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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b中国数字电视破壳而出的6个前提
中国数字电视：
中国数字电视破壳而出的6个前提
2005年01月11日 16:
27中国数字电视
文/包冉吴萍汪云（《中国数字电视》）
2004年的数字电视，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这一年，整体平移前所未有的热闹，但新增用户却与设计目标相距甚远；广电系统内部，关于发展思路的争执依然不休，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五花八门的数字化试探。
这一年，虽然地面传输、机卡分离的国家标准迟迟不能出台，但通过市场化手段展开的圈地运动正暗流涌动。
先把商业模式建立起来、把用户圈住，遵循“快鱼吃慢鱼”的市场公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现实选择。
这一年，IPTV、网络电视以极快的速度普及着“三网融合”的概念。
兜里有钱、心理饥渴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拼命想与攥着庞大内容资源和强势政策能量的广电部门合作；但是，也想主导IPTV的广电，却对电信的介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设置出严格监管。
这一年，外资终于等到了内容制作领域的开放政策。
境外节目资源的本地化，在理论上会大大提升数字付费内容对中国用户的吸引力，但是在具体运作层面，国际传媒大鳄的胃口实在很大，国内数字电视节目集成商一不留神就可能成为别人的铺路石和垫脚板。
这一年，五家数字电视内容集成平台的竞争格局搭建完毕，但内容高度丰富的模拟电视，还在继续加宽着付费数字电视面前的河面，河道里涌动的恰恰是对中国电视受众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本地化内容。
当广电总局把“数字电视”和“付费电视”在法理逻辑上进行脱钩之后，小众化、专业化的数字付费频道何去何从？
……
多年以后，回顾2004年在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史上的位置，显然不是一个成绩与收获之年，但确实是“动起来”的一年。
动得越多，深层次矛盾体现得就越明显，体制和市场的冲突就越激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在同步增加。
当各种矛盾在层层的抽丝剥茧中被揭开、被激化，我们有理由对2005年抱以谨慎地乐观，前提是对以下六个问题的清醒审视和积极践行——
机顶盒
推数字电视首先离不开机顶盒。
解开机顶盒的市场症结，表面问题是成本和价格；深层次问题是商业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则是改变产品属性。
而在标准上争执不休的“机卡分离”，很可能赶不上第一轮市场波峰，处境进退维谷。
“100万台？
你太乐观了，”长虹集团网络公司的老总邓鹏对记者说，“我们估计，2004年中国新增机顶盒用户数量大概在60万左右。
”
“60万台？
这个数据很精确啊，”天柏公司总裁助理薛滨笑着对记者说，“我们对市场的统计数据差不多也是这样，2004年还是圈地时期，大家都抢着在各地圈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我预计，2005年市场规模能到150万台。
”
邓鹏对2005年国内机顶盒的市场预估显然更乐观一些：
“大概会有3－5倍的增长，最好能有300万新增用户吧。
”
“具体的数量不好说，但是如果北京整体平移的工作顺利，2005年仅北京采购的机顶盒可能就会达到6位数，”北广传媒数字电视公司的常务副总何公明对记者说。
《中国数字电视》的记者还采访了其他多家机顶盒/整机生产商，听到的对2004～2005年的估量数据大体差不多。
显然，2004年的成绩距离广电总局300万户的计划目标相去甚远，即使加上2003年以前发展的用户，迄今数字电视用户存量也就在100万户左右。
面对记者关于市场数据的询问，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坦承，“确实与预期有差距”，但她坚持认为，“只要（整体平移）开始做了，就是好事儿，接下来就容易走顺了。
”
是否能走顺，首先看成本和价格。
“我刚从各地跑了一圈回来，无论是整体平移的地区还是销售机顶盒的地区，运营商和最终用户的心理价位普遍在350元左右，”薛滨掰着指头跟记者算，“不管谁投资，投资方都希望三年能回本，如果一个月提价10元钱，一年收回120元，三年左右能实现平衡，这几乎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
”
“我在全国做过一些调研，如果机顶盒的价格做到350元，那么平移就能取得质的突破，”襄樊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的总工程师姚勇对记者说，姚是广电系统内最早提出整体平移思路者之一，“我和不少企业聊过，2005年下半年差不多就能做到这样的价位。
”
“在我们这儿，机顶盒价钱降到500元还是嫌太贵，如果能降到200元以内，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非常理想了，”山西高平市广电局副局长许志峰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为降低机顶盒的生产成本带来好的契机。
“现在内存和芯片的价格都在下降，比如内存模块已经从4美元降到了1美元，国际厂商也会加大对国内市场的介入，他们拥有大规模的产能，必然拥有更低的成本，”天柏的薛滨认为，“并且国内市场的成长也会给国内企业带来规模空间，有利于降低成本。
”
“其实国内一些大型企业的介入，已经是市场起飞前的征兆，比如华为，”摩托罗拉宽带通讯事业部大客户总监谢永宏对记者说，“作为领跑国际市场的大设备商，我们已经在国内等待了好长时间，我看快到有规模地向市场供应机顶盒的时候了。
”
刚刚从越南签单回来的长虹网络公司总经理邓鹏，对“规模”的感触极为深刻，“我们刚刚和越南的一家大运营商签订了30万台卫星数字机顶盒的单子，30万台啊！
越南的人均GDP才2300美元，中国内地是4700美元（2002年统计数据——编者注），我们难道还不如越南？
”
中国的市场能量难道还不如越南？
这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提起中国的有线网络，机顶盒厂商都是一肚子苦水，因为80年代“四级建有线”的历史，可以说国内有线网络的条块分割是最严重的、产权是最复杂的、管理是最头疼的。
条块分割形成了利益集团，具化为CA的林立，机顶盒的采购带有浓郁的区域特征。
打破这种割据的潜在可能，一是直播卫星在2006年上天之后形成覆盖全国的一张大网，二是在有线网络数字化中推进“机卡分离”。
为了加卡分离的事情，信息产业部在2004年开了很多次会，可标准依然无法确定，与地面波标准的纠葛相仿，清华、交大和国微的三家分立，使处在市场竞争第一线的设备制造商摇头叹息。
“我的意见，不管哪个标准，你总要出台一个啊，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大企业根本不敢进，现在进入也竞争不过那些专业的小型厂商，”TCL多媒体事业本部总裁史万文对记者发牢骚，“为什么没有市场规模我不敢上，因为企业做大了要正规纳税，运营成本高，没有规模我发挥不出来全球大批采购的优势，甚至我还不敢给人家回扣，这样算下来，我造一台机顶盒的成本要高多少？
”史万文坦率地认为，“机卡分离短期内遭遇的最大反对者就是CA厂商，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会反对机卡分离。
”
“机卡分离的方向是对的，技术上也没有障碍，我非常赞同这么做，绑定的模式就是没有机卡分离的模式好，应该把机顶盒扔到市场上去，”辽宁电视台数字频道技术总监赵季伟认为。
“机卡分离在2005年还是会有问题，”天柏的薛滨认为，“CA厂商的反对是显然的，标准迟迟不定则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天柏的态度是支持机卡分离。
”
“要搞就快点搞，这么扯皮下去还不如不搞，”长虹的邓鹏对记者说，“作为企业我们不能等，也不敢等。
但我个人认为，最终应该实现基于机卡分离的有线、地面波和卫星三合一的标准，对于用户来说，既有卫星的接口，又有地面的接口，还有有线的接口，不要把眼睛仅仅盯在有线电视上，机卡分离要善于借势扩大产业规模，这样才有和广电运营商谈判的本钱。
”
“在十月份杭州的会上，我跟清华大学的王兴军教授说了，你们推机卡分离，我们欢迎，但是总要快点拿出产品来，”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对记者说，“我们这边的整体平移等不及啊。
”
“不客气地说，现在的人都有暴富心态，总想着拿住标准，一夜暴富，可是谁都知道这是个大蛋糕，怎么可能都按照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电企业老总批评道。
机卡分离是一种商业模式，但绝非全部，比机卡分离更重要的，是对终端用户的使用需求和偏好的把握。
今天，消费者能用机顶盒干什么？
——这个细节的问题其实很重要。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整体平移真的突破了1000万用户数，那么现在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可能会少一大半，比如“整体平移违背市场规律、是一场‘大跃进’”等等。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整体平移持反对意见的人，也没有一个靠卖盒子卖出1000万台的成功案例。
“我认为，整体平移或者销售机顶盒本身都没问题，为什么效果平平呢？
就是没有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找到商业模式。
”长虹的邓鹏认为。
“我在一线看到类似的情况太多了，盒子或送或卖是下去了，但是当用户曲线攀升到某一阶段后，老百姓就会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天柏的薛滨说，“除非因为节目内容和服务特别好，老百姓离不开，否则一遇到硬件故障，或者到该付费的时候，他们就不干了，就会退盒子。
”
对于最终用户来说，数字电视和机顶盒能用来干什么？
现在推广数字电视的时候，运营商习惯于鼓吹“频道多、清晰度高，”如果是整体平移的地区，还要加上一条“威胁性卖点”——“强行关闭模拟信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卖点现在不具有诱惑性，”中科大洋的产品经理刘宇对记者说，“大洋做过调查，72％的用户最反感乱插播广告，再有就是在几十个频道中的检索复杂，中国电视用户平均收看时间3小时/天，一般要在50－60个频道间来回检索三遍，结果最容易坏的就是＋/－键。
至于现有节目的数量和清晰度，用户很少有不满意的。
”
“社科院将中国社会分为10个阶层，运营商如何根据不同层次的用户需求进行细分？
让不同的用户能在自己选择的时间看到自己想看的节目？
”刘宇反问道，“这才是数字电视运营商该下力气做的事情。
”
这些事情做好了，卖盒子就顺其自然，“在国外，不是说给用户装盒子，而是给用户出售视频、交互等数字电视服务，盒子只是服务的一部分，”薛滨和邓鹏都持这个观点。
“应该看到，数字电视可以解决的是用户获取节目的手段（渠道）不足的问题，”王效杰说，“应该在后台通过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在终端利用交互式的机顶盒，让用户随时能调看自己需要的节目内容。
”
机顶盒生产商当然欢迎这种应用场景，因为这意味着高端机顶盒的需求，但是现在“运营商提供的数字电视服务实在有限，我们在营销过程中，很难讲清楚高端和低端产品的应用差异。
”刘宇说，“反过来，当卖出的绝大多数都是低端产品，又怎么来保证利润？
”
“我想，以后机顶盒最好能做成快速消费品，”北广传媒数字电视公司的何公明说，“不断地升级换代，不断地增加新的应用，这对于运营商来说也有升级服务的动力。
我倒不担心没有内容和服务资源，比如说用交互式的机顶盒给孩子提供教育服务，中国的家长最愿意为教育花钱。
”
总结：
机顶盒虽小，却牵引着整条产业链的神经。
在内容瓶颈短期内很难打破、“机卡分离”迟迟不决的前提下，只能在机顶盒的成本、用户需求的技术性把握上做文章。
尤其是后者，对运营商和设备商在业务层面的联合协同提出了迫切需求。
找到现实的第一推动力
什么是数字电视推广的现实第一拉动力？
节目内容？
增值服务？
政府推动？
学会换位思考，是寻求推动力的关键技巧。
按照媒体的一般规律来说，数字电视的发展也应该是“内容为王”。
只有做好了内容，才能有付费的订户，整个市场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但是在国内长期的免费电视文化熏陶下，“原来看有线电视像福利一样，现在猛地要收钱，太难了，只能以点带面，强制的法子可不行。
”山西高平市广电局副局长许志峰说。
“短期来看，把节目内容和增值服务作为数字电视的第一推动力是不对的，也行不通，”何公明认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
作为中国最大的数字付费内容集成商，背靠央视的中数传媒2004年也仅仅发展了10万左右的实际付费订户，按照其5:
4:
1的比例分成之后，网络商、内容商和集成商各自没拿到多少真金白银，中数传媒总裁孙玉胜对2004年的感慨是，“万事开头难”。
“我认为，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得由各级政府去强力推动，这是数字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何公明说，“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政府在推动数字电视普及进程中起得作用也非常明显，美国国会不是刚刚批了10亿美元来发展数字电视吗？
因为这是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
”
现在的中国虽然已经大踏步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不可否认，拥有社会最大财富资源和市场动能的，依然是政府。
“得让各级政府知道，搞数字电视最大的受益人不是别人，而是政府，”何公明感慨道，“有这个认识就好办了，可惜这种认识的普及速度太慢了！
”
速度慢的原因显而易见，在长期工业经济的氛围中，各地父母官最喜欢干的政绩工程之一就是“修路”，修一条高速公路举世皆见，但是修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高速公路，囿于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接受的难度就大多了。
“说服，一个区一个区的去说服，”何公明对记者说，“北京现在已经确定了宣武区做整体平移试点，因为宣武区是北京城区中人均收入最低的区，如果这里都搞了，别的区也就没有理由不推了。
关键的问题就是告诉政府，通过数字电视信息化给政府搭建了一个平台，对促进当地社会的信息化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
“他们一开始讲得方法有问题，”王效杰对记者说，“北广传媒向北京市宣武区政府讲解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的那个会，我也去了，一开始他们介绍了很多数字电视的技术特点，但都没说到点子上。
”
王效杰说，当天她跟宣武区政府的负责人重点讲了数字电视之上的电子政务平台，“你讲频道多、清晰度、交互式，对方不会感兴趣，但是讲到电子政务、社会信息化，兴趣就来了”，“我在很多场合反复在讲，实际上数字电视的整体平移就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决心下了，整体平移就能启动，剩下的就是具体的技术层面和运营层面的问题了。
”
“决策有风险，转换有代价，”何公明这样看整体平移，“但是平移必须要搞，怎么办呢？
政府必须得负起该负的责任来，而不能把政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企业也负不起啊。
这时候企业就要学会和政府换位思考，站在政府的角度和立场上帮政府想事儿。
”
翻一翻2004年全国整体平移的日记本，几个“典型”的后面都是当地政府的身影。
比如杭州，除了具有先天的两网合一优势，若没有市委书记王国平推动“数字杭州”的意志，恐怕进展要缓慢得多。
但是在更多内陆的省份，“我们那里的财政保证吃饭都有问题，哪里有闲钱去推广数字电视？
”云南省广电局的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
王效杰告诉记者，11月－12月间，广电总局派出了十个小组分头下到各地检查督促整体平移的情况，结果座谈会开到一半都成了“宣讲会”，我们每个人都是宣讲员，给各地的政府一把手做工作，“好在49个试点城市中，已经有2/3的地方都动员至少副书记/副市长来做数字电视工作小组的组长。
”
这就是国情。
总结：
推广数字电视，用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方法当然好，但是必须得承认国情有别。
在现有体制之下，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行政力量，撬动政府资源，绝对是数字电视在中国发展的第一现实推动力。
说服政府关键是换位思考，让政府觉得这个事儿对自己有利。
无利不起早，领导也是人。
运营商：
物价、税收与贷款
在物价政策的问题上，广电总局和地方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反差。
而对数字电视运营商的税收优惠，也是各地所盼望的。
“钱，缺钱！
”佛山网络公司总经理张洪洲对记者感慨道，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地级市，佛山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张洪洲认为，资金是数字电视产业发展除政策之外最重要的环节。
“有没有投资，当地的物价政策能不能拿到手，这是最关键的，现在愿意投入机顶盒的投资商并不少，但当地的物价政策不明朗，投资商是不敢投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收。
”
“现在数字电视整体平移推不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物价政策，这一条是瓶颈，”张洪洲说，“深圳这一次做得很好，开完了听证会，如果他们的价格能向上浮动10元钱，非常不简单了，后期成本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深圳这个榜样树起来，整个广东省的形势就会非常好。
”
物价政策主要关系到网络维护费的涨价，“这是必须的”。
“原来我们的维护费很低，投资压力大，有人认为要靠增值业务来增加收入，其实这是不现实的。
增值业务毕竟是不确定的因素，有个大家接受的过程，收视维护费才是保证平安的基础，其他的问题就是技巧或技术的问题，”张洪洲强调说。
“我认为，2005年物价政策将是关键的，如果物价政策迟迟定不下来，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喊得再响也没什么用。
这要靠上面来协调，如果只靠地方广电自己去努力，进度快慢就不一样了。
上面可以采取封顶政策，比如说涨幅最多不能超过20%，下面再根据上面的政策来做，就有进度了，”张洪洲说。
襄樊有线网络中心的总工姚永认为，“为什么多数地方还是在观望，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具体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比如，整体转换的相关政策，物价、税收，都只是在提，但都没有实际的文件。
涨价、减税，这对于数字电视的推进来讲都很重要，大家要看到回报，政策很重要。
”
对此，广电总局科技司王效杰司长持不同看法，“整个2004年，总局已经竭尽全力在上层进行疏通，从国务院到税务总局、发改委、文化部等等单位，原则性的政策或文件都出来了，各地不能总是指望着总局全包全揽。
在2003年，各地说没有模式，我们就搞了几个模式；后来又说没有资金，我们联系国家开发银行提供长期贷款；现在又说没有物价政策，明年会不会又有新的话题呢？
还是要自己动起来才行。
”
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但是涉及到具体利益，具体的矛盾就很难化解。
“比如说贷款，虽然现在总局与开发银行有统一的长期贷款协议，但是总局不给做担保，没有人能做担保，政策也不允许我们拿网络资源做担保，这个贷款形同虚设，”山西高平市广电局副局长许志峰告诉记者，“在我们这里，网通宽带的普及率20％不到，有线电视网络的普及率是80％，我们确实有优势，但是优势不能换成钱，有什么办法呢？
像我们县级市，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省里和市里对收视费怎么定价，这是最现实的收入了。
”
还有税收的优惠，也是不少网络运营商对2005年的期待。
“如果给我们退5％的营业税，帮助还是相当大的，”佛山的张洪洲语气中带着向往。
“最近总局好像已经批准给青岛退税了，我们北京歌华的营业税是2000多万，我们也要争取一下，”何公明告诉记者，“昨天我还跟总局的领导说，要政府支持不一定就是要钱，给政策就成。
”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的消息，国家有关部委正在联合拟制一份退税的优惠方案，可能在2010年之前，对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比例超过70％的广播电视运营企业、对已开播地面数字电视的广播机构，实施主营业务营业税的即征即退。
如果此举能得到税务总局的首肯，无疑将是中国数字电视产业的一大利好。
总结：
一涉及钱的问题，就变得很现实。
在这个政策性极强的领域，各地能够做的现实工作，恐怕还是要向深圳学习，通过听证会的模式，自下而上推动物价政策的调整。
（关于深圳数字电视物价听证会的详细报道，请见本期风向标栏目《深圳：
一个听证会代表的自述》——编者注）
IPTV：
三网融合的“暗战”
IPTV的核心问题不在技术和商业模式，而是监管。
谁来主管，谁来主导，决定了IPTV在国内发展的未来走向。
IPTV在2004年的下半年持续升温。
9月底，在杭州举行的有线电视技术展（ICTC）上，关于IPTV的技术讲座场场爆满，听众全是各地有线电视运营商的负责人。
11月12日，在本刊主办的“中国数字电视新兴商业机会研讨会”上，上海贝尔阿尔卡特、IBM等国际巨头主讲的标题赫然列着——IPTV。
“我们出口到欧美的机顶盒中，IPTV的盒子比例越来越大，”同洲电子总裁袁明告诉记者。
在今年的亚洲通信展和北京国际通信展上，电信、网通、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巨头，都把“看电视”作为电信服务的最新成员竭力推介。
电信的互联星空、网通的天天在线上半年开通之后，时近年底，央视网络电视、北京网视相继开始大肆的市场宣传，并和各地电信运营商全力合作落地。
但是，真正暴露出IPTV在中国市场面临核心问题的，还是“神州电视台”遭遇的尴尬。
在某大众媒体一篇《神州电视台对垒央视》的报道登出之后，事态的演变在随后三天之内跌宕起伏。
广电总局以极为严厉的姿态，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称“这个报道没有事实根据。
到目前为止，广电总局并没有收到任何与设立“神州电视台”相关的申请，所谓国家广电总局设立“神州电视台”的说法纯属虚假新闻”，“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只能由县、不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任何形式的民营电视台都是不允许的。
所谓‘神州电视台对垒央视’的说法，是一种炒作。
广电总局将对此事进行深入追查。
”
“我听说，上面正在制订IPTV的监管办法，倾向于由广电总局统一管理，因为这都属于音视频内容业务，”一位广电系统的资深专家对记者说。
“两张皮，很难合在一起，”网通的一位经理告诉记者，“我们在搞宽带联盟的时候，非常想让广电总局（集团）一起参与进来，但是他们没有理我们，应该是考虑竞争关系吧。
”
肯定是考虑竞争的关系。
在广电系统内部的多次会议上，一组数据的对比被反复提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电和电信的产值差不多，但是现在，电信运营巨头的2004年1－11月的通信业务收入就达到5251.7亿元，广电运营商在2003年的总收入才600多亿，相差遥遥。
”
在中国，摆在IPTV面前的现实是，电信有钱，有用户，有不断提速和加宽的网络（如3G、DSL、NGN），还有大量的互动娱乐服务商（如网络游戏、短信、电子商务）；广电有权，有网络，有庞大的音视频内容资源；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除了音视频以外，目前找不到更好的提高ARPU值的方法，他们对发展IPTV的渴求无比强烈；对于广电运营商来说，内容资源和监管权力是最大的筹码，也想借此占据三网融合的主动权。
所以，IPTV的主题词一定是“合作”。
只有合作才有机会，所以像网通已经在全国多个地方与当地广电运营商合作，“我们在辽宁早就开始与网通合作了，还拿到了总局的网络视频业务执照，运营流媒体业务，三年协议规定广电和网通六四分成。
”
上海文广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焦点，其今年先后与中国电信、盛大游戏等达成战略合作，“作为内容提供商和集成商，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各种通路提供内容，”上海文广互动电视公司的常务副总高悦对记者说。
总结：
IPTV，市场要圈，但政策还要看。
我们呼吁，不管由谁来主导监管，尽早确定才是对产业发展最负责任。
在IPTV的市场中，要记住合作大于竞争。
资本的松动
资本市场的数字电视概念、内容产业对外资的放开，会在2005年为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带来什么新鲜气象？
“截至到12月中旬，几支数字电视概念股的表现还不错，在国内股市大盘下跌16％的情况下，东方明珠全年的股价下降1.7％，歌华有线上涨18.74％；中视传媒上涨34％，连上其他数字电视相关股票的涨幅，平均上涨16％，说明资本市场还是比较认可数字电视的概念，”上海第一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高上对记者说。
但是，高上认为2005年随着3G进程的正式启动，通信类板块的光芒会盖过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其他板块。
“我们预测，明年国民经济上半年将形成一个顶点，资本市场的机会更多来自主题投资——3G、互联网、数字电视”。
“2004年，数字电视的产业启动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的多，”高上说，“这种慢慢启动的产业步伐，市场化显得尤为不足，无论是广电部门的事业型体制，还是对节目源的限制，都不利于产业发展。
所以明年和3G概念相比，大家会发现3G概念的股票会有一个爆炸性发展，因为对于通信业来说，从设备商、运营商、服务商、内容商，各个环节都已经进入了市场化阶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高上认为，明年资本市场在审视数字电视概念的时候，会更仔细地测算每一个项目的收益情况。
“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数字电视已经触及到定价、管理体制、节目源问题，触及到深层次问题。
广电总局出台的各项政策，对整个数字电视的启动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2005年应该更多地推动付费数字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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