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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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
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旧历辛亥年），神州大地爆发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嗣后，各省相继起义响应，纷纷宣布独立，使得腐朽的清王朝迅速解体。
这场向反动统治发起总攻击的革命，以辛亥年命名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发，故武昌起义又被称作“辛亥武昌首义”，简称“辛亥首义”或“武昌首义”。
辛亥武昌首义的捷报传至宜昌，在宜革命党人响应风从，一举反正成功。
史林称道：
“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史编》）；“湖北各属响应武昌起义者，以宜昌居首”（民国《宜昌县志》）；“宜昌继义为各省先”（宜昌司令部书记官李一《辛亥恢复宜昌记》）；“全国义师桴应武昌，以宜昌为最先”（川汉铁路宜昌公司总理李稷勋文）。
个中详情，还得慢慢道来——
（一）川汉铁路与宜昌工场
宜昌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究其深层原因，说来与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大有关连。
川汉铁路是四川人士倡修、清廷拟办的铁路。
计划线路东起湖北汉口，西至四川成都，“首尾四千里，依京汉、粤汉先例，定名川汉”。
清政府作为“洋人的朝廷”，原本是将粤汉、川汉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后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收回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中，被迫收回铁路主权。
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四川总督锡良疏请自办川路，严杜外资，权与汉皋”。
朝廷批准后，四川省遂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经过二年时间的筹备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官绅均权合议”，初议工程从汉口修起，旋改至宜昌。
“因金铁大木机体之器，避峡禅险，冀省烦费，故工场悬寄鄂境”。
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川越疆作业，先无契约”为由，从中作梗，四川总督锡良“乃与往复畴咨”，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并于次年正月，“川鄂合疏，言鄂境铁路自宜昌以上归川修，路成二十五年后，鄂人备价购回。
于是川鄂皆受约”。
是年，川汉铁路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
时为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副理胡峻从美洲邀请二位出洋留学的铁道工程技术人员，一个名叫陆耀庭，一个名叫胡栋朝，他俩“先后返回受川聘，勘视路线，一自成都，一自宜昌，上下周回，分工校绩”。
直至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方在宜昌设局——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驻宜公司，筹划宜昌至万县工段事宜，“是为宜昌川路工场发生之始”。
资料显示，费道纯、王秉恩、乔树屏先后任驻宜公司总理。
蹉跎二年后，又申报朝廷聘请我国著名的铁道专家詹天佑为川路宜万工程总工程司。
宣统元年（1909）八月，邮传部接办川汉铁路宜万段，由邮传部左丞参李稷勋（四川秀山人，清末翰林）出任驻宜公司总理，詹天佑亲赴工段勘定线路。
当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宜昌举行正式开工典礼。
“于是攻金攻木攻石之工，铁泥沙土竹木陶埴之材，汽电机体鞄革钢镍（鎚）之器，银铜之货，骈埴咽塞，自夷陵达秭归三百里间，同时兴作，徒夫万千。
是为川路开工建筑之始。
”由此可见，当年的宜昌工场可谓盛况空前。
宜昌地处要冲，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开埠通商以后，“华洋杂处，商旅辐辏”，时下又成为川汉铁路工区重地，自然引人注目了。
首先就政界而言，铁路是应运而生的交通大动脉，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争夺其筑路权，就是想通过铁路来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
正因铁路至关重要，所以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不会等闲视之。
川鄂两省总督屡经交涉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宜昌工场的路工固然成千上万，而与此相关的人亦四面八方地云集宜昌，这必然也会引起革命党人的关注。
事实上，领导宜昌反正的革命党人都是由外至宜的，且都先已参加革命团体，主要是同盟会、公益会、文学社和共进会。
再就军警界而言，宜昌工场一开工，人口剧增，市面呈现繁荣景象，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当局少不得增加兵力予以防范。
资料表明，宣统元年，宜昌驻防武装先有陆军宜防营，后增宜昌水师。
宣统二年八月，宜昌设立了巡警专局，“此为当地近代警察之始”。
就在招兵买马之际，同盟会员胡冠南（湘籍）和公益会员胡绍尧（川籍）、严绍陵（滇籍）等先后因革命运动至宜昌，且都借机投入警局，渐与地方人士交往，秘密组织了宜昌公益会。
转过年来，也就是辛亥年，铁路风潮发生后，湖广总督瑞澂（澄）惧怕革命党人联络路工起事，遂抽调出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混成协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前后两支队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标第一营驻扎宜昌。
殊不知，其军中就有以胡云龙为首的共进会员和以唐牺支为首的文学社员。
历史告诉我们：
“宜昌光复，即驻宜新军党人和宜昌公益会的联合行动。
”
至于商界，宜昌工场一确立，就意味着商机无限，一时商贾汇集，百业俱兴。
这也有资可佐，“川汉铁路动工，外地手工业者纷纷奔往宜昌。
当时棉絮行业发展至120家，从业人员约300人。
”就在工场开工那年（1909）十二月，宜昌商务分会成立，入会商号达900余家；次年八月，宜昌商会成立，会员563名”（《宜昌县志·大事记》）。
凡此种种，说来都有缘于宜昌工场。
不难想见，军警界与绅商学工各界的革命者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即联合举义。
宣统二年（1910）六月，宜昌工场已向西展筑30余公里，其中宜昌码头至小溪塔15公里的铁路线通车。
可是翌年四月，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取消商办前议。
接着又同意日本借款的要求，后不顾一切地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手又将这两条国内主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出卖给贷款国。
湖南绅商学工各界首先起来反对，接着湖北、广东、四川等省纷纷响应，从而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
川汉、粤汉铁路都是在各省集资筹办的，而四川是按地租百分之三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
在国有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清政府没收干净，人民自然要争权益。
“四川保路风潮尤甚”。
是年五月，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宣布“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并联络各省，赴京请愿。
当时参加保路同志会者达数十万人。
宜昌工场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融入到这风潮中。
《中国史纲》有载：
“保路风潮和有关各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迅速配合起来。
湖北宜昌几千筑路工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
”“川鄂湘粤四省的绅商先以请愿方式要求铁路仍归商办，然后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间股本改为股票发给股东，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时为川汉铁路宜昌公司总理的李稷勋就曾先致电成都总公司称：
“铁路国有，注销商办，政府方面牺牲信用”，“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
在“据理力争保路权，既失”后，他“又改争路款，力挽蜀商损失”。
正是这次铁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八月武昌起义，宜昌响应居首。
九月川路大工停建，已耗银650万两。
其时工地约3万工人。
由于这些工人多来自北方，后由湖北军政府拨款在当地各界协作下遣送至天津解散。
其中有一千人坚持要求补兵，成为宜昌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攻取荆沙时勇敢冲锋，立下卓著功劳。
与此同时，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将铁路上的巡辑队和省派护路巡防营交由民军司令部节制。
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加之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掠夺，川汉铁路最终宣告破产，宜昌铁路成为废墟。
民国2年（1913）6月，交通部派员接收，四川商办川汉铁路驻宜公司停撤，工程物资包括已筑成线路的铁轨、枕木都陆续拆运，移作营建粤汉铁路之用。
宜昌工场就这样结束了。
民国4年（1915），李稷勋（宜昌反正后出任宜昌商务分会总理）撰写了《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一文。
李系宜昌商界名人，民国7年病逝葬于城郊东山。
宜昌商会（由商务会改名，总会在上海）为他修建“铁英亭”和长廊，并将其“宜昌工场志痛”文勒石在亭内，以资纪念。
其碑文讫今犹存。
（二）宜昌公益会与革命党人
就在始设巡警专局的时候，宜昌公益会这个革命团体也诞生了。
公益会一如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名称形式不一，革命目标一致。
宜昌公益会“迭经警、学两界多方组织”，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在川主宫宣布成立。
川主宫是四川行帮的帮庙，又是“四川会馆”，地处西坝（今葛洲坝下，原峡江纸厂处）。
当年宜昌的行帮会馆比比皆是，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
“万寿宫的顶子（指江西帮做官的人多），天后宫的银子（指福建帮从事金融业的人多），川主宫的坎子（临江堤坎修得好而坚固。
以此喻四川帮的经济实力雄厚）。
”从这题外话中，亦可管窥宜昌当年的风貌。
宜昌公益会的取名以及为何选择在川主宫举行成立大会，这与发起人严绍陵和胡绍尧不无关系。
严绍陵是云南思安县人，随父宦寄居四川。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在本籍考入师范学堂，毕业后任高等小学教员，旋与同学段乃康、张旭初等10余人组织进修社，借倡革命。
因“事不机密，为汉奸败露”，遂潜行入川。
光绪三十一年，他经人介绍加入四川泸州公益会。
为了广通声气，他与“同党奔走经营，动辄破坏，频危入险”，多次的经验和教训，使他认识到“吾国革命功成，非疏通军警两界，断难为力”，为此，他劝励同志多人分别入伍，自己则考入警察学堂。
在校期间，“凡同学二百余人，辄以国民大义隐隐鼓动”，介绍入会者11人，因事不密，又被校方斥退。
光绪三十三（1907），他在成都与佘俊臣、杨公甫等人领导起义，事败被捕，幸得贿通押卒共逃。
结果却“波及父兄撤差停委，拘禁月余，妻子蒙羞，家产一空”（严绍陵自述）。
他先“窜逃湖南，旋往贵州，潜匿本家”，后于宣统元年（1909）更名随官入川，得任副中军第一营书记长，极力鼓吹革命。
是年冬，又得与杨公甫、佘俊臣等联络成都和川东各县同日大举。
不料又因事泄遭镇压，杨、佘等人遇害。
严在屏山被捕下狱，幸无实据，被关数月，后又行贿“得获完躯”，逃至宜昌，“得遇同盟会员胡冠南、会党（泸州公益会）头目胡绍尧，均栖身警界，相机待时。
”严是一个热衷革命的人，可那时的宜昌还比较冷淡，活动一时，故有此感：
“因见宜昌同志寥寥，虽有中学诸生颇识大体，而人心涣散，终觉无所归际。
”在这种情况下，他秘串胡冠南、胡绍尧，协力发起公益会，一为同仁集合之地点，一为四川公益会之支部。
由于势孤力薄，组织无从着手，他们“遂与学界唐人端、李骥万、警界张经武、赵伯琴等十余人，组织成立”，严“职任参事，鼓吹入会者共计二百七十三人。
”
胡绍尧是四川彰明人，原系四川泸州公益会头目，也是因革命失败而转向宜昌的。
其传略遗失无存，《前宜昌公益会反正有功荆宜人员事实册》中有句话，他和严绍陵一样，“发起本会，实赖其力”。
胡、严二人早先都是四川公益会的骨干会员，所以他们发起宜昌公益会，将其作为四川公益会的一个支部，集会地点借助于川主宫，也就不言而喻了。
基于前车覆辙之鉴，他们秘密往来，“未敢稍事孟浪”。
“发起宜昌公益会，深赖其力”的还有宜昌府中学堂的学生唐人端（一作瑞，秭归人）、蔡万钟（秭归人）、李骥万（长阳人）和黎祥吉（秭归人）等，俱充任“本会干事”，以致宜昌府中学堂成为公益会的活动重点。
宜昌反正前，他们都做了不少的工作，诸如“发展会员”、“调查宜昌驻防军队”、“联络铁路弹压军”、“联络商界反正”等等。
宜昌公益会的主要成员还有商界的赵璧成（四川合州人）、李春澄（湖北汉阳人）担任会计；学界张耀南（长乐人）、韩建勋（秭归人）担任书记；警界张经五（一为武，东湖人）、王正言（东湖人）、赵伯琴（四川叙府人）、杨文安（长阳人）、李白麟（湖北建始人）五人为调查员；另有联络员若干名。
宜昌公益会有宗旨有章法，会员各司其职，各行其事，以胡冠南为首，对宜昌的民主革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胡冠南是湖南保靖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日日以改良政治、推翻满清为目的”，后在湖南参加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因湖南巡抚岑春蓂明令缉捕，只好逃往四川，又自四川流亡到宜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渐与胡绍尧、严绍陵等组织了宜昌公益会，并首任会长，暗中接纳同志，劳心劳力，正可谓“呼号于外，奔走于内”。
辛亥五月，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保路（保川汉铁路商办）破约（破清政府与四国签订的借款筑路合同）”之声波荡千里，也掀起了宜昌的争路风潮。
当时聚集在宜昌附近的筑路工人多达四五万，对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各包工头纷纷要求宜昌府退还股本，并与清兵发生磨擦。
“川路风潮发生，胡（冠南）等人明知有机可乘，仍未敢贸然行事。
适川人张伯祥、鄂人费榘自日本回国至宜昌。
胡冠南、严绍陵、胡绍尧等邀及诸生，会同张、费开会力争（路权）”（贺觉非《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
张伯祥是四川广安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又与刘公、孙武等人组织共进会，并被推为首任会长。
宣统二年归国后，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等省联络会党。
适逢川路风潮起，他便潜来宜昌，“得悉宜昌有公益会组织，因与胡冠南等商议，以研究政事为名，实行革命宣传”，动员工人罢工起事。
在张的建议下，胡冠南、严绍陵、胡绍尧、赵伯琴、张经武、唐人瑞、李骥万等革命党人特发传单，号召全体集合四川会馆（旧为四川中学，今宜昌市第四中学所在地）开川汉铁路研究会，“意在抵制力争，膨胀民气”。
就在张、胡、严等人“约定日期在四川会馆开会，成立川汉铁路研究会”时，宜昌知府金世和秘电总督瑞澂，随即“派员暗捕三四党人”，张伯祥由是被捕下狱（宜昌反正后出狱，赴川东组织敢死队，继续革命）。
有说胡绍尧亦在这次入狱。
实际上，“胡绍尧即挺身赴沪，力邀程德全为之代表，复入京召集同人，磋商抵制。
”
尽管当时“势过决裂，以致革风日炽”，但“奈势孤力薄，志终未遂”（《严绍陵自传》）。
费榘后亦自述道：
“榘遂往宜昌运动，同胡冠南、易道周（民盟会员）等联络学界数十人。
时四川铁路风潮，胡、易等欲借此鼓吹民气，榘恐事机泄露，力薄难济，阻之。
”费榘是宜昌府巴东人，早年入宜昌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常与同学秘密联络，并加入同盟会。
“己酉（1909）六月，父病归省，过武昌，遇高尚志，始与内地同志联络。
”辛亥春，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回国至武昌，被同乡邓玉麟等人“留鄂同事”。
转至宜昌，由于劝阻同人未果，便赴巴东故乡活动，后“复入宜，闻事泄，即潜之鄂”。
他返回武昌后，经邓玉麟介绍加入共进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在宜（昌）归（州）线上，有数千名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
同盟会员黎怀瑾以工头的身份，秘密组织工人伺机夺取清军武装起义，不幸事败。
黎与20多名工人遇害。
这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以致宜昌保路风潮高涨，“革风日炽”（昌葆芝《辛亥革命宜昌反正纪实》）。
辛亥七月，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的县政权。
清政府急令督办川汉、粤汉两路的大臣端方自湖北调军入川镇压。
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抵达宜昌时，严令捉拿革命党人，在城里每天要兵巡查四五遍，风声鹤唳，使得革命党人几至无地可以容身，更别提及活动。
胡冠南借机行事，索性“尾随其后，意在击杀端方，与鄂军同举义旗”。
他秘密运动三十一标士兵起义，后终将端方刺死在四川资州（今资中）。
（注：
也有说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
辛亥八月，川路风潮愈来愈剧，鉴于“宜为鄂省西北门户，而宜归三百里间，川路工人又聚集五六万人之多，谣风所布，蠢动堪虞”，湖广总督瑞澂不得不增加兵力，“特派陆军三十二标二营两队和四十一标一营驻扎宜昌，一以防范口岸，一以弹压工场”（或曰“一防市面之破坏，一以压川路之风潮）。
随军来宜的就有胡云龙和唐牺支等革命党人。
他们本是准备在武昌起义的，而今情况发生变化，“军中革命同志只得随营照原计划进行。
时与武昌总机关通声气”。
唐牺支字以祀，补字洗耻，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慈利县人。
他幼读私塾，历经县立高等小学堂、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常德）、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嗣后投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一营，由正兵、副目、正目升至排长。
在新军革命运动中，他曾是群治学社的发起人，后转为振武学会和文学社成员。
胡云龙的生平事迹不详，他在军中加入共进会，是第四十一标革命代表。
宜昌公益会《本会联络有功人员姓名》称道他：
“宜昌反正事宜，均系一人支配，破荆（州）亦多赖其力。
”严绍陵后在“自述”中亦云：
“嗣与驻防陆军代表共进会员胡云龙、黄汉卿等秘密往来，冀得乘机一逞。
”
至此，军警学商工诸界革命党人会集宜昌，互相联络，密谋起事。
（三）宜昌反正与宜昌商会
湖北新军驻防宜昌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消息传至宜昌，革命党人闻风而动。
对此，不论是当年，还是现今，文字材料林林总总，说法不尽一致。
兹节录几则，就可一目了然。
“武昌起义，宜昌于二十二日得报，第四十一标党人胡云龙、第三十二标党人杨栋臣，约集各队同志会商，进一步同公益人士严绍陵、张经武、唐人瑞、何大嘉等保持接触，密谋反正。
二十三日在宜昌东山寺开大会”（《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
据《荆宜反正纪实》载：
“武昌举义，宜昌驻防陆军代表胡云龙、黄汉卿，警界代表严绍陵、张经武，中学代表唐人端、李骥万、蔡万钟，秘受冠南意旨，会同军界邓金标、柳楚臣、蒋济舟、刘国栋、阮桂芬，学界何大嘉、黎祥吉、韩建勋、刘驭万，警界施有政、望云霓、赵伯琴、杨世丰、孙章翰、王泽芳、李植兰等，秘密开会，筹画方略。
复于二十三日大会东山寺，协同议决。
”
《武昌辛亥首义人物·严绍陵》中是这样概括的：
“武昌起义消息至宜，各界代表在东山寺开会，至会计有各界代表四十三人。
”而据严绍陵自述云：
“是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义师特起。
越二日，捷报传来，遂与陆军代表胡云龙、警界代表张经武、学界代表唐人瑞等二十二人，在宜东山寺秘密开会，筹划进行方略。
”另有资料说，除了军、警、学界外，还有商界的李春澄、童月红、赵璧成等，与会代表共计43人。
只是佐证不足。
当年随军来宜的李一（江苏人）参加了宜昌反正，事后撰写《辛亥恢复宜昌记》一文载于《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他在“驻宜新军之秘谋响应”一节中说道：
“及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军界邓金标、黄汉卿、胡云龙、柳克伟、柳林香、蒋方仁等（皆唐牺支队中头目），警界严午桥（即绍陵）、张举武（即经武），学界唐伯庄（人瑞）、何大嘉诸君，秘密会议于东山寺，决定响应。
旋以唐牺支亲赴宜防营与三十二标排长沈岳乔、彭邦栋、欧阳超等联络起事。
”
综上所述，革命党人先后于二十二日会商，二十三日会议。
后者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主要议程归纳有二：
一是“经各同志赞成响应，决心二十七日起义”。
二是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具体任务是，由严绍陵主持起义文告；唐人瑞、李骥万、蔡万钟、张经武、赵伯琴、施有政、杨世丰、王泽芳、王正言等多人调查米粮、武器和联络商界及铁路弹压军队诸事宜；胡云龙、黄汉卿等联络四十一标，杨栋臣联络三十二标，郭炳炎入川联络三十一标，“预备举事”。
会议“布置既妥”，党人遂“分头进行”。
那时，“警报到宜，人心惶惶”，“城厢内外，纷纷迁避”。
宜昌商会遂以维护治安为名，经与军、政两界磋商决议，“招三百人组成商防队，公推商界李春澄为管带官”。
李是公益会的会计，本来就“具有血忱，对于地方保安事宜极为认真”。
在此之前，他便“组织商团体育会，集诸商子弟逐日躬自训练，历时已久，颇著成效。
当事机紧急时，该会员等各佩带器械，日夜巡逻，以防不测，地方赖以无恐”（宜昌商务分会于1913年3月上报的《宜昌光复大概情形》）。
从官方来看，“当武汉三镇光复后，满贼瑞澂、张彪等皆有秘电至宜昌，饬各属（一作伪）官严密防范，并分调巡防营赴省救援。
各官吏（一作机关）戒备甚严。
”正因如此，宜昌“各界有志之士，多存观望之心，不敢有所表示。
经诸同志奔走呼号，痛切演说，始得稍稍默许（一作渐渐默契）”。
事实上，当时的革命形势正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清官吏虽得瑞澂、张彪电令加意戒备，但他们都各有打算”。
驻宜清军巡防营统领崇欢，“外虽镇静，内实怯惧”，他审时度势，“自知无力防御”，便借口援救总督瑞澂（一作赴援省城），于二十六日“乘船东下”，或曰“率部逃窜”，或曰“率其一部下窜”。
革命党人“雇舟追缉，勿及而返”。
其时，宜昌人们尚未知觉。
崇欢时为宜昌最高军事指挥官，他见势不妙地“脱遁自全”。
而驻宜新军的长官，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十一标第一营管带戴寿山、队官施化龙等情知军心已变，慑于革命形势，也在二十六日“闻风潜逃”或“闻风先遁”。
在营维持现状的仅排长唐牺支、喻洪启、董学超、沈岳乔等数人，而他们都是革命者。
这就意味着军事权力实际上已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
唐牺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加强军营中的联系，另一方面主动争取商界的支持。
二十七日清晨，唐牺支等人复至商防营管带李春澄寓所，正在密谋起义事宜时，不料被宜昌知府金世和得知，他直入李宅内，邀李出外，询问何故。
李晓以大义，劝金归降。
眼见金李二人携手出门，唐等人恐有异怀，当下安排同志跟踪监视，暗中保护李春澄，余者各归其地。
有感于时机紧迫，唐牺支当即遣派左队防守荆宜道行辕（时荆宜道在宜坐镇，临时驻在裁缺的镇署），后队一排配置于府衙附近，并派兵巡守各城门要地（一说设哨警戒）。
如此布置就绪，他又派代表赴川路弹压局联系，由欧阳超率军士一队，配合关克威，直向其管带杨正坤索取弹药，杨当即逸去（一说杨即送弹药约数万）。
与此同时，三十二标排长沈岳乔配合行动，率兵梭巡城外，派彭邦栋守川盐局，杜锡贞守银行。
他探知四川转运局主事黎迈督运数万枪械弹药过宜，急遣二支部队分水陆追查，终予截留，后尽入民军之手。
却说宜昌商务分会，“二十五、六等日，正筹办间，适闻驻宜鄂军上级军官戴寿山等潜逃之信，知军队有变，将谋响应。
敝会邀集道、府、县各官，提议镇定人心，维持市面办法，非由敝会联络军界不可。
二十七日，由李君春澄介绍敝会总理曹君耀卿、会员吴君敬陔、韩君慎之、王君咏香、林君锡臣、罗君义生七人，同往鄂军驻扎之县城隍庙中，与唐牺支等接洽会议，各表意见，邀（要）求不扰地方，所有起义饷糈，悉由敝会担任。
军界大欢，遂决于是日之夕，宣布反正”（商会上报的情形）。
另有资料如是云：
“宜昌商界总理曹启荣等向军界代表表示，宜昌商界当一力承担所需饷糈，仅要求不扰及地方。
”由于商界与军界达成共识，“因饷糈有恃，故全军心志镇定，秩序整严。
军队既不直接向人民筹款，故城市无惊，遐迩安堵。
是二十七日军、商两界数分钟之会议，诚为极有关系、有价值之会议也。
”
二十七日（1911年10月18日）夜，宜昌起义军宣布反正，“半夜东门廖家台起火，这是反正信号”，“不发一矢，不扰一民”。
另有云：
“八月二十七日，宣示官商，遍揭革命军旗，认宜昌为汉土，设鄂军驻宜司令部。
时距武昌起义仅八日。
”首创宜昌女子学校的英国传教士穆秉谦小姐事后回忆说：
“十月十八那天，天气异常晴朗，在东门外吧，忽然房子起火，一缕青烟笔直的上透云霄，原来这是革命起事信号。
只二三天，一般拖着长辫的中国人，都忙着剪发，不剪发的人就有杀头的危险。
当时英国领事馆方面不知底细，通知我们回国，我们又跑到上海。
”
二十八日晨，“全城高悬汉帜”（或曰：
“宜昌各要地遍树汉帜”；或曰：
“宜昌各处遍悬九星旗”。
九星旗即汉帜）。
宜昌清道台行辕、府署、县衙门都挂上了白旗，知府金世和等各官均归顺，“依次相率投诚”。
“官钱局满人英勋，亦随众投诚。
”就这样，被清朝统治三百年之久的宜昌从此光复。
“城郭人民为之一新”，“军民欢呼”！
是日，宜昌各界代表集议，组建民军（起义军）机构，选举领导人。
对于领导人选，当时还真有点煞费周章。
“军界先推胡云龙，胡辞；继推黄汉卿，黄亦不就。
公益会同人则属意胡冠南，但胡先期入川未返（胡绍尧亦往京未返）；推严绍陵，严亦坚辞。
最后推新军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为司令长”（《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
民军司令部设立在原清陆军宜昌镇署，内设九处：
参谋处以张鹏飞、杨柱臣、关克威、沈岳乔充任参谋官；中军处以胡云龙充任参军官；军需处以戴（一作代）治康充任军需官；庶务处由胡建勋任庶务长；粮台处由李春澄任粮台官；执法处由丁荣学（一为厚）任执法官；书记处有袁国纪、孔宪治、李一担任书记官；招待处有何大嘉、杨革五担任招待员；交涉处有鲁全经担任交涉员。
“并派多员分赴所属各州县，劝令反正及令缴销伪印颁发新印等事”（李一《辛亥恢复宜昌记》）。
此外，严绍陵负责清理财政，王正言负责治安。
“随即发出安民布告”。
斯时，“川人赵玉龙、向竹安，因革命嫌疑被关东湖（县）狱，得知武昌起义，便暗中联络地方死士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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