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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去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痰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在历史学家黄仁宗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快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
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
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首先评价笼罩一切。
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
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
这一年，是美国建国十百周年。
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这一年，“文革”终于结束了
至今，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实事求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
在黄先生一生丰富的著述之中，《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他影响最大的菱，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
而他却已经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2000年，遽归道山了。
为了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三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增订纪念本”。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
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
两年之后再版时，增入两段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后者是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书品》杂志约稿而写作的。
此后，本书重印。
此次出版“增订纪念本”，我们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种注释，细检了标点和人格分裂，改正了多处错误，使全书文字更趋完善。
附录是重新编写的。
两篇《神宗实录》编为附录一。
附录二则收录了黄先生的两篇文章，除《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之外，另一篇是黄先生在该文中提到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
这场战役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
这对理解《万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补充。
附录三收入了三篇文字。
第一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寿的富路特先生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文字虽短，但见解精辟。
第二篇是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的长篇书评。
他在给黄仁宇折信中说：
“我从纽约《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
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
”它代表了当时美国的知识界对此书的看法。
第三篇文字是黄先生的妹妹黄粹存女士写的。
这是一篇对《神宗实录》中万历皇帝与申时行对话纪录的读后感。
黄先生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提到，“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并希望可以发表。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本出版时，插入了十六页的图片。
中文本初版时，因为技术原因，未用插入，为此，黄先生深感遗憾。
实际上，在他着手写作此书时，就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光是文字，还应该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甚至他还为无法得到明代的“听觉材料”而遗憾。
为了了却黄先生生前的愿望，此次新版，我们依据英文版的图片资料和说明文家，配合全书的文家内容，重新精选了一部分图片，分别制为随插图和彩图。
希望读者能够借助这些插图，更好地理解全局的内容。
此次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得到了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沉静谢意。
富路特序言和欧蒲台书评，由徐卫东翻译，五瑞玲＼胡永华校订；随文插图说明文字由徐卫东从英文本转译，在此一并致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译文中引用《万历十五年》的原文，与中文本字不尽相同，是因为引文所据为英文本．
中华书局编辑部
２００６年６月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
１９５９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 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
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
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窥其全豹， 开始收集材料，撰写书。
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
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史好硬着关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
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
队此而外，参考 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理著作，费时更多。
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时长年，１９７４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
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
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
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 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
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十六世纪末，全国田额最重的为南直录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此外名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到五之间。
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全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倍的中国大体相埒。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求，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注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主，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为明太朱元璋。
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
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十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
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护通令全国一体施行。
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
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
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
名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
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
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
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相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１９７２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
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现两处发表。
李公１９７４年４月３０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英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
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为ＣＭＣ，即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
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
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
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
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
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实细阅全文，即各大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
姑不论神入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引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
同时代的书法家五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
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
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
而后来时局不清，停窑三朋，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首先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这一看法，在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多 ，大学士张居正，申行，南京都察院都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揽胜的人物，如冯保，高拱，鲸，郑贵纪，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是的制度也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
例如万因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
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谅解。
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
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
有关十六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 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
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名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
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
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天赐 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
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
何以当的西欧已经用火器 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
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
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密不可分，然而却名有其特殊的原因。
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忆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
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于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陷晦，或指披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本书论术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 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
如果我要对今珍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
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示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国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其余，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
笔者离祖国已逾古十年，很少有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
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璇琮先生的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
所以，本书与记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忆较原稿流畅远甚。
其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
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报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
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１９８１年１月于美国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隆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
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去征英的前一年。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期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解冻。
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
然而在当晶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
原来是消息传过来皇帝陛下要举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车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监，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中询问。
进大明门即为皇城。
文武百官看到达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
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示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
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
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娄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
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迁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观之。
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
今日年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
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
该衙门明智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
是以其他午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午门自当立即阻止。
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论传具具奉天。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i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
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拓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
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的严峻。
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
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十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
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
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
但对多娄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旨意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
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
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
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
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到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有朝廷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
1587年3月，他已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十五年了。
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八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
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
全部节目都有礼官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
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这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
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
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
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
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
这一番携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
在过去的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神庙，庆元旦，赏端阳。
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
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
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悚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俯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
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
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贺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
这时刑部尚书起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名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
读也又宣布，这些罪人未能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
皇帝答复说：
“拿去！
”他的天语纶间为近旁的高级武官二人传达下来，二人传四人，而后八人、十六人、十十二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三百二十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分行于全国。
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
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菱，例如《实录》之类，也成香烟、乐队的簇拥下，呈于皇帝之前。
书籍皇帝接受并加览，就在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穿起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
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以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
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
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民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
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重要文献。
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读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
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监朝的机会越来越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
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止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
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本末颠倒。
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风风雨雨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后接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
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
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象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不过冕上布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十二串。
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
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一腰带之上而垂地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
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
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秩片，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
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仪式上服用。
不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皇帝是僵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辄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
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演风雷去雨各神，并如今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赏。
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拾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
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
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
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
耕毕后，他安坐在帷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
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
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致五谷丰登。
此时，百官就向他同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付出精神力气。
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珠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
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
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
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
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
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赳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诱谢恩。
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复。
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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