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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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

蒋锐

2013-1-1711:

04:

19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济南250100）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列宁在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他写作《论合作社》一文期间，关于在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着重阐述了列宁在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期间关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及其成果。

文章认为，由于“直接过渡”思想和政策在实践中的失败，列宁和俄共（布）不得不采取一种通过新经济政策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间接途径。

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列宁又进而开始探索如何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社会主义；探索；列宁

　　【作者简介】蒋锐，男，汉族，1966年生，博士、副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D1，D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1-0078-07

　　一、“直接过渡”思想及其失败

　　当十月革命以急风暴雨般的形式在俄国爆发的时候，客观地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在俄国这样一个国情特殊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当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胜利后，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政权。

尽管如此，列宁还是把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及时地提了出来并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以临时法律的形式颁布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中，就规定了“土地应当平均使用”这样的条款，虽然类似这种规定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列宁认为，“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

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在实际生活烈火的考验中懂得，真理究竟在哪里”。

[1]（p365）在稍后写的《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这封信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工人们应当同意被剥削的劳动的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因为“大农业国和小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1]（p375）1918年1月24日，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隔着一个长久的、比较困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是大私有制还是小私有制，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只应该依靠实例的力量，依靠农民群众对实际生活的认识”。

[1]（p420）这表明，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在如何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是留有余地的，是考虑过通过间接途径引导农民步入社会主义的。

　　但是，就总的设想来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立足于“直接过渡”思想的，这主要与列宁及整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当时对世界革命尤其是欧洲革命所抱的过高期盼有关，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很快会由一国现象变为多国现象，由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因此，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一批先进国家中的展开，将会极大地改变俄国无产阶级在全部人口中只占少数的被动局面。

在《怎样组织竞赛?

》一文中，列宁认为“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

以下的步骤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使全体居民一律加入消费合作社，以及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1]（p393）1918年3、4月间，列宁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可以说是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纲领。

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列宁提出了管理俄国、提高生产率、实行全民统计后监督等诸多战略性构想，却根本没有涉及到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

这说明，列宁的上述构想在总体上都是以“直接过渡”思想为出发点的，或者用他自己后来在检讨这一时期的政策时的话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2]（p571）。

在稍后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

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1]（p540）在此，列宁是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入口”的，不过，这种过渡方式就其实质来讲仍然是以统计和监督为核心内容、不要商品和货币的“直接过渡”。

　　如果俄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能够不受国内战争的干扰而顺利进行，我们便很难设想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的反动势力很快就把战争强加给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便促使俄共后来的政策带上了鲜明的“战时”特点。

从1918年夏到1920年底，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象其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或象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为适应国内战争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具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政策，尽管国内战争是促成这一政策的直接原因。

显然，除了战争的因素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还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有关，因此这是一次真正的向共产主义“直接冲击”的尝试。

　　以“直接过渡”为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保证苏维埃政权战胜强大的敌人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实行也很快暴露出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先天不足”，即生产力落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不足，小生产势力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随着战争的即将结束，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便逐渐表面化了：

首先是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并在各地不断举行暴动；而且工人和其他阶层对严重的失业和饥饿状况也十分不满，整个社会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动荡。

同时，欧洲革命的高潮也即将过去，期望中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的局面没有出现，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上仍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内外交困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表明，在当时的条件下，俄国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随着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大规模暴乱事件的发生，便最终宣布了这种“直接过渡”思想和“直接过渡”政策的失败。

　　二、《论粮食税》：

引导农民“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政策

　　其实，早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前几个月，列宁就已经开始考虑经济政策的转变问题，提出要重新研究农民问题和粮食政策。

1920年12月22日，他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就指出：

“不仅从鼓励的意义上，而且从强制的意义上来说，都必须采取专门的和特别有力的援助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

……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三年来没有学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

”[4]（p25）不过，那时列宁对经济政策的改变仍然是有所保留和限制的，这在他1921年2月8日拟订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表现得很清楚。

该文件规定：

1、满足非党农民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额，使之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收额；3、同意依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额的原则；4、在完税的前提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转其余粮。

[3]（p338）可见，列宁当时在考虑以粮食税政策代替余粮收集制时，其对象还仅限于非党农民。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促使列宁和俄共在经济政策上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经济政策的转变问题。

列宁在《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当大机器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

”[4]（p25）他还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指出：

“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4]（p50-51）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这标志着俄共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标志着以“迂回过渡”为特征、以粮食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的开始。

　　1921年4月21日，列宁又完成了《论粮食税》这篇重要著作，进一步阐述了实行经济政策转变的现实意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这标志着列宁和俄共（布）以“迂回过渡”思想和“迂回过渡”政策为核心的、通过间接途径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的正式形成。

如前所述，新经济政策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方针其实并不全是新的，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只是由于战争的干扰，这些设想还未及实施就被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取代了。

关于这一点，从列宁在该文篇首对其1918年5月5日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大段摘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论粮食税》这篇著作，正如其副标题所表明的，在内容上决不是仅仅限于粮食税问题，它还论及了恢复贸易自由的问题以及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租让制问题。

但是，该文的中心内容却是粮食税问题，或者说是农民问题，即如何引导农民通过间接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列宁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首先，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它是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重要环节。

列宁指出，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

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2]（p501）因此从实质上来讲，粮食税政策（亦即新经济政策）不过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两个过渡环节的第一个环节，所以它只是一种间接过渡的形式或环节。

列宁认为，粮食税政策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经济恢复时期唯一适合于农民、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经济政策，是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经阶段和必要跳板，这是与俄国农民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相适应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由俄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其次，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最佳、最可行的实现形式。

列宁指出，“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

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

”“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2]（p507、510）很显然，在列宁看来，实行粮食税政策的直接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苏维埃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把这种小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向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

而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准备。

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在这里还初步勾画了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这与他后来在《论合作社》中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