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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
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考述
作者：
丁晓平文章来源：
中国现代史学会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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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9
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考述
丁晓平
众所周知，最早回忆和记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文献，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于1936年上半年（五、六月份）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
笔者不久前从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该文的翻译手稿，经与有关史料对照，发现该文献目前在各类党史书籍中有较大出入。
为此，笔者就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及相关历史史实进行了研究，请诸位方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陈潭秋和《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写作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在上海（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的，由于特务的破坏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留下详细的会议记录和历史材料，因此，党史学界曾就中共一大的出席人数和会议开、闭幕时间均作过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而陈潭秋的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是目前党史界公认的最早回忆中共一大的宝贵文献。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
原名陈澄，字云先，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祖父中过举人，是当地名流，父辈家道中落，但仍有能力供其上新式小学，并到武昌入省立一中。
因五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他从小便受其革命思想影响。
1914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
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英语，还以“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
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学生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
同年秋，他大学毕业，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
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和恽代英等以他们创办的武汉中学为中心，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发展团员，开展活动。
中共湖北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秋天，董必武、陈潭秋是主要领导人。
董必武回忆：
“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同我商量。
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组织党的湖北支部。
这是1920年9月才形成的。
”党组织主要成员有：
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赵子健、张梅先、包惠僧、刘子通、郑凯卿及赵子俊等。
第一次小组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开的，决定在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机关，出版《武汉星期评论》作为小组的公开宣传刊物。
。
同时，他们还采取工人识字班的方式，和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工厂、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以及汉口的人力工人进行广泛接触。
作为湖北党组织的代表，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时年25岁。
出席一大之后，陈潭秋自1921年9月开始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委员、中共武汉区执委委员长、组织委员。
1923年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后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任国民党湖北省执委会组织部部长。
1927年4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同年10月起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顺直省委常委。
1929年8月按中共中央指示，他到青岛组成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并改组市委，之后巡视满洲省委的工作，组建哈尔滨市委。
1930年，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
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后出狱，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1933年初，他和谢觉哉化装成商人，潜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他的妻子徐全直因分娩未能同行，随后被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
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打游击战争。
在战斗中，他头部负重伤，被秘密送到上海医治。
1935年，陈潭秋和陈云等一起前往苏联，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工作。
从1938年6月解放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售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博古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王明列入主席团委员名单，康生列入主席团候补委员名单，王明还列入共产国际秘书处候补委员名单（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至1936年7月，距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已经15年过去了，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已经正式成立15年了，中国共产党由秘密到公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作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陈潭秋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
大浪淘沙，在参加中共一大代表的这13个人中，有的为革命事业已经光荣牺牲（如邓恩铭、王尽美），有的因意志不坚在革命的洪流中退党（如李达），有的因执行错误路线被开除党籍（如李汉俊），有的甚至因变节、叛变或投降被开除党籍（如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
如今，在革命岗位上进行艰苦卓绝地战斗的只剩下当年湖南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和湖北武汉党组织代表的董必武和陈潭秋了。
浪底见真金，13个人如今只剩下4个人了。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回首革命岁月，客居异国他乡，作为中共驻国产国际的代表团成员，陈潭秋心生无限感慨，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献上了一份礼物，可谓是第一篇纪念中共党的诞辰的纪念文章。
因为此前，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举行过党的生日的纪念活动或发表纪念文章。
要知道，第一次把7月1日作为中共党的诞辰纪念日，是两年后的1938年5月由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党的生日更是在5年后的1941年6月中共成立20周年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名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
此后，中共在全党才开始大规模举行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
陈潭秋作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人，在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历经磨难，壮心不改，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
1939年6月至1942年9月，陈潭秋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至1943年2月）。
在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临危不惧，决定自己最后一批撤退，说：
“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走。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把陈潭秋骗去软禁起来。
当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家属100多人也被软禁。
十天后，9月27日夜里，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敌人秘密地用麻绳勒死。
这一年，他才47岁！
从建党到牺牲，陈潭秋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其功绩始终为党和人民怀念。
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三种版本译稿比较
因为不仅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最早文献，而且是最早回忆中共一大召开及会议经过的史料，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以下简称“翻译手稿”）在中共党史就占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它不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会议是在7月下旬召开的。
因为历史原因，在中共一大的文献未能在国内保存下来的情况下，长期以来，陈潭秋的这篇文献被党史研究专家和广大学者、作家作为重要的权威史料参考引用、摘录，影响非常广泛。
但笔者经过比较发现，不同版本的公开发行的党史出版物中所收陈潭秋的这篇文章，其标题、内容却有多处不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有的经过译者或编辑的修改、删节情况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
笔者在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新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不仅翻译文字更接近1936年《共产国际》发表的原文，而且内容表述也真实可靠，十分珍贵。
下面，笔者将三种不同标题和译文版本的史料与新发现的“翻译手稿”进行比较——
第一种：
标题为《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回忆录》第7-11页，署名“本社编”，知识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1版，小32开。
该版本选摘自《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在同期《百科知识》上，共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和一篇建党史料，分别是陈潭秋的《回忆党的一大》、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和胡华、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
这三篇文章发表在《百科知识》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随后该社又收集了一大出席者发表的回忆或谈话共11篇文章，出版了《一大回忆录》一书，其中包括：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摘自《西行漫记》）、董必武的《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续西行漫记》）、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根据1955年访问李达的纪录整理）、刘仁静的《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当年》（摘自周佛海《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摘自陈公博《寒风集》）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赴华回忆》和《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等。
经比较，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一大的文献版本，除了标题与笔者新发现的“翻译手稿”不同之外，但翻译语言除个别说法和用词之外，编辑内容基本相同，尤其是后面大部分的删节内容与“翻译手稿”中删除的内容高度一致。
从该版本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的时间来看，这是陈潭秋关于一大的回忆在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
鉴于《共产国际》亦有中文版，2010年1月5日，笔者专门请教了《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作者、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先生，因为他撰写这篇文章引用陈潭秋的文献正是《回忆党的一大》这个版本。
他告诉笔者，他本人亦没有看到刊登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但他记得当时陈潭秋的这篇文献是由几个懂得俄文的青年人从俄文翻译过来的。
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一大回忆录》也正是他当年编辑的。
对于笔者发现的“翻译手稿”的情况及其他版本内容上的异同，他说，因为年代久远，也很难回忆清楚了。
第二种：
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85-2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32开。
本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一大的文献版本，在翻译语言、语气和有关党史问题的说法均与“翻译手稿”有较大出入，可以完全断定译者不是同一人。
如：
该版本的第一句是：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
而“翻译手稿”中的记述为：
“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
而关于“九个客人”到上海的目的，该版本译为：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翻译手稿”中则是这样表述的：
“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
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还有“翻译手稿”中说：
“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
”而该版本则说李汉俊是“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
此外，在包惠僧（鲍怀琛）的姓名、关于与会代表的介绍、会议经过以及对一些建党问题的争论，在翻译上也有许多较大的出入和不同。
该版本公开发表晚于第一种版本（知识出版社版）近一年时间，但收入图书出版的时间却十分接近，同在1980年，只是此种版本是在8月，上一种版本是在6月。
而此种版本中的文字翻译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在政治上虽然成熟一些，但似乎有编辑修订和加工成分。
第三种：
标题为《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从一大到十七大》第35-39页，李颖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小16开。
该版本标题与“翻译手稿”的编辑删节版一模一样，除了文中有个别文字异同外，后面删除的文字段落也全部恢复。
但本书编者在编选校注中出现两处失误：
一是在文中“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之后，编者在括号内错误地添加了“此处应为陈公博”的注释，而且下文中竟然又错误地出现了“广东第二军代表为陈公博”的错误。
“翻译手稿”的表述为：
“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十分清楚，符合党史的事实。
二是编者在该版本倒数第三段中出现了重大错误，即：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而“翻译手稿”中的表述为：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
该版本中的“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与“翻译手稿”中的“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则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另外，此书在十七大召开之前还曾以《从一大到十六大》书名出版过。
此外，由张静如主编、梁淑样、刘道慧撰稿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5月第1版）一书，也收入了陈潭秋的这篇文章，标题则改为《陈潭秋对中共一大的回忆》，其所收录部分与“翻译手稿”基本相同，但因为内容大量删节，无法看到全貌。
新发现“翻译手稿”原始文本和编辑删节文本对照及考证
笔者新发现的这份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翻译手稿，16开，纸质发黄，译者用黑色钢笔手书，编者似用粗钢笔修改（应为红色钢笔，但因时间久远退色接近黑色），译者和编辑修改者不详，时间亦没有注明。
“翻译手稿”首页标题区有用绿色笔标注的印刷字体和字号（文章标题似标为“111号仿宋”，陈潭秋三字标为“老五号”），其左上角还有绿色钢笔标注的“第二篇”字样。
“翻译手稿”首页的流水码为4，依次至第10页，共计7页。
在第4、5两页上有用红色毛笔书写的“海”字；在第6页上部空白处有一手书简写“孙”字，第7、8、9、10页的顶部页眉空白处有手书繁体字“孙”字，笔者认为，这“孙”可能系译者或编辑修改者的姓氏。
下面将这份“翻译手稿”的原始文本和编辑删节文本照录如下——
1．“翻译手稿”的原始文本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陈潭秋
1936年于莫斯科
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
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
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假。
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作饭。
另外，他的任务，注意不放在一个生人进来。
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
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
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烬美和邓恩铭。
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食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
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工作，执行与共产党斗争的专门任务。
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即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任职。
笔者注。
），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
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为周佛海，现在国民党的著名领袖之一，而周佛海在广东时期，因其进行反党活动，即被党开除。
在第一次大会上，参加的一共只有十一人，（此处与上下文所列举名单是矛盾的，可能是译者笔误。
但在编辑修改文本上又改为十三人，最后又全部删除。
笔者注。
）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平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
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
而李达则在五卅后为革命浪潮高涨惊骇，而退出党了。
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他帮助了他反对孙中山。
陈公博受了党的屡次警告，结果仍开除了党籍，后很快即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家。
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在第一次大会上未出席。
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部长。
在第一次大会后，陈独秀参加中共领导很久。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严重时期，他自己的投降政策出卖了革命事业。
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
大会的组织是非常简单的。
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
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
大会共开了四天。
讨论以下的问题：
l.目前政治状况；2.党的基本任务；3.党章；和4.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有力的争论，部分的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
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
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
他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
李汉俊申明首先应真正的组织知识分子，把马克思理论给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再才能有力组织和教育工人。
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把联合知识分子、使党成为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来与他对立。
由此他得出结论：
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原则的都可为党员。
参加党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
李汉俊的观点拥护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
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用公开的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照例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
同情他的观点的有鲍怀琛。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了这两个都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
关于工作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
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收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通过这些方针，成为建立中国布党的开端。
最后的批准党章，改至大会的第四日议事日程上。
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的人物，追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姓王的一个人，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
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
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
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了。
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
正真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
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想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在开始时，计算七天完结大会的工作的，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
同时在上海找不到大会工作继续的适当地点，决定了到杭州西湖去。
但是在到出发前，又得出了结论，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
因此即在离上海三北里（应为“三百里”，系原文译误。
笔者注。
）城的南湖举行。
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
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
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人钉梢。
那天早上是阴天，但在八点钟后，即有许多游人。
当然因此使我们的工作困难，但在十点钟时，下起小雨来了，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直到晚上十一点，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
然后举行了中央局的人选。
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不大的争论。
鲍怀琛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间不应有任何的妥协。
因此对孙中山应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更坏一些，因为他自已的武断宣传，使群众彷徨。
这一种思想受到了大会代表的打击。
对这问题通过了以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带有批评性的来对待。
但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
通过了这一原则，可以说与今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的合作放下了基石，同时也为发展反军阀和反帝运动的基础。
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
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
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
为得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委员，候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这样即完结了中共的第一次大会，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的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
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并不大（一共只十五年），而他经过了在斗争中的许多锻炼，和受了大的牺牲。
党在成立后，已经领导了全世界闻名的广东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的总罢工。
在这些斗争中，党已生长和巩固到这样了，已能组织五卅运动，争取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组织延长到十六月的香港罢工，进行了上海三次暴动，和举行了历史上的广东暴动，放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端。
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工作人员，无数的工农在国民党制度下受到了牺牲。
在这些光荣革命牺牲者的血上生长起来了几十万的英勇中国红军，建立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
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空前的民族危机条件下，正为联合全体反封建反帝的力量，来使中国人民得到民族解放及社会解放的最后胜利。
在十五周年时，中共的新政策——全民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受到中国人民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
正在发展着的反日斗争，不可避免的将更加扩大和变为大的历史上的战斗。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
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
八七会议反对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六次大会反对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
四中全会与立三路线及罗章龙右派作了斗争。
这种斗争，推进了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路上去。
在这十五年的中国革命澎湃发展的英勇斗争中，为革命事业而牺牲许多老的共产党员，另一些则叛变了革命，走进了反革命的营垒。
在第一次大会时期加入的党员，现在剩下的简直很少了。
但在一次大会后，生长起来了新的力量。
我们党最好的领袖，苏维埃和红军最好领袖，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人——现在领导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历史的斗争。
在第一次大会时，共产党尚未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他的总路线，同样他的组织原则都按照列宁—史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建立的。
在第二次大会上，中共决定了加入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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