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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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

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以阿裔美国人的游说为例

潘亚玲

【英文标题】EthnicLobbyingandPatriotismoftheImmigrantsinAmerica:

ACaseStudyofArab-Americans

【作者简介】潘亚玲，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关键词】美国政治/游说/阿裔美国人/爱国主义/巴勒斯坦问题

冷战结束后，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一趋势将因奥巴马当选而得到强化。

美国学术界对族裔游说的观念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消极派占据上风。

消极派认为族裔游说有损美国国家利益，质疑为其母国利益游说的族裔的爱国主义。

因此，在不同处境下的族裔游说团体要么选择消极游说——处境不利时首先致力于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要么选择积极游说——无须担忧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时正面促进其母国国家利益。

阿裔美国人游说的发展过程就是经历了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两个阶段的一个典型。

世界政治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丧失明确的外部“敌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这一方面导致美国不断试图找出新的敌人，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打开了游说空间。

在此背景下，各族裔团体（ethnicgroup）的游说活动也明显增加，其中尤其明显的是犹太裔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等。

美国国内对于族裔团体的游说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有利于推广美国民主，也有人认为这将导致美国国家利益屈从于不同族裔的母国（移出国）利益。

换言之，族裔游说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族裔游说与爱国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

本文试图从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游说努力，对这一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的两难

   冷战结束后，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产生了大量争论。

这一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世界各地移入美国的大量族裔团体将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美国外交的决策。

鉴于移民与其母国的特殊情感甚至两者之间的物质联系，族裔游说涉及移民是将美国还是其母国的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的问题，或者说移民的爱国主义对象到底是美国还是其母国。

如果将美国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倾向纳入考虑，族裔游说将面临爱国主义的重大困境，即必须在表现（对美国的）爱国主义与促进母国利益之间实现平衡，这迫使处于不同地位的族裔游说团体采取完全不同的游说策略。

   美国有关族裔游说的争论主要分为两派：

积极派和消极派。

积极派代表人物约西·谢恩（YossiShain）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中大量涌现的族裔游说是件好事；它标志着这些团体在“今天的美国生活中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愿意“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发出有意义的声音”。

谢恩认为，作为联系美国与其母国的桥梁，族裔游说有助于促进美国国内价值观的海外推广。

①另有美国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向更多普通公众开放，促进了族裔团体的政治参与和游说活动的增加。

这有利于美国民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对此表示宽容。

②

   相比之下，消极派的力量比乐观派大得多，渊源也更为流长。

例如，早在1977年，美国遏制战略制定者乔治·凯南就指出，冷战期间，族裔游说团体为了其母国利益而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压力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这未必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但事实上，族裔游说团体并不那么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回事。

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担忧也导致了对族裔游说的消极观念。

例如，消极派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使美国社会和政府丧失了方向，导致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顶礼膜拜”，进而主要以族裔游说为形式的族裔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

尽管族裔游说团体的利益可能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

但亨廷顿认为，他们“往往牺牲更大的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④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族裔政治影响力的担忧也是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一个写作主题。

⑤

   消极派往往质疑族裔团体的爱国主义，认为族裔游说团体“往往将其母国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

⑥托尼·史密斯直接将其对族裔团体政治影响力的研究称为“忠诚外国”（ForeignAttachments），认为“族裔团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比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族裔政治参与的消极后果可能压倒其积极后果。

⑦在他看来，更严重的问题似乎是，在面对这些力量时，如何维持适当的政府自治，以保证政策与共同善的要求保持一致？

⑧另一项研究从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角度印证了这一担忧：

普通公众对外交政策要么缺乏兴趣、要么缺乏了解，只有5％的美国公众对特定时间里的特定外交政策——不包括与战争或和平相关的关键问题——态度“积极”，这使那些组织良好的族裔团体有可乘之机，他们可在特定问题上高度动员，从而获得相当大的政策影响力；⑨政客们可能无须害怕他的其他选民而对族裔游说团体妥协。

⑩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

》中更直白地警告，美国国内敌对的族裔可能引发“代理战争”，在其为各自母国利益而游说时相互攻击，完全忘记了自己应当首先热爱美国。

（11）

   消极派质疑族裔游说团体的爱国主义，在美国普通公众中能引起强烈共鸣，因为美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化爱国主义的倾向。

（12）对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操作在移民身上更易于发生，原因在于移民拥有两个“祖国”的特殊事实。

美国人一向担忧外国移民的爱国主义，因此也一贯强调，移民不能在忠于美国的同时也忠于其母国。

例如，在1907年一次演说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必须坚持……（移民）必须在每个方面都成为美国人，纯粹的美国人……这里不能有可分割的效忠。

任何声称自己同时是美国人和其他国人的人，根本上都不是美国人。

我们只能有一面国旗，即美国国旗……我们只能有一种语言，即英语……我们只能有一种忠诚，即对美国人民的忠诚。

”（1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人日益担心，愈发国际化的新移民将不那么愿意拥抱美国的文化或政体。

这种正出现的“跨国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意味着移民在其母国和美国的两种文化中徘徊，他们不纯粹地属于任何一个。

跨国联系消除了移民对美国的忠诚，进而妨碍甚至终止了其政治融入。

（14）因此，到美国的移民应当基于一种双向契约：

美国承诺尊重移民，并为其提供法律所保证的所有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移民必须保证忠诚、效忠于美国，这种效忠必须取代、并高于他们与其母国的任何联系。

（15）

   正是出于对移民忠诚的高度担忧，使得族裔游说团体的爱国主义极易被民族主义化。

族裔游说的确存在一种困境：

一方面，他们必须仅忠诚于美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为其母国利益而游说。

如果族裔游说团体在游说过程中未表现出充分的爱国主义（爱美国），或者遭遇到强有力的敌对性的族裔游说团体的抹黑，那么这一族裔游说团体的爱国主义便会被民族主义化，进而使其游说努力遭到失败。

这样，不管哪一个族裔团体在开展政治游说时，都必须首先强调和展现自身的爱国主义，强调其游说首先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其次才是符合其母国利益的。

   考虑到美国人更多倾向于以消极视角观察族裔游说，且存在着较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本文认为，族裔团体的主要游说策略可以有两种。

   第一种可称之为消极游说，它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游说活动，其核心目标是要么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避免被民族主义化，要么干脆远离争议性问题，仅为自身公民、社会等权利而游说。

当一个族裔团体遭遇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如冷战时期的印度裔美国人游说时面临的印度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印象，或遭遇强大的对抗性族裔游说团体的压制——如下文即将讨论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游说过程中面临的来自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的压力时，该族裔游说团体便须采取消极游说策略。

由于本身遭遇极大的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这些团体在为母国利益游说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往往会被对手描述为不爱美国或贴上其他标签。

因此，他们要么不涉足这些问题，即使涉足也必须首先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然后才能为母国利益游说。

   第二种可称之为积极游说，即正面地为促进母国利益而进行游说。

当一个移民团体并不面临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偏见或没有对抗性的更为强大的族裔游说团体的压制或抹黑，或当其获得了合法的游说理由时，它无需证明自身是否热爱美国，也无须担忧其爱国主义会被民族主义化，因此完全可以直接为了促进母国利益而进行游说，如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进入21世纪后的印度裔美国人等都是这样的典型。

   二、冷战时期阿裔美国人的消极游说

   阿裔美国人参与美国政治的历史相当长，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已经开始关注巴勒斯坦问题。

（16）整个冷战时期，阿裔美国人的游说同时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

一是强大的对抗性的犹太裔游说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国内对阿裔美国人的强大偏见。

因此，阿裔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消极游说策略，即抵抗犹太裔美国人的压制和抹黑，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聚焦点便是巴勒斯坦问题。

   对阿裔美国人而言，展开政治游说的第一大障碍便是强大得多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的存在，到今天仍是如此。

尽管犹太人口在美国只有约6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3％，但其中的94％都生活在13个关键的州中——仅这13个州的选票就足以决定总统归属。

而犹太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相当高，每次选举的投票率几乎都在90％以上。

今天，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更为强大。

例如，在第109届国会中，就有11位参议员是犹太裔（11％），而犹太裔众议员占到众议院6％。

（17）

   犹太裔美国人还组建了600多个游说团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联席会议（ConferenceofPresidentsofMajorAmericanJewishOrganizations，简称CPMAJO）、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PublicAffairsCommittee，简称AIPAC）、犹太公共事务委员会（JewishCommitteeofPublicAffairs，简称JCPA），以及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JewishCongress，简称AJC）等。

于1951年成立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更是迅速成为美国最大、最著名的一个游说集团。

根据1997年《财富》杂志对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调查，在美国所有院外游说集团中它的力量排第二位。

2005年《国家杂志》（NationalJournal）的调查也将其排第二。

（18）

   冷战时期，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对阿裔美国人游说团体大力压制，甚至予以抹黑。

仅从一个例子便能看出。

例如，1984年，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下，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查尔斯·佩西（CharlesPercy）竞选失败。

佩西参议员在多数亲以色列决议中都持支持态度，仅有两次小“错误”，一次是1975年末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对福特总统有关重新评估中东政策的声明的联名信上签名，另一次是没像其他人一样将阿拉法特称作“恐怖主义分子”。

（19）

   与强大的犹太裔美国游说力量相比，阿裔美国人游说力量就小了很多。

今天美国生活着约350万阿裔美国人，其中近一半聚居在五个州：

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歇根、新泽西和纽约。

但是，阿裔内部非常不团结，有近40％的阿裔美国人来自黎巴嫩、且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很大程度上并不支持反以色列的阿裔美国人游说活动。

阿裔美国人中真正活跃的只有约7万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高度活跃，其观念和关切得到了政治领导人和媒体的不成比例的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也相应的成了团结阿裔美国人的唯一重要事务，同时也是阿裔美国人游说中最重要的事情。

（20）

   由于强大的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力量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期建立的好几个阿裔美国人游说团体都在不到20年里停止了运作。

如阿裔美国人全国协会（Nation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