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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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
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
作者杜车别
一、谎言定律对大部分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有人心者看上面两部分内容的时候就应该心生愤懑和奇怪：
侵略有害，压迫可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我还要如此长篇大论，不厌其烦的进行论证？
什么时候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压迫，正视历史在中国居然成了需要长篇阐释才能让人明白的深奥思想?
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应该被纪念歌颂，被广泛宣传，侵略的屠夫，投敌的汉奸应该被无情的谴责鞭挞，这同样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居然成了可望而不可求？
甚至大反其道，屠夫汉奸成了歌颂美化的对象，烈士遗民被遗忘歪曲，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这样的咄咄怪事又是因为什么？
抛开一些情绪化的论断不说，造成以上所说奇怪现象的自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不妨称其为谎言定律。
说它是定律只是激愤之语。
然而这句名言，确实很深刻描绘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
许多悖离事实的判断，许多充满谬误的观点，仅仅因为它们被重复的次数多，不需要更多逻辑的推断，不需要更多事实的佐证，就能成为大部分人恪守的信条，甚至被视为金科玉律。
如果有人指出其谬误，提出不同论断，则反而被视为胡说八道，奇谈怪论，甚至被当成怪物看待。
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事实上这话只适合于少数人，对大部分人，说他们是盲从的动物或许更合适一些。
许多人自以为在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其实却不知道早就沦为被愚弄被操纵的傀儡，有许多时候，大部分人行为特征比起实验室的小白鼠更精准不变，并不比按照固定程序运行的机器人更高明。
这也为是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令人愤懑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人们顶礼膜拜，心神向往的不过是小丑甚至禽兽，而真正高尚，值得尊敬的人物，却往往被埋没，甚至被大部分人唾弃鄙视！
如其不信，可以做个试验，随机抽取一群普通人，分成两组，让他们评价同样的人和事情，而且这人和事情原先他们都一无所知。
在一组里不断用电视或电影，以及演讲的方式向他们重复这个人是事情是多么好，多么值得赞赏，而另一组里则相反。
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组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成为这个人和事情的支持者，另一组大部分人则成为反对者。
真正能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灌输给自己的信息里的矛盾之处，并自己主动去设法获取更多更完备的信息，从而提出质疑，甚至最后得到相反立场的人，只能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可以被任意操纵任意愚弄的可怜虫而不自知！
还洋洋自得，动辄群情汹汹，动辄以真理捍卫者的面目出现，这也是人间可怜又可悲的滑稽事。
这个“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和我上面论述的两部分内容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许多千方百计美化满清，为满清累累罪行辩护粉饰的人，和已经灭亡近百年的满清也并无实质的利害关系，从民族身份来说，他们中大部分人应该都属于纯正的汉族，即便是满族的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也都和汉人没有实质区别了。
应该说他们是真诚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真理。
他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的为满清统治辩护，正是因为谎言定律与奴性的历史积淀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想一下，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那么谎言被重复了一百年以上，那结果又如何？
更何况这种重复还是在屠刀淫威下强制进行，稍有异议就被砍头凌迟。
在满清统治下，尤其是康雍乾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单是对清朝不满言论被揭发会家破人亡，甚至不歌颂清朝主子的辉煌业绩，本身就构成足以杀头的罪过。
在这样的统治下，平民百姓、文人学者为了保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皇帝英明圣武，大清辉煌盛世的颂词，天长日久，这种屠刀淫威下的谎言，就已经如刻印在硅片上的电路一样刻印在大部分人的脑子里，抹之不去，擦之不掉。
谎言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于是康熙乾隆这些人是明君圣主，康乾是所谓的盛世，被一些人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
奴性没有被根除，一代代积淀下来，许多人头脑里先天刻印着对满清的好感，他们需要外界舆论宣传来和头脑里已经刻印的纹路发生共鸣，激发快感，这就是他们拼命美化满清的深层动机，一旦头脑里的这种好感受到触犯，他们势必就如同自己受到触犯一样，奋袂而起，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和神经兴奋点，搜罗找出种种理由来捍卫刻印在头脑中对满清的好感。
、
我们从小被灌输，从环境里接受的信息就是清朝的皇帝多么英明圣武，仁慈善良，品德高尚，而明朝的皇帝又多么残暴病态，荒淫无耻，低能昏庸。
大部分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提起明朝的皇帝来就一副鄙薄不屑的嘴脸，提起清朝的康熙乾隆之流就心酣神迷，心神向往。
可揆诸事实？
又如何呢？
二、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一些简单事实的对比以及评价上的黑白颠倒
常说明朝的朱元璋朱棣残暴，可稍加考察，发现他们杀的大多是功臣权贵，达官贵人，总计不过是几万人。
而真正对平民百姓，他们是三令五申，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滥杀无辜，约束手下将领不得屠城。
即便如此，按照严格的标准，说他们残暴也是没有错的。
可是相形之下满清的皇帝又如何？
奴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些屠杀无辜上百万上千万，动辄屠城的刽子手，倒是没看见多少人谴责声讨他们的残暴。
还有被一些人奉为明君圣主的康熙，乾隆，这些人手上，哪个不是沾满了无辜平民的鲜血。
康熙的平定三藩，屠杀平民无数，至少在百万以上，在他统治下实行了十几年的沿海迁界同样夺取数百万平民的生命，象这样的皇帝用最宽松的标准来看都是最残暴最病态的禽兽，然而主流舆论对这样率兽食人的禽兽皇帝是怎么评价的？
再如乾隆，他发动的上百文字狱，让众多无辜者家破人亡，被凌迟，被砍头，被流放，被毁尸挫骨，他所谓十大武功，哪一次不是丧心病狂的屠杀大量无辜平民，其中最严重者，如平定新疆的准格尔，把一整个民族，不分老小，不分男女，全部屠杀罄尽，残暴程度，实行种族灭绝的彻底程度可以让后世的纳粹都咋舌瞠目，然而一般人对这样的禽兽皇帝又是怎么评价的？
不消说，随便拉个人出来，让他评价一下明朝朱元璋朱棣，和满清的康熙乾隆，结果必然是前者如何残暴变态，后者如何仁慈善良英明（其实看看金庸鹿鼎记里最后那段牵涉明清皇帝对比的言论就行了）。
在这样彰明昭著的事实下，仍旧会有这样的黑白颠倒，是非错乱，夫复何言？
只能让人慨叹，这世界岂真有是非可言？
倘若不是一些人真的心理下贱无耻到认为人的生命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朱元璋杀的大多是地位高的人，生命价值高，所以是残暴，而满清皇帝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杀得再多，都无所谓，都不算残暴；那么确实只能说是谎言定律发挥的惊人作用了！
再比如，明朝有名的坏皇帝是所谓正德皇帝明武宗，为什么说他坏呢？
主要是他喜欢出游以及修建豹房两点，不妨同清朝的康熙乾隆对比一下！
以喜好出游而论，明武宗想要出宫一次，真是千难万难。
好容易瞒着大臣，偷偷出去，被发现了，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去。
他想要到江南去，结果无数大臣上谏，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廷杖了许多低级官员，没用！
更多人顶上去反对他阻止他，最后是因为宁王叛乱，他才得以找到正当借口去了一次。
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纪史本末》的记载
“康熙朝籍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1]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颂为美谈佳话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谓乾隆爷下江南真是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然而实则这两个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虫过境一般，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
也曾经有人进谏，结果如何呢？
“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
'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
上当思所以救济之。
怒叱之曰：
'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
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2]
就是乾隆的皇后出于好意进谏，也没有好下场
“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
至于泣下。
帝谓其病疯。
令先程回：
及回銮，后将以病废，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欲谏，以母老踌躇。
母谕之。
阿永阿涕泣别母，侃然上疏。
帝大怒曰：
阿某觉罗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
博一己之名。
召九卿议罪……乃戍阿永阿黑龙江。
斥汝诚旧养，而后得以不废。
至是后崩，谕所有丧仪不便复循皇后大事办理，止可照妃例行。
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亦戍伊犁，二人先后卒于边”[3]
再说豹房，明武宗修改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无道的证据。
那豹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根据学者考证，“按:
皇城西北两墙毗连之地，原为各类仓库的所在地，那么豹房官窗便只能占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畜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南至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之地（图一）。
根据《乾隆京城全图》和现代地形图所显示之街道的痕迹来推测，其地的范围，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
豹房宫廊及宫殿的建造，自正德二年始，至正德七年尚未完工。
《实录》该年十月甲子条载:
'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
’”[4]。
也即占地面积4公顷左右，耗银20多万两。
康熙乾隆在皇宫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筑供他们享乐游玩，与之相比如何呢？
首先康雍乾时期造了一个圆明园，搜索一下介绍可知，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
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
始建于康熙，扩建于雍正，完成于乾隆。
其中圆明园的名字就是康熙亲自所题。
仅从面积来说，这圆明园就是故宫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于耗资则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
从清朝建造的颐和园就耗银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计算，远比之阔气豪华的圆明园耗费上亿两白银恐怕不是夸张的估计，总之豹房耗费的20多万两银子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没有疑问的。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
同样搜索一下介绍，“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也就是564公顷，比圆明园还要多出200多万平方米，将近八倍于故宫的占地面积，百倍于豹房的面积。
“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
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
那其耗资多少呢？
在《清史纪史本末》中有一处提及“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兰，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5]。
所费亿万只是个约数，但足可想见其耗费惊人程度。
而且所谓圈地数十里，这数十里的地方上应该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为了建造自己享乐场所，掠夺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财产，也当属无疑。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仅仅是举其荦荦大者,若是其他清帝零碎建造的游乐之地,更不胜枚举！
或许有人说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为他建豹房是为淫乐，而清帝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则是正常的休息办公。
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揆诸史实，其实明武宗的行为倒有更多值得体谅的地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JamesGeiss（中文名：
盖杰民）所撰《明武宗与豹房》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辩正分析，指出了传统史料中对明武宗丑化的不实与歪曲夸大之处。
按照他的分析：
“武宗此举，亦在试图恢复一种在十六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
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这是大政的一部分。
面对当时朝廷中文官们（特别是大学士们）的反对，武宗于是决定避开现行的行政体系，另在多房设立唯己意是从的行政组织。
”
他认为“可是豹房具有这一行政作用的实情，往往被官方载籍所隐讳。
从官书所载，只能见到豹房中追求享乐生活的一面，但详加考究，这些记载实被别有用意的偏见所歪曲。
”
“皇城内教场之设，也在此时。
其地在豹房西北，接连皇城北墙（图一）。
武宗亲自操练士兵，《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
但这一记录，也和其他有关武宗武事的记载一样，被《实录》纂修官歪曲成为儿戏：
'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
浴铁文组，照粗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日过锦，言望之如锦也。
诸军悉衣黄瓜（罩）甲，中外化之，愚金排盛者，亦必加此于上，一厂至市并细民，亦皆披化之’。
“但在他种史实的对比之下，我们确实难以全盘接受上引关于武宗军事操练行动的描述。
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役，击败蒙军，便可以说明。
此是十六世纪明方骑兵消灭及驱走为数不少的蒙军的唯一战没，但《实录》纂修官却只选记了明军伤亡较重的一方面，甚至说成'乘舆几陷’。
“其他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蓄意歪曲。
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堕落，即是无能。
可是，纪录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使我们至少能从某些细节中发现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虚构的。
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
”[6]
如果说康熙乾隆之类建造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只是为了他们淫乐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实一些。
因为他们不象明代皇帝一样，要躲避文官集团对权力的限制，无论在哪里办公实质都一样。
据说满清为了保持其血统不受汉人污染，备作嫔妃的秀女都是来自满蒙或其他非汉族出身，而在这些园林山庄中，清帝之淫乐可摆脱此限制也。
总结以上出游和建造享乐场所的比较，同样性质的行为,满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于明武宗。
然而不消说，明武宗因为有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是荒淫昏庸乃至变态被抨击；而满清的皇帝的这些行为则是成了佳话美谈，乃至在阎崇年这类人的嘴里成了所谓对园林艺术的贡献。
再举一个对比的例子，明代长期以来最受诟病指责的一点就是宦官弄权，东厂锦衣卫横行。
明代的宦官和东厂锦衣卫为什么如此受人痛恨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受皇帝指使，对皇帝负责，皇帝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就是行动的法令。
他们的存在本身是对文官利益集团造成了威胁，甚至直接的损害，所以格外遭受痛恨。
但实际上，明代的宦官和锦衣卫也远不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相反依旧是受到很大限制，重重制约。
以宦官弄权而论，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
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
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打伤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
比如在武昌，太监陈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
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
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
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来代表整个解放后中国历史一样。
有些人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
以至一般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再说动用锦衣卫，也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相反要受到舆论的极大监督和限制。
实际上明代的皇帝要用进行廷杖，或把官员投入诏狱，往往要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顶住舆论的疯狂攻击，所以不到实在不得以的时候，不会轻易用这些手段。
看正德和嘉靖被明代当时的舆论丑化成什么样子就可见一斑！
哪个皇帝愿意被舆论说成一文不值，被骂成狗血喷头的？
所以万历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和群臣对抗了多年，最后却还是不得不屈服！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表面上看清朝没有太监横行了，也没有东厂锦衣卫了，实际又如何呢？
实际上清朝的情形，是所有的官吏都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太监（当然，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理没有阉割，但行为方式是完全一样了），也都变成了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
其恐怖黑暗程度是明代所根本无从想象的。
[1]《清史纪史本末》黄飞鸿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5页
[2]同上书，第256页
[3]黄飞鸿编《清史纪史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4页
[4]盖杰民（JamesGeiss）《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5]黄飞鸿编《清史纪史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3页
[6]盖杰民（JamesGeiss）《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三、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
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打倒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
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
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论处，进行屠城了。
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赤裸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
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
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
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
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
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
“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
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
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
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
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
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
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
…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
凌迟处死，家属从坐。
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
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
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
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
也难怪黄裳先生发议论说“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
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
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
”
类似因为上书被处死的有吴英之狱，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六十岁的广西人吴英，“投递所著《策书》一本，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结果是广西巡抚奏报“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应比照大逆凌迟处死”，除此以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连坐斩立决。
[6]
在清廷这些所谓明君圣主统治下，通过正规途径上谏的人，战战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来凌迟杀头之祸。
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说，那该怎么办呢？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假托当朝官员的名义，写了一个奏稿，批评乾隆的过失，并且做成是已经给乾隆批复过的样子，是抄录出来的邸报新闻。
一般的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这样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的暴君昏君治下，为民上书，指摘其过失，而乾隆居然还能虚心阅览批复，自然兴奋异常，纷纷抄录传播，以至于当时边远偏僻地区都有流传。
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历史档案》上登载有中国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内容，真是可以让人慨叹无穷。
满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惧有时真是出于人类的想象力之外
编选者王澈在前言里说“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
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满朝权贵。
十六年七月。
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
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部分史料，供研究参考。
”[7]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
“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
……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
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可以表达意见的话，那么当事人自然不必采用这样的手法。
大概实在是想说的话憋的太厉害，但又没有胆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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