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读书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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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读书报告
《经济学前沿问题》读书报告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K.F.齐默尔曼（K.F.Zimmermann）教授主编的《经济学前沿问题》（2002年英文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4月中文版）是一部评述经济学领域发展前沿课题的内容丰富的学术专著，它为我们审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前沿问题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齐默尔曼和其他西方经济学者从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出发，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诸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西方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前沿。
他们在分析前沿问题时，除评介前沿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介绍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针对某一类实际经济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评介以往经济政策失灵的原因，以及应采取的对策。
一、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几乎不涉及制度不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制度转型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法经济学等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前沿观点是把制度看成是一种博弈的结果，或者称制度是社会中博弈的规则。
制度是由社会所有成员所知的社会行为规则构成的。
他们指出，区别制度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是规则部分，而另一方面是执行（或制裁）部分。
基于这种区别，可以将制度定义为：
“构成人们反复互动情况，并被人们普遍所知的规则，以确保对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执行机制”（见《经济学前沿问题》，第123页。
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书，为了简便起见，下面引文只标明页码，不标书名）。
他们把制度区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
把由国家执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和命令等称作“外在制度”，或称作“外部制度”；而把人们自我承诺约束、社会控制或私人组织执行的惯例、伦理规则、习俗和企业规章等称作“内在制度”，或称为“内部制度”。
在方法论方面，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假设，即假定所有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假设被称为规范个人主义。
与传统经济学有关完全理性经济人试图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相区别，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以下假设：
（1）不确定性；
（2）有限理性；（3）正交易成本。
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预测世界可能呈现的所有状态，行为者不能准确判断自己行为期望大小的一种状态”（第121页）。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人们会通过“前瞻性”或“后顾性”的适应性理性指南来做出决策，这种理性常称为“规则理性”或有限理性。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经济人无成本地试图实现效用最大化是不存在的。
新制度经济学还提出了正交易成本的概念。
交易成本又称为交易费用，它最初是由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R.科斯于1937年引入经济学的。
其基本含义为市场交换的成本，即在市场上人们相互交易所付出的费用。
交易成本是人们之间、人们与企业之间达成契约和执行契约所付出的费用。
所以，交易成本“为企业的生存给出了一个基本原理”（第122页）。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又把交易成本拓宽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和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等，进而，交易成本的概念还被D.C.诺思引入到政治市场的交易分析中。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产权理论。
这种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十分重要的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家A.阿尔奇安认为，传统经济学家可能把产权看成是既定，因而忽略了对各种产权形式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什么是产权？
A.阿尔奇安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就是产权。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是指人们受到制度保护的占有或使用资源的权利。
他们强调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权利。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对产权的分析是与交易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交易双方为了获取对方的某些物品而进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有必要界定产权，进行资源配置，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产权交易制度（即产权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分析起初主要涉及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源使用权利，这从他们分析时所提出案例均是属于物质生产领域可以得到证明；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产权理论拓展到对知识资源和品牌商誉资源等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及研究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利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谈到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强调需要一套特别的制度来保护产权。
“整个社会实现专业化生产的愿望和能力、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以及进行长期资本投资都直接取决于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即需要一套特别制度来保护产权”（第129页）。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谁一旦违反了保护产权交易的契约，他就必须支付违约成本。
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 新制度经济学家注重运用其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对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他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确实有望成为重新评价一些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且说明有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家观察、考察和研究了俄罗斯和东欧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变革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结论是：
第一，制度转变是缓慢的，但制度变迁是重要的。
不论转型国家是采用大跳跃式的还是遵循渐进方式的改革，实现快速的制度转变或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
不少国家甚至在快速的跳跃式的制度转变失败之后，重新采取稳步改革措施才逐渐走上有效的经济转型之路。
“转型的经验让我们更加明白：
制度不能在一夜之间被改变”（第146页）。
“新制度经济学家否认了制度变迁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个假设”（第151页）。
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经济福利的增长。
所有的利益集团在支持引入市场经济这个总体目标时，他们都试图对改革措施的推进施加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制度创新，制定推进改革的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增强参与者的合作意愿和适当的补偿是必要的。
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不确定性，只有制定有效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才能推进制度变迁。
这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要求经济制度发生深刻的变革。
第二，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要相协调，才能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转型国家的特征之一是经济转型和政治民主法制改革同时进行。
外在制度（即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整个法制结构）要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才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同时，内在制度（如产权制度）也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各类经济主体要逐步建立起自身的规则和执行机制来履行契约，以保证交易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信守契约。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外在制度的改革应明确考虑主要的内在制度。
外在制度应大体上与内在制度兼容”（第163页）。
制度转变或制度变迁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助长权利上的或实际上的制度分歧的制度变迁只会增加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使参与者能够形成某种预期，从而使这种预期很有可能实现。
任何形式的制度转变，都会产生不确定性，因此，任何制度的转变，都要注重相对稳定性。
“制度的适用期越长，参与者用其来规范相互影响行为就越容易形成预期，而且越有可能实现这些预期。
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具有像资本品一样的性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值。
”他们还指出，“如果改变制度预示着净收益，那就应该尽可能透明地实施，这样有利于参与者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增加预期实现的可能性”（第162页）。
在分析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之间的关系时，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了内在制度的重要性。
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初步研究的结论显示内在制度对转型国是非常重要的”（第152页）。
内在制度会影响外在制度。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只有外在制度有效地引导、影响和改进内在制度，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三、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一些行业中出现了企业并购重组浪潮，诸如运输、能源、电信和互联网等网络行业。
这些行业通过并购、重组出现了带垄断性的巨型厂商，从而形成了由市场治理和等级治理组成的混合治理结构。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并购重组后的巨型厂商及其混合治理结构是对反托拉斯和管制的新挑战。
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相比，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考虑了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以及私人和公共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也就更加适合阐述反托拉斯和管制的实质性法规和制度设计（第166页）。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反托拉斯是指用于保护和增强市场竞争的特殊政策。
竞争的本质就是自由签订契约，这要求政府不应过度干预。
政府只有在出现厂商共谋或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破坏竞争时，才应该采取行动。
所谓管制是指国家对选定的市场随时进行干预；受管制的厂商即使遵守所有规则也有可能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干预。
管制更具有事前执行的性质，反托拉斯则是事后采取反垄断的行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反托拉斯和管制可以增强人们能受到公平待遇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同只是在契约法和法庭执行的基础上的私人协议相比，制订一套反托拉斯和管制的规则，营造反托拉斯和管制的制度环境，能更加有效地限制交易供给方（如网络行业巨型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加有效地约束交易成本，更加有效地保护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拓宽了反托拉斯和管制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将政治、行政治理结构的作用包括到了其分析框架之中”（第209-210页）。
这里涉及到各种管制机构和政府主体之间管制权限的分配问题，分析政治交易成本及其决定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注重对反托拉斯和管制方面的经济政策制定和政策建议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反托拉斯和管制决策中，应该重点关注混合和等级治理结构的正面效率影响。
混合和等级治理结构本身不能反映市场力量因素，但通常可能对内在的签约问题做出有效反应。
第二，政策应该鼓励私人和公共主体之间的制度竞争、实验和学习。
制定“最优”的反托拉斯和管制规则的过程相当复杂，新制度经济学告诫人们：
不能简单地照搬在其他国家或行业中获得成功的管制规则，因为这些规则不仅取决于行业的专有技术和经济特征，而且还要取决于制度环境。
第三，就反托拉斯和管制而言，在日新月异的政治和技术环境中，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尤为重要。
第四，经济政策建议应该明确区分“目的是建立正确的制度”和“目的是得到正确的决策”，以及区分“对政治家的建议”和“对公众的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由于政治决策者自私的个性，导致他们的决策往往受到制度安排的限制和影响。
因此，在处理“目的是建立正确的管制和反托拉斯制度”的问题时，经济顾问应该着重对政治决策的制定程序进行分析；在处理“目的是得到正确的决策的问题”时，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经济顾问应该更直接地介入决策过程（第211页）。
在反托拉斯和管制的规则制定过程中，由于政治家和作为政治家委托人的公共主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治决策更难以控制。
向公众提出建议时，不仅需要介绍反托拉斯和管制问题、替代方案和取舍关系，及增加透明度来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且需要解释信息不对称的后果以及补救政治决策机会主义的制度性措施。
四、传统的增长理论以罗伯特·索洛增长模型为代表。
索洛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为：
（1）技术水平不变；
（2）增长因素为资本和劳动，且劳动不作为内生变量；（3）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
与索洛的传统增长理论不同，由保罗·罗默（PaulHomer）和卢卡斯等人提出了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突出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认为技术和知识应该对作为独立的内生变量列入增长模型，所以，这种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技术变革理论。
新增长理论研究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研发活动和技术进步以及教育培训等不同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一家企业利用所掌握的专利技术来生产一种新产品并推，向市场时，如果与之竞争的其他企业还没有达到相同的知识水平，还没有利用这类专利技术，那么，拥有专利技术的企业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获得垄断利润。
研发新技术产品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新商品的机会，又给主动研发的企业带来边际收益。
由此，新增长理论学者认为，知识、技术本身具有可复制特性，即一旦技术成熟，投入生产，可供更多的生产厂商低成本复制，重复使用，由此导致了生产边际收益递增。
新增长理论关注知识和技术的作用：
（1）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2）知识和技术进步具有抑制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增。
新增长理论肯定了知识作为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张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教育培训投资，增加用于研发活动的投资。
它认为，“人力资本形成也有其内部和外部效应；教育体制的效率与增长率是相关联的，其内部效应是因为教育和培训增加人力资本和个人的生产率；其外部效应是因为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硬能从整体上增加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
那些具有高学习效应和以知识为基础的部门将实现更高的增长率。
”由此，“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对经济增长大有裨益”（第250页）。
新增长理论还强调了国家产业政策和竞争的重要性。
新增长理论学者认为，企业的国籍已不再是竞争的关键因素，能够实现高水平就业和被雇用者高收入的地方，就能吸引投资。
由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必须通过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以特定区域的特色产业和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者。
国家产业政策要从生产要素、市场条件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创新和发展能力是一国经济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新知识的生产和运用，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并因此走向世界市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第215页）。
M.波特强调竞争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他认为，不应限制国内竞争。
国内竞争为企业创造了灵活的适应市场要求的机制。
如果在一国之内，政府对企业采取保护措施，不让企业承受竞争的压力，不让企业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这类企业一旦走向国际市场，就难以承受国际竞争压力。
例如，日本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日本政府承担保障充分竞争水平的责任，使公司处于持续的竞争压力之下，这样，日本企业经受了国内竞争的磨炼，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往往能获得成功。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不断增长的国际适应性”（第251页）。
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只限于从纯经济要素分析增长过程不同，新增长理论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把制度和社会的因素也放在考察之中，证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因素。
“概而言之，即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
历史经验充分表明社会的不安定经常导致经济环境的恶化。
在社会危机时期，伴随着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明显失败，经济增长常常突然变得步履维艰”（第256页）。
五、西方货币经济学十分重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金融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关于货币动态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理论
由于传统货币理论在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时没有考虑货币流动性效应，因此，新的货币理论有关动态优化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了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把货币流动性效应导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流动性的增加对利率产生下降的压力，从而降低了厂商生产成本。
最终会导致厂商增加在生产要素上的货币支出以增加产量。
“由于央行向金融中介传递货币的速度要快于向家庭传递的速度，针对真实的负面冲击波，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稳定产出和增加福利”（第4页）。
第二个假设：
将刚性条件（如工资刚性）导入动态货币一般均衡模型。
厂商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或两者均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运作，并且在这些环境下，厂商是价格制定者，如果价格须保持不变，那么，将刚性条件（如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实际工资）导入动态货币一般均衡模型，则会产生与经验观察相一致的动态结果。
从这些模型中得出的重要政策结论是，在通货膨胀变动与实际产出变动之间没有实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佳的货币政策应该以稳定产出为目的，同时在长期关注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
这与传统的凯恩斯宏观模型的结论是不同的。
第三个假设：
存在着规模效益递增的生产技术。
收益递增的存在导致多重均衡，同时也会导致模型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
为了解决这个不确定性，假定工资为事前确定并不再变动，而价格会随时进行调整。
新货币理论学者认为，在各种动态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是最优的，还有待深入研究。
但是，货币动态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1）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活动中能产生很大的和持续的影响；
（2）即使模型中包括价格变动成本在内，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的关系；（3）通货膨胀不但带来福利方面的成本，而且还会降低交易效率和加剧价格扭曲（第5页）。
（二）关于货币传导的信贷渠道
新货币理论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除了流动性效应之外，还应有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
当基本的流动性效应保持不变时，只要外部贷款不是完全由抵押担保，厂商的投资项目的外部融资成本就会远高于内部融资。
外部融资成本的增加导致厂商资本净值的减少，从而减少产出。
信贷传导渠道的另一个潜在效用是，金融机构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追求贷款质量的原则。
信贷传导渠道理论又划分为两种传导机制：
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
“银行贷款渠道强调银行作为厂商外部筹资的特殊角色，银行更经常向中小公司提供贷款，因为大公司可以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而中小公司则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第6页）。
在经济衰退时，银行会重新调整贷款结构，贷款从净资本低的厂商流向净资本高的厂商。
结果在一些厂商最需要外部融资时，失去了外部融资的机会。
在通货紧缩时，银行减少贷款，厂商削减投资。
资产负债表渠道假定通货紧缩导致利率上升会恶化厂商的财务状况。
更高利率导致厂商更多的利息支出，从而减少现金流；利率上升导致资产价格下降，从而进一步导致厂商抵押资产的市场价值降低。
由于相应的信用程度下降，银行将减少对厂商的贷款（第6页）。
区分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也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考察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也应该考察其他形式的外部融资的数量，如负债和贸易贷款。
在货币紧缩后，实证研究发现，在整个融资过程中，中小公司通过融资得到资本数额普遍减少，这些公司的净产值减少。
这是资产负债表渠道比银行贷款渠道在传导机制上更为有效的表现。
（三）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不同地区发生了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发展趋势是非中介化、地理疆界越来越模糊。
信息技术发展和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出现了全球化趋势。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了。
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引起了经济理论家和政府监管部门对货币稳定性和金融系统稳定性的特别关注，从而推动了研究防范金融风险的监管问题。
首先，新货币理论学者分析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原因，他们强调指出：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机构的不稳定风险的核心问题，信息磨擦也是造成过度承担风险的诱因。
因此，有关银行资产组合的信息披露规定是金融管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公众提供银行资产组合的信息，限制了银行承担风险的诱因。
也就是说，公开披露信息能减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
市场透明度是金融业稳定运行的一个必要的前提”（第18页）。
关于监管的重点，传统货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监管重点应放在对信贷风险的管制方面。
而新货币理论学者认为，在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中，应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对市场风险管制方面。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人们的预期和对银行信用的变化可能会导致银行挤兑，银行对单个机构贷款枯竭，银行危机从一个金融机构影响到其他机构，甚至引致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加强金融市场风险的观察与管制。
融管制的传统方法是实行存款保险。
即使银行倒闭，已参加保险的存款人也能保证得到其存款，这样存款人就没有去挤兑的动机。
这就要求银行有充足的资本金来充分地承受由银行信贷产生的风险，以防止出现由于存款保险制度产生逆向选择的诱因。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货币理论研究又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管制方法：
一种方法是“内部模型法”，寻找通过扩展巴塞尔框架来控制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
另一种方法是提高金融管制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并强调鼓励有效自律的监管，即实行“预先承诺法”。
“预选承诺法”是指银行预先对一定时间限度内的最大累积性交易损失提供承诺，并必须保持足够的资本金来冲销这些损失。
这种预估的最大损失数产生于银行自身的内部模型，对于预先承诺的违背是要受到事先规定的罚金制约的。
这种预先承诺是出自于金融业自律的思想，是试图避免市场风险或信贷风险的一种预防措施。
六、网络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网各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专门研究各种网络经济运行方式的科学。
网络，又可称为网状，是指纵横交错的组织或系统。
西方网络经济学家给网络的定义为：
“网络是互补的结和链构成的。
网络重要而鲜明的特征是不同的结和链之间的互补性。
网络提供的服务需要两个或更多的组成部分”（第218页）。
有的西方网络经济学家也指出：
“网络能够被视为既建立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个集，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对不同经济目的采取相似行为的一个集”（第218页）。
网络经济有两个基本要素：
经济行为主体的“集”和经济链的“集”。
网络经济与其说是由经济行为主体构成，还不如说是由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特殊经济联系组成。
经济行为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链可以是同质的，也可以是异质的。
换言之，经济行为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链可以是同行业的，也可以是不同行业的。
对网络经济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
狭义而言，网络经济主要是指以信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产业群体。
广义而言，网络经济主要是指电信、电力、能源、交通运输等网状运行行业构成的产业群体。
网络经济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已经成为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其经济运作往往涉及一个国家的范围，甚至跨越国界，把几个国家或一个巨大的区域联结在一起。
西方网络经济学家认为，研究网络经济离不开应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理论和市场理论，但又远远不够，新分析范式应建立动态分析框架。
“经济学网络的理论不是完全地推翻传统的伴随20世纪的经济理论新古典范式，而是努力构建一个更一般化的分析框架，以期能使新古典理论的各个方面变得更加完整”（第220页）。
网络经济学把网络区分为真实网络和虚拟网络。
真实网络是指经济行为主体间构建特定的网络联系物理结构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总和构成真实网络的沉没成本。
这种沉没成本构成了进入和退出特定的真实网络的重要壁垒。
而虚拟网络却与此不同，它是能兼容产品（分享一个共同的技术平台）的一种组合，各种数字产品能在共同技术平台的网络链上流通。
西方网络经济学家重视对网络外部性和锁定效应的分析。
网络外部性是网络的属性之一。
在同质的网络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可能会认同参与者的数量具有正的值，因为网络外部性允许他们比在网络不存在的条件下，以更低的成本去访问网络中的其他成员。
所谓锁定效应是指由于经济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他们无法预见未来的无效率，这把经济行为主体局限在原来技术网络之中，或锁定在原来的运行平台。
比如说，一种新的发明或技术进步提供了比旧技术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经济行为主体依然依赖旧技术，行为主体被锁定在过时的经济或技术解决方案之中。
其原因是从一种旧解决方案转向另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需要付出巨额的成本。
传统产业中，经济行为主体锁定在旧技术状态中，不愿意从旧技术转换到新技术，不愿意承担沉重的转换沉没成本，这就是传统的锁定效应。
西方网络经济学家认为，在网络产品市场上，特定的网络经营主体则把传统锁定效应转换成管理锁定效应。
在网络经济运行中，熟悉正外部性重要性的公司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专利技术和专门知识，来锁定自身公司的业务和经营渠道，并在市场中获得支配地位。
比如，某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大量开发软件产品，不断将软件升级，将自身软件产品支配市场，成为行业标准。
这样，“在积极地产生管理锁定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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