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众为中心营造美术馆文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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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众为中心营造美术馆文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以公众为中心，营造美术馆文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全国美术馆工作会议”每次都有新的主题，这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目标、交流经验和寻找措施。
今年6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我们发展美术馆事业提供了最新的政治支持和政策支持。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很丰富，其中特别提出这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也提出要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主干搞好建设，要求我们努力创新文化服务方式、服务技术和服务运行机制，我感到，这对于我们搞好美术馆建设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今天上午听了陈晓光副部长的报告，全体与会代表都有两种心情，一是很振奋，二是想交流。
大家感到，陈部长在报告中从5个方面对美术馆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切合我们全国美术馆所处的实际，为我们规划和思考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重要方向。
在我的理解中，陈部长指出美术馆要坚定公益文化属性和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作用，尤其是对我们工作的重要提示。
“属性”与“作用”的确是我们美术馆生存与发展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国家在政策支持上明确了美术馆的属性，这是重要前提。
而“属性”能否得以实现，则要看美术馆的“作用”发挥得是否充分，同样，只有把美术馆的“作用”充分展开和付诸实践，美术馆的“属性”也才能够得以体现。
纵观西方的博物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一个明显的目标转向。
在80年代以前，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大众审美，通过对艺术史的定评促使公众理解艺术的成果与创造意义，理解博物馆存在的价值。
在公共教育上的主要目标是拓展大众审美兴趣，健全知识系统。
这种服务可以称之为“泛服务”（ExtensiveService）。
近20年来，西方的博物馆出现了一些转变，那就是在原来“泛服务”的基础上出现了称之为“精服务”（IntensiveService）的策略，也就是在展览的选题上、教育的内容上更多地侧重于社会文化热点和大众文化心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y）的思潮在博物馆界发生了作用。
许多活动开始针对社会的特定群落，从审美的提高转向解决文化心理问题，从视觉经验的培养转向精神追问的引发。
在中国，我们美术馆的基础设施、内部组织结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面临非常繁重的任务，普遍的、一般的“泛服务”尚在开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较快地实现美术馆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个目标出发，抓住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这个主题，在一些重点课题上下功夫，较快地形成鲜明的特色。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都愈发认识到，美术馆要实现基础功能，必须经历一个目标转向的过程，那就是从以艺术家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
中国美术馆和各地美术馆一样，长期以来被视为“艺术的殿堂”、“艺术家之家”，这反映了美术馆在艺术界的地位。
美术馆也历史地在展示艺术家的优秀成果、确立艺术家的身份这些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艺术家与社会联系的第一平台。
但是，如果将美术馆的作用仅仅放在为艺术家服务上，这显然是是不够的，甚至长期以来只为艺术家服务的思想观念遮蔽了美术馆的基本属性和根本作用。
所以，近年来我们美术馆界的许多同志都产生了新的共识，那就是要把以往单纯为艺术家服务改变为以为公众服务为中心，美术馆的作用天平必须倾斜到公众这方面来。
在去年的“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上，来自国际的许多美术馆长侧重谈的是他们如何在保存民族艺术和本土文化记忆方面做文章，而我们国内的馆长同志们无不异口同声地阐述美术馆面向社会和公众的时代需求。
我记得李磊、高云、王小明几位馆长都侧重谈到了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种思想观念的调整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方向、目标乃至自我评估的标准。
紧紧抓住“公众”这个对象，公共文化服务才有目标，措施方法才有针对性，追踪问效也有了依据。
在这里，我结合中国美术馆近年的一些做法，与同事们交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几点体会。
一、优化展览结构，狠抓展览质量，增加展览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的美术馆正面临着全面建设的任务，但在各项工作中，展览仍然是美术馆的主业，因此，如何下力气把展览工作抓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课题。
应该看到，美术创作的繁荣为美术馆展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如何取用资源，发挥资源的作用，则需要我们把展览当作经常性的课题加以研究。
我们的体会是：
研究当代美术的发展趋势，把握美术创作的时代文化特征，是搞好展览工作的认识基础；加大自主策划的力度，改变美术馆被动接展的状况，是提高展览学术含量的有效方式；科学安排展览流程，优化展览结构，是产生展览社会效应的保证。
近年来，我们从两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一）对展览进行分类处理，采取不同方式提高质量。
总体上看，展览可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自己主办。
这方面要加大策划的投入，认真推敲选题，斟酌展览的形态和内容，着眼于展览的社会文化意义，力求产生充分的社会效益。
二是与各学术单位如美协、画院、美术学院合作主办。
这方面要多与学术单位交流，从美术馆角度提出展览的要求，突出学术主题，并调动已有的经验深化每一个展览的内涵。
三是接办申报的展览。
这类展览搞不好容易流于被动应接，我们的做法是坚持由馆内外专家组成的“展览资格评审委员会”的评议与审定，并在接展过程中介绍美术馆的要求，帮助参展单位与艺术家认真准备展览。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三个类型的展览在比例上分别达到三分之一，本馆自主策划和与学术单位合作的展览在总比例中得到了上升，接办的展览在质量上也较明显有了提高。
（二）力求在不同季度打造不同的展览结构。
这方面我们作了一些摸索，每个季度围绕一两个大型的展览打造展览结构，把几个展览捆绑在一起，在同一时间推出。
现在看来，这样做效果明显，改变了以往季节上的淡旺季之差。
以今年春季为例，我馆举办了《美国艺术三百年》，但是我们认为，在展览美国艺术的时候，不能忘了中国艺术，所以我们把馆藏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四大家”作品形成展览同时展出。
我们还考虑到，在展出美国艺术，包括美国的当代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有中国的当代艺术。
为此推出了田伟、刘庆和、魏立刚等中年艺术家的展览，展示他们东方的思想观念创作的作品，这就形成了古与今、中国与国外艺术的对话。
很多观众看了展览之后，注意到我们在展览结构背后的学术意图。
同样在夏季，我们在有外展的时候，也组织了相应的其他展览。
近年6月，在文化部艺术司和外联局的安排下，美国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代表团来我馆进行艺术交流，这个期间，我馆的展览结构是既有老画家娄师白的回顾展，有来自比利时的马格里特展，既有我馆馆藏皮影艺术展，又有获“马爹利艺术奖”的当代艺术展览，这些给美国代表团很大的惊奇，他们在同一时间里看到了中国整体的艺术生态，看到了中国的美术馆弘扬民族艺术、引进外来艺术、推动当代艺术的办馆方针。
许多兄弟馆也是这样，像上海美术馆，前段我们参观方增先先生的展览的同时，也看到了年轻艺术家的展览。
把展览时间的编排、内容的编排更多地纳入到对文化的思考上来，是为了提示当下的艺术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多样化的审美空间，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
这些年来，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在自主策展上都有很多的经验，关山月美术馆和何香凝美术馆也有很多经验。
相比起来，我们的经验还不足，近期，我们将召开展览策划专题会议，对今后几年的展览主题做出规划，进一步提高自主策划展览的力度。
二、大力推进公共教育，在面与点的结合上做文章，努力打造审美大课堂
公共教育越来越成为美术馆公益性程度的“硬指标”，既需要公共教育部门的努力，还要有整个美术馆的合力，才能做出效果。
现在的观众对美术馆也有更多的需求，既需要欣赏艺术，还希望得到在艺术课堂和其他文化空间所得不到的教育。
当然，公共教育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只要投入了实施了，就有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公共教育是美术馆自己“找累”的工作，但在公众满意的评价中，我们能获得精神的安慰。
这几年，我们馆着重坚持和扩展了几个方面：
（一）坚持举办美术馆学术讲座。
这个讲座已经举办了七、八十场，每个周末都有。
目标之一是结合正在进行的重点展览，提供背景，增加某个领域的知识；另一个目标是让公众了解美术发展的特征。
专家讲座是完全免费的，在网上须报名后就可以参加，现在已经成为特定的文化活动。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越开越大。
如果各个美术馆都能形成这样一种模式――在美术馆设立文化课堂，使这个课堂成为公众终身学习、长年学习、补充学习的一个空间，那么美术馆的作用整体上就能得到社会更多的认识。
（二）针对一些具体的项目寻找具体的对象，来开展一些活动。
比如在去年“农民?
农民”展览项目中，就主要针对农民工开展了多项专题教育。
相比起各地，专题教育在中国美术馆是比较难开展的，中国美术馆地处北京，对面大数量的人口和流动的人口，怎样把专门的教育做深做透，我们还在摸索中。
有可能一些在不同区域小型的美术馆这个方面做得好，它的定位比较清晰。
我们不是因为大而不能做，这个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展览的项目来逐渐的打造。
不仅是靠活动本身的人员的数量，主要是通过活动，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来产生美术馆活动的效应。
今天美术馆不仅要满足今日观众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培养明日的观众。
所以，大学生教育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今年我们启动10万大学生走进中国美术馆的活动。
其目的除了走出一条和企业合作、与社会联系的道路之外，还着眼未来的空间。
我们抓住了“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思路。
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反过来能够走进美术馆。
我们把票送进校园，邀请了以北京为主的将近七十所高校的学生们。
送票的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但是都把票送到了，而且大家真的都来了。
据统计，10万张票发出去，差不多9万6千个大学生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美术馆。
这个数字很令人欣慰，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大概只有10%的大学生来过美术馆，甚至很多大学生认为10元钱的一张门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更多的大学生已经习惯在网上看作品。
所以，如何使年轻的一代观众从技术图像走进人文图像，从间接的欣赏改变为直接的欣赏，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
今天的年轻学生不能说不懂艺术，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电视、电脑、手机这三种屏幕的“三屏图像”，都是从网络、平面这些载体间接欣赏图像，没有真正地接触艺术作品，这对培养文化修养和艺术情趣是一大妨碍。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还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使对大学生的教育更有方法，也把对他们的教育变成他们主动地参与。
在儿童美术方面，活动比较丰富，类型也比较多，有夏令营，有主题日。
主题日是根据不同的展览项目来定的，比如：
体验快乐美术，体验抽象，描绘家园等等，效果很好。
因为儿童美术也是不仅着眼于当下，还是着眼于未来的。
而且，从儿童美术还带动了家长对美术馆了解、对美术馆工作的支持，进而对整个社会来产生较大影响。
当然，公共教育的开展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特别是探索手段上的更新。
我馆公共教育部这几年在组织方式上想了不少方法，每次的活动不仅让参与的孩子得到收获，更重要的是摸索一些美术馆实施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每次活动即使内容再多，活动的空间也都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把受益的现场和广阔的馆外的空间联系在一起。
儿童美术教育在全世界各博物馆都有丰富的不同经验，我们要广泛吸收，博采众长，形成自身特色。
2005年以来，我馆各种儿童主题活动开展火热，每年都有将近万名儿童走进美术馆。
另外，加强志愿者工作，也是近几年我馆努力的方面。
志愿者本身几乎也是一个硬件指标，就像美术馆必须要提供语音导览、商品服务店等一样。
同时志愿者也是一个纽带，通过志愿者建立美术馆与公众的深度联系。
我们注意到，有了志愿者服务的展览，观众会觉得走入了一个互动的空间。
一方面是和作品互动，另一方面是和志愿者互动。
志愿者不仅是使一个展览的内容得到了更好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解导览介入了情感，与观众形成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联系。
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联系，使观众隔一段时间还想再走进美术馆，不是只想看一次。
通过志愿者的讲解也使他们更多地阅读到美术作品的内涵，产生对美术作品原作的兴趣。
从数量上看，去年我馆共有240多名志愿者投入到展览的讲解和一些活动的辅导上，服务时间达到4700小时，近11万名观众得到了服务。
这种服务的面还是很大的。
当然这方面也需要投入，志愿者虽然是志愿，但是在组织过程中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投入的。
我们的想法是：
只要是公众教育，就要集全馆之力予以协同保障，要在经济上给予优先满足。
因为公众教育是提升美术馆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最为重要和效果最为明显的方面。
三、积极引进优秀的外来艺术，使国际交流走向深度合作
我们都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引进世界的注目，也包括对中国文化的注目。
文化外交带来了艺术交流的活跃与频繁。
在这方面，中国美术馆在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也有更多的便利和条件。
在对外艺术交流中，我们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把外来的优秀的艺术和公众的需求结合起来。
过去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外国的展览前来，好像就求之不得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要对外来的项目进行评估和分析，对它所引起的公众的反响，公众接受、喜欢的程度，以及在这个项目中所能展开的一些文化讨论、教育活动等方面的内涵进行评估。
在国际交流的谈判过程中，不仅要谈展览的内容，还要带着教育项目一起谈，要把教育项目与展览捆绑起来。
落实中央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美术馆应该有所作为，可能大有作为。
这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在近几年内与国际上一批著名艺术博物馆建立起合作交流关系，改变只来不往的状况，在引进的同时争取走出去。
走出去的文章不容易做，尤其要在策划上下功夫，针对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来考虑办什么样的展览项目。
在今年下半年，中国美术馆将进行四个项目：
第一个是在日本东京举办馆藏书法展和吴昌硕艺术展；第二个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举办一个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展；第三个在圣彼得堡举办《开放后的中国艺术》展，主要是中国油画；第四个是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一个大型的当代艺术展。
这四个展览都有特定的文化针对性。
在洽谈的项目中，我们也力求深度合作，今年，我们和德国的几个馆长，在两国元首的观礼下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包括了教育项目和专业人员培训在内，而不仅是互换展览。
对走进来和走出去的展览，双方都共同探讨，共同遴选作品，而不是各自在家做好一个展览往对方那儿送。
国际交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增加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四、借助传媒扩大美术馆文化影响力，引动社会关注美术馆建设
要想让社会关注美术馆，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还须要社会的支持。
这几年我们加强了与媒体的联系，我也注意到江苏馆、上海馆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
2006年，我们实施了40个重点项目，组织了各类新闻会30场，联系各大媒体记者达到1100多人次，组织各类报道几十次。
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播报了8次，其中有两次同一天播报了两条本馆新闻。
今天是媒体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记者真正进入美术馆，他的报道才深入。
比如在《农民?
农民》展览，有关报道就达7千多条，在网络上可搜索到的就有25万多项相关内容。
这样做的效果不仅仅是吸引观众来关注一个展览，而是参与到展览所营造的文化思考、对话中来。
而后者，才是美术馆的本质。
媒体对美术馆系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既及时追踪反映，还开始提出问题，对美术馆的现状，不管是审视，还是批评，我想都是对美术馆整体事业的促进。
我想，借助媒体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通过媒体让更多的公众走进来；第二是通过媒体让公众心目中有“美术馆”这样一个文化词汇发挥作用，这是潜移默化和长期的。
我注意到不少媒体记者已经改变以往把“新闻通稿”一编了事的作风，在美术馆活动报道中突出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
例如在《农民?
农民》展报道上，出现了《被看的农民：
俯视、仰视、无视》、《一个呼唤、一声呐喊、一次思考》这样的报道。
对美术馆今天的功能和作用也有更多的关注，例如《中国美术馆：
让艺术走进大众》、《美术最高殿堂如何从缺位到回归》等大篇幅的调研式文章。
今年5月黄金周期间，新闻联播对我馆进行专题报道，就着重评价了我们把美术馆的质量提上去，把美术馆的门槛降下来的一些实践，也反映出媒体对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部分的关注。
2006年通过努力，中国美术馆全年的观众是37万多一点，今年让人比较欣喜的是，到前几天（6月底）为止我们的观众达到了36.7万，预计今年上半年的观众量会达到去年全年的总和。
这个数量是要通过各方面努力达到的，而观众的数量也是促进和推动我们工作的动力。
总体来讲，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体会，当然很多都是兄弟馆共同做到的。
如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内容，是我们长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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