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对北京社会稳定影响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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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对北京社会稳定影响分析

贫富差距对北京社会稳定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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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对北京社会稳定影响分析

郑红君

贫富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近年来,北京市在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逐年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当前北京贫富差距的特点

１、贫富差距比较悬殊

从用五等分法计算出来的数据看。

2００5年，我市城市居民20％低收入户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81元,而2０%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68元。

高收入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３.84倍。

据此看来，居民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已相当高。

而且,考虑到以上数据的计算依据一般仅限于居民或家庭的货币收入,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数字肯定要更高。

再从高低收入家庭拥有资产情况看。

2002年市统计局进行的北京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状况调查显示，20％低收入户家庭户均总资产为13．8万元，占全市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量的５.0６%。

而20%高收入家庭总资产户均达到了1０２万元,是低收入家庭的7.４倍，占全市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量的４2．７4％。

高低收入家庭拥有资产悬殊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2、呈加速扩大趋势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速扩大。

统计资料显示，19９3年至2００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663元扩大到979３元,近两年更是以每年超过10０0元的速度加速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3年的1．８8∶1扩大到2００5年的2.2５∶1。

二是城镇居民高低收入的差距呈现明显扩大趋势。

据市统计局调查，城市居民中1０％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２000年为3．1∶1，２002年为4．5∶1，200３年扩大到4.7∶1,而在2004年1－11月的调查中，10%高低收入户之比更上升到5．７∶1。

三是不同行业（部门）间职工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

１９９0年以前，不同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差距较小,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不超过１.６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工工资的行业差距迅速扩大,200４年，职工工资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扩大为5．5倍,有了大幅增加。

如果再加上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２004年,只有少数单位（占17.9%）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或超过全市平均工资水平，多数单位（占82.1%）没有达到平均水平,这说明在高位有极端值拉高了全市职工工资平均水平,也反映了高低收入行业差距的悬殊。

四是同一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2０04年,行业内部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最大的是制造业,其内部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与最低行业间的比达7.１∶１。

同时,管理层与被管理层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市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0０年至２00４年,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总体平均差距：

三年的最低倍数分别为1.36、2.07、2.14,三年的最高倍数为1３.３6、27.8１、74.52,三年的平均倍数为６.16、7.41、9.19。

除工资差距以外,企业经营者每年还有3．５万元至1０万元不等的车补、电话费报销、招待费用报销等工资外收入。

3、呈群体性特征

在农村,贫困阶层主要由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农民群体构成。

从地区看,山区的农民是主要的贫困群体。

从收入来源看，以种植业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是主要的贫困群体。

在城镇，贫困阶层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不景气企业职工及其家庭成员、早年退休人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组成。

对富裕群体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据有关学者分析,目前富裕群体主要由六部分构成:

一是影视、体育明星等各类社会名人；二是私营企业主;三是企业经理人员；四是一部分律师、经纪人、广告人、会计师、经济学家等;五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六是非法致富群体。

４、扩大原因复杂

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合理因素,也有许多不合理因素。

例如,从城乡差距来看,由于城镇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决定了城镇收入增幅必然高于农民收入。

但是，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以及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此外,对郊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过低，相关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和工作没有完全跟上，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发展落后等，也都是影响农民生活条件改善，造成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从行业差距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结果的贡献份额越来越高，必然造成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也要看到,由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不可忽视,而且明显有违社会公平。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相当数量工人下岗失业，成为贫困人群,而企业的管理层仍可维持较高收入，这样造成的贫富差距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些由权力资本腐败、违法犯罪等原因形成的贫富差距,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尤其巨大。

５、消除难度较大

造成目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分配政策和分配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还有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这些原因的消除都有比较大的难度，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而且，目前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人们资产占有上的差异，随着资产性及投资性收入越来越成为人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富裕阶层会因为有条件参与投资使收入渠道增多而越来越富，贫困阶层却因为收入来源少而越来越穷，即产生所谓的贫富马太效应。

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

　二、贫富差距对首都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目前我市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且改变起来难度很大。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

因此，关注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贫富差距决定着社会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

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橄榄型”三种类型。

其中，“橄榄型”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

目前我国属于“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具体到北京来看,虽然北京市社会中间阶层人数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全国要高（据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学艺2０04年测算,北京市社会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到3307％），社会结构已经在向现代的“橄榄型”演变,但目前还没有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因为,目前北京市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仍然较多。

据统计,200３年，北京市处于低层的农业劳动者仍占到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8．9%,产业工人约占到38.6%。

处于中下层的商业及服务业人群占28．8%。

据另一项调查统计,全市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比重仍较大，均达到６0%左右。

因此，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属于非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这种类似“金字塔型”的高低明显、底层较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而且,由于社会底层人数较多，社会保障制度势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２、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首先，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使少数先富者对自己拥有的财富缺乏安全感,从而抱着不良动机参与政治生活,而获得了政治资本的先富者,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能够运用自己的巨大能量为极少数富人谋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第三，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将导致思想观念冲突和价值冲突日益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差别越大,社会意识的差别也就越大。

随着阶层分化的加剧，贫富阶层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生存状态的明显差异，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分歧也势必越来越严重,这种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消解,必定会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形成挑战,进而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动摇社会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贫富差距拉大还导致先富者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先富者相关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企业家遭遇人身威胁或伤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表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社会上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先富者往往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焦点。

而为了人身安全，一些先富者雇佣保镖，甚至暗地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在一起,为黑恶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黑恶势力的发展壮大，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

3、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

社会稳定与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度密切相关,社会不满是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源泉之一，大范围的社会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温床，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满会由于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刺激而突然爆发,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使社会陷入不稳定状态之中。

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极易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对贫富差距较为敏感,承受能力也较弱。

西方的文化传统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重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大众往往把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人问题，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我国的文化传统却不同，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机会的平等,同时，对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也不够,而是强调对政府的依附和顺从。

正因为如此,当贫富差距扩大时,人们的承受力差,而且容易将扩大原因归咎于政府,贫困者也习惯性地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于政府的扶植和救济。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量社会不满的产生。

第二,导致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的大量存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

权钱交易、体制性垄断等非公平因素的存在,使贫富差距不合理扩大，也使很多社会群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有的甚至现实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内心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衡。

据20０５北京市社情民意课题组调查，有54.７%的被访农民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极易采取过激行为宣泄心中的怨气,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第三,我国贫富差距产生和扩大的时间过程较短，也是易引起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贫富差距由来已久,有的甚至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

而我国在改革初期,社会成员相互间在资产占有上几乎是无差异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差异是改革开放２7年来才形成的。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人们相互间的资产占有从基本无差异迅速扩大到目前的状况,处于较差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程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而那些处于较好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也会对现实状况产生不满,社会矛盾和摩擦必然加剧。

　　总之，当前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中大量不公平因素的存在，已经成为北京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2005年北京社情民意调查显示,在市民认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贫富差距问题从20０４年的第三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一位;在对市民情绪影响最大的社会问题中，贫富差距问题也从2０0４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在对市民利益伤害最大的问题中,贫富差距问题仅排在食品安全、物价、就业之后,列第四位。

此外,有高达76.8%的市民认为贫富差距会越来越严峻。

可见,北京市民对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相当敏感,而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又缺乏信心。

这些都提醒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并从提高农民收入、规范垄断行业收入、规范企业管理层工资、加大打击贪污腐败力度等方面入手,努力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从而维护社会公平,维护首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作者单位:

市委研究室法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