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第十章 清中叶的诗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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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第十章清中叶的诗文
第十章 清中叶的诗文
第一节 乾嘉间的诗派和诗人
在清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的文化政策统治之下,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家所代表的进步的学风、诗风和文风,不可避免地要朝相反的方向转变。
从康熙时代的阎若璩到乾隆、嘉庆时代大批的“汉学家”,他们的文字、经史之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钻进了故纸堆,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风。
他们以“实事求是”相号召,自以为有“求实”的精神,不知他们避开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只是从故纸资料到故纸资料,恰巧把经史之学变成另一种空疏无用的东西。
同时程朱理学,通过八股文考试制度和统治者的尊崇提倡,在王学被打击之后,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
诗风、文风离开清初现实主义的道路,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向发展,也是很自然的。
杭世骏于乾隆初年曾说:
“自吾来京都,遍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
大都絺章绘句,顺以取宠者,趾相错矣。
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从容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江岷山知晋州序》)。
这是当时脱离现实、庸俗苟安的士风和玩弄章句词藻,走向拟古主义、形式主义诗风、文风真实的反映。
从康熙晚年到乾隆中叶,在诗坛上发生很大影响的,首先是沈德潜所标榜的格调说。
德潜(1673—1769)字确士,江南长洲(江苏苏州)人。
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所作绝少成就。
他早年即以诗论和选家著名,他的《说诗晬语》,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这就是要求诗必须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
因此,他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必须“一归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须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
这就是要求诗人不要揭露矛盾和斗争,努力维护封建统治。
所以他选诗“既审其宗旨(诗道),复观其体裁(格律),徐讽其音节(声调)”,“而一归于中正和平”。
这个诗派,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它为当时脱离现实的诗风,找到了比“神韵派”更为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理论。
沈德潜的许多诗选,如《唐诗别裁》、《古诗源等》,体现了他的拟古主义的诗论观点。
但它们指陈得失,辨析源流,也起了一定的流传、借鉴古典诗歌的作用。
同时著名诗人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
他研究宋诗,作诗亦取法宋人,与沈德潜曾“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随园诗话补遗》卷十)。
他读书极博,特别熟悉宋元以来杂记小说,因而喜欢在诗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为饾饤锁屑一肖。
他生长杭州东城,有些近体诗,谧画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致。
但由于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现实内容,他的独辟蹊径的努力,适足以表现其形式主义倾向。
未曾沾染似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自成一派的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
他工书善画,当时不以诗文著名,但由于出身贫苦,久居民间,深知人民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也看到“吾辈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实在庸俗不堪,从而发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的大胆议论(《范县署中奇舍弟墨第四书》),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他的许多诗篇,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恶吏,如《悍吏》、《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
《偶然作》一篇,将“才子”的华贵与“民瘼”对照写来,尤见作者愤世不平的苦心:
文章动天地,百族相绸缪;天地不能言,圣贤为咙喉。
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名酒黄羊羹,华灯水晶球;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歌钟连戚里,诗句钦王侯;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
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时休!
秋寒室无絮,春日耕无牛;娇儿乐岁饥,病妇长夜愁:
推心担贩腹,结想山海陬。
衣冠兼盗贼,征戍杂累囚。
史家欠实录,借本资校仇。
持以奉吾君,藻鉴横千秋。
曹刘沈谢才,徐瘐江鲍俦,自云黼黻笔,吾谓乞儿谋!
这里作者指出统治阶级的“才子”骄奢淫佚的生活和人民所受饥寒压迫的痛苦的真相,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矛盾,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郑燮非常推重杜甫,认为杜诗“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爱国爱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
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他反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直斥提倡“文章不可说破、不宜说破”,“言外有言、味外有味”的娖娖“ 纤小之夫”的“自文其陋”。
这显然是对“神韵派”和“格调派”的指责。
郑燮的散文也独具一格。
“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
反对模拟古人,直达肺腑,是他的诗文创作根本的、一贯的精神。
他的《家书》,叙述家常,无所不谈,抒情议论,脱口而出,每多独见,比之于诗,表现了更多地打破陈规定矩、自由抒写的精神。
比郑燮更彻底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是稍后的著名人袁枚(1716-1797)。
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
他少年得志,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入翰林,出为溧水等县令。
三十三岁即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过着论文赋诗、优游自在的享乐生活,足足半个世纪。
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自由解放的。
他对当时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汉、宋学派都有所不满,而特别反对汉学考据。
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他还认为六经“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当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书》)。
这对当时埋头故纸、支离破碎的汉学家,实在是当头棒喝。
他主张诗写“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三)。
又说,“作诗不可以无我”(同上卷七)。
这就是说,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
在袁枚看来,“性情”是诗的根本,一切题材内容、音韵格律、语言风格等等,都是“有定而无定,恰到好处”即妙。
他宣称对于古今人诗,对于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诗,“无所不爱”,“无所偏嗜”,主要在看它们有无表现性情。
因此,他反对模唐仿宋、大谈格律、以书卷考据作诗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
他更不喜爱一切迭韵、和韵、用僻韵、用古人韵等等来束缚性灵,以文字为游戏。
袁枚论诗显然和郑燮一样,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响,但他的立论比之“公安派”要具体、系统得多。
对于清初以来的著名诗派和“神韵派”、“格调派”等等,他并不一笔抹杀,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优劣得失,对当时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诗风,确乎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
但他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终于不免陷入“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
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种形式主义结论。
袁枚的诗创作,确能如他自己所说,直抒“性情”,即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格调或以考据文字为诗的作品,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
“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雨来蝉小歇,风到柳先知”(《起早》);“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镇偏”;“绿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护短长桥”(《春柳》):
这些诗句,意境明晰,自有韵味,而又不像“神韵派”那样朦胧隐约,不着实际。
袁枚的佳作大抵就是这类近体诗。
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纪事的范围,所谓“行藏交际,具有于斯”诗在袁枚手里,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的点缀。
和袁枚齐名的诗人有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和蒋士铨(1725-1784,字心馀,江西铅山人)。
他们的论诗主张,基本和袁枚的相近。
赵翼议论较多,也有不少独到的风解。
他是个史学家,特别强调诗的发展、进化的观点,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成故”(《佳句》)。
因此他认为后来的诗总比前代的新,先后相承,各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瓯北诗话》卷十)。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
“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论诗》)!
这些见解,对盲目崇古的诗坛偏见,是非常有力的冲击。
只是他所强调的新或新意,虽与“世运”联系,但依然未着实际,主要指的是形式、语言等等表现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离开形式主义道路。
赵翼的诗,也有打破束缚、冲口而出的特点,但议论太多,语句亦觉沉重板滞。
蒋士铨作诗甚多,题材亦相当广泛,《京师乐府词》写下层社会风习见闻,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他以七言古体擅长,刻画景物,具有气势蓬勃、形象生动的特点。
但他的创作成就和影响也都不如袁枚。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人。
论诗主“肌理”说。
认为“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复初斋文集·延辉阁集序》);“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
这实在是为当时考据文士以故纸材料入诗寻找理论根据。
他说:
“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
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可见作诗重要的事,不在高举神韵,或死守格调,或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
他“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是与他的诗论精神一致的。
到嘉庆中,他成为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代表考据学派统治下产生的一个诗派,并影响到近代宋诗运动。
后一辈的著名诗人,有江苏武进的黄景仁(1749-1783);四川遂宁的张问陶(1764-1814?
)。
景仁字仲则,出身贫苦,一生不得志。
他的《观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门秋思》等,都系传诵一时的名作。
他怀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现了哀怨婉丽的独特风格。
“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他就这样忍受着抑郁和贫苦的折磨。
黄景仁诗所以传诵一时,在于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闷。
它的根本缺点,仍在于缺乏广阔的现实社会内容,不能深入揭露社会矛盾。
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他是“性灵派”诗人,诗风和袁枚相近。
他的名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写白莲教起义,虽然本能地诬之为“盗贼”,但他描写见闻,不仅流露了同情人民、厌恶官军的感情,客观上也揭露了“盛世”的虚伪和深刻的社会矛盾,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乾、嘉诗人,表现要摆脱上述主要诗派影响的,先后有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等。
黎简(1747-?
),,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
他是岭南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和画家。
自称“简也于为诗,刻意轧新响”(《答同学问仆诗》)。
诗中有画是他的诗最大的特点。
“七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
这是诗,也是画记。
他刻意创新,言人所不能言,确乎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但仍只是一条缺乏广阔的社会内容的小路。
舒位(1765-1815)字立人,号铁云,河北大兴人。
出身于官僚文士的家庭,中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后来“九上春官,座不得遇”。
舒位以为“人无根柢学问必不能为诗,若无真性情即能为诗亦不工”(陈裴之《舒君行状》)。
他读书极博,又奔波四方,接触现实社会生活也颇为广阔。
“读万卷书,未能破之;行万里路,仅得过之;积三十年,存二千首”(《瓶水斋诗集·自序》):
这就是舒位诗的实际。
他的诗以七古为尤胜,如《张公石》、《断墙》、《老树图》、《破被篇》等都很有名。
它的特点,在能冲破束缚,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这里且看他的《杭州关纪事》:
杭州关吏如乞儿,昔闻斯语今见之。
果然我船来泊时,开箱倒箧靡不为。
与吏言,呼吏坐,所欲吾背从,幸勿太琐琐。
吏言“君果然,青铜白银无不可”;又言“君不然,青山白水应笑我”。
我转向吏白:
……身行万里半天下,不记东西与南北。
问我何所有?
笛一枝,剑一口,帖十三行诗万首,尔之仇敌我之友。
我闻榷酒税,不闻搜诗囊;又闻报船料,不闻开客箱;请将班超所投笔,写具陆贾归时装。
……
这一首诗描写了杭州关吏开箱倒箧、搜索青铜白银、形同盗贼的戏剧场面。
微婉曲折地揭露了清王朝的现实政治社会的黑暗腐朽面貌,表现了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
全诗以三四言至五六言、七九言杂用,使口语的自然音节与诗的韵律节奏结合得相当自然,艺术上也达到成熟的境地。
龚自珍以“郁怒横逸”概括舒位诗,主要是指这种自由奔放、冲破藩篱的创造精神。
虽然他的诗思想还不够深刻,但已表现了乾嘉之际诗风的转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的。
王昙(1761-1817),一名良士,字仲瞿,浙江秀水人。
他是个举人,与舒位齐名,成就不如舒位。
他的“好游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马如飞,慷慨悲歌,不可一世”的狂放作风,与舒位“内行醇备,庶几庸德之君子”的风貌不同。
因此,他被目为狂人,终身潦倒,也甚于舒位。
王昙诗以《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琵琶三十二弦致祭于西楚霸王之墓》律诗三首为最著名。
兹录其一:
江东馀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
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
谁删本纪翻迁史,误读兵书负项梁。
留部瓠芦汉书在,英雄成败太凄凉!
同情项羽,抒发不平,“哭大王”实所以自哭,应该说,这种狂放的诗风对冲击封建束缚和腐朽诗坛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彭兆荪(1769-1821),字湘涵,号甘亭,江苏镇洋人。
他只是个秀才,一生不得志,晚年好读佛书,“自放于异氏”。
他认为作诗必须“先想我肺腑,乃入人肝胸”,又说:
“立言必根情,选字必撷芳”。
因此他反对模拟,不满意乾嘉以来的一些主要诗派:
“厌谈风格分唐宋,亦薄空疏语性灵。
”他早年曾随父到山西、河南等地,父死以后,多在外谋生,接触过较广的社会生活,对现实政治社会的腐朽面貌也有一定的认识。
他的《拟新乐府六首》、《田家》等反映现实的诗篇,艺术上虽无特殊成就,但毕竟是可贵的。
如《输租乐》:
输租乐,农人不乐士人乐;二顷不须田负郭,却向太仓充鼠雀。
……某乙租庸移某甲,势与县吏相倾压。
长吏无如何,逋布累累多。
公私各有利,遑复相谯诃!
独不见农夫担负官仓口,颗粒何能角升斗?
多寡一任量人手。
遗秉滞穗皆入官,鸠形妇子吞声还!
——《拟新乐府六首》之一
揭露官、绅互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农民的事实,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可惜他的发掘还不够深,也不够广,他的冲破传统的束缚的努力也是比较微弱的。
乾嘉时代,在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风统治之下,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等诗人虽然一般地说成就不大,但他们的独辟蹊径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他们代表着诗坛风尚的转变,是龚自珍的先驱。
第二节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因此得名。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1668-1749)开始建立的。
苞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
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的主张: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也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书货殖传后》)。
“义法”是方苞论文的唯一标准。
他所谓“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实际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
他所谓“法”,指的是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等。
从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来古文家在章法、用语上的一些成就的。
如章法上,他主张“明天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书萧相国世家后》);在用语上,他主张“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见《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
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洁”。
这样,虽不免洗涤过甚,陈规戒律过多,但还是便于学者掌握古文的写作方法的。
刘大櫆(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号海峰。
他补充了方苞的理论,以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论文偶记》)。
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既欲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又以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辞类纂序》):
显然又是刘大櫆理论之补充。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是与清中叶的统治思想适应的。
他们强调“义”或“义理”,强调义理和文章的统一,特别强调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传统古文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在写作实践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选取事例和运用语言,只期阐明立意(义的具体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所在,不重罗列材料,堆砌文字。
他们的文章风貌一般简洁平淡,而鲜明生动不足。
特别由于求“雅”,语言避忌太多,虽觉妥当自然,终乏活气。
他们也有一些较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古文在当时是孤立的,它受到汉学家和骈文家的共同排斥,钱大昕直谓方苞“未喻乎古文之义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并同意“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与友人书》)。
后来李兆洛也“谓义充则法自具,不当歧而二之”(《答高雨农》)。
“桐城派”一个支流“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
恽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论与“桐城派”基本相同。
只在写作实践上有一些差异。
他的文章较有气势,不像“桐城派”那样拘谨枯淡。
语言取法于六经史汉,旁及诸子杂书,因而也较有词采。
在手法上,“散行中时时间以八字骈语”也是“阳湖派”的一个特点。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少为辞赋,后来写古文,取法于刘大櫆的弟子王明甫。
他为文学韩愈、欧阳修。
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词的创作上。
他反对浙西词派,开创了常州词派。
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含蓄,“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主观上是要提高词在诗史上的地位,使词与风、骚同科。
实际是进一步把词引向恍惚迷离、无病呻吟的道路。
后继者有周济(1781-1839,字保绪)。
他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认为“诗用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这就是要求词反映现实,批评现实,词应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不应仅仅成为个人“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沈互拾”的无聊玩艺。
他有《宋四家词选》,特别推尊辛弃疾,以为“进之以稼轩,感慨时事,系怀君国,而后体尊”,具体地说明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
周济卒于鸦片战争前夕,他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锐,他的词论比张惠言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现实的要求,是当时进步的文艺思潮的一种表现。
第三节 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唐宋的古文运动,打击了骈文的泛滥,开拓了散文的广阔领域,恢复了散文的传统地位。
但要知道,骈、散文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界线,骈文所以受到非难,根本在于它“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并不是这种形式本身绝对不可以应用。
所以骈文虽一再受打击,被排斥于文苑之外,它依然成为官僚文士一种应用文形式。
唐宋以来,骈文并未绝迹。
明末“复社”作家提倡并写作骈文。
清初亦有不少作家写骈文,著名的如陈维崧等。
到了清中叶,出现了更多的骈文作家,呈现“中兴”的气象,成为与“桐城派”古文尖锐对立的一个文派。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是这时一个特出的学者和骈文家。
他“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疾疚”,一生“未尝有生人之乐”,境遇是很惨的。
他早年“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后来又“为考古文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上引文均见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
终于能从一个书店的学徒,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
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合学术与文章为一,别具一格。
特别是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有独创性,实开近代诸子研究的风气。
他的思想有显明的进步倾向,“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学,……见人邀福祀祷者,辄骂不休”(江藩《汉学师承记》)。
他“生平多谐谑,凌轹时辈,人以故短之”(阮元《淮海英灵集小传》)。
实际他“疾恶如风,而乐道人善”,与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他被目为狂人,一生坎坷不遇。
汪中早年即以词赋知名,曾有《麋畯文钞》一册行世。
又“尝选《哀江南》以下数十篇为《伤心集》”。
他的骈文打破向来形式主义作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悲愤抑郁,沉博绝丽。
著名的《哀盐船文》,描写扬州江面盐船失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的经过及惨状,当时主讲扬州安定书院的杭世骏认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夜漏始下,惊飚勃发。
万窍怒号,地脉荡决。
大声发于空廓,而水波山立。
于斯时也,有火作焉。
摩木自生,星星如血。
炎光一灼,百舫尽赤。
青烟睒睒,熛若沃雪。
蒸风气以为霞,炙阴崖而焦爇。
始连楫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没。
跳踯火中,明见毛发。
痛 田田,狂乎气竭。
转侧张皇,生涂未绝。
倏阳焰之腾高,鼓腥风而一吷。
洎埃雾之重开,遂声销而形灭。
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
发冤气之 蒿,合游氛而障日。
行当午而迷方,扬沙砾之嫖疾。
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
亦有没者善游,操舟若神,死丧之威,从井有仁,旋仁雷渊,并为波臣。
又或择音无门,投身急濑,知蹈水之必濡,犹入险而思济;挟惊浪以雷奔,势若济而终坠;逃灼烂之须臾,乃同归乎死地。
……且夫众生乘化,是云天常。
妻孥环之,绝气寝床;以死卫上,用登明堂;离而不惩,祀为国殇。
兹也无名,又非其命。
天乎何辜,罹此冤横?
游魂不归,居人心绝。
麦饭壶浆,临江鸣咽。
日堕天昏,凄凄鬼语。
守哭屯 ,心期冥遇。
惟血嗣之相依,尚腾哀而属路;或举族之沈波,终狐祥而无主。
……
作者带着悲愤的心情,对罹难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文笔明丽自然,凄婉动人。
《吊黄祖文》,借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无辜遭遇写自己的“飞辩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感慨,“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是对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的尖锐讽刺。
《狐父之盗颂》,明目张胆地歌颂“大盗”,“吁嗟子盗,孰如其仁?
用子之道,薄夫可敦”:
显系无穷愤慨,自鸣不平。
《经旧苑吊马守真文》,以被损害的妓女自比,实写“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的苦衷,“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是对官僚士流社会的沉痛的控诉。
又如《自序》、《广陵对》、《黄鹤楼铭》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文。
汪中的骈文所以特出于当世,不仅在于他有学问、词采,更重要的在于他有真实的思想感情。
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不是率意而为,也不是无所为而为,而是经过长期的准备酝酿、发抒其不得不言的产物。
他的骈文,确实如刘台拱《遗诗题辞》所说的“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
乾嘉之际著名的骈文家还有袁枚、胡天游、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
但成就都有限。
清中叶的传统文学,虽然作家众多,作品丰富,但总的趋势仍可以说是衰落的。
诗的流派,愈变愈多;文有骈、散文的对立,有文笔之争;词亦出现了新派别。
这些不同的流派同时并起,各树旗帜,表面上很繁盛,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正是封建时代文学回光返照、渐趋没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