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化形态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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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文化形态史学

探究“文化形态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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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形态史学”的形成根源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

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

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

”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

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

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

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

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

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

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

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

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

汤因比认为：

“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

”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

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

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

“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兰克奠基的。

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

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

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

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

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

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

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

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

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

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

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

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

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

“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

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

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

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

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

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

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

“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

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

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

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

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

《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

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

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

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

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

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

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

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

　　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

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

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

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

”

　　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文化形态史学没落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对人类社会危机产生的忧患环境正在消失，分析的历史哲学主流地位逐渐确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史学不再具有现代价值了。

可以说，人类永远要面对各种困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则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的反思是永恒的。

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形态史学的著作引起大众热捧的原因所在。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广泛地震撼了西方世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热潮，东方的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兴起。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文化热”。

甚至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抛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其实，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在思想本身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上，其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文化形态史学的亦步亦趋。

但是，他们所思考的是“人类普遍史”的思辨历史哲学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迷惘心理的反映，体现着人类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渴望和追求。

作为人类对于危机与困境的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在现实和未来中存在着新的危机，就会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主题对人类社会本身仍然重要，它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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