菉竹山房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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菉竹山房教案
菉竹山房
一、作者简介
吴组缃（1908—1994）1908年4月5日出生于塾师兼商人的家庭。
原名祖缃，字仲华，十四岁时改名祖襄，笔名吴组缃、芜帝、野松、寄谷、木公等。
安徽泾县茂林人。
父亲吴庆余是个秀才，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反对科举，学洋文，后弃文经商，小有资产，在家乡兴办了两所私立小学。
泾县茂林村虽然风光优美，山色秀丽，却长期积沉着封建宗法制的陈规旧习。
少年时代的吴组缃曾目睹村里一些青年妇女因触犯礼教和族规，被扔进石灰坑内活活烧死的惨剧。
而吴氏大家族的迅速分化，形成各阶层人物，又使吴组缃有机会接触族内一些贫苦劳动者，从而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境遇。
所以他的小说创作总是以皖南山村为基地，写他“所熟悉的人和事”，但按内容又可分为恋乡情绪小说和社会剖析小说。
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
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
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1927年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
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
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
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
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第一人。
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
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
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
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
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
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
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文学季刊时，吴尚默默无闻，某次投稿一篇，用宗族制度农村经济崩溃为背景，篇名《一千八百担》。
郑振铎初未置意，遂以字数太长退回，不料吴来信大骂，指编辑有眼无珠，埋没佳作，郑竟愕然，待仔细重读，确是杰出的创作，一面道歉，一面将吴狂捧，由是吴祖湘顿成文坛红人！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
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
吴组缃当即表示：
“这样怎么行？
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
“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
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
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
1934年，吴组缃中断学业，到南京中央研究院任丁文江的秘书半年。
经郑振铎介绍，结识了王任叔、张天翼、蒋牧良、朱凡等人，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创作问题。
1935年初，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兼秘书。
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
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
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1947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
建国后，吴组缃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和古典小说研究等课程。
曾任中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职。
其研究注意运用深刻的历史眼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典小说进行历史分析；通过具体的艺术分析来说明古典小说的思想倾向，阐发其社会意义；注意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总结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基本规律：
1。
来自民间；2。
受史传文学和史学传统的影响，3。
要写好小说，必须有“孤愤”，4。
中国古典小说有神似的传统，5。
传统小说讲究提炼、剪裁。
二、写作动机：
作品完成于1932。
11。
26，发表于1933年1月《清华周刊》，当时虽受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大城市中的人们思想出现转变。
广大的农村一切如昨。
封建礼教、封建意识依然十分沉重地压抑着人民群众。
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单纯地表达传统文化对二姑姑正常人性的压抑，而是参照着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对比，提示出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
作者的意图决定了其在创作时对视角的选择，二姑姑和少年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自己，是他人，是社会。
三、层次结构：
（一）开头至第九节，即”于是阿圆不愿去的心，变的急于要去了。
1、（开头两节）“我”和阿圆新婚回家，二姑姑要他俩去住些时候;我”记忆中的二姑姑家。
2、（第三节至第七节）。
二姑姑年轻时期的恋爱，婚姻故事。
3、（八九两节）阿圆特别害怕大伯的”亲热”，还是愿意去二姑姑家。
（二）（十节至第十五节）初到箓竹山房，二姑姑的喜欢以及丫头兰花的忙碌。
（三）（十六节至第三十五节）一行四人参观箓竹山房，处处散发出阴森，恐怖，二姑姑不忘姑爹，”我”和阿圆睡在姑爹房间。
（四）（三十六节至末尾）。
阿圆越来越感到害怕，门上的册叶小窗露出”鬼脸”……原来是二姑姑和兰花。
四、内容述评：
1、这是一个恋爱、婚姻悲剧。
悲剧的根源是封建社会。
在那个社会里，是容不得男女自由恋爱的，更不要说少男少女一时冲动野合于后花园，那是人人鄙夷的。
在那个社会里，让女子抱着死去男人的灵牌做新娘这种扼杀人性的荒唐之举反而会得到嘉许。
从此，二姑姑在枯寂阴暗的老宅中销蚀尽青春年华。
这是封建社会和礼教造成的悲剧。
2、“窥房”将小说前文渲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森鬼气推到了极致，同时，又突然逆转，以来窥房的是二姑姑主仆二人。
这一结局，在艺术上出奇制胜，在思想上发人深省。
“窥房”使鬼气转化为人气，使两个生活在非现实境界中的女人，表现出最为世俗的欲望，“鬼脸”一晃，晃出了人性的微光，晃出被礼教牢笼禁锢成鬼的躯壳中，一颗灼热的充满人欲的心灵。
自然，这一晃，使读者在小说喜剧性的结尾中，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
3、小说不在悲剧故事上多化笔墨，也不在悲剧人物性格的刻划上尽遣才华，而是着重于悲剧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
阴森的住地，尘封的住房，作伴的生物，姑爹的鬼魂……一切是那样的死寂与恐怖。
在那古墓式的环境中，生活着曾是十分心灵手巧的美丽姑娘，她们被摧残、扭曲成了充满鬼趣的人，其沉重的悲剧气氛令人窒息。
“窥房”将神秘恐怖的环境气氛渲染到了极致，然而，鬼气向人气发生了转变，使我们看到了充满鬼趣的女主人公其内心深处的人欲的涌动。
在此，悲剧的冲击力再次震撼了我们。
4、作品通过二姑姑年轻时期的恋爱，婚姻悲剧，深沉的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
一个”聪明年少的门生”，一个擅长女红的年轻姑娘，从相互”羡慕”而有了恋情。
可是，当时的环境无法容忍他们的相爱而从此受尽”鄙夷”。
少年”船翻身亡”，姑娘才得以”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
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
二姑姑的恋爱失败，却又以”迎了灵柩”成婚并了此一生。
这是一幅多么残忍的图画!
并未年老的二姑姑，空守偌大的箓竹山房，整日价于”福公公”（蝙蝠），”虎爷爷”（壁虎）喃喃自语，再就是梦幻”姑爹回来”。
终于，性格变态，去窥视新婚夫妇。
漫长的岁月，阴森的山房，简直就是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涯。
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压迫可见一斑。
5、世道早已变了。
”我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生活。
”可是，家乡的一切，记忆中的”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依然如旧，甚至更加腐败，烂朽。
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阴暗，凄苦，迟钝”，日复一日，愈加深重。
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多少年不变的格局，同”电灯电影洋装书籍”，以及”平日见习惯的西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面对着这样的对比，人们不能不对农村的线装发出声声哀叹。
环境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该是变变的时候了。
【附】
1、控诉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迫害
作品通过二姑姑年青时期的恋爱、婚姻悲剧，深沉地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
一个“聪明年少的门生”，‘个擅长女红的青年姑娘，从相互“羡慕”而有了恋情。
可是，当时的环境竟无法容忍他们的相爱而从此受尽“鄙夷”。
少年“船翻身亡”，姑娘才得以“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
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
二姑姑的恋爱失败，却又以“迎了灵柩”成婚并了此一生。
这是一幅多么残忍的图画!
并未年老的二姑姑，空守偌大的菉竹山房，整日价与“福公公”（蝙蝠）、“虎爷爷”（壁虎）喃喃自语，再就是梦幻“姑爹回来”。
终于，性格变态，去窥视新婚夫妇。
漫长的岁月、阴森的山房，简直就是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涯。
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压迫可见一斑。
2、从“菉竹山房”折射出中国农村的封闭、落后与停滞
世道早已变了。
“我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
”可是，家乡的一切，记忆中的“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依然如旧，甚至更加腐败、烂朽。
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阴暗，凄苦，迟钝”，日复一日，愈加深重。
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多少年不变的格局，同“电灯电影洋装书籍”，以及“平月见惯的西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面对着这样的对比，人们不能不对农村的现状发出声声哀叹。
环境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该是变变的时候了。
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唤。
3、人性的流露，人性的赞美
在沉重的封建伦理道德桎梏下，人性始终受着摧残与压制。
可是，人性还是会处处有所流露。
“我”的长辈中，就有少年时期就偷情的故事。
“我的大伯娘”“就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给她老人家看……”至于小说结尾处——也是高潮处所表现的二姑姑对新婚夫妇的偷窥，更表明人性是无法压抑的。
人性的尊严和解放是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响亮口号，也是对封建主义的致命一击。
在中国，由于封建历史的悠长，对人性的蔑视更为严重。
作品所表现出的人性的流露，其中不无调侃、幽默与哑然失笑，也是对人性的赞美。
这篇小说主要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
如果我们透过其精巧的表层结构，沿着精神分析的象征破译和人物性格的“症候分析”的方法，进行“因果溯源”，我们会发现：
“我”和“阿圆”的菉竹山房探亲之旅，其实是在一个正常人性被长期压抑的妇女的潜意识迷宫里探险过程的象征。
而“二姑姑”也不仅仅是一个“怨妇”，她潜意识深处，有着难以派遣的恶毒和对现实的怨恨，正是中国传统观念里“最毒妇人心”的注脚。
揭开温情脉脉的探亲面纱，直面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畸形、怨毒人性，小说既解答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命题，也加大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力度。
“最毒妇人心”：
对《菉竹山房》精神分析的分析
（一）看与被看：
三种人生的隔膜与窥视
《菉竹山房》讲述的是一对青年夫妇回家乡探亲的故事。
这次探亲内容，包括“我”和阿圆与家人的团聚、与乡邻的相处，主要是去金燕村菉竹山房二姑姑家探亲的“历险”。
小说以“我”和阿圆为中心，引出三种不同的人生。
这三种人生彼此隔膜，又充满好奇，相互窥视。
生活在都市世界、接受文明熏陶的“我”和阿圆，自然代表着一种正常、健康的生活形态（包括夫妻生活）。
我的家族算得上书香门第，家人包括母亲、长辈、丫头、乡邻老太太等，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常态之中。
由于和“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是两个世界，他们代表着一种“正统”即符合传统礼教规范的生活。
而二姑姑，在“红颜时代”就违背了这个群体的规则，闹出了“才子佳人的喜剧”，“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遭到放逐。
但由于自己的及时“补过”，在少年船翻身亡后自缢，被认为“尚有稍些可风之处”，博得一个虚假婚姻，总算以牺牲生命的危险和失去正常夫妻生活为代价，过上一种礼教规范允许之下的另类生活。
这三种生活形态相互隔膜。
首先是两个家族对二姑姑正常人性和幸福生活的压制和漠视，礼教观念、封建意识形态扭曲和异化了家族亲情，转而合情合理、习焉不察地制造了一幕人间惨剧。
其次是都市生活、文明世界对家乡生活常态的不适应、厌烦，“阿圆有点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
再次，由于封建正统话语对二姑姑真实生活的遮蔽，“我”和阿圆对二姑姑的生活有着明显的“误读”，在我们眼里，“二姑姑的故事好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有趣得如从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样”。
在去菉竹山房的路上，“欣跃之情自然难言”。
隔膜使“我”和阿圆对二姑姑的悲剧采取了审美的、消费式的态度。
三种生活都有着了解对方的兴趣，均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窥探。
基于对自己生活现状残缺性的体认，对别样人生的好奇，老太太们对“我”和阿圆提出了种种非分要求，而二姑姑和兰花在暴雨之夜对我们夫妻生活进行窥视。
“我”和阿圆对菉竹山房的造访，表面上出于亲戚之间的道义、人际交往规则需要，实际也包含有对一个真实生命生活状况探究的欲望。
这种探究，既是针对二姑姑的、现实的，也是针对“才子佳人”的、文化的。
这三种生活根本的不同，真正引起对方兴趣、激起三方相互窥探的动力，小说将之归结为是人性存在状态，即性本能如何得到释放。
如果说，老太太们对我们提出非分要求和二姑姑、兰花窥探“我”和阿圆的夫妻生活，是出于了解夫妻生活应有之义和变态满足的话，那么，“我”与阿圆则以人道主义同情心和现代文明视角去探询二姑姑和兰花残缺的生活状况。
这次“历险”，使我们发现了二姑姑的“本我”如何躁动不安，如何导致自己人格的畸变。
这样看来，“我”与阿圆的菉竹山房之旅，其实是走近和走进二姑姑阴暗的“本我”迷宫的象征。
在这个迷宫里，处处可见性本能探头探脑。
（二）象征破译：
在潜意识迷宫里探险：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
潜意识是人心理的基本部分和原始动力，它遵循快乐原则，受利比多即性本能支配，但由于和现实原则相冲突，而处于压抑、潜伏状态。
人格结构也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
本我、自我、超我。
无论是治疗（精神）病人，还是分析人格，仅仅停留在“自我”和“超我”层面是不够的，因为那只是“我”的冰山一角，甚至是虚假的一角。
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究二姑姑的生活现状，了无痕迹的融进人性挖掘、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同时又并没有因为使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成为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上的“双影人”，这是《菉竹山房》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
在漫长的守寡岁月中，二姑姑（包括兰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与性本能展开惊心动魄的战争，而不是谋生。
她们在意识层面已经完全不与封建礼教、现实意识形态争辩，但潜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臣服。
小说题目已经用象征的方法揭示了她们的主要心理内容：
性压抑。
在精神分析语境里，杆状物和容器类往往代表着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
小说写道：
“那座白屋分外大；梅花墙上面探露着一丛竹子；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槁色”。
这里，“菉竹山房”象征着二姑姑的潜意识，而“菉竹”和“山房”构成性本能的双方。
它告诉我们，“屋”和“竹”的比例严重失调，而“竹”的一半实际已经死亡。
这暗示，二姑姑（包括兰花）潜意识中，虽然对性的渴望已经严重受挫，但依旧存在。
文中16段继续写道，“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
由此看，我和阿圆在菉竹山房的历险，其实就构成了探询二姑姑潜意识的整体象征。
与之相辅相成，有关金燕村的景物描写和山房内部的环境和氛围刻画，同时具有了象征功能。
如，“响潭的两岸，槐树柳树榆树更多更老更葱茏，两面缝合，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缕太阳光也晒不下来”。
这些阿圆“从前只在中国山水画上见过的景子”也是二姑姑心理状况的写照。
在山房里面，不仅有“菉竹”，还生活有“福公公”、“虎爷爷”、“青姑娘”（燕子这个意象在传统文化里寓含着对生殖的一种崇拜，如玄鸟生商。
侧面说明兰花对于性欲望的需求。
），它们具有相同的象征功能。
二姑姑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家族开馆设帐，她自然对伦理道德、礼教大防了然如胸。
她被“人人夸说”，一则她知书达理，二则她善于绣蝶。
这是一组矛盾而危险的品质。
蝴蝶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具有性的意味。
（蝴蝶双飞，是爱情象征。
如梁祝化蝶）绣蝶是艺术活动，而精神分析学说认为，艺术是性本能的象征和升华。
她在叔祖书房的帐幔上绣满美丽的蝴蝶，似乎是某种暗示和挑逗。
果然，一个聪明的门生心领神会，“破译”了这个象征符码。
“才子佳人”，一拍即合，野合于后花园石洞中。
性本能战胜了礼教大防，后者也让二姑姑声名狼藉。
在成为菉竹山房女主人的日子里，她依然绣蝶，并且教兰花绣蝶，这已经成为转移自己性本能的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也是拉拢兰花与自己同各自的性本能共同战斗的一个重要的绥靖策略。
（三）症候分析：
二姑姑的“怨毒”与妇女残缺人性的深度揭示
无论是“红颜时代”闹出的“喜剧”，还是守寡时期对“我”和阿圆夫妻生活的窥视，都说明一个问题：
二姑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
“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的虚假婚姻，将二姑姑送进了菉竹山房的“活死人墓”。
从“荡妇”到“节妇”、从“本我”到“超我”过程中，封建礼教规定下的理性起到了压倒性作用，“本我”遭到了超乎寻常的压抑。
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潜意识；哪里有潜意识，哪里就有症候。
所谓“症候”（Symptom），“实际上是不能获得满足的代替物”，“是被压抑作用所驱回的某些其他历程的代替物”，其实质是潜意识，“因为是潜意识，所以有构成症候的能力”。
哪些行为可以构成“症候”？
精神分析学认为，梦、不自觉地说谎、移情、艺术升华、窥视、掩饰等等，都是具有精神创伤的（病）人的症候特征。
许多研究者感觉到，也如前文所提到的，二姑姑和兰花在暴雨之夜对我和阿圆夫妻生活的窥视，绣蝶的“艺术创作”，她们一口咬定“姑爹”“三朝两天来托梦”，“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给山房里的小生物以“福公公”、“虎爷爷”、“青姑娘”这些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命名，安排我和阿圆住宿在“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房间，等等，均可看作二姑姑利比多的转移宣泄和精神创伤的补偿。
通过对这些症候的分析，我们似乎把握了二姑姑全部的人格特征，理解了她全部的人生意义。
但我们对二姑姑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怨妇”层面。
二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她可以从某个侧面解释我们自相矛盾的传统妇女观。
一方面，传统为妇女无数独特的美德，比如，徇情守节、含辛茹苦、逆来顺受等等，而击节赞赏，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另一方面又惊呼“最毒妇人心”。
实际上，二姑姑不仅是一个怨妇，还是一个恶毒妇，她潜意识内淤积有太多的仇恨，并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将自己的不幸转嫁给了他人。
在言谈中，“我”和阿圆间接了解到，二姑姑对姑爹一往情深，忠贞不二。
他们的人鬼之恋超越生死，感人至深。
但二姑姑真对自己的荒唐行为无怨无悔吗，她的自缢真是出于徇情吗，未必。
我们不能忽略菉竹山房里的一个细节：
钟馗捉鬼图。
在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里（也是二姑姑和兰花所说姑爹常回来的地方），“西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钟馗捉鬼图’”，“钟馗手下按着的那个鬼，批着发，撕开血盆口，露出两枝大獠牙，栩栩欲活。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不难知道，钟馗的工作是专职杀鬼的，而姑爹无论怎么讲，都是一个鬼。
小说进一步提示道，“这时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
这无疑揭示了二姑姑的“弑夫情结”。
钱谷融先生告诉我们，千万要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人看。
“才子佳人的喜剧”闹出后，少年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也没有采取任何可以挽回过失的措施，甚至“叔祖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
他照样赴南京应考，但船翻人亡。
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岁的二姑姑在桂花树下自缢，才取得嫁给他灵牌的资格。
作为实际的受害者，二姑姑对另一个当事者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有何看法呢，对封建礼教尤其是丝毫不加掩饰的男权中心主义有何体认呢。
可以设想，对礼教规则耳濡目染、熟悉有加的聪慧女子，在人生处境退无可退之时，会不会“合理”利用规则拯救自己。
她的自缢行为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绝地反击，并一举完成了从“荡妇”到贞女的转变。
这时，“丑陋”的“本我”经过“超我”的过正矫枉，又恢复到了“自我”的水平线，这是二难选择中的无奈之举，也是最后选择。
很明显，一个人若死意已决，那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与其说二姑姑为那个薄情寡义之徒而去死，不如说因为生存之本能而含羞忍耻地去活。
但是她牺牲人欲成就名节，压抑本我维持超我，其中的屈辱、悲愤、痛苦超乎常人想象。
巨大的生理折磨和心理压力让二姑姑人格扭曲变态，“钟馗捉鬼”已经显示了她隐秘的弑夫欲望，而对丫头兰花的人生操控，完全出自发泄仇恨、转嫁痛苦、报复他人的阴毒心理。
文中说，兰花“本是我家的丫头，三十多岁了”，“她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以二十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
好一个义仆。
推算一下，兰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
她参与了暴雨之夜的窥视行动，说明她仍旧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那么五十多年特别是在菉竹山房的二十多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呢。
她与二姑姑不一样，她没有必要为姑爹“殉葬”，完全可以嫁人，也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
但“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
这里面，三十多岁没有嫁人，已经充分说明我家的残忍，她作为一个弱者的不幸。
弱者之间更需要同情，然而二姑姑教她“念诗念经”、“绣蝴蝶”，给她讲“爷爷┄┄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
“念诗念经”是在心理上继续给她灌输封建礼教，麻木她的神经，“绣蝴蝶”是转移她生理上的需要，而“爷爷┄┄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则是以鬼魂恐吓她的心灵。
她们一块窥视我和阿圆的夫妻生活，则说明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性的层面达成了默契，二姑姑完全控制了兰花的人生。
如果说，二姑姑因年少轻狂而遭惩罚，那么兰花何罪之有!
二姑姑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生理需要遭到压制，人格心理遭到扭曲，不人不鬼，虽生犹死，这固然激起我们人道主义的同情，但她自虐虐人，将自己的不幸阴毒地转嫁给更弱小者，又让人痛恨。
如同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疯狂扼杀自己子女的幸福一样，我们必须把这笔帐最终算到封建礼教头上去。
封建传统文化的种种巨石和绳索，压迫着个人的天性，禁锢着个人的灵魂，但妇女更加不幸：
她们身上还踏着一只男权主义的巨脚。
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哪里的压迫更严重，哪里的“症候”更严重，反抗也更强烈。
当传统文化抱怨“最毒妇人心”的时候，恰恰忘记了它们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
当我们沿着精神分析的“因果溯源”途径，分析二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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