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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大学新闻报道对国家形象建构相关研究的综述作者王盛慧学报第10期

中国信息大学:

新闻报道对国家形象建构相关研究的综述(作者:

王盛慧)--学报第10期

 

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形象的概念以及传媒外交的概念被积极广泛的采用,反映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就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本文将期刊网上搜到的相关研究,通过分析、归类进行综述。

试图分析大众传媒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力,理清大众媒介如何通过信息的传递构建健康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

大众传媒新闻报道国家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处理许多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举措与公正态度等,都是通过国内外媒体予以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

例如于2012年11月8日在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无论是电视媒体、报纸、网络都给予了重点、如实的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以红色醒目的标题发布了头版头条、整版的主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副标题为“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闻报道,并开辟了“欢庆党的十八大”特刊;人民网也采用了最新的网页技术,专题突破了以往的大型专题布局模式,创新编排了“多语种”、“焦点版”、“现场版”、“深度版”、“访谈版”、“微博版”、“手机版”、“资料版”等面向全世界各地展现最全面、最真实的中国现状。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信息的主要载体,国家的一切信息,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传递之后,就会形成国家形象。

传媒组织是新闻选择的把关人,它决定着信息报道的取舍,虽然传媒组织并不能决定人们的意识,但很大程度上能左右人们的思想。

大众媒介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在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国际形象的形势下,中国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媒介宣传、媒介外交这一方式,使世界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国政府不断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国内外媒体在国内的工作环境,为国内外媒体工作者打通了各种信息流通渠道,例如针对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美国总统换届选举”、“钓鱼岛之争”等热点问题的报道的公开化等。

而且中国政府还建立了及时、快速、透明的信息披露政策,以确保各种社会突发事件能够准确及时的让人民大众了解到真实情况。

例如从2002年政府对于“非典”信息的公开披露,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再到2012年“721特大暴雨”、“钓鱼岛之争”的相关报道中,均充分发挥了媒体的正面宣传作用,使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得到了提升,不论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与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信息的流通与传播渠道越来越畅通,仅仅是某个地区或领域发生的事情,经过媒体的宣传报道甚至能全国全世界的的关注,比如党的十八大的召开、“721”特大暴雨、钓鱼岛之争等问题、具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活动、还有像“512”汶川大地震等等,而且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制约着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对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是美国学者费正清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哈罗德·埃萨克斯。

1946年,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1964:

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

其后,又有很多学者及科研机构开始介入对中国公众形象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对国家公众形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罗伯特·迈克(RobertMcClellan)的《野蛮的中国人:

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1890一1905》等等。

这些著作等代表着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将全球化问题以及全球化发展中的国际传播作为研究的热点课题。

然而,直到199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学者和传播学者才开始把国家形象问题置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传媒作用日益扩大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分析。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于1999年12月召开了“21实际中国国际形象建构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就国际传播和塑造中国国际形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PhilipKotler1997)。

笔者通过查阅分析,将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类:

1.传媒与政治相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媒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后,西方社会学家开始研究传媒与人类行为的实证分析,以传媒反思政治。

李普曼的《舆论学》研究了传媒对于舆论形成的重要性。

1927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技术》论文中,阐述了传媒的政治宣传作用。

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对1940年和194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媒介宣传对人们的选举意向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意见领袖”的说法。

20世纪50年代后,民众对传媒的依赖逐渐加强,政治机构对传媒的运作也越加频繁。

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英尼斯,将控制传媒视为形式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英尼斯1950:

7)。

霍尔是从语言和内容层面来描述传媒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的。

他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传媒所特有的“议题设定功能”得以发挥出来。

到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政治中传媒的研究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重视,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

多丽丝·A·格雷伯在《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对传媒与政治》中进行了极好的论述。

80年代的欧洲媒介研究,开始整合市场研究模式,和文化批判模式,产生了“媒介帝国主义”。

美国学者李·爱德华兹在《媒体政治—大众传媒是如何改造世界政治的》一书中,提出对世界政治中新生的传媒力量进行研究,加强全世界媒体政治的自由民主模式。

国内对传媒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所的进展。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时有发表,也涌现出一批著作,如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张桂珍主编的《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李希光主编的传媒与政治系列丛书。

2.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的相关研究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改善外交环境等的重要因素。

郭树勇指出:

“大国形象是指现时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大国形象建设是提高自身作为一个大国的软力量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和平发展时代其成长的必由之路。

”(王逸舟)

朱炳元等把树立大国形象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方面来论述的,并提出:

做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到全球的前提条件;中国要从地区性大国变为世界性大国,把中国国家利益拓展到全球,就必须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不断加大参与的力度,承担大国应负的责任,努力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和平、开放、负责的大国形象(乔舒亚·库珀·雷默)。

门洪华认为,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道义、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树立道义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李希光)。

王逸指出“中国人须体现出一个建设性大国的风范,既用心维护和大力发展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认真对国际社会做出必要的贡献,在权利与遗物之间保持平衡”。

(刘小彪)雷默认为“如果缺少名声资本,其改革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必将大大增加,所以,中国应该在国家战略中优先考虑一项重点工作,那就是寻找合适的途径来培养和积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

在各项工作中,可见中国国家形象战略对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靖鸣.袁志红2007)。

3.大众传播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的研究

以中国人民大学刘小燕的《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为代表,阐述了国家形象的涵义、塑造国家形象的方法,王希在《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一文中针对塑造国家形象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想法。

韩源与王磊认为新闻传播是影响国家形象的众多因素之一,应转变新闻传播观念,改革新闻体制,探索新的传播手段,有针对性的反击西方媒体对我国形象的歪曲,积极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韩源与王磊)。

郑彤传播的“拟态环境”和“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指出媒体为自己或别国塑造形象,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氛围(郑彤)。

申加宁指出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被扭曲的,中国应该认识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发挥我国新闻媒体主动性,树立好我国国家形象(申加宁)。

谢晓娟,石芳与韩向辉都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的实质是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的问题。

只有通过媒体的大量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改革进程。

才能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地了解,进而提升国家形象](韩源)。

汪三汉,谭雅宁指出,媒介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有传声,扩音,桥梁与纽带,反驳与斗争等功能,通过自塑法,他塑法来实现多维度的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揭晓)。

余晓芬,周毅指出媒体应该制定适当的议程,避免国家形象受损,要有国际传播意识(赵英)。

总体来说,有关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研究和分析,显示了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水平和状况。

4.国家形象战略问题研究

从期刊网上搜索到的关于国家形象战略问题研究的文献并不多,韩源论述的重点在“传媒”上,他从国家形象的内涵与特点、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的战略地位、中国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郭树勇)。

揭晓从国家形象概念的内涵,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困境及产生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战略选择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进行战略性思考,他认为“国家形象战略理论是国家综合运用国家资源以塑造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形象的思想和方针。

”(朱炳元)。

赵英从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回顾与审视,中国国家形象的优化战略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优化的目标;“内政外交”是中国国家形象化的战略基础;“国际组织”是中国国家形象优化的组织平台;“公共外交”是中国国家形象优化的外交手段(门洪华)。

5.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信息的主要载体,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传媒是新闻选择的把关人,他决定着信息报道的取舍.在国内相关学术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意义的是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等学者提出的“妖魔化”概念。

他认为,在美国,由于美国媒体长期一意孤行地“妖魔化”中国,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被严重扭曲。

(姜玮)相关著作有李希光、刘康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有多坏?

》及《中国可以说“不”》从书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歪曲中国国家形象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蓄意丑化妖魔化中国家形象,在1989年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制造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谬论来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威胁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的《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中,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

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

亚洲真正的问些来自中国》(1992年)说到:

“中国龙,已经觉醒,全世界将面临威胁。

”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警告:

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认为,粮食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到21世纪初,中国的粮食问题可能会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1年7月底,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一书问世,他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

”(梅宁华)

靖鸣,袁志红,认为“近年来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偏见报道有所减少,客观,中性的报道增加。

但是,他们会在报道中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避免的对中国进行曲解和误解,不会放弃用信息入侵和文化暴力对中国加以遏制。

”(靖鸣.袁志红)姜玮从认识国家形象入手,通过对四家美国主流网站的涉华报道的研究,认为报道总体较为客观,较之以前有所改善,但意识形态倾向明显,媒体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变化。

(王辟长)

目前,国际上关于中国形象的不利报道依然存在,给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西方一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损坏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的学者积极应对,反驳批判着这些谬论。

大力塑造和宣扬良好的中国形象。

6.新闻热点类问题的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

新闻热点类问题的案例分析,对于本文的案例分析研究提供一定得参考。

例如,一些有关中美热点问题的典型性案例分析,包括研究学者对近期的“美国大选”做出的最新的相关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的文章《美国大选经费知多少》;研究学者李烁辰对近期“中日钓鱼岛之争”的相关研究《为何需要关注中日钓鱼岛之争》;

清华大学课题组对“中国驻南使馆”事件的《新闻框架与国家利益一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刘鉴强对“李文和案”的分析文章《从李文和案看(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性》,陈寒溪有关“中美撞机事件”的文章《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一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以及刘康的《国际传播对中国报道的“话题设计”一兼论美国媒体对“法轮功”事件的报道》等等。

这些论文普遍运用议程设置和内容分析法等理论研究方法、新闻框架、,从国际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美国媒体塑造中国形象的现象、手法与本质。

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发现,国家形象的相关研究论文有不少,而在1999年之前,仅有17篇。

同时,相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如,《国家形象论》、《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赢得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构建》、《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等。

这些著作涉及我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变、形象定位、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国际关系与国家形象以及对外传播的策略等方面,初步显示了我国国内学者对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水平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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