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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叙事艺术探析
《莺莺传》叙事艺术探析
在唐代，由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知识分子较之从前具有了最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从而使文人知识价值体系得到彰显，并成为全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
所以在唐传奇《莺莺传》的叙事中，一方面表现出了唐代文人价值突显时的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唐代文人传统的诗性思维特征。
一、矛盾的人物形象
《莺莺传》中人物形象的矛盾性，首先表现在女主人公莺莺的言行不一上。
读罢作品，读者往往会对小说中莺莺以诗约张生相见，见面后又义正词严斥责张生行为不轨，而在张生几近绝望之时，她又主动投入其怀抱，而后又以书信的形式与张生断交的言行不一感到困惑不解。
虽然小说并没有对莺莺的矛盾表现进行适当的心理分析，然而，人的行动必然与相应的心理欲望相对应，所谓言为心声，喜形于色。
所以，莺莺的反常行为，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其原因的思索。
其实莺莺的反常行为正是少女矛盾心理的最佳表现。
莺莺偶遇张生，张生不但解救她家出于危难之中，而且以“诗才”感动了她，使她有心相托，但又不放心于他，在不放心之余又难以抑制少女的爱慕之情，表现出强烈期盼欲望。
正是这种心理欲望驱使她投身于张生怀抱，但现实环境所带来的不安之心，却使她时时处于戒备提防之中，所以有莺莺“独夜操琴”，张生求之不鼓的事情发生。
其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伦理制约。
从莺莺的姓氏来看，她姓崔，应该是属于从北朝沿袭下来的所谓“五姓七家”，即：
博陵崔、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陇西李、荥阳郑、太原王之列的，这些姓氏直到唐代初期这些姓氏还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很显然，崔莺莺家该是落泊的贵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莺莺父亲的已不在人世，在那个男权至上的宗法社会中，父亲才是家族权势和地位的绝对代表。
所以即使莺莺家仍是“财产甚厚，多奴仆”，但失去了由父亲所代表的权力庇护的高门姓氏，在现实的社会中也已不再具有实用性。
其二，由于唐代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出现了“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
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的社会现实。
如此，唐朝社会的价值标准，不可避免地从世袭贵族转移到科举取士的知识分子身上。
其三，唐太宗李世民时代曾采用了多种方式来抑制世袭贵族阶级。
尤其对几大世族间的以门第自负，新生贵族慕其家门，婚姻嫁娶以钱财论价的所造成的“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
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的现象深恶痛绝并严厉打击。
正是在这种现实面前，唐代青年男女都清醒地认识到，两情相悦与婚姻的缔结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对追求功名的唐才子而言，婚姻更应该成为有利于他们实现名利目标的工具。
而这正是崔莺莺与张生两人同时忧患的现实问题固。
有了这样的社会现实，莺莺这个落泊的凤凰才会担心自己与张生婚姻上存在的危机。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说莺莺身上表现的是“情”和“理”的矛盾，而不是“睛”和“礼”的矛盾，其不同在于，“礼”对莺莺来说是一种约束感情的封建礼法，而“理”却含有莺莺基于现实伦理的深刻思考。
所以莺莺身上表现的想与说、说与做之间的矛盾，是她对所处现实中追求功名利禄的才子们的“始乱终弃”行为的警觉和思考，是对自己未来命运难料的深切忧虑。
然而，即使莺莺对张生的以身相许带有冒险成份，但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而言终可一试。
不幸的是张生的所为，正与莺莺所忧相吻合。
所以，我们说莺莺身上表现的矛盾是一种新的理性思考，而不单纯是对封建礼法的恐惧。
在唐代，封建礼法对青年男女的约束力并不是绝对的。
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唐代传奇小说中，有关男女情爱描写的广泛性和炫耀性上感受到。
已有论者认为“在选择配偶的方式上，尽管唐朝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但事实上，有些青年男女，并不严格按此行事，往往自己选择配偶，而有些家长也尊重子女的心愿，允许其自主婚事。
”在抑宗元的传奇作品《河间传》中，我们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守贤操的妇人河间，在同族人的怂恿胁迫下，被人强暴从而沦落为一个淫妇的故事。
这表明那时男女之间的性接触并非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其次，张生是一个以“真好色”自喻的唐才子，其身上表现出的情和理的矛盾与莺莺的忧虑是一致的。
虽然小说并没有像描写莺莺那样，更多地写出张生的矛盾表现，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明显表现出他在与莺莺的爱情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选择，那就是进京赶考、实现名禄，这是唐代所有读书之人的最大梦想与现实欲求。
也正是他对此所做的努力，使莺莺的忧虑不断加深。
所以，在小说的后面，张生会一反常态地向作者元稹抒发了一段有关“尤物”、“蛟”、“螭”，以及殷、周因女子丧国之事的感慨。
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言行，所表现出的正是他在现实语境压力下的心理矛盾。
叙述者对张生所谓“忍情”与“善补过者”的表达，也无非是唐才子们为迎合现实社会文化习俗，从而甘愿放弃个体情感的不得已之举而已。
这样，莺莺的言行反常与张生的前后矛盾便在现实伦理层面上达成了统一。
人物的矛盾性还表现在与张生、莺莺同时代的人物杨巨源、元稹等“时人”身上。
当张生的时下好友们听说他和莺莺的爱情故事后莫不为其惊叹，杨巨源、元稹还都为之赋诗以表心情。
从二人的诗中可见，他们对这段爱情故事都是惋惜赞叹的，并无责难之词。
然而在小说的末尾处却有：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
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为。
为之者不惑”的叙述，这种矛盾现象，表现的同样是个体情感愿望与时代世人的总体价值观的矛盾。
二、镜像化的人物关系
小说在叙事上的可取之处还在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表现出互为镜像的特点。
一方面莺莺是张生的视觉对象，存在于他的感觉之中。
正如石育良先生所论：
“叙述者则完全通过张生的眼光、感受和理解来加以描写。
即使是莺莺在张生‘止于京’后的无限惆怅之情，也在张生收到莺莺的书信并‘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的情况下，才‘粗载出来’。
从这种表现方式上说，莺莺是张生主观幻想的产物。
”这种写法的优点在于，通过对某一人物视角对象的描写，展现出了视角人物的精神特点。
需要强调的是，在张生视角下表现的莺莺没有丝毫不妥之处，完全是一种纯然绝对的美貌，再配以情致与文采，莺莺便宛如仙人在世。
小说通过对莺莺美丽的描写，真实地反衬出视角人物张生坠入情网、不能自己的特点。
我们看到，莺莺像是一个令张生兴奋不已的美妙猎物，时时刺激着他的欲望产生。
从而表现出了张生对莺莺，从艳羡追逐、惊叹陶醉到欲罢不能的感觉过程。
一方面，没有张生的主观感觉和体验，我们便无从了解莺莺的形象。
另一方面，又因为张生同时又是莺莺形象所镜象化的人物，我们也正是通过莺莺的行为表现，才真正认识到了张生行为的现实意义，如果没有莺莺的反衬，我们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张生的精神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在描写男女主人公形象时，有意将莺莺的行为，以及因其行为所揭示出的情感与心态表现得充分细致，而对张生的表达却遮遮掩掩。
这种叙事方式充分表现出，通过细致表现女主人公莺莺的形象，镜像性地折射出张生的形象的特点。
对张生而言，莺莺就像一面光洁无暇的镜子，以其自身的不安和忧虑反射出张生的情感矛盾。
比如关于张生善补过行为的发生不是其主动表现，而是在莺莺的不断退避、主动了断中实现的，这正好表达了张生对莺莺情不自禁的爱恋与欣赏之情。
而这种爱恋与欣赏之情，恰恰与后文张生关于“忍情”的议论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相对立，并构成了对其的颠覆与否定。
又如小说还有意不写张生追求莺莺的诗文，表面上达到对张生行为的隐藏，但却通过莺莺回复的诗句，以及主动投入张生怀抱等行为，反衬出张生诗文的诱惑力。
同样，小说不写张生给莺莺的信，但是“莺莺信中许多内容明显是在回应张生的信，……通过阅读莺莺的回应，我们可以重构张生信中所写的内容。
”可见，小说正是通过表现莺莺对两人情恋结局的深切忧虑，从而暗示出了两人情恋的现实障碍，以及张生在婚恋上选择上的自由性。
也正是由于有了对莺莺反常行为的充分描写，并间接表达了她情感心理的深切忧虑，也就不必浪费笔墨再在张生身上重复表现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生言行不一的矛盾在不同层面人物的镜像化中显得更加突出。
我们不难发现，张生的言行矛盾并不是面对莺莺时表现的，他对待莺莺从未表现出忍情、退避，表现出的却是他那种不能自持的情感活动。
直到两人都已有了家室，张生还寻找机会要以外兄身份与莺莺见面，恰恰是莺莺的理智阻止了张生的情感期盼。
一首谢绝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表现出了莺莺无限的愁怨、无奈和希望!
但也正是莺莺的坚持，张生才彻底放弃了对莺莺的情感之恋。
所以，从小说文本对两人的不同显隐表现来看，张生对莺莺的所谓抛弃、背叛是不成立的，它只是读者们根据莺莺的矛盾言行，而得出的一种阅读判断，是读者们依据唐代的文化现实，以及张生自己言不由衷的所谓“忍情”之说，对张生做出的主观推断。
笔者以为，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悲剧，是两个人面对严酷的现实准则而无力承担，进而依据现实生存标准共同酿造而成的，这是《莺莺传》有别于其他唐代表现“才子佳人”爱情悲剧的传奇最独特的地方。
事实是，张生只是在面对朋友元稹时才有一段所谓的“忍情”之说的。
面对元稹的询问，他言不由衷地以“尤物”、“蛟”、“螭”以及殷、周因女子丧国之事来回答。
我们对此的解说是，由于元稹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身上代表着社会群集的价值观念，而这一价值观念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量，所以张生面对他就不能不表现出皈依性的妥协。
可见，同代时下文人对张生与莺莺爱情故事的审视和评价，也构成了对张生形象的镜像化作用。
也正是通过“时人”对张生有关“善补过者”的评价，使张生在与莺莺的爱情上，表现出了个体感情上的欣赏把玩，以及群体理性的回避、浅尝辄止的双重特点。
从这一点来看，张生并不具有完整的主体形象特点，他的所有言行表现都是被动地被一种外力驱使着。
而恰恰是莺莺的行为，掌控着他们感情发展的进程和结局。
对此，论者们往往从元稹有意隐藏自己形象的角度来解说，然而它的文本意义还在于通过对莺莺动情感人的描写，赢得了读者们的同情，进而构成了对张生所代表的唐代婚姻功利现实的否定!
三、叙事空白的表意形式
《莺莺传》叙事中表现出许多空白之处。
除了前面分析的，小说有意显现莺莺的信息，而隐蔽张生的信息之外，文本中还有两处十分重要的张生诗文，以及莺莺弹奏的唐代著名大曲《霓裳羽衣序》，都被作者有意隐藏起来，造成了叙事上的空白。
被隐藏的张生两处诗词为《春词》诗二首，《会真诗三十韵》一首，这两处诗词是莺莺接受引诱、不能自持的重要因素，为何被作者省略不表?
我们先看《春词》二首。
根据小说的描写，张生因游于蒲，偶然救助了莺莺一家，从而见莺莺艳色而心动，欲与相约而不得。
有莺莺婢女红娘启发张生以“喻情诗”乱之，张生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莺莺见诗后果以诗《明月三五夜》相约。
虽此次相约，莺莺以罡言责之，但数日后莺莺突然“敛衾携枕而至”，足见《春词》诗的诱惑力量。
然而，对两人相恋如此重要诗词却被作者省略不表，留下一个令人遐想不已的空白，为何?
原来在元稹的诗作集中有《古艳诗二首》，不妨补述如下：
其一：
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
莺藏柳暗元人语，惟有墙花满树红。
其二：
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
等闭弄水流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
冀勤先生认为这两首诗“即传所谓立缀《春词》二首，是也”回，笔者亦认同这一说法。
正是因为已有元稹古艳诗二首，其词正好可为此时张生所用，所以，文本中所隐藏的张生之诗词，实际是以现实中作家元稹之诗词来补充的。
对于这一点，小说中张生的朋友，以及元稹的朋友们都是相当熟知并认同的。
这样，小说叙事中利用现实生活中作者的诗歌。
填补文本中人物的叙事空白，其效果显然是把小说中的人物张生，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元稹联系在一起了。
这说明作者元稹在《莺莺传》中，并没有把自己与张生完全分离，他常常以这种文本转换替补的表达方式，实现了以自我的存在替代张生存在的目的。
小说中第二处被隐藏的张生诗词是《会真诗三十韵》。
根据小说的叙述，莺莺主动与张生相会后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作《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至，遂授之以贻莺莺”。
“自此莺莺复容之，两人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几一月矣”。
又是何样的《会真》诗使莺莺第二次投入张生的怀抱?
作者虽没有写，但是在文本后面部分，却完整记录了河南元稹对张生《会真》诗的续诗计三十韵。
对此，吴伟斌先生认为：
“根据元稹原来设计的情节，《会真诗三十韵》是由张生和元稹分别完成的，而不是张生先赋《会真诗三十韵》，然后元稹和《会真诗三十韵》”。
笔者认同吴伟斌先生的“《会真诗三十韵》系作品中两个不同人物：
张生与元稹共同完成”的说法。
因为不但在《莺莺传》中没有张生的《会真诗》，而且在作者元稹的作品中，也只有此续《会真诗》三十韵，并无第二个《会真诗》存在。
所以，把《莺莺传》中的《会真诗》理解成张生与元稹共同完成的是有道理的。
但要说明的是，此诗并非是两个现实中的人共同完成，而是真实作者元稹在《莺莺传》中把自我的价值体系，分别依附在了作品中人物张生和人物元稹的身上。
根据作品的提示，张生作此诗未毕而红娘至，遂先授与红娘以贻莺莺。
后来元稹把张生未完成的诗作补充完整，作家把它写进了小说作品。
这种通过让张生与元稹共同完成同一首诗的作法，一方面表明，作品中的张生和元稹是现实中元稹的两个自我，共同承担着作家的主体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也是有意在人物张生和作者元稹之间建立起了必然关系，使读者产生张生与元稹同为一人的思想。
所以，作品中人物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并未隐藏，它是由后来元稹的续诗共同表现的，张生诗的空白由元稹的续诗补充完整。
这样，通过隐藏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实现了引出作者元稹的《会真诗三十韵》的目的，其叙事效果同样是把张生与作者元稹两者联系在一起。
唐代著名大曲《霓裳羽衣序》的内容在小说中虽为空白，但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
左右皆嘘唏，张亦遽止之。
崔投琴拥面，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的描写中，体味到此曲所表现的内容意义。
另一方面，《霓裳羽衣曲》不但在唐宫廷中倍受青睐，在盛唐时期的音乐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而且此曲的表演情景，元稹、白居易在诗中都多有精彩描写。
元稹留有《琵琶歌一寄管儿、兼诲铁山》一诗，诗中有“平明船载管儿行，尽日听弹无限曲。
曲名无限知者鲜，霓裳羽衣偏宛转。
……我闻此曲深赏奇，赏著奇处惊管儿。
管儿为我双泪垂，自弹此曲长自悲。
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等诗句。
内容意义虽有所不同，但男女两情相依难舍的情景渲染却是相通的。
由于作者元稹已写有此等模拟《霓裳羽衣序》的诗句，再加上此曲在唐玄宗时代的广泛性，在小说文本中省略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应该说，《莺莺传》叙事中所以留有许多文体空白，原于作家对唐代读者对小说文本理解力的自信，空白是不必繁写之处，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并不会造成阅读障碍。
但是这些在当时并不被看作是一种问题的空白，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其时代语境读者来说，它的文本意义，就表现出了对不同作家文本的迁移与联想，从而再现了一个大的时代文化风貌。
四、“史”与“诗”的结构互补
不难发现，《莺莺传》在揭示男女主人公情恋变化及其悲剧性结局时，更多是从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层面，而不是从内在的心理层面上进行展示。
所以，笔者认为《莺莺传》的情节结构，明显表现出以外结构形式召唤内结构显现，以内结构补充完善外结构的互补特点。
所谓的外结构是指小说的情节表现，它依附于人物外在可见的言行表现上。
而内结构是小说中隐性存在的人物心理情感活动，它以对人物外在行为的心理分析为依据。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莺莺传》的“外”与“内”召唤互补的情节结构特点。
首先，以人物外在行为的转换，召唤其内在心理的动因。
《莺莺传》的外结构显然主要是由人物的言行来表现的，它构成了小说的显性的情节结构。
而小说的内结构主要是由人物内在心理活动和情感活动来暗示着的。
虽然已论者总结出了唐传奇心理描写的多种方式，比如《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突然而至时“岂其梦邪?
”的独白。
但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相比，唐传奇对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还很不充分，即使有也只是作为人物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心理反应而存在，远没有成为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就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它需由人物的内外统一来完成。
这样，唐传奇叙事就常常以人物的外在行动，潜在地暗示其内在的心理活动。
而人物真正的心理活动内容，则更多是由读者根据对小说外情节的把握，即通过对人物行动和行动状态变化的描写补叙出来的。
它所依据的原则便是，“行动是人物改变状态愿望的付诸实施，没有改变状态的愿望，人物不会行动，或者说不会做出可能改变状态、引起某种后果的行动。
”所以，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所表现出的言行反常，都是其复杂的内心矛盾和情感的激烈冲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正是《莺莺传》乃至唐传奇，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时的独特方法。
其次，小说发展到唐传奇，随着“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有意为小说”的叙事努力，人物形象的表现更加丰满生动起来。
而人物形象的生动丰满，势必要求对人物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进行全面展示。
从这一点来看，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叙事真正关注人物心理活动的开端。
与现代和西方人物心理描写不同的是，在唐传奇的叙事中，直接的心理描写被置换成了其他的表现形式。
在《莺莺传》中就有以莺莺的书信体，张生的自言自语的独自体，以及具有中国抒情传统特点的诗歌体等形式，替代直接心理描写方法的运用。
而最有中国传统特点的，当然还是以诗的抒情形式替代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
由于中国传统叙事受儒家的“诗言志”说，及其以含蓄为美的观念影响，往往以诗的形式间接地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活动，人物深层感情的隐晦和难以启齿之处，正好与诗歌的曲折婉转相协调，使诗成了“表达内心感情世界的工具”婵，这在唐传奇叙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莺莺传》中，凡涉及人物感情体验和心理隐秘内容的时候，就转换成了以诗歌形式来表现。
有人说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缺少心理描写，其实，不是中国传统叙事不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而是在叙事内容上，一方面常以对人物外在言行的矛盾转化，暗示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以对人物情感的抒发，置换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呈现。
而在叙事形式上，一方面就表现出外在情节结构的彰显，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以诗歌文体的抒情形式，替代了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叙述。
比如莺莺收到张生的《春词》诗二首后，必然会产生纯情少女常有的欣喜、期盼以及跃跃欲试等心理活动，但如果把这种心理活动直接描写出来，会有损莺莺作为知书达理型少女的形象。
而诗歌《明月三五夜》的运用，既可表现此时莺莺的内心的情感活动，又可表现莺莺出类拔萃的文采和智慧。
张生是以诗的形式追求莺莺的，莺莺也是以诗的形式来进行情感应和的。
而杨巨源、元稹等“时人”，也是以诗的形式表现出对崔、张爱情传奇的赞叹的。
这样，叙事的情节表达与诗歌的情感心理暗示，就自然而然地统一到了《莺莺传》的叙事之中。
而这种利用诗体形式展示男女之间最隐秘的情感活动，利用史传的叙事文体，述说一段有伤大雅的男女世俗故事的表达方式，既表现出化俗为雅的叙事努力，又表现出以雅趋俗的现实文化选择。
唐传奇时代，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使社会形成了重视“人才”的风气，大家闺秀们多以“才子”为求偶对象，而善“属诗文”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人才观，所以“诗才”便成了男女双方的“色”媒人。
由此，文雅诗歌的世俗功能便被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成为唐代传奇叙事的一种新时尚。
从本质上说，《莺莺传》这种外结构显现对内结构的召唤，以及以诗歌文体的运用，间接呈显人物的内在情感和心里活动的表现方法，其实正是中国古人特有的“史”式叙事与“诗”性思维的综合表现。
外结构表现出中国叙事中“史”的方法，它以事件、行动、语言这些可感知的物象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观；而内结构则以“情感”的变化为线索，它以直觉、感悟、幻设的方式启示读者对人物的复杂心理活动的寻求。
因此，唐传奇叙事是把中国传统主情文体与史传叙事传统完美结合的典范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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