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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想
理论思想
组织中各层管理人员所遇到的问题，可以根据其出现时在结构方面的情况、例行程序的情况和固定性等方面的情况而给以分类。
在这个统一体的一端是高度程序化的决策：
日常例行事务的处理或对标准产品的定价等。
而统一体的另一是非程序化决策：
制定新产品系列的一次性基本决策或在新协定上与劳工谈判的战略决策。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包含程序化决策又包括非程序化决策和既包含例行也包含非例行性的混合型决策。
管理者在组织中的地位与其所做决策的程序化程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大概但决非极其精确的关系。
在一般的情况下，总经理与副总经理所遇到的问题要比工厂各部门领导的工厂经理所遇到的问题更少程序化些。
我们现在正处在决策过程的技术革命之中，这个革命包括两个。
第一个方面，主要与靠近我们所说的统一体的程序化的一端的决策有关，就是称"运筹学"或"管理科学"的领域。
第二个方面，与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均相关，就是一组称为"探索程序"或有时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
通过这些技术，我们正在取得所有决策包括程序化的也包括非程序化的，实现自动化的技术手段。
然而，与非管理工作一样，决定自动化进程快慢的不是技术因素而是经济因素。
管理人员主要关心的是：
监督问题、解决正常结构的问题和解决复杂结构的问题。
解决正常结构问题的自动化进程将是极快的；解决复杂结构问题的自动化将是中速的；而监督的自动化问题将会更慢些。
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推断的那样，随着工作越来越不是由人来定速而是更多地由机器来定速，监督工作的性质即将发生变化。
没有方法可以对这些交错和矛盾的趋向做出定量的估量。
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这样的推断，从整体上看，管理和其他职业的活动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它们在总就业中所占的地位将和它们现在所占的份量相同。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具有现代中层管理特点的那些管理活动将比别的活动更快地或全部地实现自动化。
因而在整个管理工作中，它所占的地位就将更少些。
我曾试图为两种表面上似乎相互矛盾的推断提供理由：
我们正在获得用机器管理公司的技术能力，但在一段时期之内，人们将可能从事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我发现这两个推断都是很稳妥的。
具有使自动化生产达到尽可能全面的或我们认为最经济的程度的技术能力，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生产能力都将达到足以消除贫困和剥削的水平。
我们将有办法消除作为人类的头等问题的饥荒问题和关注其他一些较严重的问题。
在谈到这些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显而易见的无厌的欲求。
然而，我们可以区分出印度农民和美国中产阶级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在需求上的心理差异。
同时，也并不是我没有意识到由于思考不周而乱用生产能力所可能造成的污染问题或能源危机问题。
自动化不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同时拒不进行自动化也不能减轻这些问题。
虽然不断趋于实现自动化，但是人们在未来公司中的工作仍将是为我们所熟悉的。
我们尽可不必为两种普遍存在的畏惧而担心：
第一，对技术性失业的畏惧；第二，很多人对机器人友善相处的畏惧或者说怕在自动化世界中被机器人所替代的担心。
我们将友好地相处，而且现在已是这样，但却是在一种与我们现在与汽车或电铲一样的友善的方式相处。
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后，我们就有了解决自动化世界中的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准备。
这些并不是新的事情，也不是它们比资源危机、环境保护危机或者和其他危机更不重要。
它们属于更长远的问题，而不是近期内的问题，因而只要周围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它们就很少排进议事日程。
随着自动化继续向前发展，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有三个特殊的问题将逐渐更多地得到人们的注视：
即发展关于人的科学，为作为社会基本目标的工作和生产找出更替物，重新改组人对他在宇宙中地位的观点。
管理决策包括四个主要阶段：
即找出制定决策的理由；找到可能的行动方案；在诸行动方案中进行抉择；对已进行的抉择进行评价。
这四个阶段在经理的时间表上占有十分不同的分值。
虽然时间分值在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间，在一个经理与另一经理之间可以变化很大，然而通过粗略的观察，我们也就对其进行某种综合概括。
经理及其职员要用大部分时间分值来调查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形势；判别需要采取新行动的新情况。
他们也许用较大的时间分值独自或是跟他的同僚们一起去创造、设计和制定可能的行动方案，以应付需要作出决策的形势。
而他们用较少的时间来选择他们为解决已确认的问题而制定的而且对其后果也已做过分析的抉择行动。
他们还得用适量的时间去估价作为重复循环一部分的、再次导致新决策的过去行动的结果。
这四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经理所做的主要事情。
决策制定过程的第一阶段是：
探查环境，寻求要求决策的条件，把它叫"情报活动"；第二阶段是，制造、制定和分析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称之为"设计活动"；第三阶段是，从可资利用的方案中选出一条特别行动方案，称之为"抉择活动"；第四阶段是，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价，我将称之为"审查活动"。
我们把组织制定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所使用的传统方式与二次大战后开始出现的新技术作了对比。
而这种新技术的出现和普及，由于现代电子计算机之发现并被引进商业组织，而大大地加速了。
制定常规性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方式由于新的数学技术的研制和广泛的应用已经发生了革命。
这种新的数学技术的名字是"运筹学"和"管理科学"。
任何商业或政府组织不管其规模的大小，其经营方式很少不为这些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应用的新技术所严重影响的。
虽然在逻辑上，这些数学工具与计算机无关，可它们在应用时需要大量的运算，并且其在管理方面的主要的实际作用应当归因于电子计算机巧合般地在运筹技术需要它时就应运而生了。
企业里制定非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方式，包括大量的人工判断、洞察和直觉观察，还未经历过任何较大的革命。
可是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如在探索式问题解决方面，和过去二十年来已经在进行的人类的思维过程的模拟等方面，这种革命已正在形成。
我们在对一个人在进行判断或直觉观察时，他头脑里在发生着什么，有了很多的了解。
而且已经达到将这许多过程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的程度。
我们对非程序化决策制定问题的日益理解将在管理方面引起两种十分不同的变化。
一方面这种理论将为非程序化问题领域内决策制定过程的某些方面的自动化开拓出新的前景，就像运筹学使程序化决策制定的许多方面能实行自动化一样。
另一方面，通过使我们深刻地洞察人类思维过程，这种理解将提供新的机会，特别是通过教育和训练来改进一般人、特别是经理们在困难的结构不良的复杂环境中制定决策的能力。
我对决策新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计算机和自动化对于现代组织中的工作性质，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工作和事务性工作，产生影响的各种方式进行了研究。
人们对于在高度自动化的组织里的人类工作一直存在着大量的焦虑和阴郁的预言。
对这类实验性证据的研究和对那种认为自动化对工作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论点的分析，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完全否定的结论。
认为近年来工作满意度已经下降或人员疏远问题已经上升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因而这种趋势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能把它的产生归因于自动化。
那种对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信任上的低落倾向是由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
对由于引起计算机而使事务性工作发生的实际变化的研究表明，变化在量上是中等的，在方向上是不定的。
工厂和办公室自动化最确切无疑的后果是它把劳力构成从工作满意平均值最低的行业移向了较高的行业。
日益独裁的组织，窒息人的创造才能的论点面对我们社会的长期性地向着削弱权威关系的趋势已销声匿迹了。
此外，这个论点所依据的心理前提也是值得怀疑的。
那种认为人在一种能为他们提供中间性结构，包括那些由权威关系中所派生出的结构的环境中，将工作得最好、最富有创造性和最舒适的理论，似乎最合于道理。
可是很难说中庸之道何在，但是也还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远离中庸之道。
既然我们肯定是生活在一个面临着不断变革的世界里，就有理由相信我们所经历的变革，不再是那么沉重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比我们祖辈、父辈所经受过的还要轻些。
从争论中我得不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最为美好的世界之中的结论。
我得出的结论是工厂和办公室的自动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在份量上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是逐渐地出现的。
它将给我们带来不利条件，也将带来有利条件，而后者可能超过前者。
我们已经调查了当组织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复杂的人--机器系统的各种特征时，在管理工作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我们也检视了可能有助于其工作的各种信息系统。
假如希望使用两个词去概括在管理方面我们可期待的变化方向，我提议使用"合理化"和"专业化"这两个词。
新的信息技术已经在这些方面使中层管理决策过程产生了巨大变化。
收集和筛选外来信息和模拟战略规划的更为尖端的信息系统的发展，上层管理将会日益感受到这些影响的存在。
我们收集了所有关于新情报技术以及其在企业组织中应用的情况后，即可看出，现今由于机器人所引起的不必要的忧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因为当今世界里能思考的机器以及能说明人类思维过程的理论的存在，均未能丝毫减损人体的一根毫毛。
因此，上述忧虑是多余的。
人在评价其自身与其他事物不同的价值与尊严时，以及在评价其在神的心目中及大自然中的地位时，人类总是脆弱的。
所以人类应把自己放在应有的地位上。
即使电子系统能仿效人类某些机能，或者人类思维过程中的某些奥秘被解除时，以上的事实也无法改变。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新组织在很多方面将与我们现今所熟悉的组织是很相近的。
其一是将来的组织仍然是由三个阶层所构成的。
一个基本层是物质生产与分配过程的系统；一层是支配该系统的日常作业的程序化决策过程；一层是控制第一层过程并对之进行重新设计和改变其价值参数的非程序化决策过程。
其二是将来组织的形式仍将是阶层等级的形式。
组织将分成几个主要的次部门，各次部门又将分成更小的单位，依次类推。
这和今天的部门化很相似。
但是划分部门界线的基础可能会多少有所变化。
产品部门将成为比今日更为重要的部门，但采购、制造、工程和销售之间的明确界线将渐渐消失。
但将来的组织会和今天的组织极为相似。
人类是能解决问题、能运用技能的动物。
一旦他解决了吃饭问题，下面的两个主要经验对他来说即是重要的了。
他的最大的需求之一就是施用其技能于挑战性的工作，而不管这种技能是什么，去享受一下如打出一个好球或能妥善解决一个问题后所得到的快乐。
另一个需求就是能与一些人保持有意义的与友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爱与被人爱，分享经验，尊敬和被尊敬，为共同的工作目标而奋斗等。
物质环境与工作环境的具体特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特点将影响人类上述的需求。
科学家在某环境中将能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而艺术家则在另一种环境中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二者的需求是相同的。
一本好的关于企业的小说，或企业的传记并不描写企业本身的事而是描写爱情、恨、骄傲、野心和快乐等。
这些东西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所最关心的东西。
决策的自动化与合理化将使组织对上述人类所关心的东西之情态发生重要的变化。
在前面我已指出了一些可能的变化。
总的来说，依我看这些变化将使管理者的日常工作更容易而不是更难于成为其生活中有意义的和使其满意的一部分。
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水平与任何就业水平都是可以适应的，包括充分就业在内。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会使我们从高等技术倒退下来，因为这种倒退与满足世界人口的需求是不一致的，但会使我们持续的技术进步的本质发生根本的质量转变。
为了人类生产力将来的增长，我们将更多地注意信息处理技术而不是能源技术。
由于资源的限制和由于对日益增长着的实际收人的要求形态的转变，劳动力中将有比现在更大比例的人来从事于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小部分人将从事于生产物资。
但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我们会对物质或服务感到过剩。
技术是知识，信息处理技术是如何更有效地获得和使用知识的知识。
现代化的设备，例如那些使我们能检测空气中、水中和食物中微量污染物的设备，将我们行为的后果告诉了我们，而以前我们对此是不知道的。
应用于我们的能源和环境系统模型的电子计算机为我们描绘出了我们社会的某一部分所采取的行动对其他部分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信息处理技术正促使我们所有的人重视过去很少使我们关心的在一般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以外的我们的行为的后果。
它正在把保护后代和我们自己的责任寄托于我们，或许是强加在我们身上。
新技术、新知识正在重新规定人类事物中的道德要求。
信息处理技术无论在产生这种认识中，还是在提供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方法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管理决策的科学和它所依赖的信息处理技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和个别的人，是否能够履行我们所承担的广泛责任，将是重要的。
从理论美学到生活美学
【摘要】长期以来，美学家们倾向于从哲学角度来建构美学理论体系，而忽视了对于大众审美实践的关注，使美学这门人文学科远离了大众的生活，成为无源之水。
要走出困境，美学家们就需要理论与实践兼顾，将理论美学和生活美学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关键词】理论美学；审美实践；生活美学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学热”退潮以后，关于美学理论创新的话题层出不穷。
有关于美学学科基础的反思，也有关于美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更有关于美学学科体系的反思，最终在90年代演化成为轰轰烈烈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
这些反思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在“理论美学”的范围内展开的，虽然有着一定的学理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远离了大众的社会生活，无论是实践概念还是生命概念以及生存概念都与大众的美好生活相去甚远，因而我们的美学就不能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不能成为关于大众美好生活的学问。
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应的审美意识有所觉醒，这正是美学学科大有作为的时候。
基于此，我们呼唤一种立足于建构大众美好生活的美学，一种从理论的框架中走出来，研究广泛存在的生活美学。
一、理论美学的发展历史及其当代困境
美学作为一门自律的学科的诞生源于德国美学家鲍姆加通《美学》一书的出版。
在美学发展史上，《美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己开始执掌门户，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
鲍姆加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相应地应该有三门不同的学科来加以研究。
研究“知”的学科是逻辑学，研究“意”的学科是伦理学，剩下的“情”也应该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鲍姆加通把研究“情”的学科定义为美学。
在《美学》的开篇中就谈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比是低级的认识能力，但这种较低级的认识能力也必须有专门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否则感性认识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这样，美学也就成了一门有别于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等的独立学科。
美学的独立意味着这个学科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关于美学体系的理论思考成为美学家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鲍姆加通之后的德国古典美学阶段，康德和黑格尔对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康德和黑格尔都在鲍姆加通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感性作为思考的中心，致力于解决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问题。
他们都立足于各自的哲学立场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理论。
康德在鲍姆加通提供的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想象力这个中介环节，提出了“审美判断力”问题，建构了其先验哲学的美学体系。
他从“审美判断力”出发，重点分析了审美心理机制问题，抓住想象力与其他心理机能的相互组合，阐发了美感与崇高感、趣味与天才等问题。
感性与理性的相互统一是他构建自己心理美学理论的核心。
黑格尔则把艺术纳入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将艺术视为理念外化为主体心灵的感性表现，即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
黑格尔根据逻辑与历史相互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又严谨的理论体系。
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体系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即审美心理学研究范式和艺术哲学研究范式。
再加上古希腊的美学传统对美的本质的构建，即美本质研究范式，这三种美学研究范式就成为后来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典范。
西方现代美学打破了以黑格尔美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演变的新局面。
西方现代美学立足于人本即精神主体来回答美学问题，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张扬个体的感性、本能、欲望、直觉，并将它们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审美经验问题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艺术，艺术不过是审美经验外化的产物——审美心理经验是艺术的内在根源，艺术则是审美的外在表现，审美和艺术密不可分。
因而我们可以说西方现代美学是以“审美一艺术”为中心课题的。
西方现代美学家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美学，而不像古典美学那样来建构一个宏大的体系。
这种消解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方式张扬了美学的精神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审美的本质内涵，例如存在主义对个人审美之谜的揭示，现象学对审美意向性的阐释等都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
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直接源自于西方现代哲学，而对于大众的审美意识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因而只是具有学理的价值，而对于大众的美好生活没有能够提供多少助益。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资源直接源自于德国古典美学，因而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成为美学家们的首要选择。
发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为了批判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确立美学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们对美学学科的论述不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美学家来说就有了可以阐释的空间。
这时的美学论争的焦点集中在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非美学问题上。
大讨论中有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
凡是认为美是客观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凡是认为美是主观的就是唯心主义的。
力争站在唯物主义阵营中是大家的共同取向。
这次美学大讨论虽然在当时是最具有解放意义的讨论，但由于他们把复杂的审美现象划归入唯心与唯物的论争，将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几乎完全哲学化，因而其学术史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是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延续。
各派的美学理论在这一阶段都得到了发展并且树立了实践美学的核心地位。
这之后，当代中国美学家们加强了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以及对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为建设科学的、体系化的美学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实践美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取得中国当代美学话语控制权的。
实践美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结合起来，提出用实践来融合认识论美学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分状态，用实践活动为美学寻找一个可靠的根基。
在此基础上，实践美学将西方古典美学研究的三种范式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包容广泛的美学体系。
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论在实践美学中获得了统一。
可以说，实践美学达到了理论美学的顶峰。
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三次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声称自己所建构的美学体系超越了实践美学，他们以强调感性、个体性和超现实性来反对实践美学的理性、群体性和现实性。
而实际上，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其哲学的起点不同，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而后实践美学则以“生命”、“生存”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
两者的论争实质上是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争执。
实践美学依托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而后实践美学则依托于西方现代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
在这场论争中，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哲学的命题上，二者看似针锋相对，但在美学研究的理性化建构上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从中西方美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建构和艺术审美的研究上，这种从学理分析和美学史资源中寻找美学建构的可能的美学研究方式我们可以称为理论美学。
理论美学总是从哲学的高度为美学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极力从理论上论证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遍价值，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特性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与积极建构理论美学大厦相对应的是美学家们对大众审美实践的漠视。
这种漠视使得理论美学的建构一直在“高空运作”，而借助哲学话语权建构起来的堂皇的美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现实审美活动几乎毫无关系。
因而，理论美学在当代的发展遇到了困境：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当前，发展的重要性超越了启蒙，美学的工作中心亟待转移，即美学首先应该积极地介入到大众生活之中，成为建构大众美好和谐生活的学问，而不应该再囿于概念化的范畴内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建构理论美学的学者们远离了大众生活，躲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建构了一个个美学体系，而实际上，这些体系对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却无关痛痒，这种美学与生活隔离的状况使得理论美学成为无源之水。
因而我们呼唤美学介入生活，在大众的生活中发挥美学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
二、大众审美意识的兴起与生活关学的建立
理论美学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美学家只在美学史资源中讨生活，他们满足于根据已有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满足于在逻辑自足中建立各种理论体系，其眼光始终只盯着书本，思想神游于观念王国，没有去关心比观念、逻辑更为根本、更为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本身，没有去研究身边正在发生着的大众审美事实。
”[2]因而，美学研究就在逻辑、概念里兜圈子，美学家的这种自娱自乐的努力只能够满足自己的“美学话语权”的建立而不能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广大的群众不知道美学究竟为何物，不理解美学与他们美好生活有什么关系，不了解美学的存在究竟对自己有什么价值。
美学研究远离大众的倾向遭到了一些青年美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的确击中了理论美学的要害，美学如果不走出纯理论的“象牙塔”就不能真正的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如果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痛痒、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不会有生命的活力。
因而美学走向大众，走向生活是其理论创新的一条新的途径。
我们将这种走出理论体系建构的走向大众生活的美学称为“生活美学”。
“生活美学”并不是一门新的美学建构方式，它实质上是深入到大众中去、解决大众生活审美难题的应用美学。
美学走向生活或者说“生活美学”的提出是否就是要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感性审美问题呢?
这就牵涉到“生活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区别。
“生活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都立足于大众生活本身的审美，都是对理论美学的一种反驳与修正。
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首先审美主体是不同的。
生活美学立足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全体大众是“生活美学”的审美主体；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审美主体是发达城市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充足的金钱，因而在物质极为丰富的发达城市中可以找到他们审美的领地，这只是一部分有钱人的美学。
其次是审美活动的出发点不同。
“生活美学”的出发点是大众生活中的现实审美现象，并以大众生活的艺术化、大众生活的幸福和谐为最终目标。
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出发点是审美的感官享受和物质刺激，它建立在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是被物质商品所包围的“消费社会”的产物。
最后是审美活动的价值归依不同。
“生活美学”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艺术化，以造福大众的现实生活为价值归依，它是由日常的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是由日常生活的“实用”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渡，是由功利实用的劳动向本真存在的澄明境界的提升；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则以直接表征物质满足的享乐的快感为价值归依，它是物质生活扬弃精神生活的“大跃进”，是“消费社会”的审美价值观，是以“审美”为幌子、以“感官享乐”为本质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理论变相。
它最终以“技术”来统领审美，审美的人变成了物化的人。
立足于大众立场的“生活美学”关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大众日常生活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而生活美学的主旨就是要把美学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注重自己身体的美化、注重自己生活环境的美化，从中获得一种舒心的享受；在人们的日常劳动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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