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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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浅析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引言
“金庸热”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它不仅拥有数目极为众多的读者，而且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
究其原因，正是从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古代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的心灵结构之中的一种文化精神——“侠义观”，它促成了“金庸热”的产生和持续。
“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优秀的人；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一个一流的学者；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2005年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著名文艺学家徐岱教授对其做出这番评论。
毋庸置疑，就作家而言，金庸确实创造了一个几乎是无法超越的文学现象。
从1955到1972年间共创作了12部长篇、2个中篇，为全世界的华人开创了一个奇妙的武侠天国。
可以说，有华人处即有金庸武侠小说。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信然诺，不变节，不趋势，坚守人格，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追求自由人格、自由生命构成了侠义观的基本内涵，这也正是这些侠客为读者所喜爱的原因。
一、中国武侠文化与“侠义精神”
武侠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
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民族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
金庸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他开创了继晚清第一次武侠小说高峰以后，又一个武侠小说的高峰时代，金庸的武侠小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把武侠小说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一）武侠小说概述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传统流裔之一，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血肉相连。
它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学样式，自唐传奇始一直绵延至今，特别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使这种古老的文学体裁获得了新生。
“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1915年林琴南才首次提出的，而在明清之际多称为“侠义小说”、“侠情小说”、“侠勇小说”、“任侠小说”，可见这种文类的小说其重点是一个“侠”字。
只不过古代的侠士都是些身怀武功的人物，写他们就不能不写他们的“武功”，因而称为“武侠小说”。
可以这样说，“武”之于“侠”就像“毛”之于“皮”，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无“侠”之“武”又有何价值可言？
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曾在《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一文中说道：
“武侠小说，有武有侠。
我以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
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
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
”无疑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武侠小说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不是“武”的功劳，而恰恰是“侠”的魅力不减。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告别了拳脚刀剑打天下的年代，任你一身武艺也抵挡不了一颗子弹，“武”已失去了其神奇的一面，为什么今天的读者还喜读武侠小说呢？
除了消遣和娱乐外，其中“一身正气，豪气干云，替天行道，扶弱锄强”的侠风侠行仍然能温暖当代人的心灵。
（二）武侠小说中的“侠”和“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游侠列传》开侠义文学之先河，曹植《白马篇》奠定了侠义文学的基调。
初盛唐时期，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李白等一大批诗人，任侠狂歌，从军报国，创作了大量游侠诗、边塞诗，形成了侠义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中，游侠形象再度活跃，并出现了《水浒传》这样的巨著，是为侠义文学的第二个高峰。
金庸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熠熠的侠义英雄形象，拓展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成为侠义文学的第三个高峰。
1．武侠小说中的“侠”
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令狐冲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即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
尽管各家各派对“侠”的看法不一，但总括起来莫过于“见义勇为”。
《辞海》里称“侠”是“扶弱锄强，见义勇为的人”，《辞源》里称“侠”是“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
由此可见侠士们应该是一见到这个“义”字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再所不辞，无怨无悔。
正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对少林老方丈天虹所说：
“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
”武侠小说家们在创作小说中的侠士时也是以“义”为要的。
金庸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所说：
“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金庸还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序里说：
“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
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
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
2.武侠小说中的“义”
“义”是兼容各家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它不仅是金庸小说中侠的灵魂，也沉淀在作品普通人及一些反面人物的心灵深处。
金庸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大力揄扬的定义“义”，与人民利益，社会公正连在一起，也与“正义”，“情义”紧密相连，故与“江湖义气”有本质的区别。
严家炎教授在《豪气干云铸侠魂一一说金庸笔下的“义”》一文中认为：
“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
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金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正是以这样的正义之义为基础来塑造的，郭靖、乔峰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大义自然不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面子所动、不为美色所惑的胡斐更是侠肝义胆；至于红花会十四侠、武当七侠之间兄弟般的拳拳之义，胡一刀与苗人凤之间英雄相惜的朋友之情义同样地感人至深。
周仲英大义灭亲，杀掉了自己出卖朋友的儿子，刘正风宁可全家遭灭门也义不出卖知己曲洋，有谁能不为之动容呢？
至情至性的杨过虽然有过为报父仇要杀郭靖的想法，但当他了解到父亲的为人之后立即放弃了杀郭靖的不义之举，历经磨难，最终与郭靖夫妇死战襄阳，成为为国为民的一代大侠。
令狐冲虽然行为放浪，但他明知自己不是田伯光的对手也要舍生取义誓死以救仪琳师妹。
这种侠行义举不但读者被感动了，就连身有污行但却很讲义气的田伯光也被感动了。
甚至连小奸小猾有小流氓气的韦小宝金庸还是让他坚守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讲义气。
3.“侠”与“义”的结合
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
随着“义”与“侠”的结合，情操”中的“义”已经与原初儒、墨、法对义的伦理阐释有了较大的扩充和发展。
虽然，侠义之义不可或免地带有一定的具有私人性和小集团性质的江湖义气，但也不可否认侠义之义较多地体现了正义之义。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一书中把正义义务的总的准则表述为：
“只要力所能及，就自己不要做、也不让其他人去做不公正的事。
”他还把正义的义务看成是一种双重准则：
消极的方面是，正直公正，不去作恶；积极的方面是主动去制止非正义。
而中国的侠士们济危扶困、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正体现了这种正义的准则吗？
二、金庸小说中“侠”的浅析及所体现的“义”
一切文学都是人学，所以文学作品中真正感人的东西往往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其中的人物形象，当然武侠小说也不例外。
金庸曾经说过：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
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
”不错，正是那些性格丰满、有血有肉、各种各样的侠客形象吸引着我们沉醉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之中。
一提起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郭靖无人不肃然起敬，一想起豪气干云的乔峰哪个不热血沸腾，至情至性的杨过、潇洒自由的令狐冲、疾恶如仇的胡斐、滑头聪明的小宝，闭目一思，如在眼前。
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侠士形象，尽管遭遇不同、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一个“义”字当头。
金庸小说围绕着这个“义”字写下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他的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
正如严家炎教授在《豪气干云铸侠魂一一说金庸笔下的“义”》一文中所说：
“‘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
”
（一）侠的个人修养
金庸小说中的大侠不仅武艺超群，在个人修养方面他们也是卓尔不凡，比如乔峰的宽容、老顽童的童心、小龙女的纯真，这些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欠缺的，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物质化，而精神方面的修养却越来越差，与书中的大侠们相比真是惭愧。
1．乔峰的宽容
《天龙八部》第十五章“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中，宋奚陈吴四长老率众叛帮，欲废去乔峰的丐帮帮主之位，失败被擒后按帮规当被处死，此时乔峰非但没有借机报复，反而百般为四长老开脱，最后依据“本帮弟子犯规，不得轻赦，帮主却加宽容，亦须自流鲜血，以洗净其罪”的帮规，乔峰将四
把法刀插入肩头用自己的血赦免了四长老，其中的陈长老甚至与乔峰并无交情可言。
宽容，历来都是人类最重要的优秀品质之一，但在现代社会中宽容已经越来越稀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家似乎都渐渐习惯这种缺失宽容的状态，别说像乔峰那样宽容地对待敌人了，恐怕现在对朋友能做到如此宽容的也没几个了。
随着宽容的渐行渐远，我们越发地体会到宽容的可贵，如果我们都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话，想必我们的社会会更和谐，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
金庸在书中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宽容的楷模，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达到乔峰的程度，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向侠客们学习，逐步营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美好明天。
2．老顽童的童心和小龙女的纯真
老顽童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超凡脱俗的两个人物，他们一个像孩子一个像天仙，老顽童虽白发苍苍但童心不改，小龙女历尽沧桑后纯真依然，他们这样的人物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个传奇，他们的修养也不得不令我们心折。
在现代社会中，孩子们只有童身却无童心，少女们的纯真也仅仅停留在脸庞上，纯真的心灵屈指可数，童心和纯真仿佛早已被我们抛弃，一些仍残留的童真也不过是苟延残喘。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染缸里，简单已经不合时宜，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让我们心灵逐渐趋于复杂化，即使本应该简简单单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老顽童和小龙女的形象，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相较，不必多言我们亦无地自容。
倘若有一天，无论我们的外形如何，都是同一颗苍老的内心，那样的场景肯定恐怖无比。
在这个童真尚未丧尽的时刻，我们对它们的呼唤便显得尤为重要，让我们努力保持内心的纯真吧，如果我们已经被浸染的无可挽救，那就停止扼杀童真的行为，让残留的童真有一个茁壮成长的环境。
（二）侠的是非观念
世上有许多公认已久的标准，大多数人的是非观念也是由这些标准而来，但标准总是滞后于时代的，众人也因此而陷入狭隘的是非观不能自拔，但是
侠的是非观念是超越时代的，他们判别是非的标准由心而定，绝不会去随波逐流。
1．不以民族定是非
《天龙八部》的故事背景是北宋、契丹、女真、西夏、大理并存的战争时期，这时的民族矛盾是尖锐的，也因此好多人以民族定是非，认为非我族类必非善类。
尤其是正处于强横时期的契丹，他们仇视所有的非契丹人，书中也有契丹军人动不动就杀戮汉人和女真人的描述。
而其他民族也同样憎恨契丹人，其中乔峰的遭遇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乔峰本来是丐帮帮主也是北宋有名的英雄豪杰，但自从发现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时，他便立刻由大人物转为小人物，昔日好友也十有八九弃他而去，不仅丐帮帮主做不成了还开始流亡天下的生活。
民族的标准或许被很多人视为金科玉律，但真正的大侠绝不会受此束缚，例如乔峰。
乔峰可说是书中最无视民族标准的人物，他的判别标准是就事论事而非针对民族，也因此他与各个民族的人都有着深厚的情谊：
乔峰的结义大哥是契丹皇帝，两个结义兄弟分别是西夏女婿和大理世子，他的好友完颜阿骨打则是女真人，而他最心爱的女人又是汉人。
2．不以门派定是非
在金庸小说中名门正派和邪魔外道一向水火不容，众人亦将门派之分看得极其重要，如果正派中的某人与邪派中的某人交往过密则被视为大逆不道。
《笑傲江湖》中衡山派（正派）的刘正风和日月教（邪派）的曲洋因音乐而以对方为知音遂成至交好友，但不为众人所容最后落了个双双惨死的结局。
《倚天屠龙记》中武当派（正派）的张翠山与天鹰教（邪派）的殷素素成亲，还和明教（邪派）的谢逊结义，他的这些作为却被正派人士视为人生污点，最后他的被迫自杀也与此有莫大关系。
能够突破门派之见的侠客除了以上结局凄惨的几人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们便是《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
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名门正派，但在邪派中又有为数众多的朋友，而且他们的恋
人都不属正派之列，最后通过他们的努力正邪之间的矛盾都有所缓和。
令狐冲和张无忌是在突破门派之路上走的最远的，他们不仅自己突破了，也试图让大家都摒弃门派的偏见。
金庸小说中的是非与我们现实中的是非其实是紧密相联的，如果盲目的随波逐流则可能颠倒是非，到时候造成的伤害和悔恨或许将无可挽回，十年文革就是一个惨痛的实例。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明辨是非，应该向金庸小说中的那些大侠学习，学着去突破狭隘的是非观，努力消除大众的偏见，从而杜绝因是非不分而酿成的悲剧。
（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个侠客的基本素养，有时他们甚至为此而弃自己的性命于不顾。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为了救小尼姑仪琳，想尽办法跟武功远高于自己的田伯光周旋，最后拼着一死终救仪琳脱险；《神雕侠侣》中为救陆无双，杨过甘冒大险，先后与全真教、丐帮、李莫愁为敌；《碧血剑》中袁承志为救焦公礼，出手击退本门大师兄的弟子，招致大师兄夫妻的怨恨；《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在光明顶为救明教众人，不惜与六大派高手一一对决，最后自己深受重伤险些丧命……
这些侠客们“拔刀相助”的对象都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在“拔刀”前他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拔刀”后自己会付出的代价他们也明了，但是他们在“路见不平”时仍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拔刀相助”。
像他们这样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行为，恰恰是当今社会所最缺乏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与金庸小说中的武侠世界相比要冷漠很多，面对暴力时很少有人冒险拔刀相助，甚至连一个报警电话都舍不得去打，大多数人都只是冷漠的看客。
虽然在现代社会我们并不赞成不顾个人安危的见义勇为，但是见义勇为的精神并不过时，我们绝不应漠视社会上的黑暗与不公，面对遭受侵害的生命时，我们要像侠客们一样挺身而出，不过要用更灵活更安全的方式来达到助人的目的。
（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
只是侠之小者。
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
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
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
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以上是《神雕侠侣》中郭靖对杨过所说的一段话，也是明确提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地方。
郭靖提出并践行了这一观念，他一直在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最后襄阳城破死于乱军之中。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为了阻止辽国进兵北宋，避免天下生灵涂炭，放弃了他在辽国的高官厚禄，还挟持身为大辽皇帝的义兄逼对方退兵，最后无奈之下为此自杀。
《碧血剑》中以袁承志为代表的一帮侠客，也一直在做着为国为民的侠义之举，他们协助闯王起义，反抗欺压百姓的官兵，阻击满清的侵略……
金庸小说中，武功高强者多为侠，现代社会中，能力超群者多是成功人士；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现代社会中，成功人士中佼佼者，也是为国为民。
“侠”是一个理想化的人格，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侠”本身已经不存在，但这种理想并不过时。
在金庸小说中，学好武功成为侠客是大部分人的理想，而侠中的大侠又都是为国为民的；如果把这一模式套用到现代就是，我们应该把努力学习完善自我作为理想，而一旦拥有相应的能力便要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
三、侠义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侠义精神的传统内涵，是见义勇为，除暴安良；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它凝聚着人民的愿望，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当今中国，尤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小说横空出世，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有如凤凰涅槃，金庸小说在旧武侠小说的灰烬中腾空而起，使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崭然一新。
它塑造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始终贯彻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宗旨，从而恢复了《史记》、唐诗、《水
浒传》所歌颂的侠义精神，并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一）金庸小说中侠义精神的提升
在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尽管历史上有过多次汉族与某些兄弟民族的战争，但广大民众总是盼望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而每一次民族战争的结果，也总是从反面教育了民众，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王昭君之所以留芳千古，主要并非由于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赢得了六十多年的和平，使北方边境“罢关徼之儆（通‘警’），息兵民之劳”。
文成公主之所以永垂青史，是由于她与松赞干布联姻，促进了唐王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推动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
萧峰这位大侠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代表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厌恶战乱、渴望和平的普遍意愿，体现了民族要团结、国家要安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有许多抗敌御侮、保民卫国的英雄形象，如岳飞、杨家将等，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但为民族团结而献身的英雄人物，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尚不多见。
金庸小说既成功地塑造了胡斐这样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大侠，又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样抵抗侵略、鞠躬尽瘁的大侠，还成功地塑造了萧峰这样为国家和平与民族团结而英勇献身的大侠，这确是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后记》中说：
“郭靖说：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严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列举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大街上勇斗歹徒而受伤的记者倒在血泊之中，无人援手；劫匪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公然抢劫，无人反抗；餐馆里被盗的顾客不敢指证，致使抓小偷的人反被小偷暴打，多处负伤。
严先生说：
“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到1983年，报刊上报道的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一个多么突出的社会现象。
”光天化日下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有增无减，见义勇为者孤身奋战、围观者甚多却无人相助的事情屡见不鲜。
此类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危害。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侠总是身怀绝艺的武士，但金庸小说超越了这一思维定式。
襄阳大战前夕，郭靖和杨过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郭靖说：
“你想中国文士人人都会做诗，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忧国爱民之故。
”杨过道：
“你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文武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般的。
”郭靖说：
“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
”当郭襄提出丐帮帮主鲁有脚“算不算大英雄”时，杨过说：
“此人武功并不怎么，也说不上有什么大作为，但瞧在‘锄奸杀敌，为国为民’八个字上，算他是一号人物。
”总之，不论出身、职业、身份、地位，也不论文人武士，更不论武功高低，只要“为国为民”，便可成为大侠，就算是真好汉、真豪杰。
金庸小说的这种侠义观，无疑是传统侠义精神的拓展和提升；而这种不分文武、不论职业、人人都应当为国为民、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也正是今日中国百姓最期盼的。
（二）侠义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任何关于“现代社会”的预想或设计中，如果没有社会正义这一条，就永远不会圆满。
其实人文科学的文史哲各学科的最终指向，就都是探索这一点的，我们常谈的“人文精神”或“人文理想”，其终极关怀都是追求社会正义。
而“侠义”也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是一种品质，是公平与正义的一种象征。
所以不管什么年代，都要有“侠”的思想。
现代社会，我们不推崇“武力”，但是需要“侠”的思想和精神。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社会人际关系趋向冷漠，面对他人危难，见义勇为者日渐稀少。
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那些胸怀侠义精神的人们，凭着正义和良心，为社会鸣不平，肩担道义；为人民诉疾苦，见义勇为；为朋友披肝沥胆、两肋插刀，这种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正可以弥补当代社会精神和道德缺陷，所以我们不仅要提倡侠义精神，还要把它发扬光大。
实际上“侠义”在现代社会里边起到得是一种调节作用。
虽然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法制环境不断健全，社会矛盾不断缓和，社会越来越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但“不公”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法制
并不一定都健全，常常有空隙。
这个空隙就使得有空子可钻，何况执法过程中也会有不公平。
那么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就需要侠士们，需要一种见义勇为精神，站出来起一种补充的作用。
比如强者与弱者的对垒也时有发生。
萧逸先生就说过，“有不公平就会有侠，同情弱者的抱负绝不能丢。
”所以只要有弱者存在，“锄强扶弱”的精神还是要有的。
社会总是需要一种秩序的，这个秩序不仅仅要靠法律和规则来维护，总有人会钻法的空子，总有很多人可以杀人不偿命，总有很多人可以随便贪污，可以欺侮别人，不管法建设得多么完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
古龙有一句话说：
“这世上有杀不尽的贪官污吏，杀不尽的不法之徒”，法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完善的，那么这时候，人民心中有一种自然的愿望——有一种正义的力量——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自掌正义”，就是我不依靠外在的东西，替我伸冤雪耻，能不能有一种东西来“自掌正义”？
在当下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正义”的稀释与缺失，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知恩不报、虐待父母、出卖人格、损友利己、贪赃枉法……林林总总败德无义的行为时见报端。
而且法律处理一个问题，从道德的，从伦理的角度说，它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人们心中永远怀着一种要弘扬正义、惩恶扬善的欲望，“侠”就满足了人们这种心理，它喊出了人们正义的呼声。
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它永远是有阴暗的，人们对美好东西的呼唤，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正义感是武侠小说存在的一个支柱，也是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中精神和信念。
到了现代，武侠虽然去除了理想色彩，变得平淡，但它暗藏的这种侠义精神，还是千古相随的。
在金庸的笔下，就是这样，侠义精神一方面写得很高，同时又不脱离现实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注了非常高尚的情谊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侠义”的精神得到继承与弘扬。
结论
从金庸笔下活灵活现的各个侠士人物，到别具一格的武侠创作，可以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侠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他还原了传统的侠义精神，郭靖、乔峰等侠客身上所散发的就是这种精神，是蕴含和充满了正义的内容的。
到了今天的社会，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侠客越来越少，武侠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武侠的这种侠义精神却是永远需要的。
98年的抗洪精神，03年的非典精神，08年的抗雪精神以及后来的5.12的抗震精神，都是侠义精神的体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怕牺牲个人利益来保护其他人的利益。
侠义的精神并不在于你的武功有多高，而在于你心中的正气。
其实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侠义精神，为灾区人民捐钱捐物，无偿献血，抵制盗版，成为志愿者等都属于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之中，是时代进步的象征，也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提倡的。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卓昊：
“金庸笔下的侠义精神”，《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年第5期。
2.金庸：
《金庸作品集》，三联出版社，1994。
3.徐岱：
“论武侠文化——关于金庸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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