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与刘备的悲剧性格浅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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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与刘备的悲剧性格浅2
宋江与刘备的悲剧性格浅论
内容摘要：
所谓悲剧性格，顾名思义，就是造成人生悲剧的性格特征。
忠孝仁义是造成宋江、刘备悲剧性格的关键所在。
然而人物性格并非一生下来便形成了，遗传的因素虽然对于个人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后天因素，即在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下，通过个人的实践活动逐步完成的。
因此形成宋江、刘备悲剧性格的因素有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个人出生及人生经历这三方面。
透过宋江、刘备的悲剧性格，我们既可以洞悉到不同的社会时代所赋予他们性格的深刻内涵与时代意蕴，同时也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给他们造成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
宋江；刘备；悲剧性格；比较
AnalysisonSongjiangandLiubei'stragiccharacter
Abstract:
tragiccharacterisbydefinitionthedispositionthathascausedtragedyinlife.Loyalty,filialpiety,benevolenceandobligationarekeypointstotheformationofSongjiangandLiubei'stragiccharacter.Thecharacter'sdispositionisnotformedinnately.Geneticfactoraffectsaperson'scharactermoreorlessbutnotdecisive.Thedecisivefactorispostnatal,andformedbypersonalpracticelittlebylittleundertheobjectcondition.SothefactorthateffectedSongjiangandLiubei'stragiccharacteristraditionalculture,socialenvironment,individualbirthandpersonalexperience.StudyingSongjiangandLiubei'stragiccharacter,wecanbothpenetratethedifferentsocialhistoryepochentrustedtothemtheprofoundconnotationandimplicationoftimes,andclearlyknowhowtheChinesetraditionalfeudalideacreatedtheirtragiclife.Keywords:
Songjiang;Liubei;tragiccharacter;comparison
目录
一、宋江、刘备悲剧性格之比较1
（一）悲剧性格之同1
1、于“国”尽忠1
2、于“兄弟”行义5
（二）悲剧性格之异10
1、宋江“忠大于义”10
2、刘备“义大于忠”13
二、宋江、刘备悲剧性格形成的根源14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14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15
（三）个人出身及经历的影响17
（四）造成宋江“忠大于义”、刘备“义大于忠”的原因18
三、宋江、刘备悲剧性格的典型意义19
参考文献20
后记21
一、宋江、刘备悲剧性格之比较
（一）悲剧性格之同
1、于“国”尽忠
“忠”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中众多好汉的一种思想品格，当然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刘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惩恶除暴、辅国安民是他们的宗旨。
他们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阶级和教养的土壤中孕育的忠的种子，也在萌动、发芽、生长。
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1]、“臣事君以忠”[2]、“教人以善谓之忠”[3]。
宋江、刘备深深奉行儒家的忠孝之道，谨守封建王朝的法度，始终不忘朝廷，这是他们的“忠”。
这个“忠”是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给他们打下的烙印
宋江自不必说，“忠”自始至终都是盘旋在他的脑海中。
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过着优裕的剥削生活，自幼学儒，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再加上他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下层官吏，“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是他出身的那个阶级、他所处的“吏员”的地位以及他自幼攻读“经史”给他展现的“理想前程”，“忠心”也是他的阶级、地位及攻读的“经史”所打下的思想基础。
在接受招安之前，宋江的“忠”具体表现为“为主全忠仗义”。
在“杀惜”之后，“理想前程”断送了，“宽恩大赦”终究只是在虚无缥缈之中。
“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才是他所遭遇的真正的现实。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历中，他逐渐产生了对“非亲不用、非财不取”的“奸邪、谗佞”的不满。
然而，宋江的地主阶级立场没有根本转变，其自始至终的封建统治的“忠君”思想丝毫没有动摇，所以，他决不反对“天子”，绝不上山落草。
在躲避“杀惜”之祸时，孔太公庄上，宋江与武松二次相逢，武松在投奔二龙山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也勾惹起宋江对前途的思考。
第三十二回，二人分手时宋江一再叮嘱武松说：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归顺朝廷，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得个好名，也不枉为忍耐一生。
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他劝武松以此出发，最终达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目的地。
他既然以次劝人，当然也以次律己。
从这几句肺腑之言可看出，宋江想到只有走借反抗谋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实现忠的理想。
也正是如此，他把参加农民起义当作达到他“尽忠尽孝”。
功成名就的理想境界的特殊道路。
这样看来，“忠”是影响宋江人物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宋江正是受这种忠君思想的支配，“忠”便贯穿于他的一切行动中。
他为躲避“杀惜”之祸到了清风山，还申明“我不是山寨里大王，我自是郓城县客人。
”以显示他是“忠于宋王朝”的良民。
在发配江州途中路过梁山泊，梁山好汉刘唐半路等候，刘唐要杀死两个押送他的公人，请他参加梁山的聚义，宋江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
”还说，若是逼得太紧不如死了，便夺刀假装自杀，最后只得请他上山做客。
在款待中，梁山头目晁盖等再三劝说入伙，要为他开枷，他连忙摇头“这是什么话！
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老父明明教训宋江，小可不争随便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
他本立志做个于国大忠、于家大孝的人，但是朝廷把他当作叛逆，逼他走上绝路。
在他走投无路之时，只有暂且依托梁山，待粮食事业稳定后,他的忠君思想便又占绝对优势，力主招安。
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时，李逵要他做皇帝，他同样也认为这不是抬举他，也是要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
宋江上梁山把聚义的主要誓词定为“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他始终认为大宋皇帝“至圣至明”、“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
所以他的“凌云”之志，并不是推翻大宋皇帝，恰恰相反，正如张顺所说“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
”他所反对的至多不过是所谓滥官污吏，改善这个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以此“尽忠尽孝”、“图形于台阁”、“在青史上留得好名”。
宋江酒后题的两首“反诗”，也就是他的忠孝观念在特定条件下合乎习惯逻辑的产物。
诸般莫可名状的哀愁,猛然袭上心头，借酒释闷，“不觉沉醉”。
命运的多舛遭际的坎坷，再加上思父念弟的游子情怀，一时酒入愁肠，百感交集，“临风触目、感恨伤坏”，于是即兴写了两首诗，即《西江月》和《满江红》，感叹他身世的飘零和追求功名富贵的野心。
尤其是“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的“凌云志”，就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分子希望青云直上求得宦达的理想。
概括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
这诗的本意，是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用正统观念来嘲笑黄巢的造反行动，否定黄巢的革命道路。
这实际上是他从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出发得出的想法。
此时的宋江,正如李逵说他的：
“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心招安，专图报国。
”
宋江那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时时铭记。
他认为获得招安，可以赦免他所犯的“迷天大罪”，便可以实现他的“忠义”理想。
所以他起义只是要归顺朝廷展示自己的实力，以此作为资本，等待招安，为国家出力。
所以“只愿早日招安，别无他念。
”因此，在起义的过程中，当活捉朝廷命官时，他总是把他们释放，并反复强调自己“并无异心”，只要等“朝廷赦罪招安”、“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这在第七十七回、九十七回活捉酆美、韩存时均是如此。
在第八十二回中，张叔夜对宿太尉说：
“这一般人，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
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叫朝廷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
此一伙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廷建功立业。
”通过张叔夜之口，活灵活现的表现出了宋江的报国之情。
宋江终于等到归降的时机。
以前，他曾为自己“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而苦闷甚至不满，获得招安，就可以为他日后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打开大门。
宋江等归降，更鲜明地打着“护国”的旗号，向东京进发。
招安后，在第八十一回，当他接到破大辽的诏书时，喜形于色：
“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以为忠臣……便当尽忠报国。
”于是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梁山集团开赴战场。
为国家出力正是宋江一贯的志愿。
从这点可以看出，在接受招安以后，宋江的“忠”具体表现为“为臣辅国安民”。
宋江是宋王朝封建统治者中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孝子”。
继征辽之后，他不仅主动要求去平方腊，还一再表示:
“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
”更有甚者，当梁山队伍凯旋回京时，朝廷奸佞当道，热血英雄得不到重用，此时此刻，众兄弟都有反心，李逵劝宋江重上梁山，再度起义，他居然把李逵骂作“禽兽”，比之蔡京、高俅也不过如此。
宋江集民族思想、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法于一身。
他一方面“替天行道”，为“反贪官不反皇帝”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在另一方面，他并不以为“反上梁山，除恶扬善”是正道，而仅是成为正道的暂时栖所。
在他看来，只有在皇帝统一指挥下，方能真正地行道。
尽管饮了朝廷所赐有毒的御酒却自得其乐，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却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4]。
“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史，并不曾行半点异心”，死到临头了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有半点欺心。
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忠君”可谓达到了“愚”的程度了。
他素知“在国而不能尽忠、在家而不能尽孝”是封建时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丈夫感到脸红的事，而此时就是考验他是否真“忠”真“孝”的时刻到了，于是他倍感荣幸地喝下了毒酒，而且“恐坏梁山忠义之名，便约李逵同一死。
”他忠心耿耿为赵家王室的稳定着想，而鸠杀李逵，最后心安理得地死去。
他“舍生取了义，杀生成了仁”，正如武松所说：
“他‘便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这个愚忠正是他坚决恪守封建纲常伦理的地方，也正是酿成他悲剧的地方。
“忠孝”是传统道德中的核心内容，宋江以“上报朝廷，下安国民”为己任，不愧是顶天立地、雄健广阔的起义领袖。
同样，作为汉王宗室的刘备，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忠君思想也同样伴随着他的言行举止。
刘备出身在破落的小官僚家庭里，早年丧父，曾经“贩席织履”，亲生体验过老百姓的困苦生活，但是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属于地主阶级。
所以，“忠孝观”在他头脑中也打上着深深地烙印。
在三国诸侯争霸时，因同曹操有功，操带他去朝见汉献帝，排起宗谱他是叔辈，便称为皇叔。
从此，他便以此为政治资本，打起“拥汉”旗帜。
刘备虽为西蜀之王，却始终以臣子自居，不敢反汉。
在第十四回，曹操假传召令要刘备起兵攻袁术，刘备虽明知是计，仍说:
“王命不可违也”。
在第二十一回，董承出示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刘备“不胜悲愤”，说“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备敢不效犬马之劳!
”把“逆君犯上”的曹操视为国贼，誓与为敌。
自始至终，不论他实力强大还是威望日盛，他都以汉帝的一个臣子自居，不敢做出有违君命犯上的事来，可谓是一个至“忠”的臣子。
刘备对那个名存实亡的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表面上看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尽忠尽心尽力。
好像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皆为恢复刘汉基业，让汉献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之君”。
实质上他是有目的地，他作为一个破落的地主阶级，希望能够挤入政途，成为统治阶级人士，并巩固其统治地位。
他的“忠”在“玄德进位汉中王”和“汉王正位继大统”两回表现得尤为突出。
刘备占据汉中，诸葛亮及众将皆有拥刘为帝之心。
第七十三回，诸葛亮进言刘备“即皇帝位”，刘备听后大惊，说:
“军师差矣。
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下之臣，若为此事，是反汉也。
”话虽如此说，但刘备一张嘴难抵众口，就“暂为汉中王”。
第八十回，曹丕篡汉位，消息传到成都，且传言汉帝已遇害，汉中王闻之大惊，痛哭终日，水食少进，每日痛哭，令白官挂孝，遥望许昌哭而祭之，谥曰“孝愍皇帝”，并因此忧虑成疾。
后来诸葛亮大小官员让刘备“继统以延汉祀”，刘备则体现出封建道德观念的“君子”风范来，听到君臣要他继皇位，他便故伎重演，起初是“勃然变色”地说：
“孤岂效逆贼所为？
”然后拂袖而走。
此后孔明、许靖等人多次苦劝，他仍然执意不从，而且态度看似更为坚决。
最后在第八十一回众位大臣连劝带逼、万般无赖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答应作皇帝。
而且那告天祭文也写得“堂堂正正”：
“群下将士，以为汉祀堕废，备宜延之，嗣武二帝，躬行天罚……备畏天命，又惧高、光之业将堕于地。
”唯恐天下人议论、怀疑自己的“耿耿之心”。
这体现出刘备虽然是想得到统治权并巩固其统治地位，但是从表面可看出他这个汉之宗室是忠实于汉王朝的。
宋江和刘备虽都是起义军的领袖人物，但都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的忠臣及国的伦理观念都非常的深厚。
2、于“兄弟”行义
如果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宋江与刘备的“忠”是指“尽心于为国”、“恨贼臣”的话，那么他们的“仁义”则主要是指“事宜在济民”、“连兄弟”。
上梁山前，宋江身上的“义”表现在：
他“仗义疏财、好济人贫苦、好交纳江湖好汉”。
他与好汉们的交往，正如孟子所说：
“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弟兄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5]。
《水浒传》第十八回中介绍宋江的出场说：
“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亲如手足，厚人薄己，但有人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床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
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
”待士有声名，礼贤之名声传遍山东、河北一代。
晁盖等生辰纲事败露，他出于“义”，担着血海似的干系，置封建法度于不顾，“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便私放了晁盖。
对于晁盖派刘唐送来的一百两酬金，他坚决不收，最后出于同情他们的事义，出于兄弟之间的“义”，才接受了一条黄金。
这里的宋江对于兄弟情义，有着“施恩而不图报”的高尚品德，这也难怪作者有情不自禁的赞词：
“古人交谊段黄，心若同时谊亦深，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发寒心。
”
“义”成就了梁山好汉，让他们聚在一起。
宋江上山后，他尊贤依旧，三番五次要贤让山寨之主的位置。
在他的带领下，许多豪杰俊士望风而来，投奔梁山泊，使梁山势力日益强大。
他的“义”，甚至也令那些被俘的朝廷将官身心折服。
第五十八回，呼延灼战败，开始执意不降梁山，但终为宋江大义所感动，说：
“非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
”第六十四回，首领攀瑞见部下叙说宋江义气时，道：
“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义气最重，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
”于是，率全寨人马归顺了宋江。
其他如彭玘、关胜、卢俊义等，皆是折服于宋江的大义而落草梁山的，这都是与他的尊贤重义分不开的。
他如此礼贤下士重义气，得到了众英雄尽心竭力的辅助、保护，使他的领袖之位更加稳固，成为事业的带头人。
这“义聚梁山”说明宋江与梁山兄弟更多表现为“义”的关系。
以“义”相存，是宋江的社会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其表现形态是极为丰富的，尤其是以“义”相救和以“义”报答。
在宋江的支持下，梁山泊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建起了“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的战斗集体。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千里而朝朝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照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在梁山，从头领到喽罗，一律平等，“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死生相托，患难相扶。
”在这个集体中，宋江一方面严格要求大家遵守纪律，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关心、爱护大家。
晁盖的死，对他来说，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无心管理山寨事务，充分表现了一个弟兄的悌心之情义。
宋江有时为了救护梁山泊的弟兄，不惜兴师动众，如救鲁智深、史进而大闹华山，为抢救柴进而攻打高唐州。
他与众兄弟情同手足，义气深重。
受招安后，朝廷要把他们拆开，他们发誓“生死相随，誓不相舍”。
一些兄弟在征方腊中战死，宋江饮食不安，眼泪不断，少有欢颜，必搭起祭仪，亲自祭祀奠酒，并为张顺几乎送了性命。
立功返朝，不忘战死的将士，乞求皇上追祭。
此外，他的“义”还表现在他“慷慨解囊”的义举。
“常施棺材药饵，济人贫困”，处处表现一个“义”字。
宋江救危扶困，义气为先，常用“慷慨解囊”的方法来笼络人心。
他对待朋友和下属，最大本领便是“慷慨解囊”，不管是生客还是熟友，不管是前来求助者还是一般的来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裕者，他都是“钱”字当头：
来，送见面礼；去，即送盘缠钱。
因此送他绰号为“及时雨”。
他多次施人钱财，特别是李逵赌输了，人家来讨债，他看到后连忙掏出银子解了李逵的燃眉之急，从此，这“铁牛”便成了他的死党，为他而不惜卖命。
宋江在此看似“慷慨解囊”，实则广施小惠，收买人心而已。
他所谓“仗义疏财”，其实是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从而谋取更大利益。
不仅如此，他还高举“义”的大旗，杀贪官，惩恶霸，扶危持弱，互相救助，时时“义”字当头，被当作下层民众的包公。
他带领众好汉杀了许多贪官污吏。
未上梁山时，他身处民间，是奉公守法的好臣民，总是和睦邻里、扶危济困、孝敬长辈，常施棺材和银两给孤寡老人，所以江湖上除了称他“及时雨”外，还称他“孝义黑三郎”、“呼保义”。
在不得已与官府开战时，攻城劫狱、攻打土豪劣绅，总是急忙传令，且再三嘱咐“不要伤害无辜”、“休叫伤害百姓”。
所过州县，分毫不扰。
而在对争战中被杀、逃得不知去向的敌方将领也发出慈悲之叹，表示出可惜。
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罗拜迎接他，这都说明宋江的仁义已深得民心了。
由此可见，宋江的仁义，主要是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尤其好“济人贫苦”，急人之急，待人谦和，上至官僚上司，下至劳动人民，他都亲密相结。
但就其实质，宋江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所行的仁义，都不过是地主阶级行小惠、求大利、笼络人心、沽名钓誉的政治伎俩而已，他是借“义”作为特殊的政治手段，扩展自己的社会基础，沽获民意，从而取得挤入统治集团的政治资本。
宋江、刘备两人都以义气著称，但手法不一，宋江主要是用钱笼络人心，而刘备则是以情打动人心。
在刘备的言行举止中，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三结义”。
刘备、关羽、张飞的这种为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皇天后土，以鉴此心。
背义忘恩，天下共谬”的兄弟结义，是属于江湖上的“信义”，这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主仆”、“君臣”这“义”是不尽相同的。
当听说关羽、张飞死于非命时，刘备为徇小义，不顾众臣的劝谏，一意孤行，丢开曹魏这个强大的敌人，必欲伐吴，于是亲统大军伐吴。
也正是刘备“舍大义而就笑意”，终于惨遭失败，断送了无数将领兵士、无数人民的生命，得到他悲剧的结局。
刘备不仅对关羽、张飞义气深重，在对待诸葛亮、赵云、徐庶、陶谦、刘表、刘璋及他人时，也都表现出了一种真正“肝胆相照”、“倾城知己”的情义。
对于诸葛亮，刘备恳求孔明出山助己便是重仁义之举的典型。
刘备冒严寒三访孔明，但孔明以“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为由，不愿出山。
刘备泣说：
“先生不出，如苍生何？
”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其意诚情切如此，让孔明不得不下山为之效命。
赵云也是感刘备知己之情义而誓死相随。
赵云在百万军中救出阿斗，刘备接过却掷之于地说：
“为汝这一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刘备不为己子得生而庆幸，反为“几损我一员大将”而不安，掷儿以慰赵云。
他这一行为虽有一丝丝假心假意，但也足以见其对赵云怀有深切的感情。
这使赵云感激无涯，泣拜说：
“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情义，能使人生，也能使人死；能使人招来祸害，也能使人成就大业，关键在于如何用之。
刘备正因善于以情义动人，关羽、张飞、赵云、孔明等诸人杰始终为之效命，其能据蜀称王，此“情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刘备是用情义来笼络人心，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野心。
对于徐庶，刘备是以言行义。
当曹操得知徐庶为刘备出力时，便扣留了徐母。
先是准备杀了徐母，后经程昱说其厉害，才没有下手。
因为杀之，则必招不义之名，应想办法让徐庶为魏效力。
在刘备这一边孙乾为其计谋，留住徐庶，并料定曹操会杀徐母，这样徐庶会为母报仇而更加与曹操同敌。
但刘备却以为不能如此，“使人杀取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
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
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知人待士”、“心存忠信”、“推诚相信”、“温厚待人”。
正如他自己所言：
“吾以仁义待天下士，不施谲诈。
他笃守信用，不肯乘人之危，损人利己，是他忠厚仁义性格的突出表现。
对于陶谦，刘备是“三辞徐州”。
曹操为父报仇而攻徐州，刘备以义相救徐州牧陶谦。
陶谦见刘备仪表豁达，心中大喜，取出徐州牌印相让，说：
“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宜力扶社稷。
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勿推辞。
”刘备离席再拜道：
“刘备虽汉朝苗裔，今为大义，故来相助。
公出此言，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
若举此念，皇天不佑！
”陶谦再相让，刘备坚决不受，是为一辞徐州。
刘备写信劝曹操退兵兖州，陶谦设宴答谢刘备，提出自己年迈，二子不才，再次请刘备管领徐州，糜竺等人都劝刘备不要推辞，关羽也劝道：
“既承陶公相让，兄且权领徐州事。
”张飞更直爽：
“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让，何必苦苦推辞！
”常言道：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6]。
在此，关羽、张飞久跟随刘备，便说出了他的心声。
但刘备却出人意料的说：
“汝等欲陷我于不义耶？
”刘备虚伪而坚决地推辞，最终只答应在小沛屯兵，以保徐州，此为二辞徐州。
不久，陶谦病重，临终前恳求刘备以汉家城池为重，受取徐州牌印。
刘备固辞，此为三辞徐州。
最终因徐州百姓哭请，刘备才“不得不”权领徐州事。
这三让徐州，从表面看，刘备是菩萨心肠，是忠厚仁慈，但实际上刘备是要在“义”的名声下领管徐州，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才答应，这实质上是为了笼络人心，为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类似的“仁义谦让”他多次上演。
刘备取荆州时，因为受人之恩而夺人之物，道义上说不过。
在第四十一回，孔明力劝刘备取荆州，“今若不取，后悔何及！
”刘备不忍，说：
“公言甚善，但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
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
”刘表死后，伊籍、孔明再次劝刘备“以吊丧为名，夺荆州。
”但刘备又死活不同意，流着泪说：
“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
”这里刘备似乎仁义过了头，甚至到有点迂腐的程度了。
以至于在赤壁之战后，他不无担忧地对孔明说：
“我今孤穷一身，无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权且容身。
”还说：
“前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之，今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
”这说明刘备不是不想取荆州，而是“义”在作怪。
刘备进军西川也同样遇到了“道德仁义”的困扰。
益州刘璋与他又皆是汉室宗亲，他不能不仁不义的夺取。
面对庞统和法正三番五次的劝说，刘备一再声明：
“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
”即使在刘璋降服时，刘备出寨迎接，握手流涕道：
“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己也！
”然而，无论是“东取荆州”，还是“西取益州”，都有“不忍”的“忍”字，一个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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