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大学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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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大学生活

五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和学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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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头榔头 于2013/4/3018:

09:

49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在九五年之前，大学生毕业是“国家”包分配的，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不是很大，因此可以专心学习。

同时刚刚受压抑的人突然见到吗么多的新知识，所以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学术上也比爱现得更加自由。

现摘录几段80年代的大学生活和学术风气的场景，让大家对80年代的学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大学校园弥漫着浓浓的书香气。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知识急剧传播、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

经过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社会突然从思想封闭的状态中走向开放，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改变狭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改变物质贫困生活的冲动，对知识的渴望成为了80年代校园生活的主旋律。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79和80级学长中有很多老三届的大学生，有的人已经成家并有孩子，他们学习非常刻苦，晚上熄灯后，他们还在水房里、走道里看书学习。

那时的图书馆和教室的位子永远是紧张的，我们经常轮流去抢位子；图书馆里的各种中外名著非常的紧俏，要排队预约；每天晨曦刚露，校园里到处都是同学们朗读外语的身影。

    2、八十年代的大学充满了诗意和吉他声

    八十年代的大学，朦胧诗非常流行，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的作品在校园非常受欢迎。

我记得当时读舒婷的诗《致橡树》是非常的感动，心中崇尚着那种高尚、伟大的爱情，对舒婷的诗是倒背如流。

当时学校里有很多的诗社，也涌现出了一批校园诗人，记得大学一位才华横溢的男同学，为了向一位心仪的女生示好，根据该女生宿舍室友的姓名，新年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女生，‘古川杨新柳，瑶琴扶静怀’，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惜该女生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八十年代的中国，邓丽君的歌声从东南沿海向全国扩散，港台文化是内地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的导引。

当时，校园里许多男生，模仿港台明星，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弹着吉他，这是当时大学校园里最时尚的一景。

    3、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简单而又纯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大潮还没有荡涤大学校园，大学校园如同一片净土，非常安宁。

同学们思想也非常单纯，大家之间的交往也充满了真诚。

由于学生分配是计划分配，不用为找工作发愁，同学们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学习，生活简单而美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爱情也是美好的，同学们都比较保守传统，谈恋爱也是搞地下活动，不敢明目张胆，校园爱情大都是像‘山楂树之恋’那样纯纯的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巨变的时代，是激情与温情交织、充满理想和梦想的时代，我很荣幸经历了那个时代，这一段温暖的记忆永我心，永不磨灭。

”⑴

    “施建青，现任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他的大学属于20世纪80年代，在为我们讲述那个远去年代的大学生活时，他充满骄傲和深情。

    施建青1982年考上杭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入学分数在班上排名垫后，与第一名的差距有100分之多。

但数理化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是‘学得轻松’，物理考到了98分的好成绩；但拉开差距的是文科，英语甚至只有9分。

如此悬殊的基础，并没有在大学阶段恶化累积，好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知识呈饥渴状态，有着强烈的学习意识和动力。

能考入大学的，本来就已经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读书、学习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环境塑造人。

那时的大学校园里，延续了中学时代的学习劲头，没有虚无缥缈的诱惑，没有就业的压力，也少有浮躁之风。

作弊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个传统’，也无需作弊。

考场和平时上课的教室布局一样，学生们紧挨着坐，谁也没有意识偷看别人一眼。

也有个别的同学会不及格，但往往承认水平如此，绝不会借助作弊的方式自欺欺人。

    终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人人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所以教室是永恒的战斗场所，偶尔休闲，一定是去图书馆或电影院。

作为理科生活的调剂品，看小说是最美的享受。

考完试后，一群哥们也会打打扑克，消遣一番。

”⑵

    “昨天上《文艺心理学》课，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顺便提了几句那个年代的大学教育情况，学生都十分惊奇，一想也是，那时他们都还没有出生呐。

    回想起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大学教育，倒真是很让人怀念。

那时，学生的学习非常认真也非常刻苦。

我78年上东北师范大学，晚上找上自习的地方都不容易，几乎所有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

当然，教师讲课也非常认真。

从生活上看，那时比不了现在。

但精神上是富足的。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寝室装着12个人，晚自习回来，大家议论的多是谁读了哪些书，议论卢梭、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就争论马克思的《手稿》，谈论

‘异化’。

清苦的日子中，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但那时都很穷，所谓改善，也就是同寝的人一道买点豆腐卷儿，买些白菜，切成丝放到洗脸盆里，淋上点儿酱油拌凉菜，再买点散装的白酒。

大家就非常尽兴。

    当时，教师讲课认真，又比较自由，主要是在教学管理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清规戒律。

老师讲课，有机会慷慨激昂，学生的作业，也可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

还有，大概是因还不需要算‘经济帐’吧，我所在的学校，为学生开设选修课，有的课，只有三、两个学生选了，也照开不误。

有些课，学生选得少，主要是开设的选修课很多很丰富，并不是教师水平不高，如开设《西游记研究》课的苏兴教授，是国内《西游记》研究的知名学者，那年选他课的只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退选了，只剩一个学生了，但课照上不误。

    那时，有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空气。

记得有一次，学校选区的人大代表，本来学校已经提出一位候选人，一般说，这位候选人会当选人大代表的。

但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很愿意为社会服务，他要与学校提出的候选人竞选，我们这些同学也起劲地为他宣传，结果，他真的击败了学校指定的候选人，当选了。

    那时的学校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楼房，却有绿地，还有树林。

记得从食堂到教室，可以走一片树林中的小道，秋天踩着落叶，真的是很美。

现在这树林早就没有了。

85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那时北师大也没有很高的楼，最高的主楼只有8层，主楼北面很开阔，夏天栽种了很多花草，像一个大花园。

现在也都没有了，变成了楼区，三幢高大的楼房，几乎挤到了一起。

    我原以为，自己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学，读的研究生，可能只是这个原因，才怀念着八十年代，但上个月和一位同事出差，在房间里，不知怎么聊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比我年纪小得多的同事，对八十年代也很有好感。

也许，怀念八十年代，还不仅是我的同龄人。

”⑶

    “50后的80年代阅读，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改革开放，门户渐开，先是开窗子，继而开门，外面的东西都涌了进来，让我们应接不暇；再一个，‘文革’当中，专制主义当道，我们都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读书成了很奢侈也很冒险的事。

忽然有了很多书可读，而且是光明正大地读，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天天像过节一样。

那时大家最关心，说得最多的

‘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人性、人道，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张扬这类东西。

这是我们最缺乏也是迫切需要的东西。

那时我们都信奉这样一句话：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了，这个让我们感到很震撼。

虽然有人早就宣称‘我不相信’，但理性地‘怀疑一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反省、反思、反拨、反动，却是在80年代读了一些书之后。

那个时候，审美主义盛行，追求艺术至上，但又不是要养眼，要把玩，不是那种沉迷其中、享乐玩世的心态，而是将审美、艺术视为人类唯一能够走向自由的途径。

如果要概括80年代的阅读，其主要精神特征我以为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社会历史方面表现为本体或主体之维，文学艺术方面则表现为审美之维。

”⑷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摘掉了‘文革’期间戴在头上的一个‘臭’字，但依然是‘老九’。

那时他们很穷，但学术风气比现在好。

回顾一下这个‘好’的原因，对于今天或许是有益的。

    那时候老师穷到什么程度呢？

有贼为证：

当时大钟寺一带尚属荒凉之地，常有劫匪出没，据说，防范劫匪的一个有效方法是：

当遇到劫匪的时候，只要说一句

‘我是师大的老师’，你便可以安然而归。

不肖说，那劫匪的脸上一定堆满了失望的表情。

    1983年我从山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后，于9月份来到北师大，跟随杨寿堪老师学习西方哲学，研究方向是黑格尔。

这是杨老师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共两名，另外一个是甘绍平，他是从首都师大考来的。

    我们两个在学习上的待遇，现在的博士生也望尘莫及：

杨老师每周都给我们上专题课，专门讲授黑格尔的著作，记得杨老师讲过的有：

《精神现象学》、《小逻辑》、《自然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其间还涉及到黑格尔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精神哲学》和《宗教哲学》等。

杨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对于每本书，杨老师都是从头讲到尾，至今我还保存着详细的笔记。

    上大学时，我曾经从图书馆借来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但是，尽管一个生字也没有，可就是看不懂，不知所云，于是第二天便还给图书馆了事。

通过听杨老师的这些课，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终于能够看懂黑格尔的著作了。

不用说，再看其他哲学家的著作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现在想来，自己现在之所以还有些逻辑思维能力，无疑是跟杨老师的这几年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杨老师讲这些课的时候，听众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讲授过程中可以随时与杨老师进行交流。

上课的地点通常就在老主楼八层的哲学史教研室（那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属于同一个教研室），但也常常去杨老师家里上课。

每周去听杨老师的课，是我们两个最期待的时刻。

时间一到，我们便夹着笔记本来到教研室，在杨老师的导游下，到西方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漫游。

    杨老师还让我们选修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

第一年我们两个听了安文铸老师一年的德语基本知识课程。

安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自学的德语，教学的方法非常灵活，加上他富有激情的讲解，因而特别适合于我们这些学习二外的人。

学习了一年以后，竟然能够翻着字典，写小的文章了，后来毕业论文的摘要便是用德语写的。

第二年，杨老师给我们请来了中央编译局的一位朱老师（很遗憾忘记了他的名字），教我们专业德语，每周到中央党校朱老师的家里去上课，朱老师给我们俩讲解和翻译黑格尔的德语原著，好像是《逻辑学》。

我当时不太重视外语的学习，所以最终没有学好，后来也没有再继续学习，由于长时间不使用，现在已经把学了两年的德语忘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而甘绍平很下工夫，后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士去了。

    至于学习风气，那就不用说了，吃完饭后几乎没有人呆在宿舍里，去处自然是阅览室。

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张张如饥似渴的脸。

    在这种氛围下，同学们的成果也自然不菲。

高年级的同学丘长虹、尹瑜新、韩震、袁贵仁等人，经常在《江海学刊》、《江汉论坛》、《哲学动态》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许多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和热议。

我自己也在毕业的那个学期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宇宙全息论》，并写完了《宇宙全息统一论》一书的草稿。

甘绍平写的论文则在《光明日报》举办的读书活动中获得了二等奖。

那时候的奖很少，而且是货真价实的。

    同学们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知。

因为那时候就业状况比较好，不用太考虑将来的前途。

这是造成当时良好学术风气的外在原因。

就学术和学校内部来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奖励措施，没有鼓励发表论文的制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学术规范，所以，论文的写作纯粹是出于创作的冲动——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拿钱，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名誉。

总之，没有什么功利性的动机。

    后来，也就是现在，情况截然不同了：

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学术研究课题的经费日益增多，有的课题多得令人咂舌；经过多年的改革，学术方面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也似乎越来越规范；在学生方面，有各种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措施和奖励，也有不少旨在促进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课题，还有了专门培养拔尖人才的各种种类的人才班。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学术研究的风气却越来越糟糕，剽窃、抄袭现象不仅屡禁不止，且已蔚然成风，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日益堪忧；学术研究的水准未见有提高，只是徒然地增加了论文的数量而已；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课题，也未见有让人能够读得下去的著作出现。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与八十年代的学术风气和管理方式一比，就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管理方式的错位。

管理层把管理经济的模式挪来管理学术，讲投入产出比，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如果说经济活动可以讲投入与产出的话，那么思想活动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投入与产出比的，试问：

有谁能够在年初制定出今年的思想产量呢？

有谁能够把金钱的数量转化为思想的产量呢？

在这里，物质与精神之间不具有正比关系。

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对于学术干预得太多了，学术活动本来是一种个人活动，而这种管理方式非要使它变成公共活动，从而纳入到经济计量过程。

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就是：

我给你多少钱，你得给我多少思想。

于是乎，学术研究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了。

八十年代之所以学术风气活跃，就在于管得比现在少，因而人们的学术活动还不那么功利；而现在相反，学术活动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活动，因为可以得到巨额的课题经费和奖金，或者是为了完成每年规定的思想产量，因为你如若完不成，饭碗就难保。

学术活动也就成了一种谋生的活动了。

    当然不能由此就说是金钱惹的祸。

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是理所应当的，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待遇还不够高，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待遇尚远不能与非洲相比，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

问题在于提高的方式。

提高待遇的方式不应当是那么功利的，要求他完成多少多少任务，相反，把这些提高放到他们的工资里就可以了，不必那么直接地干预他们的具体学术研究。

这样，就会有另外的一种“于是乎”，即学术和思想的繁荣与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思想发展规律的：

待遇的提高可以使知识分子们在生活方面高枕无忧，从而专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如果再辅以思想的自由，那么学术想不繁荣都难。

    从学术史上来看，学术上的进展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是自由的创作，没有一篇是为了金钱而写成的；那些伟大的著作没有一本是一朝一夕写就的，也没有一本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迫写的。

康德的伟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是十二年悠久沉思的产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直到20多岁才完成。

如果他们在我们现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是否还能够产生这些思想呢？

起码，他们的教授位子是保不住的，因为他们在研究期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爱因斯坦虽然发表了几篇，但还不是他的“专业”，因而按我们的规定是不算“成果”的；其实，他的相对论也不算成果，因为他当时是专利局的职员，实在是“不务正业”。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没有人是从什么尖子班里出来的。

    学术研究的状态，应当像池塘中悠闲的鱼，随心所欲地游来游去，至于说为什么如此悠闲地游荡，则找不出理由，那些鱼只是没有目的地游着而已，它们不必急于寻找食物，也没有什么要达到的目的。

学者只有在这种非功利的状态中才有可能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写出伟大的作品。

反之，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则如同在这悠闲的鱼群中撒下了一把诱人的食物，那群鱼便一下子失去了宁静，纷纷去争夺主人扔下来的美味，于是乎，池塘里的水便再也不平静了。

”⑸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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