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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何而生

第一章历史为何而生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它大概始于公元前2070年。

由此来推算中国的文明史，大约为4079年。

但是历史上关于夏朝的记载实在不多，可供佐证的历史遗迹也聊聊无几。

1959年，徐旭先生在豫西发现了传说中的“夏墟”，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系列的遗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

经过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900年，属于夏纪范围内。

不过，这并不能十分肯定的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

关于中国，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大概始于商朝。

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

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文明史便平白少了四百余年。

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仿佛中国文化中称皇帝为“万岁”，几层的糕点被叫作“千层糕”一般，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些拔高——夸张而成就的博大正是中国人的习惯作法之一。

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才能够几千年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美梦中。

直到轰轰的炮声，炸开中国大门时，我们仍不能立刻警觉，尚以为那是冲向中国上空的美丽礼花。

十九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旨在自强求富，但是仍旧坚持国本不可动摇，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等到被我们称之为倭人的日本国驾着他们的铁甲舰船驰往大清帝国，以轰轰炮声震动中国人的心灵时，我们才突然发现，“自强求富”了三十年的大改革，竟然只是一场梦幻。

看似高大宏伟的改革大厦，却经不起轻轻的一推。

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层面的保守，让一切努力都如梦幻泡影一般。

直到此刻，中国人才开始认真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否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完美无缺。

中国真得是世界的中心吗？

于是有了维新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初期，大谈科学和民主，中国文化经历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的全面溃退，几乎是以一溃千里的速度，被人们否定。

甚至“汉字”本身也成了中国滞后于世界的一大流毒。

这毫无疑问是另一种极端。

这种极端的产生，也正是中国文化下中国人特有心理导致的结果。

这就像一个曾经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大人物，突然被击倒时的自卑和失落，从极盛到极衰，彻底失去了信心。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将当今国际争端归结为文明的冲突。

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尚无法做出最终的定论——但至少911事件的爆发，证明“文明冲突”理论的某些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将“儒家文明”列为当今世界存在的七到八种文明之一（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而儒家文明的代表国家就是中国。

可见，在亨廷顿眼中，中国文明非但不是一无所取，还拥有强大的足可以引起冲突的生命力。

以文明来研究历史和看待国际问题的不止亨廷顿，在他之前，已经有人以此方法研究历史。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存在八个独立的文化，即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典、伊斯兰、西方和墨西哥。

他用的是“文化”的概念，亨廷顿则强调“文明”，暂不讨论“文化”和“文明”的差别，先看看二者在划分文明或文化时援引的类型。

西方文明大致可以与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个重叠——西方文明，可以算作基督教文明，古典文化则主要是希腊、罗马文化，但这些文化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即使已经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也不能抹去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子。

埃及文化与阿拉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美则可以对应墨西哥。

东正教可以与西方重叠，日本文明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的衍生。

另一位学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将人类数千年文明分为二十六个或独立或有着亲子关系的文明，其中包括了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

显然，汤因比也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希腊——中国模式可能是最理想的国家模式。

足见其对中国文明的重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前，我们对自身的文明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导致了此后百余年的挣扎、失落、彷徨和无助；二十世纪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过度贬低，则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的后果仍然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汉武帝时代确立了中国的官方哲学思想，即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不仅仅是政府的思想，同时也成了民众的思想。

但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

为了适应中央改革需要，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加工，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

儒家的礼治思想自然可以从中反应，但三纲五常则来自于法家。

天人感应，上天示警于君王，则有阴阳家的味道。

可以说，新的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大综合性的再创造。

这种杂合各家思想，取其精华的想法，其实早在秦王政时代便初见端倪——《吕氏春秋》的编著，正体现了这一想法。

因此，我们在看待儒家文明或儒家文化圈时，不能仅仅将之定义为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而应该将之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

那么，“文化”、“文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文”与“化”的并联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易传。

《易·贲卦》的《象传》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含义，大致便是“以文教化”。

照此含义来看，文化的倾向性应该是在内在的精神之上。

那么，什么是文明呢？

当我们谈及四大文明古国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印度的佛教圣哲，能够引发我们联想的应该是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由这种联想，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所谓文明，更多是倾向于外在的物质之上。

不过，这二者常常被混用，恰恰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二者不是截然对立和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从根子里看，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的联系。

由于“文化”和“文明”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次，那么所谓一国的历史，大可以叫作一国的文化史或文明史。

因此，中国历史，从广义的角度说，也可以被称作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明史。

中国人热衷于记述自己的历史，相信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国历史的追溯和记载都不如中国详尽。

两千多年的修史传统里，中国历史也因编写方法的不同，形成了若干种类。

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大概是用得最多的。

而今编史，则多半是将编年和纪事本末结合在一起，以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和使我们可以清晰得了解历史。

然而，我们在读史时，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个问题是修史的目的何在？

是为了追忆曾经的伟大和辉煌，还是为了从曾经的辉煌或失落中，找到一些对今天社会的启发？

假使，我们研究历史，只是为了沉醉于昔日的辉煌，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乐趣，那么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历史，则没有必要了。

如果我们细心品味生活，品读历史，我们将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今天的世界里经历着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历史，永远无法向天文学一样预测76年后，哈雷彗星将重返我们的星空；也永远无法像气象学一样，告诉我们厄尔尼诺将会出现在何年何地。

然而，它却可以从昨天的故事里告诉我们明天会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们并不能改变命运的模式，但是我们却可以尽可能避免命运不幸的发生。

当我们知道一种模式的命运结局是悲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避开，走一种新的模式。

即使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明天的命运如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哪些命运的模式是失败的，至少我们可以不必重复昨天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哪一种命运模式，我们可以重复进行，并从中获得有益于自身的发展。

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昨天播放过的电影将在明天重播，但是因为播放时间、播放地点、导演、演员的改变，即使同样的剧本，也将会出现不完全相同的故事。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但不必拘泥于历史，有些事，我们需要铭记，有些事，我们只需要能够偶尔想起。

完全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被发现的，但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可以被发现的。

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存在于大历史中的文明和思维。

第二章人类和国家的起源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人类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

从元谋人到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此漫长的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其变革常常以十万年乃至百万年记。

而当人类社会跨过原始群，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氏族公社时期后。

其发展速度，远远胜过先前的数百万年，历史不再以百十万年记。

等到进入新石器时代，时间大约是一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进入了繁荣阶段，其发展速度又是一变。

短短五六千年内，人类社会迅速掌握了农业，分化出畜牧业和手工业，实现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然后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跨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进而发展出阶级社会，导致早期国家的出现。

为何在先前的数百万年内，人类社会发展如此缓慢，而等到原始社会末期，速度忽然快了起来，其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即人类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两重含义：

第一，生物学上的人从何而来；第二，社会学上的人从何而来。

《新全球史》中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为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关于人类起源以及我们远祖生存状况的知识。

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说明人类与大型猿类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仅形体等外部特征如此，就连构成基因的最基本元素、化学成分——DNA、染色体、维持生命的蛋白质和血型也极为相似。

科学家在对比了人类和黑猩猩的DNA后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1.6%。

生物学家因此将人类与猴子、黑猩猩、大猩猩以及其他大型猿类一起归于灵长类动物。

”由此来看，生物学上的人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可以从猿进化成人？

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劳动产生了人。

既是劳动促使了猿向人的进化，也是劳动促使了人类向社会人转化。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劳动？

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余的问题，劳动自然是为了生存。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向抗衡，从而锻炼出灵巧的双手和脑容量逐渐的增大。

并且因此有了氏族社会以及国家的产生。

但是，不仅仅人类的先祖从事着与自然抗争的劳动活动，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种族也在从事着相类似的行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不比人类的先祖恶劣，也不比人类的先祖优越，他们也不都比人类的先祖更具力量和智慧。

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先祖最终成为了万物的灵长，地上的国王？

真得仅仅是劳动创造了人吗？

这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人类的天性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品质？

孟子主张人性趋于善，荀子主张人性趋于恶，庄子认为人性天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关于人性的讨论，先秦诸子早有议论。

人性究竟是本来就有，还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逐渐形成？

人类和黑猩猩那1.6%的差距是后来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还是本来就有的？

人类究竟是来源于猿类，还是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种族？

事实上，对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的考古学并不能完全给出结论，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

也许在人性中本就存在着与其他种族不同的品质。

原始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社会不得不结合成一个个集体，相互依存，亦毫无羞耻心，一起过着杂居的生活，依靠采集、狩猎为生。

然而，人类的追求似乎与其他种族有着显著的不同。

众所周知，过着群居生活的不仅仅有人类，狼群、猴群也一样过着群居生活，但是数百万年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而人类不同，并不能满足于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总想着改变现状。

于是，人类开始打制石器，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不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发展依然缓慢，在漫长的一百万年间，已经进化为直立人的人类不过12万人。

但是，到了约10000年前，这个数字变成了532万。

而此后的8000年内，人类的总数更是激增到了13300万。

面对如此人口激增，仅仅靠互助，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迁徙、疾病、抛弃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激增的问题。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人类开始动用逐渐变得聪明的大脑，观察动植物的生长，以求新的谋生之道——这一点可以从现代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发展模式中得到证明。

当人类懂得种植和畜牧的时候，迁徙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人类社会也就从原始群跨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氏族社会初期，人类社会以女性为主，这由女性在农业和畜牧业中担当主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