
”《巩仙》中的鲁王纵情声色，不仅搜求民间歌妓，召入供奉，而且看到幻术中的仙姬，也想把他们留在宫中。
他残暴的离散平民的情好以奉自己的淫乐；尚秀才的惠哥的被拆散，就是一例。
此外，《八大王》等篇也有关于王府的叙述，《摄政》篇则直接痛斥王府抢劫民间妇女。
《聊斋志异》中还有关于宰相的文章，《续黄粱》写的虽是曾孝廉的黄粱美梦，但却真实的再现了科举新贵的现实生活。
曾某高捷南宫，继而身为卿相，依势凌人，枉法霸权，纵情声色，最后文章说：
“异史氏曰：
“梦固为妄，想亦非真。
彼以虚作，神以幻报。
”虽然是梦中的事情，但也是现实的真实再现。
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制度所培养的高级官僚的恶德。
作者的用意在于鞭挞权臣的“欺君误国”，而在客观上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腐朽和官场黑暗。
又《小翠》中写王侍御与王给谏之间互相的倾轧、敲诈等等，这些故事都又从侧面反应高官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
《公孙夏》里国学生某，受公孙夏引荐，以钱买官，阴间部署，为他封得一官。
虽写阴间，实为阳间，揭露朝廷高官队伍的腐败，政治统治的黑暗。
《局诈》虽是一场骗钱的手段的演绎，而从行骗过程来看，则暴露出当时社会的病状，朝中为官之人为了仕途平安，皆附于贵亲之门，不惜千金掷，而贵戚则会因拿人钱财为污官打开保护伞。
（三）、撕下外官的丑陋外衣
1、督抚
《王者》中写湖南巡抚命州佑解饷六十万赴京，途中遇雨，在古刹中被盗，偷盗王者给州佐一封信，说:
”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贿赂贪婪，不可悉数。
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
”从信中寥寥数句可以看出，州佐自做官以来，贪图金钱，鱼肉百姓。
2、外京出官
《库官》中写道老人与皱平张华的对话如下：
公问：
“库存几何？
”答言：
“公虑多金累缀，约归时盘验。
叟唯唯而退。
张至南中，馈遗颇丰。
及还，宿驿亭，叟吓出。
及问库存物，曰：
“已拔辽东兵饷矣”。
对话中隐含外京官收入之多。
真让人瞠目结舌。
3、州县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描写州县一级的官吏，如：
《冤狱》中不分青红皂白，一错再错的昏庸的邑令。
同时还有《鸟语》讲述了一道士精通鸟语，而且料事如神，邑令向他询问有关家中鸭子的对话，道出邑令的贪婪：
“令最贪，一切供用诸物，皆折为钱以入”而邑令也最终弄了个“鸟曰：
‘丢官而去。
’”的结果。
《盗户》“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
”异史氏曰：
“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为盗而以为奸；逾墙行淫者，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盗：
世局又一变矣。
设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盗’无疑也。
”……有的讽刺，有的鞭斥，有的感慨，可谓形相百出。
（四）、揭发土豪劣绅的罪行
《窦氏》写地主南三复因避雨偶至窦家见窦氏女端妙无比而动心，他多次到
窦氏家勾引窦氏女并假意娶其为妻，“转念农家岂堪匹偶，如假其词以因循之”。
至议婚于大家，闻其貌美财丰遂将窦氏抛弃，窦氏女产子后，含冤而死，她的父亲非常的气愤，一纸告上衙门，却被南三复以金钱获免。
这样的的悲剧故事还有许多许多，《红玉》中写了一个退职的宋御史抢走了冯相如的妻子，打死了他的父亲的故事。
宋氏仅是一个退职的御史，他之所以如此嚣张，完全是官府的庇护。
冯相如被害得家破人亡。
上上下下的官宦机构都与土豪劣绅息息相通，他们残忍的吞噬着老百姓的血肉，当宋御史被豪客杀死以后，官吏们又一反常态，马上遣役捕生，并严刑拷打。
作者巧妙的运用了对比手法，更有力的突出官场的腐败、土豪劣绅的横行的丑陋面。
而后蒲松龄感慨到：
“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
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
‘惜乎击之不中’！
”
三、批判科举制度
蒲松龄向往清明政治，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恤民的清官。
然而他终生科举不得意，不得进入仕途。
在科举道路上的坎坷，使蒲松龄对科举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深深感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怀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蒲松龄无意与科举决裂，但却怨恨科举不公。
他指责科举考试“幕中不横文，凭数为成败”。
（《试牍》）试官多是“心盲目瞽”的无文之辈；即便是被他们录取，也莫高兴太早：
“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
清代科场“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
当时的文教机构，已是斯文扫地，腐朽不堪，蒲松龄五十一岁以后，放弃了做官的念头，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他对封建科举弊害的认识，也就更为清醒。
《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则是其“孤愤”的重要表现，全书计有近七十篇小说，或挖苦考中的凡庸之士；或描写蹉跎科场、落拓不遇的寒士的惨痛遭遇；或把矛头直指昏庸贪酷的试官；或指斥封建统治者“视士如芥”。
蒲松龄高迈流俗，见解真切，加以对科举八股十分熟悉而且亲身经历，所以写出的小说也极有深度。
《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道德角度出发，揭露考官的徇私舞弊
《聊斋志异》有力的鞭挞了考官、学使索贿纳贿的罪行。
《考弊司》是《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中最有力的篇章,是对科举制度和俨然人上的封建统治者的辛辣讽刺。
司主（官署长官）是欲壑难填的“虚肚鬼王”。
考弊司,顾名思义,是检核科考弊端的官署。
堂上高悬书有“考弊司”的扁额，堂下两碣,分别镌刻: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看似庄严肃穆,教化气氛很浓,司主也气象森凛,道貌岸然;实则官署溷浊,司主贪残。
司主虚肚鬼王对所辖秀才,初见就恃权盘剥,必“割脾肉”以索“丰贿”。
而这是循史成例,所谓“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若丰于贿者,可赎也”。
虚肚鬼王曾振振有词地说:
“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
”这说明自隋创科举以来,就有恃权索贿的弊端,唐代已有“贿买关节”的记载。
到了明清,弊端更为严重,腐朽性亦愈昭彰。
康熙进士傅王露（晚号信天翁）在《丁酉北闱大狱纪略》中说:
“权要贿赂,相习成风。
”试官也“以此为囊之资,每案发,其贿者居大半”。
向秀才索贿,“如纳税金,无顾避”,虚肚鬼王的贪婪无耻,的确远远超过了卑贱的妓女。
当秀才被割大嗥时,闻人生少年负义,愤不自持,大呼曰:
“惨惨如此,成何世界!
”作者设幻寓理,借鬼神形式抒发其“孤愤”,将封建吏治剖入骨髓,充分暴露了科举制度的欺骗性和腐朽性。
《于去恶》一文中，开始就点出是“顺治间赴乡试”。
而历史上，正是顺治年间发生了科场行贿舞弊大案，主考官对考生竟索贿七千两白银。
文中借于去恶说出，要想榜上有名，必须拿出钱财去行贿。
否则，纵然才高八斗，也会名落孙山。
“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
门即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
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
”“今日学使之门入市，赠白金二百，为进取之资”。
《僧术》、《公孙夏》反映仕途大开捐科，显示宦卖官爵的社会现实。
但不写现实，而表现冥府同类勾当，构思奇妙，妙趣横生。
前者写一和尚有向“冥中主者”行贿之术，只要将“十千之数”投入井中，即可改变仕途的厄运，及第登科。
黄生“鄙吝”，“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结果仅“副榜准贡”，未登科甲，后悔莫及。
通篇虚写鬼事，实写人事。
“冥中主者”未出场，而纳贿卖官的行为昭然若揭。
后者别是一种境界：
某国学生卧床不起，鬼客公孙夏忽至，索款为谋城隍之缺，“以致冥贵”；某乃出银大购“褚锭”，日夜焚烧，“灰高如山”，随即至冥府，见“贵官”，领文凭，舆马赴任，一路炫耀，不想撞见关帝，罢官治罪。
﹙二﹚从识鉴能力出发，揭露考官有眼无珠，头脑发昏
《聊斋志异》中也有对科场的是非颠倒和考官的衡文不公的发泄。
《司文郎》中，写到一盲僧以鼻代目，从焚稿的气味中嗅出文字的优劣。
这个瞎和尚虽然因为前世浪费太多而此生仕途不顺，有那么一点自我安慰的意味。
但他的超然地位也给了他类似王冕的身份，他时常说一些清醒的话。
榜发后，王生落第，而余杭生高中。
盲僧叹曰：
“仆虽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而原来主考官就是余杭生的“恩师”。
蒲松龄用盲僧之口无情地讽刺了考官不仅看不出文章的好坏，且连味也嗅不出。
又将考官的文章让盲僧嗅，则“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
原来考官的文章不仅臭不可闻，且只能作为臭屁放出。
如此考官，怎么能分辨考生文章的优劣？
《三生》写兴于唐与千百个被黜而死的鬼魂，聚散成群，大闹阴司，要求阎罗拘摄考官，“抉其双眼，以为不识文之报”。
结果以剖腹挖心了案，“众始大快”。
《贾奉雉》中的主人公贾奉雉，“才名冠世，而试辄不售”。
秋入闱复落，心惶惑无以自主，这些事与蒲松龄的遭遇何其相似，而在这时作者开始改变他的命运。
他后来听人劝说，“贾戏于落卷中，集其葛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三年以后应试，“竟中经魁”，“他复阅旧稿，汗透重衣”深感羞愧，叹息这是“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
于是唾弃已经到手的科举功名，而“行将遁迹山林，与世长辞矣。
”胡乱涂鸦的文章竟能中仕，使贾奉雉身冒冷汗，无脸见人，弃官隐居。
科考官眼瞎如此，令人感概！
﹙三﹚科举制度对社会及人民的影响
1、科举制度统治人民的思想，渐成狭隘的社会风气。
《胡四娘》中，胡翁膝下有三子四女，小女儿四娘与丈夫穷书生程孝思吃住在娘家。
胡四娘受尽姐姐嫂子的奚落挖苦。
二姊甚至说:
“程郎如作贵官，当抉我眸子去!
”敢用眸子作赌，可见对程孝思鄙夷之深。
三郎完婚，众姐妹亲戚被邀去赴喜宴，单单不请四娘夫妇。
恰逢此时，飞马州捷:
程孝思皇榜高中，被授翰林学士。
众人才纷纷建议立即去请四娘，而且唯恐四娘见拒。
四娘“翩然竟来”，众人又争先恐后讨好。
透过颇有讽刺意味的世俗生活画卷，既看到世态炎凉，也读懂了作者对宠辱不惊的胡四娘的称许。
值得注意的是，能使胡四娘由“辱”转“宠”的，正是科举制度。
《阿宝》的笔墨主要放在男主人公孙子楚的身上。
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正面人物孙子楚的痴于情和痴于书。
因为痴于情，所以才娶得生死相依的妻子阿宝;因为痴于书，所以才“举进士，授词林”。
孙子楚科场得意，平步青云，妻子阿宝也受到皇上召见，“赏贵有加焉”。
《聊斋志异》中许多作为正面形象读书人的“好报”之一，往往都是黄榜有名，封妻荫子。
《凤仙》中凤仙之父皮翁“以贫富为爱憎”，“家中不资”的凤仙夫妇被冷落。
凤仙慷慨言于夫婿刘郎:
“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
黄金屋自在书中，愿好为之!
”赠刘郎一面宝镜后，怅然离家，“伏处岩穴”。
刘郎窥镜，若自己游逛不归，“锐志渐消”，镜中凤仙便背过身去，“惨然若涕”;若自己“谢客下岭”，研读不停，镜中凤仙则“影复向外”，“其容笑”。
“如此二年，一举而捷”，凤仙这才“喜容可掬”，从镜中走出来与刘郎团聚。
有人著文说，蒲松龄写凤仙用宝镜督促夫婿，是为了揭露科举制度对人毒害深广，连闺中人也开始迷恋功名利禄，作者的初衷果真如此吗?
《凤仙》篇末“异史氏曰”:
“……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昏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
”。
2、八股文章取士，败坏人才，闭塞民智。
蒲松龄生活在所谓的“康雍“盛世。
终生困于考场，饱尝世态炎凉，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下层知识分子。
因此他对于八股取士制的弊端感受特别强烈，对于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精神状态特别了解。
在他的不朽名著《聊斋志异》中，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深切感受，塑造了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形象，而绝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
通过这些形象描写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进退升迁和悲欢离合，剖析了他们的灵魂。
明清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科举八股是分不开的。
因此要分析蒲松龄笔下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看看科举八股的真实面目。
我们知道，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科举制度是“为国举贤”，其实是用来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培养自己忠实奴才的工具。
特别是明清以来，以八股文取士，所谓“代圣贤立言”，题目都来自“四书”、“五经”，不得有独立的见解，是一套空洞的文字游戏，只能扼杀人们的个性、创造性。
况且明清以来科举制弊端百出，衡文取士实际上没有一定标准，主考官、评卷官一般都是些只知道升官发财，一窍不通的庸才。
康熙三十年实行了捐纳制度，从此贿赂成风，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官半职。
因此一般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可以进士，而真正博览群书的清寒读书人，却往往怀才不遇。
尽管这样，科举制度对读书士子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下层知识分子要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科举考试。
多少人为此耗尽了一生精力，有的考到头童齿豁还是一个秀才。
科举制度把读书人引向了死路，不知坑害了多少人才，演出了多少幕悲剧。
它培养了大量思想僵化、不学无术、只知道投机专营的蛀虫，他们追逐于功名利禄之间，一旦发迹便反过来压迫别人。
明清以来的一些思想家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抨击，如顾炎武认为：
“天下病民者有三：
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
”而蒲松龄则通过对知识分子不同遭遇的形象描写，勾画出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复杂面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是一个迫害狂的典型。
在科举上虽然连连失败，碰得焦头烂额，然而仍不死心。
他醉心于功名，整天做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黄粱美梦，以至于大醉之后，恍恍惚惚梦见报马临门，自己考中进士。
直至妻子告诉他：
“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
何处长班，伺汝穷骨？
”才从梦幻中回到现实里来，使人感到可笑可怜。
《书痴》中郎玉柱是一个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典型，死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信条，以至于迂到丧失一般的生活常识，疯疯癫癫，以为术中真的会出现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
“父在时，曾书《劝学篇》粘其座右，郎日讽诵；又幛以素纱，惟恐磨灭。
非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
昼夜研读，无问寒暑。
年二十余，不求婚朽，冀卷中丽人自至。
”更不懂得人情往来：
“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颂声大作。
”是个十足的书痴。
《叶生》中写到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文章写得好，很有名，但是科举考试总考不上。
县令丁乘鹤欣赏他，让他到县衙攻读，还向学官推荐叶生。
叶生考完后，他拿叶生的文章来看，赞不绝口，但叶生还是落榜。
落榜后觉得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
丁乘鹤请叶生跟自己一起回到关东，叶生却病了。
丁乘鹤等了许久，有一天叶生突然跑来跟他一起回到关东。
丁乘鹤让叶生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丁公子很快考中了。
丁乘鹤嘱咐儿子到京城给叶生捐了个监生，让他参加考试，叶生考上了举人！
当他衣锦还乡时，却把妻子吓得扭头就跑。
他对妻子说：
我现在是贵人啦，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突然不认识我了？
他的妻子离他远远地说：
你都死了好几年了，怎么可能成为贵人？
之所以没有埋葬你，是因为儿子太小，家里太穷。
现在大儿子已经成人，正打算埋了你，你不要出来吓唬人。
叶生听了，十分惆怅，犹犹豫豫地走进自己家，果然看到自己的棺材摆在那儿，扑地而灭，举人服装像蝉蜕皮一样堆在地上！
俗话说，人到黄泉万事了。
叶生的死魂灵却偏偏要滞留人间继续求取功名，不得功名死不瞑目，死了也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多么可悲、可怜、可怕的精神状态！
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危害、人性的扭曲，使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孜孜不倦追逐功名，汲汲于出人头地，长期处于欲进无门、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之中。
《王子安》的“异史氏曰”对秀才参加考试有如下绝妙维肖的比况：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
初入时，似丐。
唱名时，似囚。
归号时，似秋末之冷蜂。
出场时，似出笼之病鸟。
望报时，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
失志时，似破卵之鸠。
”这段文字，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这些封建末代知识分子备受摧残又迷恋不舍的窘迫丑态和矛盾心里。
综上所述：
《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以小说的艺术形式批判现实的政治黑暗的同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封建国家机器的本质，认识到封建社会官、吏、乡绅共同欺压百姓。
与此同时，更认识到贪官污吏们贪婪、无耻的本性；反映选录官吏的封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罪恶。
蒲松龄用他的如椽巨笔，把当时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生活形与精神状态真实地描写出来，让我们看到科举制度是怎么的迫害他们，他们是怎么挣扎的。
他塑造的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说是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寄托了他的“孤愤之情”。
虽然他对知识分子道德劣根性毫不容情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更多是同情，是抨击人不如鬼的社会摧残知识分子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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