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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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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不仅因为其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也由于其艺术上的成熟,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其艺术技巧也推崇备至，他认为《水浒传》其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此为确论。
《水浒传》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通过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描述，艺术的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人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
作品里所描述的宋江起义，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的史实。
它是经过无数作者之手创造性的恢复出来的文学作品。
《水浒传》在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同类的历史故事，在民间口头传说与民间说唱的阶段就有无数次的增饰,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又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创造，才出现这部反映人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全书出场的人物在八百以上,着力描写了梁山１0８位英雄,这其中又突出地刻画了宋江、李逵等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作品所表现的巨大的历史主题，就是通过对人物的歌颂和描绘来展现的。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曾经感叹:
“《水浒》所叙,叙一百零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一百零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
”此话未免有些夸张，但至少有几十个主要人物,确实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这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以下一些手法:
一、对人物的刻画，从肖像到言谈、举止，都尽量做到充分的个性化。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克服了以往作品人物性格单一化的不足,比较注意在人物个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上下功夫，做到“同而不同处有辨”,因而个性有别，风采各异，正如金圣叹所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第三十七回李逵初次出场，小说写道：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
”这里用“黑凛凛大汉”五个字来描绘李逵的肖像,不但画出了李逵的外貌,画出了李逵的神态,也刻画出了李逵的性格。
第八回在柴进的庄上,洪教头逼着刚刚发配到此的林冲比武。
作者写先是洪教头使了个“把火烧天势”，而后是林冲以“拨草寻蛇势”相迎,不同的动作正表现了两人不同的性格：
前者骄横,后者谨慎。
第三十回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全家以及张团练、蒋门神之后题八个大字于壁: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这八个字，既表现武松具有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又说明武松时时刻刻以自己的打虎业绩自夸。
二、作者紧扣人物的身份来刻划其性格。
梁山英雄虽然都是草莽豪杰,但却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个性特征。
《水浒传》塑造人物,注意人物性格的内在合理性,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对性格的规定作用,林冲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与他的隐忍退让、委曲求全而又骁勇凶猛、敢作敢为的性格高度和谐。
又如宋江对上梁山造反一事一直显得犹豫不决，已经参加了起义队伍却因一封家书而匆忙退出，发配路上动辄呼唤“上苍,救一救”,路过梁山却尽量躲着梁山人马,生怕自己被拉上梁山。
宋江的这些表现都是由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刀笔吏的经历所决定的;阮氏三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性格，是在极端贫困、无路可走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林冲初期的隐忍退让、怯于反抗，是由其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所决定的。
其后来在山神庙毅然决然地杀人反抗、在梁山当机立断地火并王伦,则与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师以及长期结交江湖豪杰的经历有关;李逵性情暴躁好杀,动不动就抡起大斧“排头砍去”，这与他本人长期在监狱中做小牢子有关。
再如对待招安的态度,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人是坚决反对，下层文人出身的吴用是主张有条件的招安,而宋江、卢俊义以及大部分军官出身的人则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
态度不同，正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所决定的。
三、《水浒传》还善于从人物的行动中去刻画人物的性格。
人物一出场便马上进入行动,很少对人物的身份、心理和所处的环境作静态的、孤立的描述。
鲁达从史进在渭州茶坊探问王进下落出场开始,接着就是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单打二龙山。
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动作，逐渐地展示了他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急公好义的性格特征。
武松从二十三回在柴进家偶然出场之后，紧接着是打虎、杀嫂、刺配，接着是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醉打独火星、落草二龙山。
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武松的武艺超群、豪爽义气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此外,像宋江、林冲、李逵、张顺、杨雄、石秀等等,无不在偶然的机会出场，出场后立即进入行动，在行动中显示性格。
《水浒传》描写人物的这一特点，同它脱胎于说话和民间传说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和“话本”小说的传统手法的发展。
四、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
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
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步，这些正表现了他的世故、机变而又怯懦的性格。
与何九叔相反，郓哥却处处采取了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这正是他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带有打抱不平的个性的表现。
小说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时，还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组人物,比较出性格的不同来。
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最成功的运用是表现在鲁达和李逵的性格描写中。
同样写两人性格粗中有细,但比较起来，却有明显不同。
李逵在第一次见宋江时怕被赚而迟迟不肯下拜;在下井救柴进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担心别人会不拉他上来,这些都是他的细心之处。
但这种“细”不免带上几分幼稚,这正是李逵天真、老实的自然表现。
而鲁达的“细”,却表现在生死斗争的紧要关头：
例如打死镇关西后的机智逃脱,暗地护送林冲途中眼光的锐利和行动的稳健等等。
这种“细”正是他浪迹江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所取得的斗争经验的表现。
作者又常常把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通过他们面对同一事件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言行等,来鲜明地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如鲁智深要赠与金氏父女些盘缠，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又向史进、李忠二人借银子。
史进很痛快地取出十两，而李忠在催促之下，才摸出二两来银子，既写出李忠的吝啬，又衬出史进的爽利，更衬托出鲁智深的豪爽真诚。
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一段,写洪教头没有真本事，却满怀嫉妒之心、骄傲之情,而林冲虽是有本事的人，却谦恭有礼，稳健老练。
又如杨雄与石秀、朱仝与雷横、戴宗与李逵等等，作者也常常让他们与同一事件发生联系,从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
作者还善于通过前后几个类似事件中不同人物表现出来的不同言行举止的相互对比,来展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
就发配一事来说,前有林冲发配,后有宋江发配、武松发配、杨志发配、卢俊义发配;打虎一事,有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懈珍解宝杀虎；杀嫂一事,有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女人偷情一事,有潘金莲偷情、阎婆惜偷情、潘巧云偷情、卢俊义娘子偷情等等。
作者在这些看似雷同的事件中，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的言行举止，来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发配一事,犯人发配初到牢营,要打一百杀威棒,但是，有人情、钱物或有病可以照顾免打。
林冲不谙牢中惯例，在挨了差拨一顿臭骂之后,才拿出银子和柴进的书信，足见其老实厚道;宋江是“吏道纯熟”，一到牢城营中便上下打点，结果，不但免了棒打,还得到营中管事的特别照顾,足见其圆滑机变、老于世故；武松做过阳谷县都头,未必不谙牢中惯例,但却偏不买帐,“要打便打……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里为事的好男子”，足见其秉性刚烈、凛然不屈。
对比手法的运用还能够精确地显示出类似性格之间的细微差别。
《水浒传》写人粗鲁,便有许多写法。
如：
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这不仅点明了粗鲁和粗鲁不同,而且造成粗鲁的原因也不同。
同样是粗中有细,李逵是其憨厚粗直性格的表现,而鲁智深却是斗争经验丰富的一种反映,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五、《水浒传》以说话人直接讲述的语言，把整个作品组织起来，显示出中国小说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它虽是书面文学，但以面对面的讲说为基础，无论叙事,写人,或人物对话,往往寥寥几笔，就神情毕肖。
语言明快、洗炼、形象。
如武松怀疑哥哥死得不明,寻何九叔说话一段：
如:
……武松却揭起帘子，叫声：
何九叔在家么?
这何九叔却才起来，听的是武松来寻,吓的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和骨殖藏在声边，便出来迎接到:
“都头几时回来?
”武松道：
“昨日方回到这里。
有句话闲说则个，请挪尊步同往。
”何九叔到:
“小人便去。
都头且请拜茶。
”武松到:
“不必!
免赐！
”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
何九叔起身到：
“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
”武松到:
“且坐。
”何久叔心里已猜八九分。
量酒人一面筛酒。
武松且不开口，且只顾吃酒。
何九叔见他不做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
武松也不开口，并不把话来提起。
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
量酒的惊的呆了，那里肯近前?
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
武松捋起，握着尖刀，指何九叔到:
“小子粗疏，还晓得‘冤个有头，债个有主’!
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哥哥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
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
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
闲言不道,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
”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胳膝,两支眼睁的圆彪彪地,看着何九叔。
作者在这里尽力像真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一样,按着生活中的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来讲述，如讲武松到何九叔家，甚至讲到武松揭起帘子，以及二人寒暄的语言。
继而写二人一同走出巷口到酒店里坐下，打酒、喝酒,到武松挚出尖刀，向何九叔提出问题。
人物介绍、人物刻画,也是在叙述中进行。
把事件进展写的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书中写武松把尖刀插在桌子上时，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量酒的“惊得呆了”，武松“一双手按住胳膝，两只眼睛睁得圆彪彪地”把整个人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
书中用笔不多，把何九叔老于事故，深知武松的心理,又胆小怕事的性格，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
六、《水浒传》塑造人物还采取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
小说中的英雄好汉是根基于社会现实的，但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因此，作者在塑造他们时，往往运用想象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来突出他们的神勇和智慧，使这些草莽英雄豪杰充满了传奇色彩。
如吴用的神机妙算、公孙胜的呼风唤雨、戴宗的神行术、鲁达倒拔垂杨柳、武松徒手打虎、花荣射雁等等，都带有传奇色彩。
这些地方，往往体现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
七、《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
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完整而又富于变化的艺术结构，是《水浒传》的又一显著的艺术成就。
基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水浒传》的宏观艺术结构是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组成的。
高俅平步青云、为非作歹的故事为小说的开端,表现了北宋王朝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这是造成梁山起义的根本原因;随后鲁达、林冲、杨志、等人的故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到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林冲火并王伦,开创了梁山事业的新局面,这是故事的发展;其后,由宋江等人的故事引出各地义士纷纷汇聚梁山,与统治阶级展开了有组织的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直到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故事的发展达到了高潮；之后,主要写梁山义军在宋江的坚持下,主动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平方腊，最后伤亡殆尽,“魂聚蓼儿洼”，以悲剧结束。
其中,前七十一回主要采用的是单线连环的结构方式，即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又是全书整个故事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的环节，各故事环环相扣，推动情节不断发展,进入高潮。
七十一回之后，小说主要采用的是板块式的结构方式，即招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打方腊等各成一个板块，通过梁山义军主动招安、为统治阶级屡建奇功、却仍不被当局所容的描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极端昏聩、残暴。
《水浒传》的结构，既继承了说话艺术的特点,又表现出最后加工者的艺术构思，不仅适应了主题表达的需要,与作品的情节主线相一致,而且也符合农民革命自身的内在规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
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
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
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
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
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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