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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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1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解读版）
1．导读
翻看近代史，我们会发现：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湘军出力最多；早在百日维新的三年前，湖南就已实施过类似改革，掌舵人便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同盟会会员中，湖南籍居各省之冠，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参与度”也远远高于孙中山；中共第一届政治局成员中，湖南籍占了1/4，其中包括毛泽东……
而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人士，似乎从未被当作一个群体来看待。
人们常提起“湖南精神”，并将之简单归于湖南地理和吃辣习惯，却从未进行深层次发掘，了解这几代湖南人的内在联系。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湖南人活跃于近现代政治舞台，甚至引领一次次变革，但湖南仍被时人视为保守落后之地。
这矛盾的吊诡之处，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这样一个看法上：
中国的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之后才渗透、影响内陆。
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湖南并非全为传统所拘，湖南人在政治与革命中的活跃也并非偶然。
他们是一个整体，彼此间或许有师生关系、作者与读者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或同袍关系……透过这些关系与背后经历，我们似乎可以见到一个湖南行动家们的共识：
他们认为自己将是改变中国的中坚。
这一切都与王夫之分不开，甚至可以说，王夫之是湖南精神的核心。
正是他与他的著作，为后世湖南人的血液里种下了改革乃至革命的因子。
2．湖南精神的缘起，打捞王夫之的人
王夫之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书。
而他被邓显鹤及此后一代代湖南知识分子重点发掘并引为己用的，是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攘夷排满之民族思想。
尤其是他七十三岁写成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堪称他以“文墨反满”的代表作。
在王夫之看来，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
这种差异使他甘心隐居，不为利禄所诱。
正如他晚年所写的对联那样：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说起王夫之与他的“船山学派”，不可不提邓显鹤。
曾国藩曾回忆，邓显鹤收集湖南文献之勤，已到了“如饥渴之于食饮”的地步。
而邓显鹤在最初开始这一工作时，可搜罗的文献非常之少。
因为明清数百年间，湖南著名学者极少，通过科举而出类拔萃者的人数在各省当中也算倒数。
但1810年，邓显鹤在典籍中查阅到，明代曾有一部《楚宝》，记录湖南地区从春秋战国至明初之间的著名人物。
邓如获至宝，花了十余年寻找该书，最终找到一孤本，并就明代部分进行增辑，从明初延续到明末，随后校订刊行。
在增辑版的《楚宝》“文苑”卷中，以屈原为始，以王夫之为终。
关于王夫之的篇章，便是邓显鹤自行增辑的部分之一。
邓显鹤将这位与屈原有着同样悲剧性命运的大儒奉为“我师”。
他详细记录了王夫之在明亡后的生活，包括游历华南寻找幸存的明朝皇族，在西南抗清，在南明小朝廷的内斗和颓势中希望破灭，最终归隐江湖。
但这些记录对于邓显鹤而言远远不够，1829年，他慨叹王夫之的著作多已无从寻觅，于是提出倡议，“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
”
1839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
来自湘潭的商人王世全和年轻文人欧阳兆熊登门拜访，前者是王夫之的六世孙。
他们提供了一份不为人知的王夫之诗作手稿，并表示王夫之的另一位六世孙王承佺收藏了大量王夫之著作，还有他对儒家经籍的评注手稿。
他们希望邓显鹤能将之刊行于世，邓显鹤自然大喜。
此时的王夫之，早已被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接纳。
1773年，他的六部儒家经籍注解已经被官方选中，纳入《四库全书》，被湖南知识分子认为是本土难得殊荣。
但他的其他著作，却少有传世。
王世全和欧阳兆熊带来的全新资料，很有可能展现一代大儒的精神全貌。
这些著作此前始终深藏，未能刊行于世，绝非无因。
王夫之忠于前朝，不肯顺服清廷，此种心态在著作中时有体现。
但当年的征服者，已逐渐转变为地位稳固的统治者。
二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即使是将其儒家经籍注解收录于《四库全书》，也做了不少“阉割”，如将仇满言辞全部删除。
而且，《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身就有极强的选择性，既是一次搜集整理，也是一次毁书行动，“异端书籍”不但不能被收入《四库全书》，还会遭到销毁，王夫之的九部著作就赫然在列。
因此，王氏后人珍藏的王夫之著作，是一个保守多年的家族秘密。
而眼下似乎是个契机。
《四库全书》的完成代表了官方认可的中国正统学术著作的集大成，也是清廷成为中国道统守护者的证明。
也正因此，官方史家开始重塑明室忠臣的形象，并将降清的前明官员列为“贰臣”。
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始终忠于明朝的学者，也成为官方力捧的儒家忠贞不二精神的典范。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邓显鹤的年轻时代。
几十年过去了，老年邓显鹤若要出版王夫之著作，政治风险非常之低。
邓显鹤欣然接下这一工程，并成立了审校和出版小组。
其中，负责审阅的都是知名学者，编纂者则是年轻知识分子，另有几名王氏族人负责杂务。
3．王夫之成了曾国藩、左宗棠的精神导师
对负责审阅的知名学者来说，参与王夫之著作出版工程是挂名、是荣耀，也是为自己的人生再度贴金，而对于负责编纂这一核心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则不仅仅是镀金，更是一次与本省先贤精神交流的升华过程。
而且，当时因受湖南籍学者魏源的影响，经世之学在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均已成为潮流，年轻知识分子恰恰是此中佼佼者，与先贤的碰撞也因此更加精彩。
后来的大学者、中国近代舆地学创始人邹汉勋当时是邓显鹤的门生，被指定加入编纂工作。
与他一起奋斗的，还有1837年乡试中举的欧阳兆熊、1832年乡试第一的左宗植。
另有一人则是左宗植的弟弟，1833年乡试中举，他是编纂小组中后来名气最大的一人，名叫左宗棠。
几个年轻人交情甚笃，时常互勉，且都对湖南的未来抱有极大的责任感，并希望自己能够“为湖南代言”。
他们正式开始编纂王夫之著作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当战争结束时，编纂工作也恰好完成并正式付印。
邹汉勋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引用王夫之诗句，并问及与“英夷”的战事，颇有深意。
于明亡之际进行著述的王夫之，其著作中的“夷”指的是满人，而邹汉勋所指的则是英国人。
但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自满人入主中国以来，首度有满人以外的“夷人”入侵中国。
王夫之关于夷的陈述，也在此时变得合理起来，足以作为史鉴存在。
不过，也许是出于政治考量，不愿被人视为以“英夷”影射“满夷”，所以尽管邹汉勋等人对王夫之的这类著述非常了解，但在以《船山遗书》之名印行出版时，还是将这些内容一一拿掉。
邓显鹤主持的这版《船山遗书》存在时间很短。
十余年后，太平天国之乱爆发。
1854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湘潭，毁掉这座城池的同时还毁掉了《船山遗书》的雕版。
此时，邓显鹤已经离世，邹汉勋也在那年战死。
所幸的是，他们的努力结果并未完全被摧毁，当年与他们并肩的人，成为了王夫之思想传播的接力者。
在此前的1852年9月，太平天国军队进攻长沙。
时年34岁的学者郭嵩焘与邻居左宗植、左宗棠兄弟逃往山中。
也正是在山中，郭嵩焘开始阅读左氏兄弟携带的一套《船山遗书》，找到了人生道路。
从此他开始研究《礼记》，毕生不辍。
因为，对于王夫之和郭嵩焘来说，研读《礼记》，是他们了解身处之社会有何弊端的不二法门。
在身世问题上，郭嵩焘同样对王夫之感同身受。
王夫之在明亡后隐居山中，就此度过余生，郭嵩焘则认为太平天国之乱威胁清廷存亡，形势与明末一样险峻。
也正因此，他以王夫之为榜样，决意隐居。
但这种隐居绝非不问世事，因为在王夫之看来，即使隐居，知识分子也不该失去为时弊找出针砭之道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正因为隐居，才可旁观者清。
所以，郭嵩焘也自诩为能够拨乱反正之人。
果然，逃至山中不到一个月，左宗棠便被召回长沙协防，郭嵩焘对他勉励有加。
1852年冬，太平军弃围长沙，郭嵩焘则下山前往湘乡，参加好友曾国藩母亲的葬礼。
这时，曾国藩刚刚接到官方命令，命他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
他并不想接受此职务，希望按儒家礼制为母亲守孝三年。
郭嵩焘请出曾国藩之父，与之一起劝解曾国藩，认为社稷有危，不应拘于礼法。
最终，曾国藩接受了此任务，湘军就此诞生。
左宗棠和曾国藩这两位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统军者，此前均未有过带兵经验，却在郭嵩焘力促下入世，并改写中国历史。
郭嵩焘却仍然留在山中，拒绝湘军的几番邀请，继续与王夫之著作神交。
直至1853年，他才出山参与平乱。
此时的湘军，已在曾国藩的统领下显示出了与朝廷其他部队截然不同的特质。
这是一个在湖南全省汲取资源的组织，凝聚力建立在同乡情谊上，因此战斗力奇高。
当初参与编纂《船山遗书》的人当中，均与湘军领袖关系密切。
为《船山遗书》作序的唐鉴是曾国藩的恩师，郭嵩焘与左宗棠早年便是长沙城南书院的同学，郭嵩焘还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并认识了曾国藩。
郭嵩焘与欧阳兆熊、湘军名将江忠源同年中举，还曾与左宗棠和曾国藩一起在京城参加会试。
主编《船山遗书》的邹汉勋曾在江忠源麾下为官，后来战死，左宗棠为其写下挽歌。
欧阳兆熊钻研医学有道，曾在1840年救治了重病缠身、险些丧命的曾国藩，二人就此结下一生友谊。
也正因为这层关系，王夫之著作在湘军中流传甚广。
1862年，在战事惨烈、胜负未明，官军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骁勇善战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倡议重新刊印王夫之著作，他请曾国藩总揽此事。
由此可见，王夫之著作在湘军中的精神力量之大。
曾国藩请欧阳兆熊联系王夫之后人，开始筹措此事。
此时的欧阳兆熊已经53岁，在学界德高望重，背后又是权倾一时的曾国藩，王氏后人也无法左右刊印内容。
因此，新版《船山遗书》远比邓显鹤那版更加详尽。
1866年6月，也就是在曾国藩大军攻陷南京两年后，新版《船山遗书》的雕版工作宣告完成。
曾国藩为其作序，并于次年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版中，尽管王夫之仇满言论仍被删除，但却不是直接删除，而是以空格代替。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规避了敏感词，又保留了原意，给了读者“自行填空”的空间，使得读者很容易猜出王夫之的反满。
4．从湘军辉煌，到湖南士绅阶层崛起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曾国藩立刻解散湘军，以免遭忌。
但湘军的影响力已使得湖南团结为一体，这种集体认同感随即造就了湖南人在晚清官场的崛起。
湘军将领纷纷跻身权力最高层，并任命同乡为官。
仅仅新宁一县，在1850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里，出过的最大官员不过是在官场层级中位于最底层的县令，但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几十年里，诞生了174位文官，其中包括三名统辖二三省军政事务的总督、一名巡抚以及七十余名府尹，此外还诞生了167名武官，其中包括53名提督、58名总兵，以及56名副将或参将。
全国七个总督之职，湖南人一度占据六个，文武官员数量之多冠绝各省。
湖南士绅阶层也随之崛起。
在洋务运动中，湖南官员同样举足轻重。
曾国藩等“大佬级”人物自不必说，郭嵩焘也曾在广东代理巡抚任上积极推动年轻官员学习外语。
但湖南籍官员推动洋务的战场都在外地而非湖南，相反的是，湖南仍是时人眼中的保守之地。
这一方面是因为湖南与北京朝廷及各沿海通商口岸都有较远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廷与此前几代王朝一样，有异省为官的回避规定，因此，湖南人得意于官场，热衷于洋务，但均未能服务于湖南。
比如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就将剩余人生贡献给了华东诸省，左宗棠则奋斗于西北。
唯一在这个阶段力倡湖南改革的是郭嵩焘，但那也是他退休后的事情了。
1866年，郭嵩焘退休返乡，开始主持长沙城南书院重建，并在书院内修建船山祠纪念王夫之。
他在船山祠立碑，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
湖南知识界将在王夫之的影响下复兴。
湖南人在政坛上的强大实力和王夫之著述的重新刊行，为这一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
5．郭嵩焘：
洋务与排外夹缝中的湖南缩影
湘军的胜利开启了湘军领袖们的仕途，但战后湘军的解散则给湖南带来很大冲击。
这数十万失业军卒返回阔别十年的家乡后，因为劳动力锐减而萧条的乡村经济无法迅速接纳这么多人，以至于失业率高涨，物价高企。
许多军卒挥霍军饷，又自傲于从军经历，不屑于重拾农耕生活，以至于坐吃山空。
经济的大幅下滑，使得穷人开始遵循传统，加入秘密会社。
早在湘军成立初期，曾国藩就以练兵为目的，将湖南秘密会社尽皆镇压，可如今，当年镇压秘密会社的退伍湘军，居然成为了新的秘密会社力量。
湖南的新进士绅阶层也不可不提，相比老士绅，这些新士绅多半曾经从军，他们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地位而更加保守，同时因为与太平天国的交战经历，对基督教十分仇视，认为洋人是湖南人的最大威胁，尽管东南沿海已经在洋人影响下变化巨大。
因此，湖南出现了十分讽刺的一幕：
这个诞生了最多亲西方、热衷洋务之官员的省份，也是中国排外最强烈的大本营。
在东南沿海可随意行走的洋人，都将湖南视为会有生命危险的恐怖之地，并将之与紫禁城一道列为“现今中国少数不准西方人踏足之地”。
在这种局面下，郭嵩焘成为了湖南排外士绅的围攻目标。
他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与洋人的良好关系，使之成为湖南人的眼中钉，他在城南书院的教学也受到阻挠。
郭嵩焘对此怒不可遏，认为湖南人心风俗日渐堕落，保守士绅的仇洋心理更是不堪。
于是，郭嵩焘希望重振王夫之之学，以匡正湖南人的堕落道德——尽管王夫之的最重要著作都以“排满”这种排外理念为核心。
曾国藩去世后，郭嵩焘利用自己与曾家的良好关系，在长沙曾国藩祠内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取名为思贤讲舍。
而王夫之故乡衡阳县的官员也效仿他，在当地开办了船山书院。
1874年，郭嵩焘重返北京官场，利用礼部侍郎的职权，大力宣扬王夫之，并希望能使其享有儒者的最高荣誉——从祀孔庙，从而使其作品能跻身官定正统学问之林。
尽管此提请被驳回，但郭嵩焘已无暇顾及。
1875年2月，一名英国人在云南遇害，引发外交纠纷，清廷被迫首次派使节赴伦敦，郭嵩焘便担此重任，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
守旧排外的湖南士绅阶层得知此消息后，立时将郭嵩焘称为“湖南之耻”。
在郭嵩焘准备赴英的两月前，长沙谣传郭嵩焘已邀外国传教士来湖南。
正在乡试期间的湖南学子集合抗议，并且烧掉了郭嵩焘的房子。
出使英国使郭嵩焘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他目睹工业革命带来的一切变化，主动拜会当时最顶尖的几位科学家，参与英国上流社会的各种宴会，成为“当红名人”。
他热衷于英国社会的建制，如学校、法院和邮局等，希望将之移植到中国。
他还在英国结识了正在这里求学的严复，二人一同观摩英国法院的审判过程，讨论西方科学和哲学。
也是在英国，郭嵩焘读到许多英国人撰写的关于鸦片为害中国的文章，认识到中国许多腐败官员不是不能禁绝鸦片，而是因利益不愿禁之。
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经高于进口量。
在郭嵩焘看来，英国精英知识分子其实比清廷更关心鸦片的危害性，他也因此推断，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始于朝廷。
尽管郭嵩焘因为自己的开明和善于学习，得到了英国人的钦佩，但也使得他在保守的国内成为被抨击对象。
郭嵩焘日记在国内刊行后，招来官场批评，清廷甚至下令烧掉该书的雕版。
郭嵩焘只能黯然回国，又担心有人会对自己不利，所以没有返京，而是直接告病回湖南。
但湖南人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仇视他，当地官员甚至不允许他乘坐的汽船靠岸。
狂怒的郭嵩焘据理力争，方得以踏上故乡土地。
在英国大大开阔了视野的郭嵩焘，在故乡已经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他愤怒于乡亲们的守旧顽固，却无力改变。
他还得知，受他拖累，他力倡的让王夫之从祀孔庙一事已被搁置。
但尽管饱受谣言中伤之苦，郭嵩焘仍留在湖南，并以他在曾国藩祠内建造的思贤讲舍和船山祠为基础，展开新的湖南复兴计划。
他大力推崇四位湖南先贤：
屈原、八百年来唯一从祀孔庙的湖南人周敦颐，此外还有王夫之和曾国藩。
把曾国藩纳入此列，有助于将湘军重新界定为新兴湖南精神的自然产物，使湘军不致成为鼓动排外的肤浅借口。
王夫之则被郭嵩焘选为湖南精神的领袖和改革慰藉，象征着湖南的命运。
6．湖南文化复兴运动的曙光
在郭嵩焘看来，湖南精神的全面扭转需要三百年，第一个一百年涤荡旧染，第二个一百年培养人才，第三个一百年培养习惯以大成。
中国的改革，应从湖南改革开始。
他尊崇西方教育制度，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工业文明，其基础都在学校。
而当时中国的经学教育根本无用于现实世界，甚至是堕落之源，那些烧毁其房子的学生便是明证。
郭嵩焘为此还重启了湘水校经堂，注重实用一面。
尽管他隐藏幕后，但仍被人发现，招来许多辱骂，但不管怎样，校经堂仍有生源，并成为郭嵩焘的阵地。
他尝试西方教育模式，同时强调“礼”的持续实践，并将王夫之像悬挂于学校大堂正中。
换言之，郭嵩焘建设的学校，既更保守，又更进步，一方面希望重拾礼之传统，另一方面希望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中寻求治国之道。
尽管这种尝试极具争议，但将学堂置于曾国藩祠内部，外人绝不敢侵犯。
此外，郭嵩焘还动员支持者，组织了禁烟公会。
它以思贤讲舍为基地，以王夫之为精神依归。
会社首次聚会选择了王夫之两百六十岁诞辰纪念日。
这些支持者同样崇尚西方文化，认为鸦片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该会的努力方向就是挽回世道人心，而教育改革就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根基。
他又根据《礼记》等典籍的记载，推断上古三代时的教育体制也是“专科式”的，但在士大夫掌握话语权后，教育体制变成了“士”阶层的独木桥。
他以此推断，要找到改革之道，中国必须望向大洋彼岸的西方，只有这样才能拾回中国的过去。
在“城门不向外国人开放”的长沙，郭嵩焘的见解可谓惊世骇俗，即使是起先支持他的人，也未必能持久并坚定地支持他。
王闿运便是一例。
郭嵩焘与王闿运关系甚好，都是禁烟公会的龙头人物，但见解时有不同。
王闿运认为郭嵩焘的海外日记是“殆已中洋毒”。
他还认为中国没有郭嵩焘认为的那么弱，洋人除了军事科技外也没什么了不起。
更重要的是，王闿运最初对王夫之并不感冒。
不过，二人虽然观点不一，但始终能和平共处，堪称至交。
王闿运还在几番推辞下，终于答应郭嵩焘，前往思贤讲舍任首席讲师。
而且，在郭嵩焘去世后，出于友谊和责任，原本对王夫之并不感冒的王闿运，揽下了郭嵩焘开创的“每年一祀王夫之”的责任。
郭嵩焘去世的时间是1891年，在此之前，他的湖南文化复兴运动一度显露出曙光。
但这道曙光的持续性很快便因郭嵩焘等中坚力量的年龄而蒙上阴影，每逢王夫之祭日会讲，人们都会发现有几位老会员离世，加入的新会员多是老会员的亲友，其中才华横溢者又很快会因为仕途得志而离开湖南，这就造成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但不管怎样，即使在郭嵩焘离世后，思贤讲舍仍继续开办。
郭嵩焘对湖南的巨大贡献，使之成为了之后湖南改革派思想的基础。
他建设的学校、船山祠和禁烟公会，代表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追求现代化之民族主义的早期模式。
同时，王夫之的本土根源亦不可少。
这就构成了湖南人未来民族主义的模式——受一位湖南先贤的启发，由一位湖南学者予以发扬，且为了湖南人的福祉而开展。
7．谭嗣同与湖南维新运动
郭嵩焘晚年时，长沙还有一位行动派，但行动与郭嵩焘完全相反，他名叫周汉。
这位前湘军军官热衷于印制小册子和传单，宣扬诛杀所有洋人和与洋人交往的中国人。
在周汉看来，太平天国之乱就是基督教思想作祟。
他的小册子从湖南传播至长江流域，影响十分恶劣。
就在郭嵩焘去世的那个夏天，长江流域爆发排外暴动，人们烧毁教堂，屠杀信众。
行动触怒西方，向中国政府施压，清廷则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施压。
这使得湖南官员需要首度正视一件事：
湖南的排外心态和对西方的挑衅将危及帝国本身的存亡。
因此，尽管在保守顽固的湖南省内拥有大量支持者，周汉仍被软禁。
但并非所有湖南年轻人都支持周汉，来自浏阳的年轻学者谭嗣同就痛恨周汉。
1895年，三十岁的谭嗣同痛批湖南的守旧，并对已经故去的郭嵩焘表示钦佩与怀念。
出身官宦世家的谭嗣同，年少时多数时间在京城度过。
他的住所是湖南浏阳同乡的会馆，其私人教师也多来自家乡，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刘人熙。
刘人熙曾是湖南乡试第一名，对王夫之研究甚深，认为王夫之学说是“救世之道”，他也热爱湖南，崇仰邓显鹤。
1893年起，他开始有计划地寻找未被《船山遗书》收录的王夫之著作并予以刊行。
谭嗣同在刘人熙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影响下，大略了解了王夫之学说的重要性。
年轻时的游历四方也使得他能够接触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在各个通商口岸购买、阅读各种新著作。
而真正让他皈依王夫之的是1889年，那年他哥哥突然去世，他十分抑郁，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读完了整部《船山遗书》。
有人回忆，谭嗣同曾称：
“五百年来，直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
在外省生活多年后，谭嗣同已如自英国返乡后的郭嵩焘，与湖南乡亲有了隔阂。
两人都敞开心胸接受在湖南罕有人听闻的外国思想，而郭嵩焘遭迫害的经历令谭嗣同痛心。
但谭嗣同与郭嵩焘属于不同世代，他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出生，印象中的湖南恰恰是湖南籍官员叱咤官场的辉煌时期，也正因此，他不会像郭嵩焘那样将湖南籍官员和湖南落后保守势力区别开来，而是认为湘军才是湖南排外的根源，甚至认为湘军该为全中国的落后保守负责。
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开始在王夫之身上寻求救国之道，就像当年郭嵩焘躲在山里时那样。
他将王夫之视为天下崩坏时学者处世的典范，是湖南精神的典范，而在国家危难之际，就得遵循王夫之的理念，以湖南人为引领来改变中国。
于是，谭嗣同返回湖南，开办算学社。
此时的湖南也处于大变革中，清廷为了避免排外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对湖南官场进行大换血。
多位与郭嵩焘有密切关系和共同思维的官员上任，尤其是新任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首席幕僚陈三立。
陈宝箴与郭嵩焘关系甚佳，常年有书信来往，陈三立则曾师从郭嵩焘。
二人大刀阔斧，将郭嵩焘当年的种种设想与计划一一落到实处，如开设湖南矿物总局，铺设电报线等。
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士绅阶层出力良多，尤其是士绅中的大佬、曾在郭嵩焘之思贤讲舍担任主讲的王先谦，更是协助创办了湖南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又规划铁路建设，并协助创办汽船公司，衔接湘江沿岸城镇。
而这一切，都是郭嵩焘生前梦想。
另一位新任官员——学政江标，此前在京就满怀推动经世之学和西式科学教育的热情，他来到湖南后，发现郭嵩焘已用心经营过此地教育，对其十分推崇，并予以延续，在学堂内设置图书馆、实验室等，向西式教育靠拢。
郭嵩焘曾认为，改革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但在他去世五年后，湖南已在这批新官员的锐意进取下出现了巨大变化。
在这场变革中，擎文教领域大旗的是本土年轻学者，以谭嗣同和唐才常为首。
他们先是合办算学社，然后在江标鼓励下，促成各种学会。
至1898年，湖南已有算学社、地理学会、法律学会、讨论婚姻改革的不缠足会等各种会社，维新运动红红火火。
江标借势从上海引入湖南第一个铅字印刷厂，开办湖南第一份旬刊《湘学报》和第一份日报《湘报》，前者重学术，后者重新闻，唐才常与谭嗣同均为主笔。
另外，由陈宝箴支持，王先谦、谭嗣同等人共同筹划建立的时务学堂，也堪称一大标志。
8．强天下保中国非湘莫属，梁启超眼中的湖南
时务学堂还聘请了一位非湘籍人士担任中文总教习，他便是梁启超。
他与谭嗣同、唐才常一起，掌控了湖南维新运动主要文化机构（报纸、学堂及各种学会）的话语权。
在谭嗣同看来，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这预示着湖南人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这场自我意识的省复兴运动，其巅峰标志是谭嗣同和皮锡瑞于1898年创办南学会。
这个全省性的学者协会定位为翼护其他学会运作的伞式组织，并寄望于能够再度培养出王夫之和魏源这样的大思想家。
梁启超曾这样描绘湖南：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评价可谓极高。
尤其是将湖南人比作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力萨摩和长门藩士，似乎是在表示湖南人能推翻死气沉沉的清廷，建立现代国家。
梁启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与列强关系继续恶化，湖南就应该准备完全独立。
他认为湖南已经具备自给自足的元素，湖南能够民主，独立，就将为华南其他地方领路，包括他自己的家乡广东，“南学会”之“南”就由此而来。
而这种看法在当时湖南并非孤例，许多二十多岁的年轻学子甚至认为，将中国分为若干小国才是救国之道。
他们就这一问题与梁启超等老师探讨良多，其中有一位十五岁的少年，是梁启超班中最小的学生，未来将叱咤风云，他的名字是蔡锷。
9．谭嗣同之死，“湖南精神”转为激进
唐才常将谭嗣同关于湖南自治的观点和王夫之著作中的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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