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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6辑17高考语文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7年3月号第6辑
1.为独生子女设带薪年假非长久计
2.有多少保健品营销还在继续“坑老”
3.带薪休假照顾父母，远水解不了近渴
4.琼瑶式“尊严死”离现实还有多远
5.没有行政级别的高校真的会更好吗
6.但愿首例“消费公益赔偿之诉”，能确立成熟的司法范式
7.打击“村霸”必先铲除其养成土壤
8.打野直播：
禁或疏？
9.电商打假，应联动但应避免盲动
10.期待今年315打假上升到法治高度
11.公检法的相互制约是最好的“互相配合”
12.丽江整改方案，能否治标又治本
13.书声琅琅涵养慢生活
14.网购假货多，究竟该怎么破
15.让共享单车行于规范之途
16.赋予老师管教“熊孩子”的权力
17.政府打假，不如逼平台“自打”
18.“房产70年到期不需申请”，这就放心
19.非法美容整形何以恣意裸奔
1.为独生子女设带薪年假非长久计
2017-03-1409:
59
作者：
堂吉伟德
现在，很多诞生于80年代的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开始进入老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海滨建议，国家为独生子女的公民设立带薪年假，让独生子女的孩子们能有时间照顾日渐衰老和多病的父母，这也体现国家对履行了计划生育的公民义务而成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关爱责任。
（3月13日《北京晨报》）
独生子女政策是国家基本国策，以生育权的丧失为前提。
而时下独一代的父母们已然老了，头发白了，长期以空巢之状需要精神慰藉，更多人也因身体每况愈下需要得到照顾。
尤其是当父母生病住院需要陪护的情况下，给独生子女们充足的带薪年假，让他们有时间照顾日益衰老和多病的父母，以便于“孝在当下”，具有很重要的替代和释放功能。
为独生子女设带薪年假的建议贴近实际、符合需求，获得网友的支持与热议不足为奇。
地方层面，对此也不乏尝试者，并一度走在了前列。
比如《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出，鼓励用人单位给予员工“孝老假”；之前纳入讨论的《北京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中，就提出研究居家养老子女带薪护理政策，鼓励在父母最需要自己的时候，通过带薪休假进行护理，此举与“孝老假”有异曲同工之炒。
前者往往是应急之需，而后者则是日常践行，从整体上能够解决老人的需要。
单独为独生子女设置带薪年假的提议，跟居家养老服务带薪假和“孝老假“，在初衷上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只是参照的法律标准不一，执行的范围有异，更体现出“弱者兼济”的原则。
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权利性伤害，采取补偿性的原则并无不妥。
然问题在于，为独生子女设带薪年假非长久计，除了象征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价值。
其因在于，一者，照顾父母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而且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421或者8421家庭构成中，子女的负担过重也无以兼顾，除了象征性的看望，日常照顾无法做到；二者，单设的带薪年假，属于对普适性政策的补强，若是带薪休假的基础不牢，权利保护的机制不灵，那么权利补强就更难落实到位。
二者，单独为某个群体设置权利条款事涉公平性，需要经过公平讨论与民意支持，同时政策方面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没有成熟的外部环境，很难有实施和落实的空间。
必须正视的是，提出独生子女休假带薪照顾父母建议并无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和执行不到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透露，2015年11月开展的部分城市（60个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本情况调查显示，已有超过50%的职工当年享受了带薪年休假。
此意味着，还有近半数人的不定期薪年休假并没有得到落实，实行全面的带薪休假制度还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法定的其他休假权利也执行不力，需要得到强化和巩固。
比如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鼓励“常回家看看”的假期包括探亲假等，但虽然1981年国家曾出台了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一些地方也明确了实施细则，在企业，甚至是机关事业单位，能够休探亲假的人并不多，有专家表示该假期已“名存实亡”，亟待进行改革。
近年来，为加大权利保护与救济，结合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的需要，政策方根据群体的不同，采取了区分化的策略，比如针对女职工的诸如“月经假”、“心情假”，还有“四天半工作制”等，最近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成都市委主委仰协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双休日实行每月弹性休假制度的建议》，都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诉求表达。
不过，这些建议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用人单位的成本，以及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都使其落实起来极为困难。
唯有基于现状，通过监督机制的跟进，让“带薪休假”这一普惠权利得到保障，带薪休假的各种诉求与理由，才会得到实现。
否则，基于目的的补强，既会导致本末倒置，也会厚此薄彼形成新的问题。
（堂吉伟德）
2.有多少保健品营销还在继续“坑老”
2017-03-1409:
44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朱永华
“亲爱的老伴和孩子们，你们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小孩子们……”看着父亲留下的遗书，家住市南区的陈女士不禁潸然泪下。
3月11日晚上7时许，她发现60岁的父亲不见了踪影，情急之下赶忙发动亲朋好友寻找。
然而，三个小时后，陈女士却等来了一个噩耗，老人的遗体在海边被发现。
老人还留有一封遗书，上面讲述了自己前后投入数万元购买保健品的经过，同时把矛头对准一家名叫“向尚集团”的公司（据3月13日《半岛都市报》）。
平心而论，笔者从不怀疑经过科学加工的保健食品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好处，但从不相信保健品可以替代药物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当看到市场上很多保健品均在营销中吹嘘能“治病防病”的时候，笔者干脆连保健品的保健作用都产生了很大怀疑。
因为直到如今，除了从商家的广告营销资料中能够看到所吹嘘的保健“效果”之外，无论是正规的媒体报道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就没有发现有老人因服用保健品而消除病痛并“延年益寿”的真实存在。
反过来，因为迷信保健品药用效果而贻误治疗导致提前走完人生的例子倒是听到或看到不少，无度的欺骗营销不但让保健品趋于“妖魔化”，误导了中老年群体，让众多中老年人的多年积蓄变成了华而不实的各类保健品，且这种状况目前依然在各个城市不同程度的继续上演着。
保健品市场鱼目混珠且混乱已久，尤其是在营销手段上，不但把城市社会中拥有一定积蓄的离退休老人作为主要消费群体，更不放过任何可以哄骗老人购买其商品的机会，营销人员往往抓住老人儿女普遍不在身边，缺乏情感沟通与呵护的可乘之机，凭借言语上的关心、小恩小惠的拉拢哄骗，一步步将老人拉进自己精心设置的消费陷阱之内。
而很多保健品商家更是拉虎皮做大旗，不但把老人集中到高档酒店请来一些莫名的所谓“专家”为他们“洗脑”，对所兜售的保健品、保健器材进行极力吹捧，甚至还被冠上“神药”和各种神奇功能，诱导这些渴望健康和抱有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心理的老人，将平生积蓄拿出来购买其产品进行自我保健，曾有媒体报道，四川宜宾县一位63岁退休老人在参加由保健品商家组织的旅游活动中不幸去世，留给女儿的除了无尽哀思，还有一大堆保健产品，其中有一张5000元的保健品提货单还未来得及提货。
混乱的保健品市场，特别是以欺骗方式针对老人的混乱甚至违法营销手段，不但让众多城市家庭的老人陷入保健品误区，更“榨干”了很多老人一生勤俭留下的所有积蓄，已经成为危害老年人这一群体健康利益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尽管很多地方都对保健品营销活动做出诸多限制，甚至强调不准在宾馆酒店等场所举办大型保健品促销活动，而广告法中更禁止保健食品涉及治疗功能的宣传，然尽管如此，现实中无论保健品生产厂家还是经销商在实际营销中，无不是将治疗功能作为营销噱头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进行误导。
笔者以为，对于保健品市场，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系列集中整治整改，特别是对仍在继续“坑老”的保健品违法营销，更要亮出法律之剑。
（朱永华）
3.带薪休假照顾父母，远水解不了近渴
2017-03-1410:
06 来源：
2017-03-1410:
06:
42来源：
作者：
责任编辑：
陈城
作者：
谢伟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海滨建议，国家为独生子女的公民设立带薪年假，让独生子女的孩子们能有时间照顾日渐衰老和多病的父母，这也体现国家对履行了计划生育的公民义务而成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关爱责任。
（3月13日《北京晨报》）
建议独生子女休假带薪照顾父母，赋予了不小的想象空间，但也可能仅仅是想象：
首先，把休假带薪照顾父母的福利限定于独生子女，这种偏向于特定群体的倾斜，和福祉的全民惠及相背离；其次，带薪休假的国家政策从文件到执行还有不少路要走，一些企事业单位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都存有“福利保留”，更遑论对人力成本有更多考量的私营企业。
此时，再加上一条带薪休假照顾父母，实则是“远水解近渴”。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海滨，对所提出的建议要做大量调研和详尽查实。
这是政协委员履职的基本条件，也很能说明情况。
从年龄结构看，70后、80后独生子女，已全面进入到给父母养老的时期，有些甚至还挑起了照顾祖辈的大梁。
这些处在家庭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底端的独生子女，实实在在地承受着人口老龄化之后的养老重担与压力。
这种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会继续蔓延。
作为70后、80后以及90后独生子女们，恰逢育子阶段，原本要进行赡养的父母大多是继续“发挥余热”，帮忙带孩子。
但如果父母身体条件上不允许，或者健康出现状况，需要年轻一代赋予照顾和反哺，后者就真的要面临工作和家庭是否能兼顾的选择题。
春节期间，90后小伙儿祁建光带着瘫痪爸爸建高铁的故事被广为传颂。
作为独生子女，祁建光用羸弱肩膀扛起赡养老人的孝顺，让人点赞。
但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也看到祁建光曾有段时间请假的情况，这表明小祁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疲于奔命。
如果，有家医疗和康复条件都尚可的养老院能予以选择，小祁就更能够把身心放在工作强度和安全风险都不小的铁路建设上。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是高频词。
不管是对保险制度的补齐短板，还是对养老服务的市场放开，都赋予该行业不小的利好。
但不可否认地是，中高端供给的养老产业还远远落后于国人需求。
一些硬件和软件都差强人意的养老院，给人一种“送老人进去就是虐待老人”的感觉。
事实上，良性发展的养老产业，不仅回报率高，也能大大减低家庭负担，更能释放后辈在事业上的生产力。
这种语境，对于独生子女的70后、80后而言，更为明显。
因此，加大力气发展养老产业，托底社会的眼前之需，也是解独生子女们“近渴”的有效途径。
（谢伟锋）
4.琼瑶式“尊严死”离现实还有多远
2017-03-1410:
06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责任编辑：
陈城 作者：
陈广江
79岁的知名作家琼瑶，3月12日发表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透露她近来看到一篇名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的文章，有感而发想到身后事，认为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希望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而让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受折磨，也借此叮咛儿子儿媳别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3月13日澎湃新闻）
“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
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
”生命若能达到这种境界，夫复何求？
读了这封信的人，一定会被琼瑶这种“珍惜生命，尊重死亡”的态度所感动。
随着这篇长文在网上热传，“安乐死”或“尊严死”的话题再次被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这种“美好告别”离我们有多远？
说起来也很近，从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今年提出这项建议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原校长瞿佳。
但同时，安乐死真的很遥远，官方文件中除了司法部公证司于1986年作出的《关于不宜办理“安乐死”公证事项的复函》外，我国尚未针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因涉及法律、医学、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安乐死成为一个古老复杂的问题。
全球共性的争议在于，人是否有“死的权利”、病人要求安乐死的真实意愿如何评估、作为动态概念的“不治之症”如何鉴定，以及如何避免安乐死滥用等问题。
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或地区屈指可数，但已有了这种趋势。
若放在我国当前的语境下，问题更为复杂。
比如，假如琼瑶最后如愿以偿实现了有尊严的告别，极少有人会怀疑其子女不孝，因为琼瑶不缺治疗费；如果一个农民儿子选择让父母安乐死，唾沫星子还不把人淹死？
安乐死也是有“条件”的，只有亲人、医院、政府等均充分尽到了挽救责任，安乐死才能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目前，我国医疗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因病致贫的现象并非个案，特别是广大农村，这就决定了安乐死合法化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基础。
因此，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立法的慎重态度无可厚非。
在时机尚不成熟的今天，假如盲目将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造成安乐死的滥用，比如因老人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或儿女为摆脱经济压力而选择安乐死，后果或不堪设想。
说永别是人生最艰难的选择，在理论与实践尚未成熟之前，立法有必要保持克制。
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离去，安乐死合法化也是大势所趋，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慎重的过程。
琼瑶“绝不抢救”“笑看死亡”所掀起的舆论涟漪很快就会散去，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去创造“尊严死”合法化的社会条件和民意基础。
（陈广江）
5.没有行政级别的高校真的会更好吗
2017-03-1409:
37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2017-03-1409:
37:
00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作者：
责任编辑：
贺梓秋 作者：
高亚洲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提出，南开正在努力进行综合改革，但是重大突破并不多。
实际上，南开已经从2014年开始，校内新建非管理机构，都不设行政级别。
校长龚克说，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定要落实的。
（3月13日央广网）
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个喊了很多年的老话题了，这甚至也不是龚克第一次提出“去行政化”。
在2015年两会期间，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便笑称，自己的职务后面加个“副部级”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这些年来，一些高校也在“去行政化”的路上迈出了步子。
客观来说，如何让高校回归本真、重铸大学精神，很多人都认为要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家办校、让教授治校，彻底清除高校行政化。
从龚克最近的言词当中，也能看出，这位南开大学的掌门人，也对“去行政化”有着高度的认同。
有必要提及多年前，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一番话——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级别什么都干不了。
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比较两位校长的言论来看，他们对“去行政化”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也不能就此认为纪宝成是在反对高校的“去行政化”，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下，没有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将面临何种发展境地？
高校的发展除了良好的软环境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硬环境予以保证，也就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
而社会资源本身存在着有限性和稀缺性，在当前的体制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谁没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呢？
在缺乏透明和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这些资源分配不带有个人倾向性因素呢？
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被阻拦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谁来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坐拥副部级地位的南开大学，正是在当下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
教育的发展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能独自解决的，社会体制的进步也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就能独立完成的。
当然，龚克校长也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南开大学进行“去行政化”。
只是，一所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脱离整体社会环境的变革，恐怕是难以走远的。
于此而言，去行政化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需要祛除权力生态中的“官本位”思想。
在去行政化步履艰难的大背景下，依赖一个大学校长的“决心”来实现“去行政化”，未免太过天真了些。
所谓的吐槽，恐怕也只能停留于苍白无力的个性化表达。
（高亚洲）
6.但愿首例“消费公益赔偿之诉”，能确立成熟的司法范式
2017-03-1409:
59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2017-03-1409:
59:
48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作者：
责任编辑：
贺梓秋 作者：
然 玉
2015年，十几万斤病死猪肉流入深圳。
3月8日，广东省消委会代表消费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令此案中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嫌疑人20人承担赔偿金1006.2万元。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据介绍，此案以惩罚损害赔偿作为诉讼请求开创先河，属全国第一宗“消费公益赔偿之诉”。
（3月13日《新快报》）
本案被媒体冠之以全国第一宗“消费公益赔偿之诉”，无疑是相当准确的。
要知道早在2015年，上海就产生了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只不过其主要的诉讼请求仅仅是要求相关企业履行信息告知义务，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等等，且最终也是以原告撤诉草草收场。
与之相较，广东消委会此次所发起的诉讼，因其真正涉及到了“惩罚损害赔偿”，其实际影响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近些年来，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公益诉讼”其实已经有了不少落地样本。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诉讼大多集中在环保领域，在消费领域却甚少有突破性进展。
在很多人看来，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或许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更为多元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多种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针对消费公益诉讼，法律仅仅将诉讼实施权授予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
从现实来看，很可能正是这一规定，降低了消费公益诉讼的启动概率。
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状是，省级消协作为消费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对于发起相关诉讼却长期缺乏自觉。
以所谓全国第一宗“消费公益赔偿之诉”为例，其之所以会成事，最初还是源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消委会发出了《检察建议书》，建议后者就相关案件发起民事公益诉讼——由此，就如何建立有效的消费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本案可谓极具启发意义。
就如同环境公益诉讼一样，消费公益诉讼也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继而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实施路径。
毕竟，纸面立法只有在一个个具体的诉讼和判决过程中，才能真正具备生命力与实际影响力。
公众有理由期待，广东的这起诉讼，能够真正为今后的消费公益诉讼演练流程、确立范式。
当然可以预见的是，这整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势必很多，比如说如何征集受害消费者、如何精准展开“惩罚性赔偿”、如何公平地分配赔偿金等等……
一起诉讼，一个判决，能解决许多问题。
其不仅能在个案追偿中兑现正义，更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实现法条的具象化。
但愿，全国第一宗“消费公益赔偿之诉”，能够真正让相关诉讼主体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使命，从而在今后消费维权的司法场景中展现出更多的参与性、存在感与威慑力。
（然 玉）
7.打击“村霸”必先铲除其养成土壤
2017-03-1414:
37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2017-03-1414:
37:
26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作者：
责任编辑：
罗旭晨 作者：
胡印斌
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引发舆论关注。
最高检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杜绝“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两委”换届选举。
“村霸”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词。
这一方面表明，此前长期活跃（横行）于底层社会的“村霸”，已经进入高层的治理视野，接下来的，必然是自上而下凌厉的惩治；另一方面却也让人深思，为什么在一些乡村，会出现众多横行一方、违反党纪国法、操纵选举、暴力抗法、霸占资源的“村霸”？
当地政府难道多年来一点都没有觉察吗？
显然不可能没有觉察。
据报道，被网友称为“最牛村主任”的河北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二村村主任孟玲芬，多年来在村里为非作歹，滥伐林木、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有村民办喜事没给她上供，竟然收到了孟玲芬送到门口的花圈。
她还围攻殴打记者、抢夺采访设备、大闹镇政府等等，都打到镇政府门上去了，还能没有察觉？
新华社也曾报道，江西省某市一名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同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罪团伙，称霸一方。
二十余年来利用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和影响，威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难道说，“二十余年”来，他的劣迹上级一点儿也不掌握？
可见，“村霸”横行乡里，除了其本人的无法无天之外，也与基层政府的不管不问、无所作为甚至是有意纵容密切相关。
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不少倚强凌弱、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恶人，非但没有受到惩治，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村干部，乡镇政府对此也睁一眼闭一眼，从而使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长期生活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环境中。
也因此，打击“村霸”，必先铲除养成“村霸”的土壤。
首先，要约束“村霸”及乡村宗族恶势力的蔓延，尤其是不能听任其肆意操纵“两委”换届选举，更不能让他们进入村民组织。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严格落实基层民主选举，把真正愿意为老百姓做事的人选上来。
这些年来，乡村宗族势力借接续传统文化的名义多有复活，严重危害到农民的利益，决不能继续姑息迁就。
其次，地方政府要正确对待村民的意见表达，不要动不动就以稳定为名，打压村民的诉求。
像“最牛村主任”孟玲芬，并不是没有村民向上反映，可当所有的意见表达渠道均被堵死，那么，剩下来的只能是日益疯狂的“村霸”。
如果政府与民众的信息管道十分畅通，交流互动没有障碍，一个小小的村主任又怎么可能猖獗多年？
此外，乡镇官员乃至县一级的官员，还要主动切割与地方强人的关系。
既不能为了所谓的工作便利而与这些强人勾肩搭背，乃至把基层治理的权力拱手相送。
更不能搞政商合流这样的联盟，甘愿充当“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保护伞”与“代言人”，与“村霸”联手欺压百姓、攫取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获得了解放，成为生产的主体，这本来是让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性变化。
但基层政权也从乡村社会生活中大幅后撤，中国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空白状态。
与此同时，一些黑恶势力却乘虚而入，开始侵蚀乃至主导乡村的权力。
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提速，农村土地在市场中产生的巨大溢价，往往成为各方争夺的诱饵，这也使得农民正常的公平诉求成为奢望。
今年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要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农村治，则国家安；农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则国民的福祉就会渐行渐近。
我们不能只是向往乡村社会的宁静淡远、无为而治，还应该省察到，在乡土中国看似平静下面蕴藏着的深刻治理危机。
（胡印斌）
8.打野直播：
禁或疏？
2017-03-1418:
00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张田勘
现在有这样一群人，每天通过挖洞、放猎夹、下猎套等各种方式捕捉野生动物，有些动物“落网”后被逼着撕咬互斗，有些鸟儿踩中猎夹，人到场时已经被野兽咬掉脑袋，只留下残缺的尸体……而且这群人还对这些行为直播，称为“打野直播”。
有了网络，似乎人类的一切行为和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直播，因此在传统的新闻直播、体育直播、游戏直播等之后，打野直播也甚行起来。
打野直播现在当然处于灰色地带，同时，对其评判也是观点纷呈，难以统一。
内容直播有很多法律条款限制，除了打擦边球外，还处心积虑向其他内容扩军，意图增加人气，打野直播便是其中一种。
这种直播内容其实很巧妙，把从对人的关注转移到动物，但又以人性为基础，播放人们潜意识中最想看的内容，例如，人对动物的猎杀、动物之间的竞争和残杀，以及动物的交配等。
由此，打野直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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