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物理学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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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物理学比较
中西物理学比较
要做“物理学发展的中西对比”的文章，首先要做到对中西物理学的基本特点及其不同发展过程的客观具体认识，如果我们要写出真正思想水平文章的话；然后根据中西物理学各自的基本特点，在中西物理学各自的基本特点及其不同发展过程的差别中，写“物理学发展的中西对比”的文章。
但现代中国可能没有自己的物理学，因为建立在西方科学家理论基础上的一切物理成就，只能属于西方的物理学，除非我们只以应用层次的物理学为物理学，那才有多少我们自己的东西可写；而真正的称得上的中国物理学，是在中国古代。
然而，对于中西物理学的基本特点，在下曾经有过初步的分析，——请参见本人在本论坛上的“大统一理论讲座第十三讲：
中西科学逻辑基础的区别与联系”。
我这不是也不敢，故意向你推销自己的东西，但请相信，那篇文章虽然写得不大好，但其基本思想，必将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和代表着人类物理学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
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它完全可能可以成为你们后来人的成功的垫脚石的。
恕有话直说。
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未能在中国产生？
——从内外两因素谈李约瑟的世纪难题
前言
探究李约瑟的世纪难题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猜想，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律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一学科本身，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
作为一名物理人，尤其是一个在现代中国从事科技探索和教育的物理人，应该透过中国科技史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探索科技强国和科教兴国之法。
谈到古代的科学技术，您的脑海中会涌现出“辉煌”、“灿烂”这样的词汇。
的确，我们有着伟大的四大发明，我们的墨家比欧洲的阿基米德更早发现了杠杆和浮力的原理，我们的《周髀算经》中更早证明了比达格拉斯定理，我们的张衡最早造出了地动仪和机械计时装置，我们的张遂最早测量了地球的子午线，我们的祖冲之计算的圆周率精密度西方人直到７００年后才达到，秦九韶在高次方程和一次同余这样复杂数学的算法比西方数学家领先了五六百年。
我们的祖先设计和建造了比西方更为宏伟、庞大的建筑工程，郑和比哥伦布更早完成了远洋探险……然而，为什么到了近代，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产生了牛顿、哥白尼、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巨人，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基础。
而中国明代的徐光启这样的最杰出的饱学之士却必须向一位西方的传教士学习几何原理。
为什么中国在自然科学应用上领先世界长达一千多年，然而最终却没有蕴育出近代的自然科学？
反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呢？
长久以来这样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包括中国的、外国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许多自然科学史专家们孜孜以求的世纪难题。
正文
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终极的原因。
如果把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学的特点差异就是内因，而复杂的古代中西社会特点构成了重要的外因。
从科学技术本身考虑，科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这其中中国思想风格的固有因素阻碍了哲学层次上的理性主义演绎因果解释方式的抽象化的发展，逻辑理论思维的欠缺和古代中国科学结构的特点成了主要的制约因素。
而上述的作用又是在中国古代复杂的大社会背景下得以实现的，换言之，社会的人类学形态，经济形态以及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又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形成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巨大差异，并最终制约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得以在中国诞生的外部因素。
那么，我就从内外两个因素具体谈谈中国之所以没有最终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几点看法：
一、从科学本身考虑——中西古代科学特点
（一）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１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
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
后期的“原子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
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
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
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
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没有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
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
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
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
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二）数学方面的比较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他们崇拜数学，尤以柏拉图为最．他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 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到了后期，欧几里德将所有几何命题通过一组公设推导出来。
他的《几何原本》把古希腊数学推向理论最高峰，开创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数学理论首先达到体系化，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古代中国，数学基本上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学科的发展随生产实际的需要而变化，多为条块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数领域；而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
而中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数运算，算法很高明，却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各部分关联性差，没有形成体系,而且还集中在代数领域,几何方面似乎羞于启齿,即使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异常的高。
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间。
无论是《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还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四元玉鉴》等都是在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数字的准确。
这与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生产应用,重视天文观测应用有关。
（三）逻辑方法的比较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论述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其中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系统化运用逻辑推理的范例，《工具论》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虽然我国战国时期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逻辑推理，如二难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们的组合，但都仅限于社会学说领域，自然科学中没有看到使用逻辑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谈阔论中运用了逻辑推理，也难以保证逻辑推理就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工具。
史实是在中国古代的数学等自然科学中，找不到用逻辑推理形成公理化体系的著作。
而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是以科学实验与数学证明的结合为特征，这似乎与社会学说运用逻辑方法关系不大。
把逻辑推理上升到理论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这只有在古希腊科学中才能看到，而中国古代的科学缺少这种特殊的东西。
由此来看，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对世界本原的看法，无论是中国的“五行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的圆满；而中国自然哲学遵循辩证逻辑原则,注重哲理的思辩,不考究命题在形式上的统一；西方科学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单个因素的作用；而中国科学一直把和谐统一作为最高境界,注重整体的完整一致,忽视个体的力量。
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古代的自然哲学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种是自然哲学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和严格的实验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另一种是进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观念相结合,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伦理哲学。
结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中国走上了第二条道路，中国哲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说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学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所以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四）中西物理学方面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著，它使物理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建立起来。
阿基米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总结了一套科学研究物理学的方法。
他既重视观察和实验,又重视严格的逻辑推理；既分析物理现象,又注意用数学方法论证,在他那里体现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
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实验方法结合数学理论。
由此可见,从阿基米德时期就已经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还没有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实验和严密的数学方法基础上的物理学,没有独立的物理学科。
尽管《墨经》中有关于光﹑磁﹑力等现象的记载,但只限于定性探讨,似观察记录,未分析论证原因,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
这和古希腊物理学相比,实在不及。
而且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
墨家的科学传统遭到“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扼杀,中途夭折，这是物理学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墨学主张:
“非攻”“兼爱”“尚贤”为统治阶级所不齿。
墨家学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不可谓不是一大损失。
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文人学士乐于政道,尚治国安民之策,对无关其痛痒的“方伎”（技术）不予重视。
李约瑟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后认为：
“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发现某一重要工程师在工部任高级职务。
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总是由文盲半文盲的匠人手工艺人去做,最大的发明家来自平民匠师手工艺者,他们从来不是官员,甚至连文人也不是——有时甚至找不到这类人的姓名”。
18世纪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科技不能使他们升官发财而不愿从事科技。
（墨子就是例证）加之,封建社会从明朝以后推行科举八股制度,尽揽天下文才,这些文人多数只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
而那些技艺精湛者,善于“天元术”者,未进缙绅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发挥。
自始至终,封建统治阶级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这是中国传统的缺陷。
从欧洲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科学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学的特征，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这才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恩格斯曾经说过: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
古希腊科学偏重理论思维,讲究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古代科学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这不能不是制约它发展,与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
这样说来，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时期,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科技由于自身的缺陷，已经限制了它继续发展的势头。
这才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由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中西古代社会特点的比较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
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作为例子。
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中，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
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
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
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们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
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地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
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
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个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
根据李约瑟的观点是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
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李约瑟在谈到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官僚封建主义”时，自问自答道，“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
”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
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
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
最后他做出结论：
“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
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
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
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
”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李约瑟本人认为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不同。
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
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
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
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在李约瑟看来，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
他进一步说，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
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
李约瑟说，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
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
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
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
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李约瑟的这一看法，应当说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
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
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
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
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另外，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
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帝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
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
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
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德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机械钟的发明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方面，中国和西欧的封建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
中国君主的个人专制，庞大的官僚机构井架与力量微不足道的农民之上，而农民则时刻准备之兴修水利工程，并维持其运转，这些都被看成是中国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更重要的是，官僚机构始终不断的阻止商人发展成社会上具有自治力量基础的社会集团。
尽管古代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活动，帝国的疆域内有巨大的财富，但是，官僚机构对盐和铁这类重要的产品的交易严加管理，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对商业活动盈利课加以重税，轮番的随意征地，以防止富人的财富持续累计；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在官僚制度下，商人被置于较低的社会阶层。
商人甚至自己的内心也认同了这一思想，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立志入朝为官，比子承父业更有前途。
因此，与中世纪的欧洲的自治城市相比，中国没有与“自由的城市气氛”或“市民在法律上的保障”相应的东西。
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政长官和军队长官，以皇帝的名义，不受限制的代表皇帝进行统治。
所有上诉这些都意味着，商人积极在“向周围的社会施加精神影响”方面决不会成功。
于是，没有这样一种商人精神，早期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没有商人精神，学者和工匠之间的鸿沟就无法逾越，而且，商人通过其交易中对精确量度的要求，推动了物理学科的发展。
尤其是商人作为文化科学的使者的功劳是不可抹的。
三、中西科技教育体制和学风的比较
（一）从学风和教育体制角度谈李约瑟为我们带来的启示
作为一名物理人，一个在现代中国从事科技探索和教育的物理人，应该看到，全社会的科学精神应该以科学的普及为先决条件。
“科学普及”应该是一个全民族的长期任务。
首先，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
而正是这种纯科学的观念在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为之而崛起，而发展。
这里并不是对中国本身实用性科学精神的否定，恰恰是希望通过借鉴近代西欧再发展内因来充实我们自身。
其次，在实际贯彻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中，要采用适合我国国情发展并可以适应世界科学发展的方法。
给科学研究人员一片自己的天空，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方面，学术研究的开展，依赖的是研究者的辛勤工作。
假如我们问，国内如何能开展独立的基础研究，创立中国自己的学派呢？
有必要简要说明目前的体制差距。
从科学发展史看，中国只有实用性的技术传统，例如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没有出现系统的逻辑学、几何学和独立的科学学派。
建国以来，虽然两弹一星有重大突破，但基础科学一再受到政策冲击，没有独立自主的科学评价体系。
中国科学界独立自主的国内和国际地位，尚不及前苏联科学界的水平。
在科学上对西方的依赖度高于前苏联。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提高了技术的地位，但强调短期效益也会降低科学的核心竞争力。
世界上没有几个民营企业能投资风险极大的战略研究。
美国重搞星际大战和导弹防御计划，为的是用军费补贴民用基础研究，以保持美国核心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决不可天真，以为市场能自动解决科学和教育的赶超差距。
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教育的优先发展，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前提。
当然，军备竞赛是基础科学发展的动力，但军事科学比重过大也会阻碍民用技术的发展。
学术独立、教授终生制有助于基础研究，但也可能陷入象牙塔的困境。
和前苏联、西欧、北美的科技体制比较，中国解放后虽有胰岛素、数论、层子模型等研究成果，但未能形成主导世界的科学学派，缺乏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
在美国日益加强对中国高科技输出限制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建立中国独立的、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独立的教育科学技术体系。
我以为中国科学差距的体制原因是科技管理的官本位制，或单位主导制，而非人本位制，或科学家主导制。
科研经费的分配不是以确有成果的科学家为主，却是以有权力的部门或单位为主。
对有成就的前沿科学家的扶植，不是创造充分的科研条件，而是把他们提拔到并不胜任的行政岗位做官，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
一个典型对照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办法，西方是设立大批基金充裕的讲座教授，在全世界寻找世界领先的科学人才；国内是把“系”升格为“学院”，“学院”改名为“大学”，没有特色、缺乏学术带头人的“研究中心”分立山头，要钱要人，互不交流合作。
其结果是研究人员顶上的“婆婆”增加不少，学术领域强化分裂割据而非交叉融合，行政权力恶性扩张，后勤服务变为盈利企业，以致社会风气以做官的头衔或待遇的富豪炫耀，而非以世界创新的工作受尊重。
不改变目前科研资助以单位而非个人为主的体制，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中国科学的水平难以和列强竞争。
我主张科研资助必须“因神设庙”，不能“挂牌圈地”。
（二）中国科学教育体制的改革建议
1 革科学管理体制
（1）改革人事制度，实行学术首长制，简化经费和人事管理的行政制度，集中财力
人力保障前沿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包括国际交流的条件。
（2）在重点科研中心和重点大学，按领域规划设立讲座教授，建立长期扶持和短期
竞争相结合的科学基金制，在全世界招聘人才，扶持重点领域。
（3）改革目前按行政系统大量重复的学校、单位主办的学报，按学科、学派组建全
国和国际性的学报，以提高学术水平。
（4）缩小泛泛的科学大会，多举办专题性的小型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深入对话，提高中国学术界的思想水平，发展高层科学家间的国际网络。
（5）提高科学的社会地位。
在人大会堂的各省大厅，悬挂各省历史上有贡献的科学
名人的画像。
在大学和中学教室普遍张挂科学技术史的人物挂图，树立科学家、发明家的
塑像。
（6）考虑改革目前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的学术行政合一、学科分割的
体制，把学术评价和行政管理分开，三院学术合一（例如，称为“中国科学、工程和人文学院”），以鼓励跨学科的研究。
（7）选举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加强和国际科学界的个人联系。
2改革教育体制
（1）改革高考制度，取消知识性的分科考试，实行以测试能力，方法为主而非死记硬背知识为主的人文、数理的综合考试。
高考出题要有杰出科学家参加，不能只由传统教育家主管。
（2）大学实行双轨制，把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分开。
将少数有研究基础的重点大学与现有的科学院重点研究所结合，升格为能和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竞争的研究生院，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教育部分，必须加强基本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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