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服装出口行业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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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服装出口行业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服装出口行业的影响

——基于广州市服装出口市场的分析

摘要本文从基本的现实背景出发，针对已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问题。

针对以往有关汇率变化对服装出口行业影响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把出口额与汇率、外国收入、汇率风险建立模型，运用平稳性检验、ARCH模型，建立ADRL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其影响，得出外国收入对出口影响呈正效应、实际汇率及汇率风险对出口呈负效应的结论，并结合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给出对服装出口行业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服装出口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汇率的变化对国家的内外贸易带来的影响日益显著。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重要的综合价格指标，它的变化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以及一国国内经济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国汇率体制第一次进行重大改革，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人民币一步并轨到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上升。

2005年7月，我国政府实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被称为“第二次汇改”。

人民币由基本盯住美元转换为参考一揽子货币。

之后,人民币在加剧的波动中保持升值趋势。

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压力，而服装出口行业作为我国出口产业的大项，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必然会造成对我国服装出口行业的冲击。

而从1997年到2008年，这11年间，广州服装出口整体呈现不断增加态势。

服装业出口额从155285万美元增长到348386万美元，11年间增长了近2倍。

特别是在2006年，由于国家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服装业的税率下调2个百分点，这项措施极大的促进了服装的出口。

同时，广州的服装出口额占到全国比重的8%以上，说明广州在服装业出口占有比较大的优势。

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广州市服装业对其它各行业的拉动系数总和为1：

2.52，全国的拉动系数为1：

2.17；同时其影响力系数为1.12，超过各行业影响力平均值12%，表明纺织服装业在广州对整个地方经济仍然具有较大的带动效应。

广东是一个外贸大省，而服装业是广东外贸的主要产业。

近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提高服装业的成本，降低服装的国际竞争力。

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广州服装出口行业的影响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

在金融理论中，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有着相近的探讨。

一般认为，汇率变动将对商品出口价格和数量产生影响。

重商主义学派以货币的拥有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因此主张鼓励出口而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流入并减少货币流出。

本币贬值是对外人有损但对本国有利的。

Marshall、Lerner以此为基础，从商品市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贸易收支水平的J曲线效应。

完善了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而引起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J曲线”时滞效应。

随后引发从进出口需求弹性的大量研究，将进出口的波动分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方面，将实际汇率作为主要影响价格效应的因素构建模型。

Meade（1951）的研究讨论了如果Marshall-Lerner条件不存在，货币贬值会引起贸易量的减少的可能性。

Cooper（1971）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这一观点。

Diaz-Alejandro（1963）在他的研究中介绍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货币的贬值可能会引起出口暴利的增加。

如果名义工资和价格上涨滞后，利润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工资的高，则国家储蓄会上升，实际产出减少。

Krugman、Taylor（1987）以及Barbone、Rivera-Batiz（1987）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近年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全球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机制时代，而针对汇率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从原来对汇率的水平变动（即汇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影响研究，逐步转换重心到汇率波动性（汇率变动的剧烈程度）的影响问题上。

汇率变动波动性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结论尚未有确切的定论。

经典的观点认为，汇率变动的波动性会给一国贸易带来消极的影响。

如Hooper、PeterandKohlghagen（1978）的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导致贸易中的风险增加，风险厌恶的厂商会减少其贸易量，由此产生负效应。

Gagnon（1993）建立了动态优化模型，规避汇率风险的贸易商通过调整成本、理性预期，从而引起的抑制各种的贸易参数值的行为。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汇率变动的波动性会为一国贸易带来积极的影响。

Viaene和deVries（1992）引入远期期权理念，当存在一个发展完善的期权市场，未执行的商品合同相当于期权，风险越大，收益越大。

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当前账户的情况。

Kroner,K.F.和Lastrapes,W.D.（1993）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风险爱好的厂商会相应地增加他们的贸易量，由此产生正效应。

Dellas和Zillberfarb（1995）认为，一定程度的风险厌恶反而会增加令厂商增加其贸易量。

根据他们的理论，风险的增加会要求贸易商增加其出口获取更多的收益来抵免汇率风险引起的损失。

然而，亦有人提出不同以上观点的看法。

Cote（1994）则认为大量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汇率波动性同贸易之间明确的系统关系。

（二）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

根据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大量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

由于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收到众多假设条件的制约，尽管所用的模型和数据相似，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大多数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支持汇率贬值能改善国际贸易收支这一结论，如Bahmani-Oskooee、Brooks（1999）运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及贸易伙伴的研究，Cushman（1988）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的研究，Boyd（2001）对八个OECD国家1975-1996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单方程ADL模型检验实际汇率波动与出口之间的关系。

以及Lal、Lowinger（2002）对东南亚国家的名义有效汇率和贸易平衡的研究等。

在我国，亦有大量的学者做实证分析给出支持的证据，如谷宇、高铁梅（2007）本文通过建立GARCH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及其对中国进出口的长短期影响，指出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显著不同反映了中国经济内外需求不均衡,贸易结构、贸易方式不合理等经济中深层次矛盾。

文德（2009）根据J曲线效应理论对出口模型方程进行了滞后期处理，建立了新的出口模型方程，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在长期对我国出口有稳定的抑制作用的结论。

李广众和Lan.P.Voon（2004），采用似不相关估计方法对我国出口商品需求方程系统进行了估计,估计了人民币的购买力评价基础上中国实际汇率错位水平，并指出汇率错位则在大多数分析中表现为对出口具有不利影响。

对于汇率贬值能带来积极影响的观点，Pozo（1992）运用了DF检验和PP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关于90年代的汇率的考察和Arize（1955）运用ARCH模型对美国出口的研究等，都给出了相应支持的实证分析。

封福育（2010）通过建立和估计门限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当汇率波动幅度小于1.26%时,实际汇率贬值,我国的出口贸易量将增加，而超过1.26%汇率与出口贸易则无显著关系。

王聪（2010）通过对我国出口贸易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汇率的增长会引起出口的增长，但出口与汇率却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张军、李君君（2010）文应用ADF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证明明汇率波动率的增加会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门明、刘腾（2008）通过构建了一个广义上的出口贸易企业,其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其产量由进口资源和本地资源的使用量共同决定,而成本函数由产量和汇率决定，并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方法支持了汇率波动率增大会促进我国的出口这一观点。

然而，亦有相当数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汇率变动与进出口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上述传统理论研究并不成立。

如Rose、Yellow（1989）运用美国1960-1985年的季度数据分别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弹性和美国总体贸易弹性进行估计的实证分析。

Krugmen（1989）对1985-1987期间美元汇率及美国的贸易赤字的研究等。

Asseery、Peel（1991）也在他们的研究中支持了这一观点。

董艳军（2010）采用ARDL模型分析中国汇率传递效应问题，指出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对汇率传递影响不够显著。

在我国，也有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姚大庆（2007）通过构建了一个汇率不确定环境下的加工贸易企业模型，得出汇率波动幅度增加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生产的附加值的结论。

余官胜，杨文（2010）利用2005—2008年间月度数据进行VAR模型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减少私营企业出口占比，但在长期内却能提高私营企业出口占比;同时，在短期内人币升值会增加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然而在长期内却会减少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杨一琼（2010）以绍兴市出口贸易作为分析对象建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汇率的变动对绍兴外贸出口影响极小。

（三）汇率变动对服装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

李军峰、牛建高（2007）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河北省纺织品服装出口收入的影响作了回归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姚晓鸿（2007）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给出结论：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际配额制度的制约。

自身的优势长期被压抑，使得汇率变动的影响也难以体现出来。

张红英（2008）通过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中美纺织品服装出口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的关系。

贺立（2010）建立浙江纺织品出口的需求函数，纺织服装出口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完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服装出口有不利影响。

郭晓瑾、万红先（2008）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有显著影响,且其对进口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出口的影响。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从基本的现实背景出发，针对已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问题。

针对以往有关汇率变化对服装出口行业影响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把出口额与汇率、外国收入、汇率风险建立模型，运用平稳性检验、ARCH模型，建立ADRL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其影响，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给出对服装出口行业的政策性建议。

（二）论文结构

第一部分：

引言，简述选题背景与意义

第二部分：

文章综述，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并指出现存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第三部分：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简单概括本文思路与结构

第四部分：

本小组进行调查后对广州服装市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为模型的建立提供微观层面的支持。

第五部分：

介绍模型的选取与构建原理。

第六部分：

数据的处理，把出口额与汇率、外国收入、汇率风险建立模型，运用平稳性检验、ARCH模型，建立ADRL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其影响，并解释其背后的经济含义。

第七部分：

在第六部分的基础上，对服装出口行业提出短期和长期政策性建议。

第八部分：

记录文章参考文献及数据统计表。

四、汇率变动对广州服装外贸出口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对人民币汇率与广州服装出口额这两个变量作了观测：

图表12005年1月-2010年4月人民币汇率及广州服装出口额变化曲线图

通过资料搜集以及文献的查阅，我们了解到大部分实证分析都认为汇率的波动性对一国的出口有负影响。

而观察图表1，在排除了季节性的影响之后，我们观察发现，从2005年起，汇率呈现出明显的升值趋势，而广州月度的服装出口额则呈现略微萎缩的颓势。

由此可初步推测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广州服装出口市场存在一定负效应影响。

为获得微观层面的支持，我们通过对广州最具代表性的服装出口市场—流花服装出口市场的调查。

经过对流花服装出口市场的11次调查实地调查，我们对流花服装出口市场的运作模式及其发展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以下是对流花服装出口市场的现状的一个描述和分析。

（一）市场总体情况

据经理陈先生透露，流花服装出口市场一共有7层，其中3层是做服装批发，一共有1000多家服装店铺。

地下的一层有接近400家，其他两层各有300多家。

我们在三层里面一共抽取了205间店铺作为调查样本。

其中，有66.8%的商家是在2000年后才进驻，有50%的商家集中在03年到04年之间进驻流花市场。

而90年代就已经在流花落地生根的，流出的情况比较高。

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

1、销售商：

有大约55.6%的商家是自主设厂，接收订单后自行生产的，而其他大约41.98%的商家主要是负责接订单，接收订单后需要其他工厂进行加工组装。

2、买家：

流花服装出口市场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来自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美国、非洲，有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其他省份。

3、贸易公司：

大部分的商家只是担当着接单生产这一任务，而出口到外国这一中间过程，则是通过贸易公司来操作。

（二）基本经营状况分析

在调查的过程中，大部分商家认为，流花市场最繁荣，生意最好的时间集中在2004年到2008年这段区间；而在2009—2010年，商家都普遍认为利润下降了，订单量的下降在15%到30%之间，最高的下降幅度高达50%。

1、租金的影响：

流花服装出口市场参与的企业的流动性十分强，这里的流动性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外来参与企业的进入和内部参与企业的流出；二是内部参与企业店铺位置的互相流动。

对于第二种情况来说，这主要是由于同一层不同位置的不同租金，不同层同一位置或不同位置的不同租金的影响。

如首层面向人行道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位置，租金基本上是在20000元/月;而在里面的位置最低的租金也要10000元/月。

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逆市而行，带动铺租的上涨，流花服装市场租金顺势而涨，服装出口企业因此面临更严峻的成本压力。

2、原材料成本的影响：

图表2棉花成本上涨比例

在原材料成本中，棉花的成本占比为40%左右。

根据我们的调查，37.6%的商家表示棉花成本上涨达15%，更有4%的商家称其棉花材料成本上涨高达30%--40%。

也有小部分商家称，由于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其服装的成本上涨1—2元。

棉花价格早在2009年秋季开始逐渐上涨。

中国棉花协会信息部主任王爱芳称，“截至目前，与2008-2009年度平均价格比较，棉花价格上涨了30%，同期涨幅则达到40%-50%，是十年来历史最高点”。

根据中国棉花网发布的最新信息，7月6日，国内现货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Index328）18383元/吨，相比去年底已上涨了近4000元。

作为纺织工业的原材料，国内棉花95%用于纺纱，棉花从籽棉、皮棉到纱线，最后织布、印染、成品、出口，有着广泛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目前原材料的涨价正不断向下游传导，使服装的成本上涨。

3、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被视为我国特殊的“比较优势”，并且成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

服装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基于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服装业因此而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行业。

据我们了解，商家普遍认为，2009年到2010年，服装生产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区间为5%--15%，最高上涨20%。

可见服装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正逐步流失，我国外贸服装因劳动力优势而形成的价格优势在可预见未来不断削弱，这又加重了服装出口企业的生存压力。

4、竞争的影响：

图表3企业竞争对手占比

调查发现，有80%的商家称，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为流花服装出口市场内的其他商家。

这说明，伴随我国服装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对手的增长，我国服装产业内部竞争压力不减反增，我国服装出口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

5、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

图表4人民币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占比

据调查，有66.8%的商家称，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他们的价格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与此相对的，有接近30%的商家称，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使他们的服装的价格提高了1—2元。

这说明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流花服装出口市场的服装价格的影响不大，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只是带来了订单数量的减少，从而减少了商家的利润。

以上的几方面影响说明：

经营成本（租金）、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大幅提高，市场竞争压力巨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销售商的订单量减少，从而导致利润下降。

（三）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影响

图表5结算货币比例

流花服装出口市场上，有53.7%的销售商是以人民币结算的，有7.7%的销售商是以美元结算的，有38.5%的销售商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同时也可以进行美元结算。

这一数据说明，无论是外国买家还是本国买家，基本都要通过人民币来结算，外国买家需要用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行结算。

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外国买家要花费更高的成本来购买商品，从而使得销售商的订单量减少；而本国的商家依然要用人民币来结算。

调查资料显示，28.3%的销售商认为，在2007年—2008年这段时间，买家跑单严重。

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影响：

由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波动会伴随着汇率风险的产生，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汇率风险共同承担，而服装商品交易多数使用人民币结算。

外商需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付款。

但若果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过大超出外商承受能力范围，外商可能拒绝付款，服装出口企业则因此承受应收账款损失。

因此，人民币的汇率风险也是影响订单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初步结论

1、外贸服装价格基本呈刚性

尽管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对服装的价格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订单量上面有所下降。

同时上面提到，受到经营成本（租金）、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大幅提高，这两方面主要因素的影响，使服装的成本顺势上涨，利润空间下降，服装出口企业降价空间压缩，出口服装长期依赖的价格优势削弱。

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巨大，服装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提升商品价格的选择将会是企业雪上加霜。

由此观察，由于来自成本压力和市场压力双重压迫，我国外贸服装价格基本呈刚性，议价空间一般只有1-2元/件的微小幅度。

2、流花服装出口市场属于LCP模式

真正意义上的定价权指的是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就是说价格在一定范围的变化不会产生替代效应。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得到影响服装出口额的主要因素是外国收入水平、实际汇率、汇率风险等三个因素。

我们将通过对其进行ADF平稳性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自回归滞后模型估计广州外贸服装出口的需求方程，从而进一步分析汇率变动对服装出口的影响。

五、汇率变动对服装出口影响模型的构建

（一）构建出口需求ADRL模型

传统的出口需求理论认为，一国的出口主要受进口国收入水平和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

进口国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反映在该国的GDP水平上，因此我们将用外国的GDP来表示外国收入水平对我国产品的需求程度；而在出口产品的本币定价不变的条件下，出口产品价格对出口额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汇率水平的变动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以来,汇率变动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二是汇率波动性所带来的无法预期的汇率风险。

理论上,汇率水平和汇率风险均对出口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将三者同时引入出口需求函数。

另外，为了能够准确反应出口市场情况，我们以某地区出口额/总出口额作为权数，将各国或地区人均GDP进行加权平均代表国外实际收入，为了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实际汇率作为解释变量。

故我们将出口（ex）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外国实际收入（ry）、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汇率风险（roer）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出口需求方程基本形式如下:

（1）

其中,

由式

（1）可知,外国实际收入与出口成正相关关系，当外国实际收入ry增加时,出口额ex同样增加;实际有效汇率reer下降（贬值）将使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上更加便宜,从而刺激出口ex的增长。

至于汇率风险对出口的影响，至今尚未有定论。

DeGrauwe（1988）指出,如果生产商只是轻微的风险厌恶,他们将减少出口生产,因为更高的汇率风险减少了出口收入的预期边际效用。

然而,如果生产商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他们将担心可能会有最坏的结果，这意味着汇率风险上升将提升出口收入的预期边际效用,因为生产商将考虑增加出口以避免收入流的灾难性下降；另外一些模型支持正效应结论,认为更大的汇率风险创造了获利机会,汇率波动越大,获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增加了贸易量，出口可以被视为在有利条件时行使的期权,汇率波动增加时,期权的价值也在增加。

可见，理论界尚未真正把握汇率风险对一国出口的影响，其效应尚不明确，可能为正效应，也可能为负效应。

ARCH/GARCH模型全称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它们提供了一种对波动性的观测。

参照Kroner、Lastrapes（1993）、Arize（1995）、Boyd（2001）、Kandil、Mirzaize（2005）、陈龙江、黄祖辉（2007）等人的研究（均采用ARCH或GARCH模型对汇率风险进行估计），从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用这种模型估计出来的汇率波动具有高度的持久性，并且一般不存在单位根。

这意味着，汇率波动可能是不平稳的，在进行回归之前还需要一阶差分处理，或者当存在协整关系时，需要进行模型的修正。

然而，条件汇率波动的持久性有可能是虚假的，这将会导致不必要的一阶差分或是不正确的误差修正模型。

而ARCH模型恰恰捕捉到了这个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如汇率波动性等对时间序列异方差的金融分析当中。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经济活动主体的决策与行动都需要一个过程，价值人脉生活习惯的延续、制度或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预期效应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往往存在时滞现象。

根据自回归理论，当期出口额应该会受到前几期出口额的影响。

当汇率变动,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所引起的出口商的调整行为（包括价格调整、生产调整再到出口调整等行为）以及该调整行为的效果显现（即出口额上升或下降）将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即存在时滞效应，则当期的出口额将受前面几期汇率变动的影响，而当期汇率变动的影响也将在过后几期才显现出来。

同样地,汇率风险对出口额的影响也存在一个时滞问题,当汇率风险发生变动，不管是风险偏好型的出口商还是风险厌恶型的出口商，在决定增加或减少贸易供应量之前,都会对该调整行为所带来的成本和所创造的利益进行权衡，然后才逐步采取调整行为，因此出口需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显著变动。

这都说明,当期出口不仅受到当期,而且也受到前几期各变量的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结合了动态经济模型中的自回归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构建j阶自回归和外国实际收入滞后k期、实际有效汇率滞后l期、汇率风险滞后m期的自会去分布滞后模型，并采用衡量汇率风险的GARCH（1,1）模型，同时对除了汇率风险之外的其余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取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趋势的影响，用

表示汇率风险的波动性。

故该出口需求ADRL模型为：

（1）

均值方程：

（2）

条件方差方程：

（3）

其中GARCH（1，1）模型为式

（2）和式（3），用以估计代表汇率风险的条件异方差

再代入式

（1）的出口需求方程中,观察其对出口的影响。

我们可从方程

（1）中系数

和

的统计显著性和符号来判别出口与汇率及汇率风险之间的关系。

如果

，则说明汇率下降，从而使出口额增加；如果

则说明,汇率风险的下降将增加出口额；反之，

那么表示,汇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