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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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读书心得——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一、引言

伏生与郑玄为两汉经学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学者。

伏生在汉初传授《今文尚书》二十八篇，被后世视为两汉《尚书》今文学的开山祖师，其经说被弟子汇编为《尚书大传》一书。

郑玄生于东汉末年，受学于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长于礼学，遍注群经，包括东汉《古文尚书》及《尚书大传》《尚书中候》等，被学界视为两汉古文经学的集大成人物。

唐代以后，汉代经学传统逐渐衰落。

到了清代，“汉学”复兴，先是与清初的“宋学”一派抗衡，并逐渐占据学界的主流，至嘉道以后，“汉学”内部又有“今古之分”，经学上今古两派之间的交锋被后人视为清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①具体到清代《尚书》学的发展而言，伏、郑二家经说随着“汉学”的兴起而得到清人重视，为清人注经时所宗主。

大致在清代前中期形成的古文经学一派，确立了“宗郑”的主张；清代后期形成的今文经学一派，确立了“师伏”的主张。

由于宗主不同，清代中后期，两派之间在《尚书》学的阐释倾向、经说取舍及伏生、郑玄经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价等核心问题上不断发生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

从经学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清代《尚书》学的“伏郑之争”，是清代经学今古文之争在《尚书》学方面的分殊与聚焦。

二、汉代《尚书》学中的伏生与郑玄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伏生本为秦博士，因秦焚灭诗书及秦末天下大乱，归乡教授《尚书》。

汉初改秦之弊，文帝有兴学之意，遣晁错往受《尚书》二十八篇，由此汉代朝廷方有《尚书》之学。

伏生在汉初是《尚书》的唯一传人，在《尚书》古文经学兴起之前，两汉《尚书》学无不出自伏生。

其后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在西汉武宣时期相继立于学官，由博士及博士弟子代代传习。

[1]

然而在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学之外，又有各种民间私相传习的经学家派，与《尚书》今文经学相对的即西汉孔安国所开创的《尚书》古文经学一派。

《古文尚书》在经本方面有较今文多出“逸《书》十六篇”的孔壁古文经，但在刘歆之前并无经说章句流传。

据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博士需以系统的师说家法教授，无师说家法者则不能立为博士，因此终西汉之世，伏生一系的《尚书》今文经学始终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此种局面在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得到改变，虽然终东汉一朝，依旧仅有《尚书》今文三家立于学官，但以杜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多倾向于《尚书》古文经学一派。

《尚书》古文经学派对《尚书》今文经学派的学术地位构成了极大挑战。

尤其是被认为集两汉“诸儒之大成”的郑玄，对魏晋经学影响极为深远，所注群经又宗古文经学，最终魏晋时期立于学官的《尚书》经本取用了出自孔壁的东汉“马、郑、王本”《古文尚书》，伏生后学《今文尚书》三家至永嘉之乱遂尽归亡佚。

由此可见，伏生和郑玄皆为两汉《尚书》学大师，一为今文开山祖师，一为古文学宗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家《尚书》经说多有不同，从郑玄《尚书注》《尚书大传注》中可知其差异主要分属三个层面。

具体来说，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在回归“汉学”传统的同时，先是在宗主古文经学一派的学者中，确立了郑玄的宗主地位；其后，随着嘉、道时期今文经学的崛起，今文经学者先是怀疑乃至否定郑玄的宗主地位，之后又大力推举伏生的宗主地位。

最终，由于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对《尚书》伏氏学的成功建构，清代《尚书》学实现了从“宗郑”向“师伏”的转变，最终以“师伏”与“宗郑”两种倾向并存的格局而收束。

其二，解经体式层面。

郑玄《尚书注》主于训诂，与后世常规的注释体式接近。

与此不同，伏生《尚书大传》本是伏生殁后弟子据其讲授《尚书》之说纂辑而成，解经主于“大义”，不“缘经立说”，而是通过摘取或引述《尚书》经文加以阐发，其传文相对于经文有较强的独立性，属于较为典型的今文经学著作。

其三，经说层面。

伏生开创了《尚书》今文经学一派，而郑玄《尚书》经说被归为古文经学一派。

在《尚书注》《尚书大传注》中，郑玄往往不守伏生旧说，甚至对其多有批评。

如郑玄对《尚书·尧典》“六宗”的解释即与伏生经说截然不同，[7]此类例证甚多。

虽然伏生、郑玄二家《尚书》学存在诸多差异，但亦有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一面。

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曾专门为伏生《尚书大传》作注，形成了《尚书大传》的第一部完整注解。

在魏晋以降今文经学衰绝之时，《尚书大传》正是有赖“郑学”的崇高地位而流传至唐宋，成为《尚书》今文经学中最晚亡佚的著作。

因此，皮锡瑞曾言“郑君为《大传》作注，可谓伏生功臣”。

同时，郑玄在学术形成过程中，兼通今古而十分重视《尚书大传》，在其具有古文经学特色的《尚书》注、《三礼》注中亦往往取资伏生经说以成己说。

正如辑佚《尚书大传》及郑注的陈寿祺所言：

“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

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

”

综上，在汉代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伏生与郑玄二家《尚书》学既存在显著差异，又存在紧密联系。

郑玄殁后，随着梅颐本伪《古文尚书》的出现及其权威地位的确立，伏、郑二家《尚书》学著作相继亡佚，两汉今古文《尚书》经说亦淡出学者视野。

直到清代“汉学”兴起，伏生、郑玄的《尚书》学才重新获得关注。

三、清代《尚书》学从“宗郑”到“师伏”的转变

清代经学兴起之初即以反思“宋学”、恢复“汉学”传统为帜志，重新讨论汉代经学的学术论题，并重估汉代学者在经学史中的地位。

近代以来，承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梳理清代学术史的余绪，古国顺[10]、刘起釪[11]等对清代《尚书》学发展源流做了更细致的探究，可看出清代《尚书》学发展的趋势是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这恰与汉代经学发展过程相反。

但就《尚书》学著作而言，常州今文经学派虽不认同郑玄的宗主地位，却也尚未明确树立宗主伏生的旗帜。

考察常州学派各家《尚书》学著作可见，常州今文经学一派解经注重探求孔子微言大义，庄述祖、刘逢禄等因信服《书序》为孔子所作，故只尊《书序》，而不重汉人诸家注解。

但考虑到《书序》十分简略，故就早期清代今文经学《尚书》学著作而言，宗主《书序》并不足以建立与“郑氏家法”抗衡的《尚书》今文经学。

《尚书》今文经学的重建，依旧需要在《尚书》学中确立一家经说作为宗主，而无论就文献存佚状况而言，还是经学地位而言，显然能与郑玄匹敌的唯有伏生。

（一）清代前中期《尚书》学中郑玄宗主地位的确立

清初《尚书》学中，除部分学者依旧延续蔡沉《书集传》学术传统外，最为瞩目的是阎若璩、惠栋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辨伪。

阎若璩认为，世传《古文尚书》为“伪古文”，而汉代本有“真古文”《尚书》存在，[12]这正是郑玄《尚书》学在清代复兴的契机所在。

这一辨伪成绩，使得清代前中期汉学学者的研究重点从东晋以降的“伪《古文尚书》”转向汉代的“真《古文尚书》”。

也正是在这一趋势下，郑玄注作为“真《古文尚书》”的经典注释，价值被重新发现。

由此，在清代《尚书》学中逐渐确立了宗主郑玄的学术范式。

这一过程初始阶段的代表是清代“汉学”开山惠栋及其弟子江声，其成熟阶段的代表则是以“佞郑”著称的乾嘉学者王鸣盛。

惠栋是清代首位力主崇汉、提倡汉代经师家法的学者，吴派汉学家多延续了其主张，而清代《尚书》学“宗郑”主张的确立亦出现在吴派经学家谱系之内。

在《尚书》学方面，惠栋撰《古文尚书考》，与阎若璩相呼应，排击东晋伪《古文尚书》，从而重新回归汉代的“真古文”；又辑佚《尚书郑注》及《尚书大传》并郑注，还在《九经古义》中据此诠解《尚书》。

[13]从惠栋几种《尚书》学著作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惠栋在文献上推崇郑玄一派的《古文尚书》，但在经说上兼采今古文，尚无明确宗主，其所推崇的汉人“家法”还比较宽泛，伏、郑之别尚未明显呈现。

此后，师承惠栋的江声撰有《尚书集注音疏》，是清人《尚书》学第一种新疏。

[14]江声利用了阎若璩和惠栋的辨伪成果，从梅颐本伪《古文尚书》中剔除掉了其认为后人伪造的部分，形成了一个与马融、郑玄、王肃所注篇目相同的“真《古文尚书》”。

与惠栋类似，江声所取古注亦以马郑之注为主而兼及伏生《尚书大传》，虽不分今古，然实偏主古文一派，以致后来皮锡瑞批评其“今文搜辑未全，立说亦有未定”。

[15]

惠栋及其弟子江声的《尚书》学著作虽尚未确立“宗郑”主张，但因其已完全树立“汉学”的旗帜，而郑玄在汉代经学中本具有核心地位，故郑玄在清代《尚书》学中的宗主地位已在实质上确立。

到了王鸣盛，则专注于重建郑氏家法，正式形成清代《尚书》学中的“宗郑”一派。

王鸣盛在《尚书后案自序》开篇即明确说道：

“《尚书后案》何为作也？

所以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

”[5]而在对《尚书》底本的选取中，王鸣盛沿袭江声的做法，利用《尚书》的辨伪成果，取与两汉今文二十九篇相同的东汉“真《古文尚书》”为注释底本。

又在注解中，王鸣盛于各条注释先录郑注，后及其他各家古注，并在案断中凡“与郑异者，条析其非，折中于郑氏”，[16]完全以郑玄一家经说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

王鸣盛对此颇为自负，自言：

“予于郑氏一家之学，可谓‘尽心焉耳矣’。

”[16]然王鸣盛惟以郑氏为尊，在“尽心”之余，难免有所曲说附会。

例如郑玄解《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之“罪人”为“周公之属党”，此说颇为凿空，但王氏不顾各家批评，牵引《周易集解》所引干宝注以为左证，对此说百般回护，[17]而这一解释终因缺乏坚实证据难以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

②

虽然历来学者对王鸣盛之独尊郑玄不乏批评之辞，但从学术史角度来说，王鸣盛之“佞郑”是“汉学”发展的一种必然。

在“汉学”发展前期，学界但知“汉学”可贵，然不明其“家法”何在。

王鸣盛明确以汉代经学宗师郑玄为尊，在当时学界实有高举汉学旗帜、指明汉学矩矱的重要意义。

至王鸣盛时，清代《尚书》学正式确立了“宗郑”的注释取向。

但必须注意到，清儒宗主郑玄古文一派时，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文献上的困境。

首先，欲建立《古文尚书》郑玄注的宗主地位，却无法推出确定的“真《古文尚书》”经本及完整的郑玄注文本。

清人通过辨伪《古文尚书》而形成的所谓东汉“真《古文尚书》”，实质是一个根据梅颐本《古文尚书》重构出来的《尚书》经本，清人在去取时又不乏武断之说。

至于清人的《尚书郑注》辑本，其文本及经说都存在大量缺漏。

这种状况持续到了晚清民国，宗主古文经学的章太炎直到晚年得见新出魏三体石经，方才推进对《古文尚书》的研究，撰作了《古文尚书拾遗》等。

[18]

其次，欲推翻伪《孔传》，却也不得不承认伪《孔传》的文献及经学价值，甚至在郑玄注残缺过甚之时，需要取资伪《孔传》来对《尚书》加以解释。

前述王鸣盛虽“佞郑”，但亦需引用伪《孔传》。

乃至晚清王先谦撰作《尚书孔传参正》时，已不是十分排斥伪《孔传》，转取折衷今古的主张了。

[19]

最后，欲重建郑玄家法，但无法从文献中还原郑玄完整的经学体系，甚至对郑玄到底属于今文经一派还是古文经一派都一直存在争议。

郑学之精髓在礼学，其《尚书》学在现存文献中则确如魏源所言“凿空无师传”，[20]兼之，郑玄经说虽然在传统上与马融、王肃、伪孔传等被归入古文经学一派，但各家彼此之间又在经本文字和经说方面各有不同，[21]难以符合清人推崇的汉儒师法家法谨严的要求。

因此关于郑玄是否能在《尚书》学上胜任宗主地位，清代学者之间意见颇为不一。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宗郑”的清代学者并没有能实现以东汉马、郑注代替伪《孔传》的目标，反而使清代《尚书》古文经学的重建陷入一种僵局，这为后来今文经学崛起，进而与古文经学一派对立埋下了伏笔。

（二）清代后期伏生在《尚书》今文经学中宗主地位的确立

经过清代前中期古文经学者的不断努力，郑玄在《尚书》学中的宗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但随着嘉、道时期今文经学的发展，亦颇有讥议郑玄的学者，如常州今文经学者刘逢禄曾言：

“郑氏于三《礼》而外，于《易》《诗》非专门。

其《尚书》注已亡，或掇拾残阙，欲申墨守，或旁搜众说，支离杂博，皆浅涉藩篱，未足窥先王之渊奥。

”[22]另如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在胡培翚等祭祀郑玄时与众人发生争议，并作《祀议》一篇与胡培翚商榷。

[23]在龚氏看来，十七篇《仪礼》之注为郑功第一，至于郑玄所注其他各经，则多有今文经学与之抗衡，未可以之为宗主。

其一，经本篇目与文字层面。

伏生本《今文尚书》仅有二十八篇，后来今文三家增入晚出今文《大誓》，合为二十九篇。

郑玄本《古文尚书》用“孔壁本”，据《书序》分为三十三篇，另有“逸《书》十六篇”仅存篇名。

[5]伏生本《尚书》之所以被称为“今文”，是因其经本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汉末刊立熹平石经所用《尚书》即伏生一系。

郑玄本《古文尚书》则源出孔壁，根据魏三体石经残石推测，同时存在古文和隶书两种形态的经本，郑玄等经师传授时所用当是隶书本，但这一隶书本应是根据古文本隶定而来，故其与伏生今文本在文字和文句上存在不少差异。

[6]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建立伏生在今文经学中的宗主地位，一方面是靠魏源、邹汉勋、王闿运等学者极力宣扬以伏生《尚书大传》为代表的《尚书》今文经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则靠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等整理出信实可靠的伏生及今文三家《尚书》经说文献。

魏源在《书古微》中极力为西汉《尚书》今文经学张目，在《书古微序》中，魏源甚至将西汉孔安国古文与伏生等今文一派视为一家，而力排东汉马融、郑玄一派。

《书古微》何为而作也？

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西汉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传》所言者，欧阳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迁所载孔安国说必同之，犹《诗》齐、鲁、韩三家，实同一家。

[24]

魏源由此以伏生为宗主，树立了宗主西汉今文经的旗帜。

其后，邹汉勋《读书偶识》、王闿运《尚书今古文注》《尚书笺》等著作力申《尚书》今文经学优于古文经学，都有明显的“申伏抑郑”倾向，研究者遂将其与魏源皆视为宗主西汉今文经学一派。

[25]

但魏源、邹汉勋、王闿运等，实际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十分有限。

尤其是魏源立论较为武断，在后来不但遭到古文经学一派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的激烈批评，[26]甚至如偏主今文经的学者皮锡瑞、[27]蒙文通[28]等亦对其评价甚低。

故论实际贡献，则首推陈寿祺、陈乔枞父子。

陈寿祺辑校之《尚书大传》，为皮锡瑞之前最优的辑本；陈乔枞则撰有《今文尚书经说考》，是清代辑考《今文尚书》经说材料最为详备之作，后来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多取资于此。

[29]陈氏父子之所以前后相继，致力于伏生一派《今文尚书》学，是视伏生一派《今文尚书》学为《尚书》学正统，如陈乔枞在《今文尚书经说考自序》中祖述陈寿祺之言曰：

“《尚书》三家今文各守师法，皆传伏生之业者。

苟能钩考佚文，得其单辞片义，以寻三家今文千数百年不传之绪，使百世之下，犹知当日幸有三家今文赖以维持圣经于不坠，则岂徒足以延绝学而广异义云尔哉？

”[30]从中可见陈氏父子于《尚书》学中对伏生今文经学的尊崇。

但陈寿祺父子在尊崇伏生的同时，却并不贬抑郑玄的经学地位。

陈寿祺在经学上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近于通儒一派，曾言：

“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杂，此经生之分也；总群师之言，稽合同异而不偏废，此通儒之识也”。

[31]因此陈氏父子在主观上并未崇今抑古，而是各取所长。

或许正因如此，陈氏父子以朴实谨严的古文经一派的治经方法从事今文经学文献的考证，其成绩也就远较魏源等人为可信，从而为今文经学在后期的成熟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正是在以上两派“宗伏”学者努力的基础上，清代“正统今文学的殿军”皮锡瑞最终集合诸家成果，进而在《尚书》学中建立了今文经一派伏生的宗主地位。

（三）皮锡瑞对《尚书》伏氏学的重建及晚期《尚书》古文经学派的回应

在清代《尚书》今文经学发展过程中，皮锡瑞最显著的成就是通过具体的注经、解经实践，实现了“《尚书》伏氏学”经说体系的重建。

皮锡瑞综合此前各家《尚书》今文经学的辑佚、考证成果，标举“师伏”的宗旨，以《尚书大传》等所载伏生经说为中心，勾连起其他西汉今文经说材料，疏通证明，建立了一套十分严密的清代《尚书》今文经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皮锡瑞早年在经学上原本是从古文经学入手，十分尊崇郑玄，曾撰作《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等，但在《尚书》学上，却继承了魏源等今文经学家的观点，独尊伏生，而贬抑郑玄，当伏、郑二家经说矛盾之时，明确表明依从伏生而批驳郑玄的立场，所谓“不为北海之佞臣，宁作济南之肖子”。

[32]对于这一《尚书》学宗旨，皮锡瑞在《书经通论》中多有阐释，可视为皮锡瑞《尚书》学的纲领，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三个层面。

其一，文献层面，皮锡瑞认为清代《尚书》古文经一派所依托的东汉《古文尚书》经本真伪难明，伏生一派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皆完书”[33]，经本传自先秦，较为可靠。

对此，皮锡瑞在《书经通论》“论《尚书》伪中作伪，虑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34]、“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35]等条中明标其宗旨，并加以详细阐释。

其二，经学师承层面，皮锡瑞认为古文经说本无师承，乃诸儒傅会为之，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传自汉初，远有师承”[36]。

伏生是孔门《尚书》学在汉代的唯一传人，其《尚书大传》存《尚书》解经大义，虽“不尽释经，而释经者，确乎可据”[37]。

至于后出之汉代《古文尚书》异说尤多，“既无师授，安有据依”，[38]皆不如伏生所传《尚书》及经说为可靠。

由于汉代《古文尚书》学者解经喜新厌旧，不知伏生所传“古义”之可贵。

故导致“《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

[39]

其三，经说层面，皮锡瑞认为汉代《古文尚书》学以晚出《周官》解说唐虞三代制度，是“强前人而豫法后人”，[40]而今文经学家以“唐虞之制”解“唐虞之书”，更加符合三代的历史实际。

又认为汉代《古文尚书》学引古史杂说以注《尚书》，“变易唐虞三代之史实”。

[41]西汉伏生《尚书大传》与司马迁《史记》所载事实大致相似，而东汉以后的古文经学家在注解《尚书》时，常无经典依据，“采杂说，凭臆断”，所述事实已与西汉人有异，则“不仅唐虞三代之制度乱，并唐虞三代之事实亦乱”。

[41]

以上三个层面的认识，是皮锡瑞基于两汉今古文《尚书》学的发展脉络做出的推论。

其中既有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真知灼见，指出清代盲目尊崇东汉《古文尚书》学一派学者的弊端；又有为构建个人经说而作出的主观判断，不免贬抑汉代古文经学太过，招致了如王先谦等人的批评。

[42]

在具体的解经、注经实践中，皮锡瑞又进一步贯彻了其在《尚书》学上“崇今抑古”“师伏抑郑”的宗旨。

他先是凭借深厚的文献辑佚考证能力，从事《尚书大传》及两汉《尚书》今文经说的重辑工作，所辑《尚书大传》《今文尚书考证》在文献的完备性和精确性上超越了此前各家学者，至今依旧是学者研究两汉《尚书》今文经学的经典文献。

同时，皮锡瑞又在《尚书大传疏证》《今文尚书考证》二书的疏证中，广泛利用其他各种经说材料来阐发与扩展“《尚书》伏氏学”的内涵，由此建立了清代最为完备的《尚书》今文经说体系。

在《尚书大传疏证》一书中，皮氏特别利用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尚书大传》为中心，勾连起《春秋公羊传》《礼记·王制》《白虎通义》等今文经学文献，不仅为伏生《尚书》经说的可靠性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更揭示出了西汉今文经学内部的一致性与整体的严密性。

尤其是皮锡瑞对《尚书大传》中所载古礼的疏证，胜过前人，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赞誉。

[43]而在《今文尚书考证》一书中，皮锡瑞取梅颐本《古文尚书》中与《今文尚书》重合的二十九篇，而注两汉《今文尚书》异文于经文下。

在具体的经说取择上，皮锡瑞以伏生《尚书大传》为中心，贯通两汉《尚书》今古文经学材料，通过源流考证及经说对比，将《史记》引《尚书》的材料视作伏生《尚书》学一部分；[44]又考求两汉《尚书》学师承演变，巩固《尚书》今文三家经说在《尚书》伏氏学中的地位，对三家与伏生经说相悖之处加以辨析。

[45]此外，皮锡瑞还辨析了汉魏《古文尚书》一派经说与伏生经说的渊源关系，指出郑玄、王肃等在注解《尚书》时往往吸收伏生《尚书大传》以融为己说，故二家《尚书》经说虽是古文经学一派，但在考论伏生经说时二家亦不乏可取之处，所谓“康成博通，多参异义；子雍伪谬，间袭今文”，故“可以搴芳草于萧稂，掇明珠于沙砾”。

[46]

据此可见，皮锡瑞正是在树立了“师伏”的宗旨之后，以此为中心和去取标准，对各家经说加以汰择，从而最大化地吸取两汉今古文各派经说，作为羽翼伏氏经说的重要佐证。

在这一明确的经学理念的指导下，皮锡瑞建构了系统而严密的《尚书》伏氏经说体系，推出了《尚书大传疏证》《今文尚书考证》等重要的《尚书》今文经学名著。

从而在晚清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居功甚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实质性成就。

皮锡瑞的《尚书》学研究获得了今古文经学两派普遍的肯定。

偏主今文经学一派者，除皮氏友朋弟子夏敬庄、夏敬观、李肖聃等人的赞誉之外，[47]另如梁启超亦称皮锡瑞“疏释专采西汉今文经说，家法谨严”，[48]蒙文通则言：

“能远绍二陈，近取廖师以治今文者，近世经师惟皮鹿门一人而已。

”[28]

偏主古文经学一派，可以章太炎、王先谦、曹元弼为代表，从古文经学一派的回应中，可以见出晚清《尚书》学中今古文经学两派的交融与互渗。

章太炎曾作《驳皮锡瑞三书》，对皮锡瑞以《王制》为孔子素王改制之篇及以《周易》《仪礼》皆孔子所作等学说提出批评。

[49]但在《说林下》中则称皮锡瑞在研究《尚书》时“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孙星衍），下规凤喈（王鸣盛）”，[50]将皮锡瑞列为其所评定的同时代五等经师中的第二等，亦足见章氏于皮锡瑞《尚书》学成就颇为推许。

王先谦与皮锡瑞交往密切，他为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作序，明确表明不赞同皮锡瑞对古文经学一派的贬斥，而对皮锡瑞建设《尚书》伏氏学的成就十分赞赏，称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弊，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

[45]同时，王氏在自撰《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中不仅大量吸收皮氏今文经学考证成果，更在研究方法上对皮锡瑞多有借鉴。

曹元弼被视作清代吴派古文经学殿军。

他在《尚书郑氏注笺释·自序》中明标“宗郑”的主张，但在言及皮锡瑞时不无肯定，称为“在近日今文家最为少疵多善”者，故对皮锡瑞有关《尚书大传》、史记引《尚书》经说的考证方面“悉皆酌取”。

[51]

综上可见，皮锡瑞对《尚书》伏氏学的重建，使得《尚书》学由乾嘉时期的“宗郑”变为晚清时的“师伏”“宗郑”两种倾向并存，推动了《尚书》今文经学在文献和经学体系上的完备。

四、“伏郑之争”的焦点及其产生原因

以上从经学宗主的角度梳理了清代《尚书》学的发展进程，总结了清代学者在《尚书》学上从“宗郑”向“师伏”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清代《尚书》今古文经学两派观点的交锋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其一，文献层面。

就《尚书》篇目而言，在今古文共有的二十八（九）篇之外，清代今文经学派不承认“逸《书》十六篇”的真实性，古文经学派虽承认逸《书》十六篇，但因文献缺失，也仅能使用与今文经学派相同的二十八（九）篇。

就经文文字而言，清代今文经学派力图恢复伏生今文本原貌，古文经学派则欲复原孔壁本古文经原貌。

其二，经说层面。

两汉今古文经学师承各异，经说有区分本是情理中事，但更不应当忽略两派之间的融合。

尤其在《尚书》学上，古文经学家如马融、郑玄、王肃等皆曾取择今文经学以熔铸己说。

在清代“汉学”发展早期，学者但知宗汉，而未区分今古文门户，伏生、郑玄二家经说尚可在各家经注中并存。

到了嘉、道年间，古文经学一派既已确定“宗郑”宗旨，今文经学欲与之争锋，故提出“师伏”的主张。

此时，《尚书》经说是依从伏生，还是依从郑玄，遂成为分判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关键。

其三，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各家旧注至清代无一留存，今古文经学两派在搜求经学材料的过程中，对一些关键经学史料到底是当归属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长期存在纷争。

这一交锋集中体现在《书序》以及《史记》所引《尚书》经说的性质归属上。

《书序》在清代前期一般认为是古文经学独有的经说材料，但自陈寿祺考得《今文尚书》亦有《书序》后，今文经学家亦往往将《书序》归入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