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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之流1998年波澜不惊的1043点

似水之流:

1998年波澜不惊的1043点

杨骏:

资本市场的一段江湖传奇

“错愕!

惊叹!

悲伤!

”杨骏去世后,私募大佬但斌在其博客上写下这样沉痛的悼文,哀叹一个时代结束了,他是杨骏的旧部。

追悼会上,前君安证券董事长、人称“君安之父”的张国庆的“祭杨骏”则更加动情:

“1992年盛夏,经友人推荐,我第一次见到杨骏时,最打动我的,就是他极富感染力的笑。

当他望着你时,那是整个眼睛在笑,在放光,像个天使般的,童真而无邪……杨骏志向高远,特立独行,因而难免孤独。

性格单纯,依心而动,率直而为,因而人生洒脱。

杨骏,君安证券前总裁、深圳晓阳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他开创了国内证券专业研究的先河,三十多岁出任君安证券总裁,旧部们称他是“君安投行业务的奠基人、研究所的创始人、资产管理业务的开拓者”,转投私募后,发行了最早一批阳光私募产品。

他的门生众多,私募界有天马投资康晓阳、尚雅投资石波、保银投资王强、尚诚资产肖华、东方港湾的但斌等,公募基金有富国总经理窦玉明、海富通副总陈洪等,券商有国泰君安的陈耿、长城证券的叶烨、国海证券的齐国旗。

最辉煌的岁月君安少帅时代

1989年毕业后,他来到深圳,最早就职于深圳招商局和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据称当年深圳证券市场三分之一的新股发行由特区证券公司承销,杨骏几乎包办了特区证券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编制;1992年加盟君安证券,先后主管证券发行承销、资产管理、经纪和证券研究业务,1997年三十出头即出任君安证券总裁。

据业界人士回忆,那时年仅30岁的杨骏,“英俊潇洒,气度不凡,颇有少帅的风范”。

并指其当时虽然年轻,“但言谈举止却颇为老成干练,下属对其极为敬畏”。

杨骏担任君安证券总裁后,每年7000万预算亲手创办了100多人的君安研究所,开创国内券商研究风气之先。

君安研究所也被业界公认为证券研究机构的“黄埔军校”。

他说:

“一个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研究”。

他的目标是野村证券,那时候,周围的人们还在忙于淘消息、抓、追庄家,顶多也就是琢磨一下技术图形。

可他从1994年就开始研究巴菲特、索罗斯的英文版原著。

后来他的旧部回忆道,杨骏曾将自己当老总后第一年的奖金拿出来分给员工,还将自己赚的钱投入到业务部门。

天马投资康晓阳曾说,“我以为自己受到了杨总的关怀,与老同事们交流后发现,每个人都受到过杨骏的恩惠。

他培养人才的方式对我日后的创业影响很大。

在君安短短的7年,杨骏辅佐张国庆做大自营业务,倾力发展投行购并顾问、海外融资等大业务,据公开数据,到1997年底,君安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名列全国第一。

1998年国泰与君安合并的时候,君安证券净资产规模已经从6000多万壮大到了20多亿元。

1996年的重仓深发展让杨骏扬名立万,此战过后,君安自营资金规模从数亿元飞涨至数十亿元。

杨骏后来说买深发展的原因是“发现深发展1997年每股利润1元,股价最低时低至6元,市盈率还不到10倍,更了解到它高速成长,隐藏了很多利润。

”毕业后杨骏在招商局投资公司做了一年投资分析,并随后转到特区证券公司专事B股的发行,这使他非常重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研究,在当时投机狂潮中并不多见。

1997年5月份深成指6000点,杨骏在2天内沽空君安证券所持的上百亿元证券组合,在他沽空后第三天,市场见顶大跌。

成功逃顶后,君安证券投资组合除了40亿元B股外都是现金。

“假如所有的理由都支持出货、只有一条理由是大家都还在疯狂而支持持有的话,当然出货。

”后来杨骏是这样说的,并称没有获得任何内幕消息,完全是个人判断。

1998年“君安事件”后,杨骏离开,自立门户组建了晓扬科技。

“6000点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的点位”

2001年,杨骏在香港成立晓扬投资管理公司,主要投资香港股市。

2005年5月,晓扬投资与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合作,在港推出晓扬成长基金。

这期间的四年恰好是A股的熊市,可是杨骏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得相当出色。

据称,晓扬投资年均投资回报率在30%以上。

2006年10月,晓扬投资与平安信托合作的信托计划浮出水面,成为A股市场上最早一批发行阳光化信托产品的私募。

杨骏也借此重回A股。

他说,“今后一二十年,我和我的团队从此只看中国。

2008年,杨骏出现在国泰君安证券的投资策略会上,他做了数十分钟的发言,“今年的投资很难做,可能不投资是最好的策略。

”尽管如此看空市场,他旗下的基金依然保持了一定的仓位,在这一年的熊市中基金净值缩水严重,2只在港基金亏损57%,3只A股信托产品亏损56%。

09年4月,晓扬投资向客户宣布易手旗下3只信托产品,转由私募机构淡水泉公司代为管理,并表示:

“内地的投资方式不适合我,我们更擅长投资港股。

6000点是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的点位。

在杨骏的私募时代,他还积极的投身慈善实业。

2007年6月,晓扬投资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晓扬教育资助专项基金”,用于资助中国内地贫困学生。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他以晓扬投资的名义在深圳私募基金界率先捐款。

据深圳金融顾问协会秘书长李春瑜介绍,汶川震灾,晓扬投资首期便捐100万,是私募基金业界最多的。

杨骏每年还拿出公司盈利的20%来做慈善,让公司员工的太太负责寄钱,资助的对象是贫穷地区因家里穷而上不了大学的女孩子。

为什么只资助女孩子?

杨骏的意思是,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很多贫穷家长只供儿子上大学而让女儿去打工挣钱,很不公平。

“6000点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的点位。

一语成谶。

2009年6月22日,杨骏因病去世,终年44岁,至今A股也还没有再走到6000点。

在杨骏在悼念书《传奇一生》上这样写着:

“无论是市场低迷,还是景气高涨,杨骏始终头脑清醒,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

在他的带领下,君安证券迅速成长为业内翘楚,创造了许多投资神话和经典传奇。

数百人的君安旧部自发赶赴上海龙华殡仪馆为杨骏送行,“不仅仅是吊唁杨骏,也是吊唁君安证券,那个早已逝去、值得怀念的年代。

《证券法》艰难面世

《证券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国际惯例、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而非由政府某个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

《证券法》起草工作始于1992年。

促成《证券法》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这一事件使国内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以规范证券市场的意愿占取上风。

正因此,防范风险成为《证券法》主导性立法思想。

也因此,业内一直有批评声音,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过多强调了防范风险,限制性条款和禁止性的条款比较多;二是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规定不够,有关民事赔偿方面的条文更是没有具体实施规定。

因此,2003年,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机构,启动对证券法的修改工作。

这次修订涉及五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是关于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问题;二是现货交易问题;三是融资融券问题;四是国企是否允许炒股的问题;五是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问题。

2006年1月1日,新的《证券法》开始实施。

时过六个春秋易稿不下数十次

《证券法》起草小组于1992年夏季成立。

七届人大会议提出,要参照国外立法的经验,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较为完善的《证券法》,以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和发展。

8月,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证券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

1993年8月,草案完成。

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以13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高票获得通过。

从证券法起草到证券法出台,前后经历了6年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了五次。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王连洲后来回忆证券法的立法过程,感慨万千,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不容易。

“证券法是我国最贴近市场脉搏、最触动权益行为的第一部经济法律,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同时也是第一部首先由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牵头组织起草、而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经济法律。

也许正是证券法独特的起草组织形式,注定了它出台坎坷而曲折的历程和命运。

证券法从起草到表决通过,跨及七、八、九三届人大,时过六个春秋,易稿不下数十次,共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审议,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王连洲指出,在证券法起草的整个过程中,对这些关系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并非曾经没有涉及过、没有考虑过、没有研究过。

出台的证券法之所以做出了取舍,主要是基于当时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特殊环境的考虑,当然也不排除参与起草的有关人员对证券市场总体把握和立法水平存在的局限性。

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客观地讲,与证券法的规定有遗漏或者说不妥当,不一定能扯上多大的直接关系。

相反,证券市场的股权割裂、幕后交易、操纵市场、信息欺诈、侵害投资人利益等行为正是证券法本身所严禁的。

新《证券法》出台

《证券法》是199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在该法实施后仅仅两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31位代表即提出修改建议,随后修法呼声日显高涨,成为历次“两会”关注的焦点。

2003年7月1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机构。

同年8月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证券法》修改起草组开始向社会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

邀请中国证券业协会、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以及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新闻界以及部分群众代表参加,听取社会各界对证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研讨证券法修改的主要问题。

2005年10月24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修改后的《证券法》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通过第三次审议后,历时2年零3个月的《证券法》修改工作随着立法程序的结束而告一段落,实施了6年半的《证券法》被修改后的新《证券法》取而代之。

和旧《证券法》相比,新《证券法》赋予了证监会更大的权限,多数市场人士给予这部新法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但也有一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吴晓求认为“新《证券法》的最大突破是删除了原来的一些僵化、过时的规定,与此同时做了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显然这些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

所以,这次《证券法》带有鲜明的过渡色彩,很多东西并没有到位,并不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证券法》。

”他认为这样一部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只是过渡性的《证券法》,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

再过几年,当市场更加成熟了之后,就会有一部真正和国际成熟市场相对接的《证券法》出台。

郎咸平对新《证券法》给予的评价也不高,“中国不缺法律、不缺条文,缺的是有效的执行。

”他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美国证券法律中有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值得中国借鉴:

一是辩方举证;二是集体诉讼。

所谓辩方举证,指的是美国认为上市公司只要一上市,就是有罪。

所有做法都是有罪的,除非证明清白。

而正是因为不能证明无罪,所以就不敢犯罪。

只有在这种严苛的法律环境下,股市才能减少内部交易、操纵股价等行为的发生。

而集体诉讼有几个原则:

第一,小股民和上市公司打官司的话,双方各自负担自己的成本,胜诉或败诉都不需要负责对方的;第二,小股民可以不付钱,打胜了之后再付,打败都不付;第三,小股民控告上市公司,只要一名股民控告就可以了。

这个股民控告的结果,如果成功的话,利益归于全体股民。

在他看来,《证券法》只有包含了上述两条才能真正做到保护中小股民。

细数资本市场近些年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建设依旧是滞后市场的发展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需要更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不可能要求什么事情都一蹴而就,也许道路是漫长的,但是我们希望看到不停止的进步,保护大家脆弱的投资心灵。

中国股市:

态度决定一切

股民中有句话:

“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还有一句话叫做:

“态度决定一切。

”当然,这个态度不是你我的态度,这个态度是政府的态度,其实就是政策面,这个态度对中国股市至关重要。

假如你炒股不会察言观色,不会分析政府的态度,看不懂政策面的变化,你的收益可就悬了。

我们说过,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短短这些年的发展,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的有形调控之手通常也就左右了市场的这个无之手,1994年的三大救市政策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尝试干预市场的初次救市,此后的市场涨跌,政府都会在此前或多或少的表明一下态度,而且其表明态度的方式多种多样。

1996年的牛市行情启动前,国务院领导在听取了证监会关于股市的情况回报后,批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其遣词造句与以往相比发生很大变化,“适当加快”这个词语透露万千玄机啊。

之后央行两次大幅降息,更是对这个态度的肯定,股市快速反弹了。

这一轮的行情在1997年结束,96年有证监会的十二道金牌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但是疯牛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再度前行,于是在97年4月的时候,证监会发出通知,明确当年为“证券期货市场风险防范年”,释放了风险信号,之后上调印花税、增加新股发行额度,市场终于下跌。

在1999年519行情以前,央行连续6次降息,证券法通过,之后国务院通过的救市六大政策直接拉开了519行情的序幕。

519行情的终结,也是政府对股市泡沫的一次挤压以及对市场发展的修正,这一轮的上涨中,股市中的各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上市公司、基金公司、投资者风险教育都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市场中各种大案要案的处理其实已经表明了管理层痛下决心整治市场的意图。

在2005年的这轮行情启动前,国家出台了国九条政策,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投入市场的资金比例,下调了印花税。

而后2007年探至6142点后进入下跌态势,在此之前,07年6月至10月期间的CPI平均增幅比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1.65%,国家已多次提示经济面临过热风险,央行也采取了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但收效甚微,终于,伴随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股市也一起调整了。

如今的投资者,大多数经历了牛市和熊市的双重洗礼,风险意识已经开始加强。

要像很好的会比风险和取得收益,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必须时刻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了解政策面蛛丝马迹的变化,如果只靠所谓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来炒股,难免会陷入被动的局面,也是对自己投资的极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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