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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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
梁衡
2009年03月14日星期六08:
59P.M.
一、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改革开放已30年，马上又是建国60周年。
这60年来，不，可以说从1921年建党以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事求是。
人们感叹，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么难。
实事求是，说易也易，说难也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客观事物摆在那里，你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它，照实去说、去做、去办事，应该不难。
说它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来自客观方面的。
“求是”是探求客观规律，而规律常为现象所掩盖。
人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失败、总结，才能得出那么一点真知。
这在自然科学最为明显。
比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阳光、空气、水。
直到1665年，牛顿才发现光是七色的，解释了彩虹现象。
直到1777年，才由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发现空气中的氧气，可以助燃，可以活命，氧和氢可以组成水。
而这之前100多年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有“燃素”，与空气无关。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你得慢慢地摸索。
每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无不如此。
另一方面是来自主观的，人为因素。
人不论是进行科学实验还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都要相互合作。
这时候我们发现与人合作原来比与一块石头，一根木棍的合作要难得多。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一个“主观”的自我。
你要说服他实在难。
于是就争论，就吵架。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们自建党、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
不光是我们，古今中外都这样。
争吵，在家里最多是夫妻吵架摔盆打碗，在一个党，一个国家，就是路线、方针之争，一错就是几十年，船大难掉头，改正又是几十年，你说难不难。
在红军时期，井冈山根据地要听上海王明党中央的，上海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李德，十万红军都要听他瞎指挥。
根据地丢失，死伤无数。
彭德怀气得大骂：
“崽卖爷田不心痛。
”用这么惨重的教训，才换来一个遵义会议，一条正确路线。
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不犯错，果然后来我们又连连失误。
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事后一次又一次地总结教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实事求是。
相对来讲，来自客观方面的影响比来自主观方面的影响要少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比革命、建设、治国、处世更易接近实事求是。
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
其实“难”是正常的，不难反倒不正常了。
就像我们读书难、科研难、打仗难、建设难，世上的事，总是逆水行舟，不顺利的多，顺利的少，不如意者常八九。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发现与进步的乐趣。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如此复杂、丰富的永恒的思维话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认识规律。
恩格斯把认识世界的学部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
实事求是是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哲学，管着自然、社会，当然也管着我们“人”。
虽然我们也曾天真地像楚霸王那样，想抓住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但是当我们走过了30年、60年的时候，回头一看，还是无法离开实事求是，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我们知道了，不可能绕开它，只有认真地去研究它，实践它。
二、实事求是的十种阻力
“实事求是”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必然会遇到阻力。
大概有十个方面：
知识、经验、习惯、书本、自满、情感、权威、利益和行政。
这十个可以分成两组，前五个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后五个是人为的影响。
可以说是五分天灾，五分人祸。
1．知识阻力---无知无畏更可怕。
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因之一是无知，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缺乏相关的知识。
这种人办起事来牛头不对马嘴，离题太远，又浅又浮。
有时却表现得很执着，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孜孜以求，蠢得可爱，倔得可气。
情况不明胆子大，盲人瞎马跑得急。
他连事情的最基本情况都不管不顾，哪能谈得上去求什么内在规律。
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
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代又一代接力完成的，后人总是在接过前人的知识后，再根据新的实践（实事）探求更新的规律（求是），好比上了二层楼再上第三层。
如果没有已往的知识作基础，就像空中硬要起楼阁，无苗硬要收庄稼。
许多时候的不实事求是，都是无知造成的。
科学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永动机派”，他们想发明一种机器，可以不增加新能源就永远不停地转下去。
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一派人真是前赴后继，绵延不绝。
虽然没有一例成功，但还是一茬又一茬，顽固地坚持下去。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国民党败将黄维，他在监狱里服刑改造，还提出要造永动机，毛泽东说给他材料、钱，让他试，结果当然造不出来。
因为这违背一条物理学基本原理：
能量守衡。
这条规律是1847年29岁的英国科学家焦耳发现的。
能量可以互相转换，但不能凭空产生，只要机器转，就得不断补充能源。
不可能有什么一次能源的“永动”。
秦始皇曾派徐福到海岛上去求长生不老药，这种蠢事以后又有不少帝王干过，只因两个字：
“无知”。
他们不知道关于生命的基本知识。
我当记者时采访过这样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寨、昔阳被树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一当典型就神化了。
当时省水利厅帮县里修一条大坝，地质部门认真钻探后选定坝址，县委某领导人来到现场一看，说不好，搬起一块石头，离开坝址几十步，往地上一放说：
“就从这里起线!
”技术人员哭笑不得。
他没有水利和地质的基本常识，怎么能实事求是参与决策呢?
无知是实事求是的第一道屏障。
一个人没有对这个事物的基本了解就没有发言的资格，更不用说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这就如缘木不能求鱼，男人不能生孩子一样天经地义。
无知是空白，是断层，是真空，是横在我们前进途中的沟壑，必得先有知识之桥搭接对岸，才能有下步的探求。
但遗憾的是我们常会碰到一些无知的人硬是在按自己的理解去办事，去碰壁，使一些与之合作的人也常感到“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
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求不出个结果。
2．经验阻力---经验的一半是失误。
凡有一定年龄，一点经历的人，处事都有了自己的经验。
这经验有时对探索新事新理有帮助，有时却是一种阻力。
因为它是主观的先验的东西，而客观事物却千变万化，层出不穷。
循规蹈矩，驾轻就熟是人的天性，但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就会主客观不符，无法实事求是。
中国古代有许多智慧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就是指这种人。
在漫长的科学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大胆创新，谨慎实验的著名范例。
但是也常会栽倒在自己的经验面前。
1781年英国人发现天王星，不久发现它的轨道有些反常，人们怀疑在它之外还有一个未知星球在起作用。
果然经过计算、观察，1846年9月发现了海王星。
海王星也不安分，照前面的经验来推论，还会有一颗未知星，果然后来又发现了冥王星。
应该说再二、再三，这个经验是有效的。
1854年，人们发现水星的轨道也有点反常，就又设想，水星附近还会另有一颗未发现的新星。
但这一次经验误导了科学家。
人们连续找了61年，不见任何结果。
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才有了新的科学解释。
有一年在美国召开的全球石油大会的主题是：
我们曾在老地方用新方法发现过石油，也曾在新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但从没有在老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
就是说一定要跳出经验。
经验可以帮助实事求是，但只靠经验不可做到实事求是。
真正的发现规律，只有靠新的实践。
在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对经济建设就不适用了。
1958年的失败，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
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经验的失败、是革命党经验对执政党实践的失败。
事实上我们犯的许多错误都与沿用过去的经验有关。
对于过分相信自己经验的人，需要大喝一声，经验的一半是失误。
因为这里面只含有被过去的实践所证实的部分，还有一半等待将来的实践来检验。
经验可以是通向实事求是的大门，但这门上有一道高门槛，要跳一下才能过去。
一个有经验的人和一个无经验的人同时面对一件事，前者可能会自恃经验不再调研，结果失败。
后者倒可能因无经验参考而十分小心，尽力操办，反而办成了。
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随时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
有经验本来是好事，但也可以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
3．习惯阻力---划地为牢。
这里说的习惯指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社会习惯。
列宁讲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
生物学家巴斯德说：
“精神错乱莫过于按自己的愿望去相信某样东西。
”人们认识事物有时不能实事求是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没有实践，而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求新知，去实践。
跟着习惯走，自古如此，岂不知习惯有时恰恰是错的。
习惯和我们前面讲的经验还不一样。
经验是知识，是有限的模型；习惯是思维方法，是力量无穷的武器。
用错了危害更大。
习惯思维就是保守，是妨碍创新的一大障碍。
一重一轻两件物体从空中落下，哪个下落得快些?
人们习惯认为重的快。
但伽利略不相信，他在1590年（时年26岁）做了著名的斜塔实验，证明了从上抛下的轻重铁球同时落地。
并从此有了“加速度”这个概念，推动了物理学大进一步。
在社会变革中，经常有许多束缚人的东西，它明明是错的，是应该改掉的，但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改，甚至要改变它倒成了大逆不道。
比如旧社会中国妇女缠足，明明摧残身体，但这个习惯保持几百年。
改革开放之初，又有许多旧习惯在阻碍进步。
比如人们没有法律意识，即使有理也不愿上法庭，认为丢人；比如羞于经商，认为是投机赚钱；还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种自留地、把私营企业、把集市贸易、把商品交换、把市场经济，甚至农民多养几只鸡，种一点菜，工人下班后在外干一点私活，都说成是搞资本主义。
把商品流通说成投机倒把。
把对上面的，甚至报上的不同意见就打成反党、反革命（现在回想很难理解）。
而且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已成了是非标准。
这种习惯常常可以统治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甚至全国人多少年，而很难改变。
习惯把人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思维空间，使你看不到新的外部世界，当然也就难实事求是，发现客观规律。
习惯这个东西是不问对错的，而只问有无陈例。
中国封建政治多少年一直是把法先王之法当成处事惯例，这样最省事。
一种概念形成之后对少数人来说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对大多数人是在习惯的“惯性”中运行，轻易不会跳出这个惯性空间去思考、去探求。
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从“苹果落地”这个习惯思维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引力；爱因斯坦所以伟大，是他从经典力学的习惯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广义相对论；邓小平同志所以伟大，是他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跳了出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事物认识的飞跃，有时就表现为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突破。
正如物理学上打破惯性状态要一个外力，在认识上打破惯性思维，也要有一个外力，这个力常常表现为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或一场新的行动，直至革命行动。
4．书本阻力---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本阻力其实是本本主义，就是教条化的知识和理论形成的阻力。
陈云同志在晚年有一句话：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
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总会总结成知识和理论，并写成书，留给后人。
我们遇事常常会自然地想到，书本上是这样说的。
对实事求是来说，无知是阻力，但已有的知识和理论也会成为阻力。
正像人们学游泳，一点不会当然难学，但如果会的是一种错误的姿势则又更难学。
因为你先得纠正现有的错误，这凭空又多了一层阻力。
古语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因为书本与现实间有误差。
当它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顺风，当它不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逆风。
知识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和。
由于这种认识要靠一代代人的接续才能完成，前代人只好将已有的认识付之于书。
赫尔岑说，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前来接班的年轻人的遗训。
由于书籍太多，人们又经过实践检验而筛选出各种经典用以统帅相关的知识，指导人们的行为。
政治的、科学的、经济的、军事的、哲学的，几乎凡每一学科，每一领域，都各有其经，各有其典。
这些经典由于其权威性，一方面对后人的参考价值极大，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迷信力、束缚力也很大。
这些巨著一方面如灯塔，不知为多少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又如一堵石墙，不知使多少开拓者裹足墙下，甚至碰壁流血。
不是经典不好，是读书人不好，不该把它看作万能，不该作茧自缚。
恩格斯就曾告诫那些企图从自己书中寻找未来社会图画的人说：
你们在我这里连半点影子也找不到。
邓小平说：
“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
古今纸上谈兵、抚书论政而误大事的实例多得很。
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其父也说不过他。
后来他带兵打仗，数十万人全军覆没。
中国革命得力于马列书本的指导，但是由于运用不当，照搬照抄，书本在很长时间也变成实事求是的阻力。
中国革命史上有两次照搬的高潮。
一是王明照搬马列书本，不顾中国革命实际。
二是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的书神化僵化，大搞形而上学。
这两次都使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遭受大损失。
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突破了书本、经典的阻力，强调调查研究，实践检验，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步又一步实事求是，才有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两次大飞跃。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几十年来，我们又不知道出版了多少没有用的误人的书。
实事求是总是从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它可能有两个过程，一是通过实践验证书本的结论，二是推翻和补充书本上的结论，探寻未知的客观规律。
所以说书本用得好，是我们前进途中跨越天堑的一座桥；用得不好，是横在面前的一堵墙。
这种潜在的阻力常常可以因时因势，在特定条件下变成实事求是的具体阻力。
5．实践阻力---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实践阻力是指当时某一阶段的客观实践发展还不成熟，还不足以揭示事物的真相和规律，主客观无法一致。
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五道障碍。
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继续实践，等待瓜熟蒂落。
恩格斯在解释假说并不是真理时有一段名言：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海王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6页）可见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实事求是，而是客观实践还没有到这一步。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在氧气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物质里有“燃素”，到拉瓦锡认真观察实验之后，才知道不是什么“燃素”而是氧气在起作用。
在开普勒以前，人们认为行星绕太阳按圆周轨道运行，经开普勒的深入观察计算，指出行星运行轨道不是圆周而是椭圆。
并不是拉瓦锡、开普勒以前的人不想实事求是，是客观实践还没有成熟。
1976年十月，逮捕了四人帮，大家急着让小平出来工作。
叶帅说：
“不能急，要不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现在我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殊不知就在这次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才进了小小一步“不要包产到户”。
实践之履在艰难前行。
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大提出“市场经济体制”、16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17大提出“科学发展、四个建设”，不是以前不想提，实践要一步一步来。
科学研究常有假说，社会科学方面常有先进的理论。
就是说，人们从理论上已经可以推出某一规律，但是在实践没有检验之前，仍然不敢下结论。
爱因斯坦1905年就推出质能互变公式，但到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才证明这种互变引发的巨大能量，中间又经过了40年的艰苦实践，也就是说他们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了40年，终于求得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又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设想。
在这之后的160年间，世界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实践）。
苏联东欧是一支，建立社会主义74年后又垮掉了。
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实验是一支，过去我们不承认，现在看来，值得总结。
中国几经曲折，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可见要逼近真理，其间隔着一个多么漫长的实践过程。
这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将来的社会主义还会有更大的差别。
这是理论与实际的误差。
修正这种误差只有靠实践，谁也不要奢望省略它、超越它，一步跨到共产主义。
我们第一，要尊重实践，特别是要尊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第二，要耐心，千万不能犯急性病，不能妄图缩短甚至跨越实践。
轻易不要提什么“跃进”、“一天等于20年”之类的口号。
6．自满阻力---唯我独尊，听不进意见。
人一自满，便不能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
凡这种人大都有知识，有经验，而且还很丰富。
当他的知识、经验在胸中胀满时，便要以我为标准了，好像一个富翁，财大气粗，什么也瞧不起。
我们平常说要虚怀若谷，就是时时把你的胸怀空着，准备接纳新事物，接纳未知的东西。
你自以为大，店大欺客，主观欺侮客观，反过来必定自己受欺，客观事物决不会向这种人袒露真情。
这种人在当初可能曾经实事求是，但当他取得一点知识，有一定经验之后就渐渐变得骄傲自满，变得固步自封，滑到了唯我独尊的深谷。
历史上因过分自信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很多。
《三国演义》上马谡失街亭、关羽失荆州都是由于过分自信，脱离了战局的实际。
李自成也是个自满的典型。
毛泽东同志曾劝人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李自成在夺取政权之前待人处事，审时度势，各方面还比较谨慎，比较能实事求是。
一坐上大顺朝的宝座，就忘了内外危机，就不能明察秋毫，终至脱离实际，丢了江山。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是首倡实事求是作风的，进城前还特别提醒全党，不要学李自成。
在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特别提出谦虚谨慎，甚至规定了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少拍巴掌、少进酒和挂像时不与马列并列等细节。
但是到晚年他却背离了这一原则，又过分相信自己的权威，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新实际。
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他不听，还大发雷霆，下山前宣布说，我要编一本《人民公社万岁》的书，写一篇一万字的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结果书则编好，就三年困难，不了了之。
自满是实事求是的第三道障碍。
当你已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你就不可能再去“求”。
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追求的目标未达到时，他有强烈的进取心，处处虚心，处处小心；而当这个目标达到时，他就总想保守它，这时便很难找到新突破口，很难发现新事物。
不是找不到，而是连找的动机念头也减弱了，没有了。
甚至当别人找到新事物时，他还会大喊“不可能”，这是最可怕的。
7．情感阻力---以感情代替政策。
一个人可能也有知识，也有经验，也不自满，他已克服了前三道障碍，但他把握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第四道障碍面前无法实事求是。
因为前三个阻力是他不能为，如有人用障眼法，遮住了他，他力所不能，智所不逮，找不到实事求是的门路。
但情感障碍非不能为，而是不愿为。
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感情代替政策。
他决策一件事时连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赌气。
孙子兵法说：
“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
人一旦为感情所俘虏，就会失去理智，明明知道别人对，也不愿附议，宁可不为，也不愿增加他人的光彩。
总是后任否定前任。
你盖的楼，我偏要拆了重盖。
这种心理它已不单单是以我之利害来决是非，而是以我之好恶来定取舍了。
哈恩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1938年底他正苦苦研究一个核放射课题，未有结果。
这时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也在研究这个题目。
哈恩的助手发现了伊伦娜的一篇论文，很有见解，哈恩却因二人过去曾有矛盾，拒不阅读，说我不看那个女人的东西。
在助手劝说下，他拿起一看非同小可，受到启发而发现了核裂变，并于194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成果直接导致了原子弹的研制。
如果他还顽固地坚持私人成见呢，这项成果还不知落在谁手。
情感可以干扰理智。
许多大人物，都是被情感打败的。
胜利可以冲昏头脑，悲伤也可冲昏头脑。
关羽一死，刘备就不顾一切发兵报仇，结果大败。
不实事求是，不能冷静分析敌我形势。
男女之情是最易昏头的误区。
延安时毛泽东要娶江青，党内都反对，但没有办法，结果为后来的文革埋下隐患。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已经完全情感用事，连一些粗话都讲出来了。
彭德怀、周恩来等是有大功的，但他就是不喜欢。
喜欢康生、柯庆施这些会逢迎的人。
以上讲的这四种阻力都是来自认识者的主观方面。
三、怎样才能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如逆水行舟，每行一步都有其难。
但这又是认识的必由之路，再难也一定要走，而且一定能成功。
事物对立统一，有阻力就有克服这些阻力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七个前提条件，或者说七个动力。
只要坚持这七个前提，逆水之舟就会变成顺风之船了。
这七条其中有三条，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提到了。
1．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说真话，是去求真理。
谁不想求真理？
但许多情况下是我们不敢去想，不会去想。
要继承就得发展、创新和超越。
许多科学发明、发现，首先是它一开始就选题定位好，定在了前沿突破的位置，一入手就着力于创新。
科学界有句名言：
提出问题比发现问题更重要。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那些唯唯诺诺，找不出现状的缺点，提不出问题，提不出新目标的人是决没有出息的。
物理学家卢瑟夫指导一个研究生，问他：
“你上午干什么？
”“实验。
”“下午干什么？
”“实验。
”“晚上干什么？
”“实验。
”卢说：
“那你什么时候思考？
”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多，随风倒的现象多，本本主义多。
他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又说：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他还说，要杀出一条血路。
两军相遇勇者胜，鲁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可敬。
纵观社会革命史和科学发展史，凡第一个发现真理，求得规律的，都是思想解放的勇士，大部分还是年纪不大的年轻人。
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规律时26岁，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24岁，瓦特改进蒸汽机时29岁，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26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代领导集体大才40多岁。
（在西北坡毛泽东头上发现三根白发，他说打了三大战役，才三根白发，值。
）在勇敢的年轻人的头脑里，无论是书本、权威、习惯、旧势力、旧制度甚至旧的权力、法律、体制都不在话下。
为了真知和真理，他们可以受难，可以献身。
粱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谈到，少年如朝阳，如乳虎，气盛、豪壮、冒险，所以能创造世界。
勇敢精神，是开拓一切事业的先决条件。
2．不断学习。
无知、自满、书本、权威和经验都可能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这就得靠学习去克服它。
因为这五个方面的东西都只代表过去，是建立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上的。
要探求新路必须既继承又超越，既保持传统又有创新。
只有在学习新事物中才可能找到新规律。
一个不学习的人，就像一个不愿攀登的登山者，永不可能迈上新的高峰。
学习，主要是学知识，学理论。
知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在探索社会规律过程中的共识和结晶，是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
你只有掌握了最新知识，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客观实际、贴近规律。
所以读书、学习，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立身处世，特别是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人如公务员、高级公务员，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的。
如果一个人以旧知识来处理新问题，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刻舟求剑，都是隔靴搔痒，他必定要在新知识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一切革命，都是新知识新观念对旧知识旧观念的否定，最终是新规律的呈现。
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快，我们学习的节奏也要快。
理论是是思想方法，是探照灯，比知识更高一层，解决怎么认识世界。
理论拨开事物的现象而揭示规律，因此在本质上更切合实际。
许多在现象上打圈子转来转去的事，在理论上一句话就可以立判分晓。
比如，前面提到的永动机研究，只需“能量守恒”一句话就可以彻底说清。
我们在取得政权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搞穷过渡，搞越纯越好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直到探索碰壁几十年后才悟到了一个理论：
“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如果早接受这样的理论，可以少走弯路几十年。
在物理学研究中，有实验物理学家，有理论物理学家。
在有的情况下只靠实验的方法，摸索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时要靠理论。
经典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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