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法国与教皇国关系的演进及特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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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法国与教皇国关系的演进及特点
《国际关系史》
期末作业
姓名：
洪朝晖
学号：
12012000687
2012年12月
中世纪法国与教皇国关系的演进及特点
——476～1453年
内容提要：
中世纪的法国王权与教皇国的教权之间的斗争是中世纪欧洲发展的重要线索之一。
法兰克王国皈依罗马基督教与这个时候的教皇国建立为加洛林时代两者走向联合奠定了基础。
加洛林时代，教权从东罗马帝国的皇权手中挣脱出来并寻求法兰克王权的庇护，法兰克王权便借后者巩固自身的地位，并对其加以控制。
凡尔登条约后，欧洲陷入分裂，教权趁机通过内部改制与整合兴起，一度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
法国加佩和瓦卢瓦两朝则利用民族主义整合国内各阶级的力量，后来居上，最终制服了教权。
关键词：
中世纪、王权、教权
TitleinEnglish
Abstract:
ThemedievalFrenchroyaltyandpapalstatesofthestrugglebetweenthemagisteriumisinthemiddleages,thedevelopmentofoneoftheimportantclues.FrankkingdomconvertedtoChristianityandRomeforthistimeofthepapalstatesareestablishedandlorrainetimesbothtojointlaidafoundation.Addlorraineera,teachrightfromtheeastimperialpoweroftheRomanempiretohandoutandseekfrankkingshipasylum,frankkingshipandborrowthelatterconsolidatetheirposition,andcontrolthem.Afterthetreatyofverdun,Europeintodivision,teachrightwhichisthroughtheinternalrestructuringandintegrationrise,oncebecomethedominantforceinEurope.Franceandadmireandtileloydynasties,usenationalismintegrateddomesticclasspower,ifanything,ultimatelysubduedmagisterium.
KeyWords:
middleages,royalty,magisterium
一．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与教皇国关系
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帝国从皈依基督教后开始在西欧的大规模扩张，并最终成为名义上的罗马帝国继承者。
而罗马教权则在蛮族入侵的背景下逐步脱离东罗马帝国走向与法兰克王国的联合。
这一时期两者的总特点是在西欧的扩张中相互利用，其中教权由于羽翼未丰被王权所控制。
统一的法兰克王权借助基督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引领蛮族走向文明。
（一）墨洛温的王室基督教与罗马教会的关系
大约3世纪中叶，莱茵河下游出现了法兰克人的部落联盟。
罗马帝国崩溃前夕，法兰克人也由北方转入进攻。
486年，萨利克人（海滨法兰克人）在其首领克洛维的率领下越过阿登森林南下在苏瓦松之战中击败前罗马将军西阿格里乌斯的军队，趁胜夺取了塞纳河和卢瓦河之间的土地。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486—751年）的统治。
建国之初，克洛维尚未建立起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为了巩固统治，克洛维注重利用基督教势力。
克洛维对高卢罗马大地主和教会大地产很少侵犯，从而减少向高卢进军的阻力。
496年克洛维击退阿勒曼人的进攻后，立即改信基督教。
克洛维的皈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北部之后仍然信仰原始多神教，而493年克洛维就与笃信罗马基督教的公主克洛蒂尔达结婚，她曾不断地劝他加入罗马天主教。
克洛维了解信仰罗马天主教对他有利。
因为当时的高卢地区受罗马正统基督教的侵染，多数居民都属于正统教会，主教们的影响巨大。
而大多数日耳曼人信奉基督教的异端—阿里乌派。
他想取得罗马对他的支持，并使征服阿利乌派日耳曼部落具有宗教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同时笼络人心，获得高卢原来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对他的拥护。
克洛维独树一帜皈依罗马派，标志着法兰克“蛮族”王权和高卢罗马教会的联合。
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后带来了新的基督教形式，可称其为“王室基督教”。
在蛮族世界，部落首领的宗教就是整个部落的宗教。
克洛维归信后也要求整个法兰克王国接受基督教。
“王室基督教”开辟了教会与国家相结合的道路，皈依后的克洛维组建起由他管辖的加力克。
他把罗马教会作为巩固统治和向外扩张的精神工具，而后者则力图借助法兰克王权来维护教会权益，清除基督教异端。
从此，罗马教会在法兰克王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拉丁语也成为官方通用的语言。
507到510年，在罗马教会支持下，克洛维以征讨异端为名，对西哥特人进行战争，将西哥特人驱逐到了西班牙，占领了波尔多和图卢兹。
这场战争中，克洛维得到西哥特王国境内教士的支持，显示了克洛维皈依基督教给他带来的好处。
511年，克洛维接受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敕书，被封为执政官和贵族。
同一年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第一次宗教会议，会上通过的法律是对国家与教会之间关系的调整与确定，所以既是宗教法又是国家法。
这次会议首次将法律同等地适用于作为征服者的法兰克人和作为被征服者的罗马人，确定了教会财产和教堂的权力；规定了在授予自由人圣职的时候，须经国王同意。
之后，奥尔良的宗教会议成为惯例，教会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整个政治架构中重要的一部分。
教会逐渐享有特权，其实力不断扩展。
克洛维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平分了王国并积极推行其父的扩张政策。
法兰克在西欧的胜利推广了政教结合的王室基督教。
墨洛温王朝所到之处，蛮族被要求接受正统罗马基督教信仰。
正统基督教的推广弥合了西欧不同民族的差距，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更大范围内的整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此时的西部教会内部则缺乏统一的组织与领导，随着教会特权的增多，教会内部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加剧，各主要教区的主教互不相认。
而且，罗马教皇在政治上的依靠依然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451年在卡尔西顿召开的第大公会议上规定了君士坦丁大主教与罗马主教在教务上有同等的权力。
对此，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拒不接受。
6世纪中叶以前罗马主教不仅未能在东部也没有在西部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权威。
直到560年，西部教会才承认罗马主教的领袖地位。
但是，此时的罗马主教也在树立自身的权威方面打下了根基。
随着蛮族的入侵，控制意大利的政权历经更迭，罗马主教斡旋其中，使得罗马教会不仅成为一个宗教中心同时也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由于东罗马帝国对意大利控制力的缺失。
罗马主教的政治权利得到不断的增长并产生了脱离东罗马帝国自立的离心力。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罗马教会的地产已经遍及意大利，利用这些财产罗马教会接续了原来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许多职能，并建立起一套以神职人员为主体的管理机构。
成为与君士坦丁大主教斗争以及建立教皇国的基础。
罗马主教的影响在大格里高利时代达到鼎盛，他被称为奠定中世纪教皇制度的关键人物。
在其担任罗马主教期间（590—604年），格里高利组织罗马人抵抗入侵的伦巴第人，取得罗马统治权，将教权与政权合二为一。
他力图摆脱东罗马的控制，反对君士坦丁主教的普世牧首称号，竭力提高罗马教会地位，整顿教会组织，禁止教士结婚，推广修道院制度，强调苦修与服从，从而建立了以罗马主教兼为世俗与宗教领袖的国家—教皇国。
“教皇”原意为“父亲”，原本是对神职人员的尊称，后来成为罗马主教的专有称号。
同时，罗马公教还发展出了论证罗马主教教皇头衔的理论。
其核心为罗马教会为圣彼得所建，而基督曾有过彼得为教会得以建立的磐石的言论，固圣彼得为耶稣十二门徒之首的地位也被罗马主教所继承，当为整个教会领袖。
教皇制度与理论为其后教权至上的辩护提供了理论根基，在中世纪政教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基本上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由于罗马主教的宗教权威不足，所以墨洛温王朝的王室基督教体系中，国王不仅是世俗的国王，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受上帝所挑选的人间管理者，同时作为世俗与宗教的权威存在，罗马教会被作为工具使用的意味更浓。
两者也未达成稳固的合作协议或结成盟友关系。
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王国与罗马主教更多地只是为其后的联合打下了基础。
（二）加洛林王朝与罗马教皇国的关系
在墨洛温王朝的270年（481—751年）里，由于封建混战、外族入侵、兵役和赋税负担的加重，逐渐使自由法兰克人和自由罗马人破产，失去土地和自由。
土地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到教俗大地主手中。
随着自由农民的破产和封建主独立性的增强，国王的权利日益衰弱，同时周边外族的入侵，尤其是南方信仰伊斯兰的阿拉伯人的入侵严重威胁着王国的生存。
到公元7世纪，加洛林的宫相掌握了实权。
但是宫相的权利并不是固定的，常视人而定。
其地位往往视乎他在国王与贵族之间所扮演的角色。
他们常常挑唆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而凸显自己的第三方地位。
这种不稳固的权利结构对其日后寻求教皇的援助有重大影响。
在查理马特任宫相期间（715—741），为了消除内忧外患，保证国家兵源，着手进行采邑改革，既废除原先无条件的土地分封，实行有条件的分封。
借此在普瓦提埃一战中击败阿拉伯人的进攻。
此战既保卫了法兰克王国的王权也保卫了西欧基督教的势力，并极大增强了加洛林家族的世俗权威。
在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任宫相期间（741—751）。
少时由修道院培养的丕平对教会抱有严肃的情感，而东方的圣像破坏运动正好使得罗马主教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彻底决裂，转而谋求法兰克人的支持。
739年时，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三世就曾请求法兰克人派兵抵抗伦巴第人的入侵，但并未成功。
749年丕平遣使罗马向教皇咨询意见：
应由实际统治法兰克的人还是有国王之名却无真正权力的人做国王？
教皇回答：
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更合适。
于是，丕平在751年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成为法兰克王国国王，从此开始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
同一年新伦巴第王夺取了拉文纳，对罗马构成直接威胁。
754年，伦巴第人向罗马进逼，罗马教皇前往巴黎向丕平求援，并为丕平及其子重新加冕为“罗马人的行政官”。
教皇为丕平加冕的举动使教皇有理由自认为有废立皇帝之权，为日后教权与皇权之争埋下隐患。
为了报答罗马教皇的支持，丕平两次进攻与罗马教皇为敌的伦巴第人，并迫使伦巴第把拉文纳至罗马的土地割给教皇，史称“丕平献土”。
然而罗马教廷并不愿意承认其土地来自于丕平的授予，于是伪造了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礼》文件，宣称其土地来自于君士坦丁大帝的馈赠。
这既表明了罗马教廷在意大利已经完全站稳，也表明了壮大了的教皇国已经不再甘心于作为王权的附庸，开始了漫长的与欧洲君王的长期博弈。
丕平之子查理统治期间（768—814）是加洛林王朝的巅峰，南征北战，开疆拓土，把西欧大陆绝大多数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
查理曼对征服之地一律强行推行基督教，尤其是对萨克森人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通过《萨利克法令》和广建修道院，对反基督行为处以严惩，规定当地人向教会提供房屋、土地和仆人，最终使萨利克人皈依。
自此，征服西罗马的满族最终在精神上被基督教完全征服。
为了加强对罗马事务的干预，查理曼消灭了伦巴第王国。
799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被罗马贵族囚禁，在教皇求援下，查理曼亲自前往罗马，恢复被破坏的教会秩序。
800年12月，查理亲自护送利奥回罗马复位。
为了报答查理，利奥为查理在罗马圣彼得教堂加冕，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称号，史称“查理曼帝国”。
这一举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法兰克王国成为帝国而且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其二，罗马教廷正式摆脱拜占庭帝国控制，而以西欧皇帝为自己的世俗保护者，最后，它表明了西部教会对于完美政教关系的理解，它不是东方式由皇帝担任教会最高首脑，而是强调教会与国家为同一硬币的两面，两者互为补充。
查理曼帝国时期，国王和皇帝把加洛林家的私产、王田、没收的教产和新征服的土地都当做采邑分封给封臣。
为了确保主教的教权，查理曼规定了各主教有按立神职人员的权利，并可在其教区内巡查与执行惩戒。
他把“什一税”定为法律。
并极力推广基督教文化，以至于被后世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
但是加洛林王朝的教会多半由国王领导，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由国王任命，按国王之命行事，如同国家官僚。
在帝国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变成接受国王赐封的封建领主，向国王行臣服礼，并宣誓效忠。
这些举措，一方面加强了王权，一方面也打击了在帝国扩张中发展起来的乡村主教区，从而维护了大主教们的利益。
查理曼的文治武功完成了基督教、罗马与蛮族的统一，自此，罗马公教也成为了“蛮族”的罗马基督教。
然而查理曼帝国由武力征服形成，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封建国家。
虔诚者路易在位时期（814—840）因君臣父子的内讧最后使帝国分裂。
路易死后，路易的三个儿子罗退尔、日耳曼路易、秃头查理爆发内战。
843年8月三方签订凡尔登条约，决定三分帝国，形成东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
加洛林王朝与罗马教皇国的关系明显要比墨洛温王朝时期与罗马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一方面，加洛林家族试图取代墨洛温家族的野心不仅需要挑战其世俗权威还必须面对其所建立的王室基督教所具备的宗教权威，故而需要在宗教权威方面可以与墨洛温家族抗衡的罗马教皇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东罗马帝国日益受到排挤与打压的罗马教皇也力求寻找一个更好的世俗保护者并努力保持教会的独立。
对比克洛维利用基督教来增强其对蛮族扩张的合法性，加洛林谋求与教皇结盟的过程中，对勃艮第的打击更类似于向教皇示好的表态，而非利用教皇与勃艮第的矛盾借机扩张领土。
壮大起来的教皇国尽管羽翼未丰，但也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世俗的斗争中来。
教权与王权在这一阶段正式结盟，共同抵挡异教异端，东正教，世俗地方领主的挑战。
但是此时的教权依然无法同王权相提并论，尽管在宗教权威上，加洛林王朝倚重于教皇，但其不仅在世俗方面将教权作为王权与地方对抗的筹码与工具，而且牢牢把控对地方主教的控制尤其是授职权的控制，从而限制了教皇对地方主教的干预。
此时的教皇不仅难以在加洛林境内统领诸主教们，在教皇国境内还不得不依靠加洛林王权的保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日后的教权与王权斗争的诸多隐患也在这一时期埋下，尤其是教皇对皇权的废立权这一问题。
二．中世纪中期法国加佩王朝与教皇国关系
自查理曼帝国分裂以后，西欧各国封建势力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
在外族的入侵下，教皇国成为西欧统一观念的倡导者，从上帝命令和平到上帝发动战争，教皇国的势力不断通过整合分散在各地的修道院与主教势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一度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
一面支持教皇打击共同的敌人，一面加强内部的统一与中央集权，法国的加佩王朝通过灵活的政治手腕，最终将法国打造成一个团结的等级君主制国家，并最终制服了教权。
在此过程中，双方多有合作也屡有冲突，强大的教权一度将法国王权作为制衡西欧其他国家的工具，但民族意识的崛起最终瓦解了教皇国宣扬的统一帝国观念，并使教皇沦为听命于法王的傀儡。
（一）后查理曼时代的教皇势力与加佩王朝的建立
查理帝国分裂以后，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分裂后的三个国家其内部也在进一步分裂。
所谓国家只是由贵族领主们组成的松散联合体。
在这种分裂的局面中，罗马教皇成为帝国观念的强力保证，成为捍卫西欧基督教世界在精神上统一的象征。
在查理曼死后，教皇利用自己为皇帝的加冕权增强自己的对世俗权力的干涉，教皇垄断这仪式举办权的特俗地位，利用皇帝称号来加强自己的权威。
教皇在西欧树立起罗马帝国而非法兰克王国的观念，使无论生活在法国还是德国的人们在精神上加强了对远在意大利的罗马教皇的认同。
923年，法兰西公爵罗贝尔与纯朴的查理大战于苏瓦松，查理败北，罗贝尔战死，查理被伯爵赫伯特设计囚禁。
罗贝尔之婿鲁道夫被选为国王（923—936）。
鲁道夫死后无嗣，罗贝尔之子伟大的于格重演昔日丕平故事，让纯朴的查理之子继位，自己任宫相掌握实权。
987年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死去，伟大的于格之子加佩于格（987—996）被贵族和高级僧侣推选为国王，开始了加佩王朝（987—1328）的统治。
加佩王朝初年，封建割据实力强大，加佩王室的领地局限于法兰西岛（主要为巴黎和奥尔良）上，大封建主形式上承认法国国王为宗主，实际上完全独立，俨然为自己领地内的君主。
同样的，在贵族集团夹缝中发展的教皇国的处境也很艰难，教堂和大多数修道院成为地方贵族争相竞夺的对象，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如同各教堂区的神父一样被世俗力量所控制，贵族在宗教上本来只具平信徒身份，但他们却掌握着神职的任命权。
神职成为贵族之间权力妥协的交换品，神职买卖成为普遍现象。
甚至是教皇也受地方势力的操纵。
由于教皇本质是就是罗马主教，所以谁控制了罗马，谁就控制了教皇。
贵族领主对罗马的争夺，导致了897至955年间，先后换了17位教皇。
这一时期的教皇国与法国基本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虽然教皇试图通过维持帝国观念来加强其影响力，然而受制于其自身实力的不足，依然难以有更多的建树。
在此世纪之交，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表明西法兰西将会成为西欧重要国家之一。
教皇更多地关注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王朝与意大利对其形成实际威胁的罗马贵族，而非尚未握有实权的法国国王。
无论教权还是王权都处于被封建割据势力打压的境地。
（二）教皇国的崛起
公元10世纪，西欧历史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这一转折期蕴含着一对深刻的矛盾。
既在罗马教皇维护下的统一欧洲观念与现实中分崩离析的封建割据。
西欧在10世纪走到了谷底，却也积蓄这重新走向统一的力量。
然而统一的道路有两条：
一是由罗马教皇所领导的基督教会来带动统一，二是由强力的封建君主来重新统一欧洲。
此时的教皇国与欧洲的几乎所有有实力的封建君主都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在异族包围下互相利用与共存，同时在西欧内部又彼此竞争试图比对方更多更广泛地整合起教俗两个领域的资源来重新统一欧洲的关系。
而在此时此刻，西部教会率先走出了一步。
此时的西部教会一方面彻底地与东部教会决裂（1054），分别自称为罗马公教教皇与东方正教普世牧首，各自宣称为教会至高权威，互相开除教籍。
另一方面，由罗马教皇为主导的西部教会整合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11世纪之前，所谓“教皇治理公教会”主要是个理想，西部神职人员包括主教、教士和修士都处于国王和贵族们的统治之下，他们不是由教皇任命，而是由这些世俗领主任命。
针对这一情形，教会采取了“尊教皇，抑主教”的策略。
其中两个运动对这一理想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中一个是假托古代教会法的形式，宣扬罗马教皇的至上权威。
《伊西多尔教令集》假托名为伊西多尔的人，将罗马的克来芒主教到大格里高利所发出的教令编辑成册，成为教会法。
其基本精神是：
主教不可被控诉。
大主教对主教的处分权几乎被剥夺，所有主角可以直接上诉教皇，同时宣称教皇与主教不受世俗政权控制。
其意义在于加强了主教与罗马教皇的直接联系与互动，通过诉诸罗马教皇的权威，各地主教增强了其独立性，从而摆脱了地方贵族的控制；另外，教皇国通过加强对基层教区的控制和影响，成为了一个以宗教为纽带，主教神职人员为主体，跨越西欧封建国家边界的“超级国家”。
另外一个则是以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改革为代表的整合运动。
克吕尼运动兴起于910年威廉王公捐出土地兴建修院，其《建院纲领》中提到，克吕尼修道院为本笃修会的一支，向罗马教皇纳贡，并受后者保护。
修道院在得到领地后，附着于它的一切收益归修会所有，以形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它同时拥有选举自己院长的权力而不受一切主教或世俗法律管辖。
同时，克吕尼修道院还在组织体制上进行了创新，在此之前，修院之间虽属同一修会却受地方主教管辖。
克吕尼修会要求所有子修院从属于某一核心修院，然后所有核心修院从属于克吕尼修院，这种类似于封建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中世纪的一种特殊政体。
克吕尼修会推行“上帝命令和平”运动，要求封建贵族约束自身的暴力行为，并通过教义的感化，将骑士这一原本代表着暴力的职业转变为为上帝而战，保护弱者与神职人员的美德形象。
极大的限制了中世纪无政府状态下的暴力行为，并为基督教势力介入世俗社会找到了独特的方式。
克吕尼运动成为了一个模式，它为西部教会的神职人员形成一个统一体奠定了基础，成为后来教宗革命的动力和榜样，也为后来的教权干预王权打下基础。
11世纪，一场持续百年的教宗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与克吕尼运动关系紧密，期间几任教皇均出自克吕尼修院。
推动改革的第一个教皇是利奥九世（1049—1054），他最重要的措施便是组建枢机主教团。
由于之前的罗马教皇实质上只不过是罗马主教，由罗马神职人员与主教，信众选举产生，所以极其容易被控制罗马的世俗领主控制。
利奥九世的改革便是从整个西部教会的各个地区中选拔出合适的人，由其担任名义上的枢机主教并负责选举教皇，如此，教皇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教会代表人。
在此后，尼古拉二世（1058—1061）进一步推广教宗改革，他发布谕令明确规定，教皇可以在任何教会任何地方选举产生。
并要求皇帝与教皇彼此当互相尊重。
此举从制度上彻底摆脱了教皇选举受罗马贵族控制的局面。
1073年，格里高利七世登上教皇之位，更加强劲地推动教皇的集权，他倡导两个原则：
一.教皇集权，即教皇高于所有基督徒，所有主角由其任命，并服从于他。
二.教权至上，即教权高于王权，整个教会组织不再受世俗势力控制。
并于1075年发布《教皇敕命》，用法律形式确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
并据此宣布教皇法庭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法庭。
自此，教皇国成为了一个势力遍及西欧各地的统一政治实体，教士们组成了跨地方，跨民族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还是行政体制上都完成了统一。
它不仅形成了具有宗教特色的官僚系统与法律体系而且几乎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
强大起来的教皇国与世俗力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剧烈碰撞。
围绕着授职权的归属，格里高利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展开了斗争，1077年，格列高利七世趁德国国内局势未稳之际，命令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可以罢免皇帝。
对此，亨利四世召集德意志主教会议，废黜教皇。
格列高利七世发布敕令，革除亨利四世教籍。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以公爵鲁道夫为首闹独立的一些诸侯宣称，倘若亨利四世不能得到教皇的宽恕，他们将不承认他的君主地位。
教皇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浪潮。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亨利四世被迫妥协。
1077年1月他冒着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行宫拜见教皇。
教皇紧闭城堡大门，让亨利在雪地站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
史称“卡诺莎之辱”。
从表面上看，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然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亨利四世。
这次觐见不仅使反对他的诸侯们失去了另立皇帝的借口，也获得了人民的广泛同情。
亨利恢复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平息以鲁道夫为首的诸侯反对派。
1080年，亨利四世立即挥戈南下，攻陷罗马。
格列高利七世匆忙出逃。
次年，格列高利七世在孤独中客死意大利南部。
此次争斗是中世纪教权与皇权斗争的集中体现和高峰。
此时的教权依然处于上升时期，而德皇的权威已开始衰弱，法国王权依然在为后来的崛起积蓄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站在教皇一边。
教权一度占据上风，但最终格里高利本人还是输给了亨利。
皇权试图以世俗武力迫使教权就范，教权则利用其宗教权威开除皇帝教籍并在外交上鼓动其对手对皇帝进行讨伐来抗衡。
皇权与教权的反复争斗最终达成了妥协，1122年，教皇与亨利五世签订《沃尔姆斯协定》。
它分别采用了教皇授权国王，国王认可教皇的形式。
1095年，乌尔班二世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东征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将无领地的空头贵族们和无地游民对西欧内部的隐患转移到东方，从而维护了西欧的稳定。
同时加强了西欧人民同一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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