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上海滩的金融家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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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上海滩的金融家们
许敬：
上海滩的金融家们
许敬：
上海滩的金融家们
“安徽民工”的故事：
诚信
在满清同治年间，有一名叫程谨轩的安徽歙县青年来到了上海滩十里洋场。
他既没有学历也没有关系，只在四处打工的过程中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倒也能够和外国人沟通一番。
至于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甚至说他曾经是金陵路上的乞丐。
不过一般说法只是认为他是黄浦江畔一个搬运工，每天拿着杠棒麻绳，在十六铺码头靠着体力糊口。
有一天，程谨轩看到一个东张西望的外国人，就问：
“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
”洋人翻了翻白眼，不理他。
他又问：
“你是不是掉了个皮箱？
”然后拿出个皮箱，正是这位洋人不慎失落的。
洋人惊呆了，想不到这位看似小瘪三的青年竟然如此品德高尚，非但路不拾遗，还守着失物等着失主回来认领。
洋人激动地掏出一把银元想答谢程谨轩，但竟然被程拒绝了。
他说：
“我现在固然缺钱，但更缺工作，你就收留我吧。
”洋人看他诚实可靠，就让他做了自己家的门房。
这位洋人是九江路上德国礼和洋行的大班，工作很忙，而礼和洋行其实是欧洲在中国最大的军火商，身为大班也有人身危险。
他对程谨轩说：
“你要做我门房，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回来得总是很晚，不到9点的敲门绝不要开，那肯定不是我。
”想不到凡事总有例外，某天晚上大班回来早了，怎么叫门都没人开，直到9点，程谨轩才准时开门，大班当然大光其火，但程谨轩不紧不慢地答道：
“你厘定的章程，我一定要不折不扣执行。
何况，你不按时在外面叫门，我也要判断一下你是否被人胁迫啊？
”这下洋人对这个门房再次刮目相看，觉得他不仅人品优秀，而且做事可靠，又心思缜密。
于是决定把他带进洋行学生意，一步步把程谨轩培养成洋行高管。
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洋行大班回国效力，整个洋行事务就全权交予程谨轩打理。
他生意越做越顺，本来在洋行就有了丰富的资金和人脉积累，后来又设立“程谨记”房产公司。
程家当时赫赫有名，据说房产总值六千万两白银，每月租金就有十万两。
上海滩传说的“金刚钻老太太”指的就是程谨轩的妻子，因为她的旗袍上镶满了钻石。
其实程谨轩发迹的故事有很多版本，更可靠的说法是他并非码头挑夫，而是从小木匠做到包工头再到建筑商，一步步就这么发迹的。
这种说法更加合乎逻辑，但民间还是固执地认为路不拾遗的挑夫、忠于职守的门房的故事更合理。
其中，似乎也隐含着民间社会和上海财经界、金融界对于重信守诺之人的企盼和祝福吧。
但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完美。
程谨轩有两个儿子，因为大儿子先天聋哑，所以他临终前把“程谨记”房产的生意交给了小儿子程霖生和大孙子程贻泽。
他们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出资规划小区城建，建造了以公司字号命名的“谨记路”（即如今的宛平路）。
1931年犹太富豪哈同逝世，程霖生被称为上海滩新一代的“地皮大王”。
然而，程氏叔侄竟然卷进了投机风潮。
上海金融界游资丰富而机会众多，经常会不时卷进非理性的炒买炒卖中，无论房产、黄金、期货、股票，能够使人一夜暴富，也能使人一朝破产。
苏州洞庭东山严家在上海开设的钱庄，就是在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全军覆没的。
这次使得程氏叔侄遭遇灭顶之灾的，是黄金期货投资。
加之当时1932年“一·二八”战争阴云笼罩，投资者对房产市场丧失信心，因此两三年的工夫，程谨记破产，程霖生病故。
程贻泽则支撑到1935年，最后以全部房产抵债而猝然退出上海财经界，那时他才31岁。
钱庄的故事：
也是诚信
1949年迄今60余年，前30年金融业的作用有如政府的财务科，后30年金融业的作用有如企业的典当行。
但这绝非金融业的全部。
金融业包括存款放贷、票据往来和银钱交割，正像血液一样，以银行为核心，不断给各行各业输送氧气和养分，以保持经济运行的勃勃生机。
民国时期的银行业务涵盖面非常广。
比如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居住地大陆新村，就是由当时上海私营银行规模第三的大陆银行开发建设。
又比如著名的小吃商号冠生园请求中国银行贷款，中行对老板冼冠生的资金运营能力放心不过，派了一名银行职员担任冠生园上海总管理处的会计主任。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胜枚举，等会儿我们还会遇到，现在暂且按下不表。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钱庄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上面观点的一个注脚。
庆成钱庄的创办人为苏州洞庭东山的商人万梅峰，但真正发扬光大的，是他儿子万振声。
话说20世纪初的某年，一位钱庄的客户，是一个经营棉纱棉布的老板，想进货但缺乏流动资金，于是就向万振声告贷。
万对这单生意根本不看好，因为他发现，这位纱布老板想吃进的白坯布市场已经饱和，很容易就砸在手里导致资金流转不灵，甚至大亏其本。
但纱布老板还是一直纠缠，竟然一边游说一边跟着万振声进了厕所。
正说着呢，万正好小便完毕一抖，生理反应导致他习惯性地脑袋点了几点。
纱布老板还以为他同意了，急忙跑去进货。
万振声想叫住已经来不及了，既然有了这个阴差阳错的承诺，那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于是立即叫钱庄打钱给纱布老板。
说来也巧，此时正好慈禧太后驾崩，一下子全国居丧，山河戴孝，本来销量低迷的白布瞬间脱销。
因此万振声硬着头皮做的投资竟然有了丰厚的回报，从此业务节节拔高，成为上海银钱业的翘楚。
但是《上海金融志》却还有另一种说法。
据记载，专家们认为，这故事的主人其实是万振声的父亲，也就是庆成钱庄的创立人万梅峰。
据说故事其实发生在咸丰年间，既然主角从儿子换成了老子，那么驾崩者也理所当然由慈禧太后变成了咸丰皇帝。
故事的主干内容没有变化，还是一批错误购进的白布因全国举丧而价格飞涨，万梅峰遂成巨富云云。
这两个记载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我们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在今天这个“故事会”上，我们也没必要去一探究竟。
重要的是，其中传达出的一些金融伦理令我们深思，那就是信用第一、责任第一，一旦做出承诺就一定要贯彻始终。
我们从来对商人有种偏见，认为“无商不奸”，金融家即是银钱通货运营方面的商人，自然会比通常的商人更精明，但上面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即使实践中金融家们的道德未必达标，但终究保有着自我和社会对传统伦理的期许，这就是一直激励着他们向善的力量。
金融界谱系：
苏州人的上海
在太湖北端有一条半岛伸入湖中，这个半岛的最南端就叫做“洞庭东山”，即现在的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
清末以来，东山共有席、翁、严、叶四大家族，都为上海金融界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并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这四大家族中，以席家最为著名。
上海汇丰银行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外资银行，1865年正式开业。
在其鼎盛时期，曾掌管着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全国的外汇牌价都随汇丰给出的标准而定。
外资银行都设有华人买办，汇丰银行自然也不例外。
从1874年到1937年，洞庭东山的席家祖孙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在这个位子上一共掌权64年。
所谓的“买办”，就是外资银行和中国企业之间的金融经纪人。
外资银行有自己的一套固定的组织架构、运营方式和管理模式，有时候未必能够和中国的金融机构或工商企业兼容。
为了避免摩擦和增进效益，外资银行大多聘请华人买办，比洋人大班直接出面要方便得多。
就外商银行的组织机构而言，买办是它们的出纳部门；就其承担的责任而言，买办是银行对外业务的保人；就具体业务而言，买办是中介人。
由于买办平时负责钞票的出纳保管、金银外汇的买入卖出、票据清算、放款保证和存款介绍，都是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既需要法律上的抵押品（如房产、存款、股票），也需要人脉上的左右逢源，更需要外资银行高层对此人的长久信任。
因此，买办往往是终身制、家族制和世袭制，就是这个原因。
当时外资银行最大的客户并非中国的工商企业，也不是贸易商行，而是政府存款和海关关税。
其次就是向上海各大私人钱庄进行的信用贷款。
由于外资银行信用较好、后台稳固、准备金充分，因此虽然利息偏低，也能够吸纳大量的公家和私人的存款。
但他们不熟悉中国地面，不敢贸然放款，于是直接拨付给各大钱庄，让钱庄用这些款项进行短期高息的放款。
在清末华资私营银行还不成熟的时候，钱庄就是外资银行与中国工商企业之间的中介，而外资银行的华人买办就是银行和钱庄之间的中介。
经过华人买办的精心运作，外资银行还陆续向中国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放款，甚至协同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基建设施投资。
华人买办敏锐地发现，只要能够得到外资银行有效的信任和足够的资金，那么开设钱庄简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于是背靠外资银行的钱庄纷纷在上海设立，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担任汇丰银行买办三十年的席正甫和同乡严国馨在1887年开设的协昇钱庄。
严国馨属于洞庭东山安仁里严氏三房世系第十六世。
他早年跟随父亲严徵祥来上海经商，后自己独立门户，成为上海敦裕洋行的买办。
经商过程中他结识了东山同乡席正甫，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联合成立钱庄，这就是东山帮商人开拓上海金融界的开始。
他们两家和刚才我们提到万梅峰、万振声父子一起，作为洞庭东山在上海金融界的象征，长期掌管着上海滩的私营银钱业。
据统计，整个包括清末和民国的近代中国，洞庭东山的金融家一共在上海设立钱庄多达85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席家、严家和万家的门墙。
严国馨发迹以后，就举家从东山搬迁至如今的吴中区木渎镇，先后购进西街108号和114号，并重新营建修缮。
如果诸位有兴趣前去游览的话，这些晚清古迹至今尚存。
1902年，严国馨买下了乾隆年间大诗人沈德潜的宅子，请香山匠人从头重造，并尊其母之命改名为“羡园”，这就是木渎古镇旅游的珍珠级产品，位于山塘街的严家花园。
又一个小故事：
上海银行
陈光甫（1880-1976）江苏镇江人。
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历史陈述往往是枯燥乏味的，我不引用繁琐的数据和专业术语，而专门讲几个虽然无法考证但也言之有据的故事。
比如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般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金融家陈光甫为何要创办这个银行呢？
陈光甫之前是官办江苏银行的总经理，他是被清末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提携到这个位子上的。
辛亥革命以后，程德全还是主管江苏军政事务的都督，但1913年国民党反对袁世凯政权的“二次革命”爆发后，程德全被迫辞职，陈光甫也就跟着他辞去江苏银行的职务，转而自我创业。
这是正史中的说法。
实际上呢，野史记载，这其中还有个曲折的小故事。
据说陈光甫一直和同盟会（也就是日后的国民党）中的几个重要人物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
在“二次革命”中，陈其美、蒋介石等孙中山先生的部属在上海起义，占领肇和军舰，攻击江南制造局，后来还刺杀袁世凯政权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上将。
袁世凯的密探查到，革命党人的起义经费都由陈光甫主管的江苏银行进出，于是当局密令就地处决陈光甫。
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是苏州人，也是陈光甫的朋友，他看到袁世凯的手令后，就对袁说，陈光甫是本分生意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江苏银行这些经费的进出，不过是陈被革命党人用手枪炸弹威胁的结果，陈本人是无辜的。
因此陈光甫幸免于难。
这消息很快传到了陈的耳中，他听罢大惊失色，觉得这种官办银行其实就是官场，风波险恶，前途难以预测，于是就毅然辞去总经理职务，宁可白手起家，从头创业。
陈光甫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他生于1881年，比蒋介石大6岁，比毛泽东大12岁。
他是镇江人，名叫“辉德”，“光甫”是他的表字。
在近代史上我们发现，被人们称字而不称名的人叫“以字行”，都是大人物，比如蒋中正表字“介石”，张人杰表字“静江”，戴传贤表字“季陶”，一般后人不称他们的名，反而以蒋介石、张静江和戴季陶传世，进入了历史。
也有人以代号或笔名传世的，比如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中山”是化名，“汉民”和“精卫”是笔名，和主题无关，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陈光甫出身很苦，12岁就辍学，进了汉口的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其实也就和一个搬运工差不多地位。
由于当时报关行无论口语还是填海关单据都需要通晓英文，因此他刻苦自学，终于在22岁那年以流利的英语考取了汉阳兵工厂的英文翻译职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日本正金银行的汉口地区买办，此人后来成为他的岳父。
人的成功，除了本人的天分和勤奋外，总需要一些外界助力。
1903年，美国在圣路易斯举办国际博览会，清政府决定参加。
于是陈光甫的岳父就把这位精通英文的女婿推荐给湖广总督端方，受到了端方的认可，成为湖北省派出在美国博览会的英文翻译。
在美国工作了八个月后，为了酬谢他圆满完成任务，湖北省政府拨出官费让陈光甫在美国深造。
就这样，从1904年开始，陈在美国先后进入好几个大学，一直到1910年取得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学士学位，光荣回国。
这时陈光甫的贵人，也就是当时的湖广总督端方已经调任两江总督，于是陈也就随之来到南京，担任总督府师爷，具体负责洋务文案。
端方离职后，他又成为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幕僚，负责衙门中的涉外事务。
辛亥革命后，程德全任中华民国江苏都督，遂委派陈光甫担任省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并命陈于1911年底正式创办官办的江苏银行，任命他为总经理。
农学家和银行家：
先驱者
邹秉文（1893—1985）原籍江苏省苏州市，是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的先驱。
邹秉文的“秉文”是表字，名“应菘”，也是个“以字行”的著名人物。
他出生于1893年，是毛泽东的同龄人，籍贯苏州，但出生在其父的工作地广州。
他很有语言天赋，5岁时候他祖父去世，他随着父母奔丧回到了原籍苏州，没几天就学会了一口吴侬软语。
这个语言天赋对他帮助很大。
邹秉文的伯父当时是满清的外务部尚书，有特权能够安排自己的一名子弟公费留洋。
就这样，他18岁那年远赴美国，从中学念起，很快就顺利地掌握了英语，并在两年后考取了康奈尔大学。
大家知道，这个大学以农业学著称，是胡适留美的落脚地，也是后来台湾地区时任领导人李登辉的母校。
李登辉当年正是以农学专家的身份被蒋经国一眼看中，而成为国民党接班人的。
1916年，也就是留学六年以后，邹秉文以康奈尔大学农业学学士的身份回到了祖国。
他其后专门从事农业教育工作，是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教授，并亲自编撰教材，还创办良种场，对中国的棉花种植推广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有着卓越的贡献，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农学家。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1929年11月创立上海商品检验局并任命邹秉文为局长，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商检局局长，从此开始从事农产品出口的检验检疫工作。
但两年以后他却辞职了，于1932年初被陈光甫请到上海银行，担任总行襄理。
当时民国银行界的高管，有经理、副理、襄理三个级别。
总行襄理便是如今的总经理助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是精明能干的陈光甫又怎么会让一个完全没有金融履历和财经经验的人，在自己银行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呢？
著名的左翼文学家茅盾曾经写过“农村三部曲”，也就是《春蚕》、《秋收》和《残冬》，我记得第一篇似乎还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
同样作为教材的还有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故事就发生在离我们这里不远处的吴中区甪直镇。
这些文章都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农民的生产困境——如果歉收，那么一年的辛苦都将白费，农民还会负债累累；而如果丰收，由于运输条件的落后导致销售不畅，恶性竞争下谷贱伤农，农民还是吃亏。
的确，当时中国的农业，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制约了旺盛的生产力，这就需要金融界来注入新鲜血液，以杠杆作用挑动农业的发展。
而这就是陈光甫聘请邹秉文加盟的目的。
邹除了担任上海银行的总行襄理外，还兼任农业合作贷款部经理。
后来他又升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专心负责农业贷款事宜。
记得北京三联书店在2006年出版过一本叫《穷人的银行家》的传记，说的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事迹。
尤努斯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以“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为理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其实，尤努斯所做的，无非是向农民发放无抵押小额农业贷款，以金融合作的方式使得农民摆脱贫困。
而这一切，陈光甫、邹秉文及其上海银行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就已经成功推行。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大骄傲。
陈光甫做事，一向眼光长远，精耕细作。
一方面，他和邹秉文聘请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教授担任银行的农村合作事业的总顾问，安排相关事宜；另一方面他还出资6万元赞助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要求他们延聘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农业合作专家和农产品运销专家来校讲课。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上海银行还在金陵大学设立专项基金，凡农业经济系学生选读农业合作课程的，考试前20名的每名学生均享受100元（也就是相当于现如今近2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
这两项举措为当年的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农村金融人才。
陈光甫又是勤奋专注的。
农村贷款部门正式设立于1933年，仅两年以后，也就是1935年，上海银行就在全国10个省的73个县设立了近千个农贷分支机构，受惠农民近20万户。
陈光甫曾说，他经营上海银行的方法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从举办农业合作贷款事宜上，可以看出，陈是切切实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方针和承诺。
结语
刚才通过几个小故事温习了一下近代上海的金融史，从洋行到买办，从钱庄到银行，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坚韧不拔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程谨轩、席正甫、严国馨等人还仅仅具有自利的立场，本能地想从洋人口中挣回一点自我利益。
但他们依靠着天赋、勤奋和重信守诺的品格而成功，且成功以后不忘惠及同胞家族，以及由内而外逐渐惠及桑梓父老，既提携同乡后辈一同进步，也慷慨捐助家乡建设。
程霖生虽后来事业失败，但对家乡公益事业贡献尤多。
中国传统文化教导君子要“亲亲尊贤”，意思是善待亲人，尊重贤者。
如果说上述几位前辈是“亲亲”的话，那么陈光甫无疑就是“尊贤”；如果说上述几位前辈仅仅具有家族、家乡观念，那么陈光甫无疑已经将家族、家乡观念放大至民族、国族观念。
创业伊始，陈光甫就明确了上海银行的成立宗旨：
“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
”终其一生，他完美地践履了这一宗旨。
如果没有1927-1937年“黄金十年”的卧薪尝胆、庄敬自强的默默积累，如果没有这些勇敢、睿智而坚忍的前辈，中国绝不可能和亚洲军事力量第一的日本血战八年，最后完胜，从二流弱国一跃成为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并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也绝不可能在如此积弱的军政环境下，取得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令人炫目和骄傲的“白银时代”。
孙中山先生曾经郑重地说过，“我们祖宗很对得住子孙，所难过的，就是我们做子孙的人。
”此言诚然，我们的前辈先贤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因此无论现实如何、格局如何、体制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自暴自弃。
如果你还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抱有希望，那么，历史就在你手中。
（作者系中国基金博物馆特约研究员。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来源日期：
2012-11-27|责任编辑：
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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