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19年的沈定一与军阀政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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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19年的沈定一与军阀政治
1912―1919年的沈定一与军阀政治
萧邦奇的《血路：
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一书，记叙了沈定一自1916至1928年的革命历程。
全书依历史脉络对史料进行了详尽梳理，并通过分析其中蕴含的社会身份、关系网络和空间场所的转换与变迁，重新诠释了沈定一和他的革命年代。
同时，作者基于中观视角勾勒出的历史图景，不仅表现了建立在个体选择和行动基础之上的革命过程本身的多种可能性，亦展示出参与者的个体生存抉择如何最终揭示革命的方向，并塑造革命本身。
该书从1916年沈定一在浙江任省议长开始写起，时值袁世凯称帝事败，北洋军阀派系纷争初起。
从当时的形势看，一方面，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在辛亥革命后日益彰显，军政对民政的领导局面不断明朗；另一方面，从1913年的“二次革命”，到1917年初的“免吕任杨”，北洋军阀均以直接、粗暴的军事干预解决中央与省际的关系问题。
这使得沈定一和其他持宪政理想的政治精英们日益感到不安。
本文试图从该书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出发，考察从1912年辛亥革命浙江自治至1917年北洋军阀入浙的这一历史阶段，并通过分析以沈定一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对军阀、军阀政治的应对和思考，对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政治精英与军事精英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军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实则古已有之。
萧邦奇在书中对此并未做深入分析，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军阀政治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后果，而这种政治权力从政治向军事的转向是与中国“崇文尚武”、“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相悖的。
这其实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的一种误读。
三国五代、元末明初和近代，无一不是各路军阀割据征战的历史舞台。
即便是中国传统绅士统治的政治格局，也是以军人和绅士的联合为政权基础，因而兼具“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
在治乱交替的周期变更中，传统社会有序的统治方式往往“偃武修文”，以文治精神为表象而武力为其内核；一旦社会动乱，文官制度与教化网络被破坏，隐藏的武化阶层就会显露出来，他们剔除文官政治并占有最大的权力资源以至声望，军人领导绅士的“军――绅政权”由此形成。
因此，军阀与军阀政治正是自古以来无序社会政治系统的产儿。
及至近代，辛亥革命的后果是见证了又一轮军阀政治的兴起。
不论在浙江省内还是全国，军事实力日益成为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袁世凯以重兵促成清帝退位，并以此受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此后，其北洋军系在政治领域的野心和权力日益扩大。
而浙江则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军政府，新军军官们因赶走清军并攻占南京有功，逐渐成为省内政治权力的主导。
1912年8月21日，新军21镇八十一标代标统朱瑞被袁世凯任命为浙江督军，实际上执掌着省内军政大权。
时间回溯至1911年末1912年初，彼时，对于沈定一及其他政治精英而言，军队是光复和保卫浙江的可靠力量。
在对抗清政府、稳定地方秩序的过程中，军队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许多革命的新军军官，如朱瑞、顾乃斌（时任新军21镇八十二标三营管带）、吕公望（时任新军八十二标第二营督队官）、童保暄（时任新军21镇宪兵营执事官）等同时也是参加光复会的革命党人。
军界和政界精英在反清反满的民族主义大旗下，共同合作、策划革命。
1911年8月，朱瑞介绍省咨议局议员褚辅成入光复会；而作为记者、立宪派和议员的许祖谦此时则和顾乃斌住在一起，光复杭州的主体计划即在他们家拟定；此外，光复战役前夜的通电、布告则是由褚辅成、沈钧儒等草拟。
浙江光复后成立军政府，拥有军队的革命党人掌握了总司令、政事部、财政部等重要部门，他们组成的临时参议会则掌握实权。
同时，这一军政府体制是代议制民主色彩亦十分浓厚：
晚清立宪名士汤寿潜担任被公推为省内第一任都督；浙江省议会依照省约法规定享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权力，除了一般的议决权外，还有对都督提不信任案权、对政务员的弹劾权等。
掌握军队的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政治精英们的宪政改革，而后者作为传统士绅则拥有使军政府合法有道的权威，此时浙江的统治权力可称作“绅――军政权”。
然而，军政与民政的这种友善合作并未持续很久。
随着政治权力向军事力量的倾斜，军队正逐渐显出潜在的威胁。
这一威胁首先在袁世凯凭借北洋机构加紧集权化的过程中浮现出来。
作为保守的实用主义者，袁世凯将中央集权视作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政党、代议制国会的作用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则是他着力于解决的两个首要问题。
为此，他制造了“宋教仁案”，以暗杀手段消弭国民党利用宪政程序制造“政党内阁”的权力威胁。
“宋案”引起宪政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并最终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索。
而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在辛亥革命后依旧悬而未决，临时约法上没有规定省制问题的条款。
此时，地方尤其是南方各省主张自治，而袁世凯则不断强调“统一政令”、“统一财政”、“统一民国”，试图收回地方财权、兵权以重新构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
南方数省向来是革命党人的势力范围，尤其标榜维持“超然独立”的自治局面，这令袁世凯十分不安。
在地方和中央尚未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他即首先向江西委派民政长官，分都督李烈钧的财政大权，后又在安徽、广东两省调换都督。
这些举措终于促成了1913年7月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直接导致了浙江省内持宪政主义的政治精英和军界的分道扬镳。
时为省议员的沈定一、任风冈、许祖谦，以及省议长莫永贞、副议长刘?
j等均积极策动反袁。
沈定一于此前后亲往南京、上海，联络国民党首领，并在上海与陈其美谋划攻制造局，未能成功；7月20日，莫、刘、任、许等16名省议员送去要求浙督朱瑞宣布独立的函文，亦未果。
此时浙江军界对“二次革命”普遍采取不支持的态度。
督军朱瑞于7月即宣布浙江中立，虽谓“一意保我治安，不问其他”，实则积极于镇压讨袁活动、查封反袁报刊等亲袁事宜。
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因素看，朱瑞对“二次革命”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军界的普遍共识。
据葛敬恩的回忆，朱瑞做出亲袁的立场主要受其亲信南洋陆师同学叶颂清、徐乐尧等的影响，他们都不赞成反袁，认为参加二次革命“要吃亏”；而其他如吕公望、童保暄、王桂林等毕业于保定军校速成科的军官则以段祺瑞为老师，因段是袁世凯的左右手，也反对革命。
正如萧邦奇指出，在社会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现实，且是达到个人目的之手段的文化环境中，个人网络历来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而在充斥着阴谋活动、帮派斗争暗杀背叛的军事领域，关系网络更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生存资源。
1911年到1916年，浙江军界依据毕业于不同的军校大致可分为四个派系。
在军校的训练中结成的长期友谊或同期毕业，无疑有特殊的意义，而这一母校联结通过此后的共同革命经历又能更为巩固。
因此，朱瑞十分看重其亲信南洋陆师同学的意见。
而吕公望、童保暄等人因与段祺瑞有着师生关系反对革命，则无疑反映了师生联结的重要性。
在中国，师生关系应是除家庭关系外最重要的社会联结。
民国以来，这种师生关系是建立军阀派系的基础之一，袁世凯和蒋介石分别通过这一联结发展了北洋军系和黄埔系，并都依靠他们获取了全国政权。
当然，社会关系网络并不能构成全部甚至主要原因。
这些军官在辛亥革命中与政治精英的合作，正如他们中绝大部分选择加入光复会一样，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
对他们而言，清朝推翻、南北统一即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
既然接受了袁世凯授予的新的军事头衔，并服从新的中央――地方军政体系。
那么责任、忠诚、服从和严格的等级关系便是这些军界人士首要遵循的准则。
更重要的是，尽管中央在逐步向地方收权的过程中危及他们的权力，但与大部分起义督军不同，朱瑞的督军头衔是袁世凯任命的，并且在这次争斗中浙江的军官们显然还没有被中央调任或分权的苦恼。
然而，在沈定一和其他宪政主义者看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依旧是专制、陈旧的政权形式，它用武力方式对临时约法、内阁、代议制国会等宪政成果的破坏，更是背叛革命的灼灼罪证。
但从结果看，这些省议员们的反抗并没有成效，袁世凯的军事优势使“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伴随而来的则是对反对者的清算。
1913年9月3日，袁世凯下达咨文令朱瑞缉捕此前要求独立的省议员，沈定一、莫永贞、刘煜、许祖谦、任风冈等均在饬缉之列。
许、任二人被判一年半的监禁，莫永贞则在送函后即逃走，沈定一于1912年组建的公民急进党被解散，其自身亦由上海走避日本。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成功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的财政问题也得到了缓解，但它并未对省制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帮助。
相反，正是“二次革命”开创了以赤裸裸的武力手段干涉地方事务的先例。
对军人而言，武力解决政治冲突的成功先例刺激了他们凭借军队加强政治权力的欲望；而对沈定一及其宪政主义同盟者来说，军阀自此成为必须提防的对象，他们吸取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比越来越不明朗的辛亥革命的目标更为迫切的是，必须使军事归于政治领导之下，并使这种领导合法化。
”
1916年，护国战争击碎了袁世凯复辟的迷梦，也打破了他用种种手段建立起的中央行政集权和财政集中。
此后，不仅包括浙江的南方数省重获“自治”，失去权力中心的北洋军阀也不断分化，地方势力再度崛起，军阀割据逐渐形成。
6月6日袁世凯死的那一天，流亡海外的沈定一回到上海，此时，浙江军界警界已联合起事赶走了督军朱瑞，并于4月12日宣布浙江独立。
9月4日，废止三年的省议会召开第二届常年会，6日，沈定一被选为新议长。
1912年至“二次革命”期间，以省议员身份维护宪政、积极讨袁的活动为他在这次选举中带来不少的政治资望。
1916年下半年，沈定一和他的议会同仁们一直试图通过议会途径解决中央和省际关系问题。
整个常年会围绕省制问题集中探讨了两项议题，即政府编制预算过程中省议会的作用和地方自治。
预算问题实质上是省议会为争取更多制衡政府权力的尝试。
早在9月21日的第十四次会议上，省议会即全票通过“各省以完全预算先交省议会审查”建议案，随后，该项建议案改为请愿案，并准备提交国会以征得通过。
然而，直到11月2日常年会结束，预算问题仍未得到国会回复。
此后，议会决定于12月召开为期1个月的临时会议，专门讨论预算问题。
尽管如此，最后北京关于预算的回复还是没有下来。
在地方自治问题上，沈定一和多数省内政治精英都认为，地方自治不仅能使地方免于全国动荡的军阀纷争的政治局势，其所产生的权力分散还能有效制衡中央集权专制。
省议会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军界的有力支持。
督军吕公望和沈定一通过经常磋商并达成一致行动，他们同意一些县继续开展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则向国会提出关于恢复地方自治组织的要求。
然而，地方自治问题在省内虽已达成一致，却仍迟迟未得到国会的回复。
10月30日民国日报发布了吕公望回复省议会的咨文，该文对地方自治作了如下判定：
根据9月29日总统申令，1914、1915年公布的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规则继续生效，同时，鉴于国会决定缓议废止自治试行条例，“地方自治以不抵触现行相关法律为限”。
对于沈定一和其他满怀宪政理想的政治精英们而言，国会对预算和地方自治问题的回复延误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然而。
此后省内更大危机的出现使他们无暇再顾及这些问题。
1916年的浙江军界由原有的四个派系演化为浙江、保定两个主要派别。
浙江系主要由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的中低级军官构成，以夏超、张载阳、周凤歧为首，该系基础深厚，且地方色彩最浓；保定系成员则主要毕业于保定军校速成科，以吕公望、童保暄、王桂林为核心，因与北洋军阀中的段祺瑞关系较深，较倾向于北京政府。
自吕公望督浙以来，双方为争夺军政权位的斗争日益激烈，12月下旬，以吕公望免夏超警察厅厅长一职为导火线，形势发展失控，对抗迅速升级为武力冲突，浙江、保定两派将各自军队开进杭州城内，架起大炮机关枪预备战斗。
为平息冲突，沈定一冒着严寒风雪，日夜奔走斡旋，使战事终归平息。
然而，面对杭州警察相约罢岗，周凤歧、张载阳和时任宁台镇守使的顾乃斌等人相继提出辞职，12月27日，吕公望被迫称病辞退。
这次浙江政潮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无疑给北洋军阀们提供了进驻势力的绝好时机。
袁世凯死后，南方各省独立势力再度崛起，北洋集团一直试图将其重归于中央集权之下。
于是，吕公望请辞隔天，北京即就势免去吕公望职务，并派淞沪护军使杨善德赴浙任督军，齐耀珊为省长，这在浙江军界政界引起一片恐慌。
杨善德曾于清末任浙江两标协统，负责管理、扩编新军，其固守清廷礼节的脾气在当时并未使人们产生好感。
更重要的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浙江各界一直以“浙人治浙”为标榜，认为本省人固然代表本省的最高利益，而北洋军入浙，无疑将打破这一自治局面。
于是，1917年元旦，争执两派达成妥协，省会所有高级军官、警察厅长、沈定一和杭州总商会会长一致同意支持吕公望留任督军，吕公望随即通电声明即日起“力疾供职”。
同日，黎元洪依旧令准免吕公望本职，任杨、齐为督军和省长。
随后，浙江各界开展了抵抗北洋军入浙的活动。
1月2日，浙省军警长官、省议会、教育总会和总商会分别集会，议决电请北京收回成命。
1月5日下午1时，公民大会在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剧院召开，集会者有4000余人，并公推沈定一、蔡元培、经亨颐、章太炎、王锡荣为代表，分赴北京、南京请愿，未能如愿；同日，沈定一先致电在京国会议员褚辅成，后致电旅沪浙人章太炎，以求京沪浙人共同支援浙人治浙。
抵制“杨督浙，齐长省”。
6日，公民大会继续召开，到会者极多，“城站左近茶楼酒肆，亦无虚座”，而其中又以商家最多。
7日，商界各业代表连续第三天召开会议，讨论善后办法，并发电中央力求挽留吕氏以维持现状。
8日下午1时，为反对杨善德派遣混成一旅士兵进入浙江，全浙公民大会于第一剧院再度召开，到者多达4800余人。
8日凌晨，沈定一、任风冈和孙智敏一同会见杨善德，力陈北兵不应入浙境，这是政治精英们所做的的最后努力。
然而，不论是公民集会，还是政治精英的滔滔雄辩，都未能阻止北洋军阀的进驻。
1月12日，杨善德带兵入浙，并于当日就任浙督，而吕公望则卸职赴京投奔段祺瑞；24日，齐耀珊亦入杭任省长。
于是，北洋军的铁蹄打破了浙人治浙的局面，浙江从此被纳入北洋皖系阵营。
与1913年的“二次革命”一样，中央政府最终仍采取直接粗暴的军事干涉解决了省制问题。
沈定一与他的议会成员花了整个秋季会议的时间，试图通过议会与政府的合法渠道来进一步整合中央和省际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被军队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迅速摆平了。
全国性的军阀派系再次彰显了他们的军事实力，而政治精英们却完全表现出固守行政经验与宪政程序的孱弱形象。
北洋军阀以沈定一与其他政治精英们最不乐见的武力干预解决省制问题，并最终终结了他们在省内实行地方自治的尝试。
再观这一阶段的全国政局，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权力冲突日益严重，前者主要依靠国会和政客，后者则以北洋军阀为后台。
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段祺瑞为使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联络各省督军在京召开“督军团”会议，向国会施压。
1917年5月19日，众议院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且须先进行内阁改组。
同日，督军团联名通电要求解散国会。
5月21日，黎元洪在国会支持下，下令撤销段祺瑞总理职务。
段祺瑞愤然离京，并一方面称根据《临时约法》之权限规定黎的免职令无效，另一方面策动安徽、奉天、浙江等8省先后宣布“独立”。
随后，在黎元洪邀请下，张勋率督军团赴京调停，他们提出解决争端的前提即是解散国会。
黎元洪被迫接受要求，6月12日，沈定一和他的议会成员们一直奉为地方自治和宪政运动领袖的国会被解散了。
在军阀政治甚嚣尘上的局面下，面对军阀强大的军事实力，国会和政治精英们的对抗注定以失败告终。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军阀与军阀政治几乎是中国一切事务的症结所在。
国会解散源于此，省制问题亦如此。
黎元洪在1922年恢复大总统职位时如此总结中央和省的关系：
“二年之役，则政党挟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以督军为中心。
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
”正如陈志让所分析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中央和省的基本矛盾是军人势力的无法消灭。
政客依附于军阀，军阀则各自利用不同的理论，全国性军阀为扩张势力鼓吹中央集权，地方军阀则割据自守、倡扬地方自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根本上是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的关系。
此时，军事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也打上了鲜明的军阀政治色彩，武力成为权力分配的主要因素，政治精英们已经丧失了政治领导权力。
他们或者沦为依附于各派军阀的政客，或者逐渐远离政治权力舞台，沈定一则属于后者。
1917年上半年，仍是省议长的沈定一试图继续维持议会的作用。
1917年4月初，就省长齐耀珊未奉司法部核准即令各县裁撤审检所一案，沈定一联合部分省议员认为此为越权行为，并提出弹劾案。
然而，此时议会自身却面临更大的困难：
“它开始以同乡为基础分化成各种帮派，尤其是出现了浙北帮和浙东帮”，帮派间钩心斗角，越来越没有效率。
对于议会和省政府间的关系以及议会内部的内讧局面，沈定一深为失望，并一度请求辞去议长职务。
尽管请辞未被批准，然而，此后沈定一再也没有回去积极领导议会。
对于国会被解散一事，名义上还是省议长的沈定一即赴杨、齐办公署抗议，然而，抗议除了使他遭受一个多月的监禁外，并无任何效果。
1917年7、8月间。
沈定一只身逃往上海，自此，他暂时远离了省内政治舞台。
伴随着身份、社会关系网络和生活场域的变化，沈定一进入了下一个新的革命阶段。
纵观1912年至1917年沈定一的政治历程，日益成型、壮大的军阀与军阀政治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在这一背景下，军事实力逐渐成为权力分配的决定因素。
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再到“护法战争”，军阀们凭借武力优势一再操控着政治局势的演进。
而精英们则不仅在新的权力分配体系下处于劣势，还因旧有的腐败、钩心斗角，以及谨守行政经验和宪政程序等弊病而日渐丧失传统的权威，不得不依附于或大或小的军阀派系。
再观省内政局，辛亥革命中军事精英与政治精英共同合作建立了“绅――军政权”，“二次革命”使双方由合作转向分裂。
1916年省内军政界再度合作开展了地方自治运动，1917年初因省内政潮，北洋军阀入浙最终结束了浙人治浙的局面。
在这一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沈定一和其他省议员们对宪政和自治的尝试因为军事精英的配合得以产生某种成效，二次革命和北样军入浙风波则充分显示了政治精英面对军阀政治的无可奈何。
军阀作为一种自利集团，凭借军队占有土地；而政治精英们竭力探讨的省制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中央集权或地方自治，都是他们用以扩张或割据自守的舆论工具。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畸形关系，归根结底便在于这遍及全国的或大或小的军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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