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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课件4

第四讲细读《平民的文学》、《人的

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新文

学的要求》、《思想革命》等五文

一、细读作品时的几点总体要求

1、着意养成自己对散文类作品的感受力,力求读出散文类作品的内在美感。

具体地说,是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到周作人散文的“精彩之眼”,比如找出你认为好的段落、句子、词汇,等等,并能够简单说出自己的理由。

2、着意联系周作人各个时期的不同精神状貌品评周作人散文的“言外之意”。

具体地说,要找出文中具有“言外之意”的文字,找出文中最能够体现周作人内在思想的文字,并简单说明自己的理由。

3、课堂上的作品细读报告是大家的平时成绩,每次作品细读课程安排约5位同学做细读报告。

在课堂上没有做读书报告的同学至少要交给老师一篇读书笔记,以便取得平时成绩。

4、要求每位同学在前一周阅读老师放在虚拟教室上的相关资料。

主要是每次细读文章的原文,其次是相关的参考书籍

二、关于《人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平民的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五文的细读要求。

1、建议大家把《人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联系起来阅读。

提示大家根据上一次课程中的相关讲述,尽可能找出三篇文章中周作人所表达的某种思想体系。

具体地说,比如,关于周作人的“人学构架”,关于周作人“思想革命”的目标体系,等等。

2、建议大家把《平民的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联系起来阅读。

重点提示学生关注这两篇文章的不同写作时间,进而思考两篇相关文章中周作人思想变化的轨迹,同时结合第一讲中的“周作人素描”部分思考这一变化在周作人整个人生历程中的深刻意味。

在这里,对学生的最低要求是,让他们把两篇文章中意味着“周作人思想之变”的文字尽可能多地找出来,并且尝试去说明这些文字的含义。

3、学生报告之后,老师点评时需要注意的几点

(1)、补充提示学生可能漏掉的“文中亮点”。

(2)、结合第二讲中的相关讲述,把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核心思想体系“人学构架”进行具体的文本落实。

主要关键点是结合具体文本,认识周作人下述思想体系的真实性:

A\思想革命的根本取向

B\“现代人”的内涵

a、“从动物”进化的“人”,从动物“进化”的“人”,求“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b、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平等、互利,共同幸福。

C\通向现代“人”与“人道主义”的路径——“平民文学”、“新文学”

a、关于平民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

b、平民文学乃是让人通向真正之现代“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

c、“新文学”:

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同时又是“个人”的——(《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在北平少年学会讲演)。

d、理想的平民文学也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

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慈善。

(3)、结合《平民的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两文把周作人在1918年到1922年之间的思想变化之一进行具体的文本落实。

从肯定、呼吁平民文学,到肯定“贵族精神”,尤其是在周作人理解中的“贵族精神”,少见对责任、对理想的勇毅担当,而多显“出世”、“隐逸”之心迹,少见西方贵族精神中的入世、求索精神,而多见中国传统士人的“个人逍遥”梦寐,本质上已经意味着周作人自身的“现代隐士征兆”了。

附录:

《思想革命》、《贵族的与平民的》、《人的文学》三文的电子版,蓝色部分是细读时应该重点注意,加以分析的部分。

《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两文,复印发送大家。

思想革命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自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

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

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和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

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

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

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己未孟春”,又像遗老。

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痛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

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

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

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

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活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

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

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

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话文,和一篇“非复辟”的古文并放在一处,我们说哪边好呢?

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

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

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

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

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八年三月

(1919年3月作,选自《谈虎集》)

 

贵族的与平民的

关于文艺上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是全坏的。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

变动而相连续的文艺,是否可以这样截然的划分;或者拿来代表一时代的趋势,未尝不可,但是可以这样显然的判出优劣么?

我想这不免有点不妥,因为我们离开了实际的社会问题,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

人家说近代文学是平民的,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是贵族的,虽然也是事实,但未免有点皮相。

在文艺不能维持生活的时代,固然只有那些贵族或中产阶级才能去弄文学,但是推上去到了古代,却见文艺的初期又是平民的了。

我们看见史诗的歌咏神人英雄的事迹,容易误解以为“歌功颂德”,是贵族文学的滥觞,其实他正是平民的文学的真鼎呢。

所以拿了社会阶级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称号,照着本义移用到文学上来,想划分两种阶级的作品,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与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的标准,也觉得不很妥当。

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而真挚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论思想与形式的如何。

我现在的意见,以为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精神,但

只是对于人生的两样态度,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他的分布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这便是两个名称的来源。

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

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的了。

这些渺茫的话,我们倘引中国文学的例,略略比较,就可以得到具体的释解。

中国汉晋六朝的诗歌,大家承认是贵族文学,元代的戏剧是平民文学。

两者的差异,不仅在于一是用古文所写,一是用白话所写,也不在于一是士大夫所作,一是无名的人所作,乃是在于两者的人生观的不同。

我们倘以历史的眼光看去,觉得这是国语文学发达的正轨,但是我们将这两者比较的读去,总觉得对于后者有一种漠然的不满足。

这当然是因个人的气质而异,但我同我的朋友疑古君谈及,他也是这样感想。

我们所不满足的,是这一代里平民文学的思想,大是现世的利禄的了,没有超越现代的精神,他们是认人生,只是太乐天了,就是对于现状太满意了。

贵族阶级在社会上凭借了自己的特殊权利,世间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没有什么歆羡与留恋,因此引起一种超越的追求,在诗歌上的隐逸神仙的思想即是这样精神的表现。

至于平民,于人们应得的生活的悦乐还不能得到,他的理想自然是限于这可望而不可即的贵族生活,此外更没有别的希冀,所以在文学上表现出来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团圆思想了。

我并不想因此来判分那两种精神的优劣,因为求生意志原是人性的,只是这一种意志不能包括人生的全体,却也是自明的事实。

我不相信某一时代的某一倾向可以做文艺上永久的模范,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

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

人们赞美文艺上的平民的精神,却竭力的反对旧剧,其实旧剧正是平民文学的极峰,只因他的缺点大显露了,所以遭大家的攻击。

贵族的精神走进歧路,要变成威廉第二的态度,当然也应该注意。

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

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旧剧就是他的一个影子。

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

(1922年2月作,选自《自己的园地》)

 

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

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

”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

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

“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

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

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

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

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

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

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

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

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

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

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

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

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

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

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

自从茀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

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

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

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

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

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

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其中有两个要点,

(一)“从动物”进化的,

(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

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

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

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

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

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

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

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

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

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

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

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Blake)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

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

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

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

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

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

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

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

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

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

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

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

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

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

所以我们的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家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

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

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

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

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

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耶稣说,“爱邻如己”。

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

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

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

(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

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

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

譬如法国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

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

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

一个严肃,一个游戏。

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

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

材料方法,别无关系。

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

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

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

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

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

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

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

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

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

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

(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

(二)是恋爱的结婚。

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

如诺威伊孛然(Ibsen)的戏剧《娜拉》(EtDukkehjem)《海女》(FruenfraHavet),俄国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AnnaKarenina,英国哈兑(Hardy)的小说《台斯》(Tess)等就是。

恋爱起原,据芬阑学者威思德马克(Westermarch)说,由于“人的对于我快乐者的爱好”。

却又如奥国卢闿(Lucke)说,因多年甚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

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

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

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

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

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

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

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j)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

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

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所以不愿提倡。

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

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

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

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

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

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

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

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

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

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

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

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罗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快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

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

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

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

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

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

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

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浓厚。

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

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

英国教育家戈思德(Gorst)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

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

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

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

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诃美罗斯(Homeros)史诗《伊理亚斯》(Ilias)与欧里毕兑斯(Euripides)悲剧《德罗夜兑斯》(Troiades)中,说赫克多尔(Hektor)夫妇与儿子的死别的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

近来诺威伊孛然的《群鬼》(Gengangere),德国士兑曼(Sudemann)的戏剧《故乡》(Heimat),俄国都介涅夫(Turgenjev)的小说《父子》(Ottsy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

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

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

但关于古今中外这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

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例。

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

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

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

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

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

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

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

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便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

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

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

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

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

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

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作,选自《艺术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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