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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
德育为何成一壶烧不开的水
2009-12-28 孙云晓
高度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努力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然而，中国德育的缺陷也不容忽视，知行脱节始终是德育难以走出的误区，以至于许多地方的德育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
一
德育，简而言之，即是培养学生品德的教育。
品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结构，从其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来看，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情"、"意"、"行"四要素。
一般说来，德育的具体实施可以以任一要素为起点。
在传统的做法中，我们比较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灌输和教育，以此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德育的考核也重在考察学生对道德知识的掌握。
这种将德育学科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做法虽然在某些方面说明了我们对德育工作的重视，但从德育本身的特点看，这一形式却很难达到实现德育目标的目的。
长此以往，在某些学生的意识里，道德似乎仅仅成为了一门知识，靠死记硬背和高谈阔论便可以得到高分数。
而实际的道德行为与他们的道德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一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最终必然落实到优良的外在行为上，道德行为的改善是德育追求的最终效果。
从道德行为入手来开展德育工作，作为一条颇具实效性的途径，逐渐为广大德育工作者认同和接受，道德行为也因此成为评价德育效果的又一重要指标。
我们不难见到或听到这样的学校德育工作总结：
在本学期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N次，做好事N件等等。
这不能说不是学校德育工作初见成效的标志，然而，若以此作为学校德育工作追求的目标，显然存在着某种理论或概念上的误读。
道德行为是个体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能够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
道德行为有两种表现：
一种是不稳定的、有条件的道德行为。
这是一种不经常的道德行为。
另一种是无条件的、自动的、带情绪色彩的道德行为。
这种行为已经形成了道德习惯，即"道德行为习惯"。
道德行为习惯是个体稳定的道德行为方式。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道德习惯是道德行动自动化的过程，是由不经常的道德行动转化为个人品德的突破点，是品德发展的质变的指标。
显而易见，道德行为和道德行为习惯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衡量德育效果的真正标准，既不是听其口若悬河地演讲，也不是看其偶然出现的道德行为，而是看其是否养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虽然，我国一向有重视德育的传统，然而，德育却始终难以走出知行脱节的误区，以至于许多地方的德育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
水的沸点是100℃，可我们的德育往往在50℃左右就停了下来。
例如当孩子开始做好事了，或者开始守纪律了，人们就以为德育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教育已经成功了。
事实上，这绝不是德育的最终目的，而只能算是前50℃的教育。
它绝不应该成为教育的终点，而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契机。
抓住孩子偶然出现的道德行为，将其反复训练成道德行为习惯，才是德育的真正目标，是德育的后50℃。
很明显，我们的德育在后50℃上下功夫不足。
二
为什么我们的德育总是停留在50℃左右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德育要求缺乏一贯性
德育工作必须要有明确的德育目标和要求，也就是说，通过教育要促使受教育者成长为具有何种道德品质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德育的目标内容经历了若干次的变化，这反映着我们对德育工作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反映时代特征，越来越体现年龄差异。
然而，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德育目标内容的经常变动和缺乏一贯性。
这使得许多道德要求就像"学雷锋"活动一样，成了每年三月刮过的一阵风。
变动不居的德育要求，使得德育工作总是浮在表面，难以深入下去。
我们都听过猴子挖井的故事，猴子总是满足于刚刚挖到水的状态，挖了一个又一个井，而每个井的水总是很快被用光了，难以成为用之不竭的源泉。
德育工作亦是如此，如果倡导的德育目标总是变来变去，就很容易滋生浮躁的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工作作风，在某个道德行为刚刚出现时，便以为大功告成。
孰不知，这种尚处于"他律"阶段的道德行为，一旦脱离了外在的控制，很容易倒退回最初的状态。
千禧后们成长的烦恼
对，就是他们，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这批人，相信“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的一代，看日本卡通长大的一代，从小就酷爱玩拼装车的一代，视肯德基、麦当劳美味过海鲜山珍的一代，背诵《弟子规》、《三字经》和新东方英语的一代，被父母拉去上各类补习班、强化班的一代。
现在父母们所有的努力可能会走向反面。
好比学钢琴过剩，拉二胡的倒成为稀缺节目。
各种个人技能同质化现象依然如今。
更要命的是，只注重个人技能培养忽视团队合作，统一意见成为千禧后们的第一难题。
作为团体，他们可能成不了任何大事。
千禧后与国外同辈人完全处于同一竞争平台。
美国人从小被训练能查资料写独立见解的论文，野营中独立处理生活问题；中国人从小背标准答案，考试要大人陪伴，野营要大人陪伴，找工作要大人陪伴。
他们感到自卑。
他们怨恨父母和老师把自己教成这个德性。
当下，教育已沦为一部利益机器，它不知淘汰了多少个比尔·盖茨，毁灭多少创业的种子。
从小学到大学，灌输教育的极端就是学生只面对一个“标准答案”——这是老师最偷懒的一种教学方式。
不仅体制内如此，民办学校亦如是。
大一统与高考接轨的教育管制令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缺乏想像力，没有诺奖得主是必然结果。
21世纪的教育要带给学生什么？
西方教育以哈佛为例，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够：
第一独自探索世界；第二建立对知识的好奇；第三具备探询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能把找到的解决方法与他人沟通；第五培养创造力，用崭新方式看问题。
这五条似乎没有一条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内。
一直以来，中国存在着两套人才评价体系：
一个是现行教育机构+体制内单位，另一个是西式教育+跨国公司；而民营企业的评价指标则只是“实用”两个字。
据闻北大、清华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弟或教授的子女，多数都被送往国外。
中国最高学府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同时，国内失败教育制度仍在培养一批批高分低能最终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中小学仍借各种名目敛钱。
学校忙于巧立名目收费，如何教育得好学生？
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者认为，其实最应教授的是德育与美育，而不是技能。
我们正培养一批批有知识、没文化的后代。
考上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高考不如直接就业，有条件的则选择直接到国外求学，今年中国人用脚投了票，表明对现行教育正失去信心。
但更多人则是无可奈何，对高考这部绞肉机和奥数这种利益游戏，反抗不如顺从。
就像那位“终于扛不住”的朋友一样，对强大的现实缴械投降。
中国自古也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常识。
负责的老师懂得，怎么教比教什么其实更重要。
要知道，到了2030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当知识让电脑代劳，社会稀缺的是摆脱困境的想象力；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方法就这么几条，多少年后学生忘记老师讲过什么，却忘不了教过的方法；心态比能力更重要，如果不懂合作，一个千禧后的能力，无论学过的强化班再多，也打拼不过美国人、印度人甚至越南人的团队。
当下，经济学家呼吁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否则中国难以在这波危机中自拔。
远虑千禧后们2030年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竞争，近忧现行教育模式，改变在所难免。
“要是你的法则让你沦落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法则还管用吗？
”这句话来自美国电影《老无所依》，也适合今天中国的父辈们。
广西201名优秀选拔生基层挂职10年面临辞退
■核心提示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201名“选拔生”命运多舛。
10年前，他们作为优秀大中专生被选拔到基层挂职，并纳入干部管理，工作两三年后，在有编制的情况下，可择优录用到政府机关工作，甚至被提拔为乡镇领导。
10年后，他们面临被解聘辞退。
兴宾区人事局解释，没有空余编制给他们。
但与此同时暴露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选拔生调查发现，他们挂职的乡镇有113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其中半数为乡镇官员亲属。
并且个别乡镇还截留“停职”选拔生的财政工资近40万。
为解决选拔生的遗留问题，兴宾区已安排30人进入事业编制，其余每人补偿2万元。
在农村任“挂职村官”将近10年，如今却要被解聘，曾健认为这是命运跟他开的玩笑。
而曾经的骄傲还在眼前。
户口本职业栏里“干部”的字样；身份证上的住址是“南泗乡人民政府”；第一笔工资比村主任高200元。
现在回想这些，曾健觉得很讽刺。
1999年，广西出台文件，选拔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到村级组织工作。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的曾健成为其中一名选拔生。
按照广西1999年出台的文件，在农村挂职两到三年，可优先获得事业单位编制。
但在去年9月，曾健得到兴宾区人事局的通知，将被解聘，因为区里没有空余事业单位编制。
在兴宾区，像曾健这样将被解聘的选拔生还有200人。
“选拔生”新政
1999年，广西为解决大中专生就业，出台文件选拔优秀者赴基层挂职，择优录用
在得知自己挂职近10年将被解聘后，曾健最大的感慨是，造化弄人。
原本他不会成为一名“挂职村官”。
1999年，毕业于广西机械工业学院的他，学的是钳工。
那年6月22日，中组部等部门联合下发67号文件，提出鼓励大专学历以上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参加农村基层工作，“专业不限”。
但即便如此，曾健本也与“村官”无缘。
他的学历是中专，不在国家选拔范围内。
他的命运改变发生在1999年8月3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下发《关于选拔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到村级组织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选派优秀大中专学生，到村级组织工作。
通知规定，“被选拔的毕业生，在村级组织工作期间，按照乡镇干部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不占现有村级组织编制，纳入国家干部管理范围。
”
通知还规定，“选拔到村级组织工作以2—3年为一期。
”
通知中还说，“任职期满后，考核结果优秀的，在所在乡镇机关有编制的前提下，可通过考试等办法择优录用到乡镇机关工作，也可安排到乡镇政府二层机构工作，特别优秀的，可提拔担任乡镇领导职务。
”
曾健了解通知内容后，报名参加选拔，后成功入选。
那一年，广西来宾县（即改建前的兴宾区）包括曾健在内，共有336名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去各乡镇挂职任“村官”，其中大专生36名。
“广西当年选派如此多的大中专毕业生挂职村官，主要是考虑解决就业问题，初衷是为了帮助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来宾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克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助农村创收致富
选拔生曾健在村里推广种甘蔗，该村仅这项收入近千万元；一镇委书记对选拔生评价总体认可
曾健去的是南泗乡古辣村，“挂职”主任助理。
当时村里没电，还都是平房，曾健提出种甘蔗致富。
“曾健到我们村挂职后，开始推广种甘蔗。
过去的村支书思想比较保守，也没文化，曾健时间比较多，宣传和推广基本都是他在做。
”村支书赵福海说。
赵福海还说，因为挂职期间表现优秀，村支部发展曾健入了党。
如今，古辣村里甘蔗的年收入近千万元。
“如果不是他推广种甘蔗，我们的生活水平可能还和过去差不多。
所以，他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赵福海说。
在陶邓乡计生站，先后有五六名选拔生。
单位领导对选拔生的评价则分成两种。
计生站副主任覃龄毅说，他们精通业务，经常下乡做计划生育的思想工作，很辛苦，肯干，付出很多。
该站主任蒙恩的评价则相反，选拔生们经常在加班时候“讲钱”，“他们工作经常讨价还价，要钱才做，还总说不公平，这世界上哪有全部公平的事情？
”
该乡一名副乡长认为，“选拔生能力还过得去，但态度很不端正。
”
小平阳镇镇委书记黄鸿岩对选拔生的工作评价总体还是认可的。
他说，2006年，在他赴任后，镇里还有选拔生19人，每年考核只有一两个不合格。
对于这些选拔生的考核情况，兴宾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覃永生和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在接受采访时都说，那是乡镇在统计，他们不清楚。
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下发《关于选拔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到村级组织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每年由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对其进行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县组织部、人事局复核、备案，年度考核结果作为今后选拔使用的依据。
”
十年“挂职”一夕被辞
区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称，2002年撤县改区后，编制只减不增，“现在没有空余编制给他们”
刚到村里时，曾健觉得自己不是一般村干部，他拿着的是县人事局开的干部介绍信。
而3年后，曾健“挂职”期满，关于他的去留，乡政府则没有给予说法。
谭景元也是那批选拔生中的一位。
他在桥巩乡挂职。
他说，任期满后，乡里也没有给他说法，而且2002年，乡镇干部的工资逐步上调，而他们的工资却一直停留在510元。
但谭景元认为，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好的安排，所以也就没离职。
谭景元回忆说，自2004年起，他们开始向区市两级政府反映编制和待遇过低的问题。
2008年9月，兴宾区人事局给出明确答复。
区人事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2008年6月下发的文件，要求所有“村官”与乡镇签订聘用合同。
但合同到2010年都不再续签。
“这分明是解聘。
”10年前，在小平阳镇“挂职”的选拔生陈建云说。
陈建云熟悉选拔生挂职的各类文件。
他说，根据广西1999年的文件，他们最起码应该被安排到事业单位，享受事业编制。
“这是选拔生们对文件的误读。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覃永生说。
1999年广西的文件中称，“在所在乡镇机关有编制的前提下，可通过考试等办法择优录用到乡镇机关工作”。
“也就是说，根据文件，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
”覃永生说。
“2002年撤县改区后，我们的编制只减不增，也确实没有空余编制给他们。
”6月4日，区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接受采访时说。
官员亲属优先进编
选拔生调查发现，各乡镇官员2002年前后安排数十名亲属进入事业单位
2008年，选拔生们开始对挂职乡镇的事业单位编制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2002年前后，各乡镇涉嫌通过不正常渠道直接进入编制的有113人，其中约有半数为基层干部的亲属。
陶邓乡和小平阳镇被举报的人数较多。
陶邓乡共有12人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其中原乡干部的亲属有7人，都是官员的妻子、妻弟、兄弟等近亲关系，包括原陶邓乡党委副书记韦祖扬的妻子。
陈小兰，韦祖扬的妻子，曾卖了4年水果，开了两年三轮，2002年，被调进乡农业服务中心，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如今月工资1100元左右。
对此，韦祖扬并不避讳。
现在他是陶邓乡的人大副主席。
他承认，是他找到县领导求情，安排妻子进编制。
“我在基层当了20年领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韦祖扬说，当时自己一个人养一家四口，经济压力很大。
韦祖扬也承认，当时确实有一些干部家属进了编制，可能是组织照顾。
选拔生们发现，小平阳镇有4名干部家属被安排进了事业单位编制。
她们分别是原镇统战委员黎桂明的妻子，原副镇长覃耀康的妻子，原镇宣传委员黎良宗的妻子，原副镇长覃家标的妻子。
前2人进了小平阳三中。
后两人分别进了平东小学和小平阳一中。
在小平阳三中，副校长陈聪介绍，该校在2002年确实接收了两名镇领导的妻子。
他们在食堂上班，有编制，月工资1000多元。
食堂其他人都是临时工，月工资500元。
“领导安排来的，我们只是被动接受。
”陈聪说，在小平阳一中和二中，都安排有领导家属。
选拔生黎武看不过去的是，“很多干部家属，过去是农民或无业人员，学历也就是小学或初中，却被安排进了事业编制。
”
“这些人进编制，都是领导同意、走了程序的。
有时候，这也是基层工作的需要。
”兴宾区组织部副部长覃永生和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接受采访时都这么说。
“当时有空余编制，为什么没有安置这些选拔生，我现在也弄不明白。
”6月5日，兴宾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陆金学说。
虚报人数领空饷
选拔生调查还发现，兴宾区9个乡镇在“选拔生”停职后仍为其代领工资近40万元
1999年来宾县委组织部和人事局发文规定，选拔生的工资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局统一划拨。
而选拔生们调查发现，部分乡镇还截留他们的工资。
“选拔生”陈建云提供的举报材料显示，兴宾区有9个乡镇截留部分挂职“选拔生”工资近40万元。
其中，小平阳镇人数最多。
陈建云原本就在该镇挂职。
2005年年底，他因旷工10天，被镇领导停职，让其不用再来上班，工资停发。
陈建云调查发现，他被停职后，区财政从未停发过他的工资，钱是由镇会计韦新华签名代领。
韦新华代领的还有其他5名选拔生工资。
6月8日上午，小平阳镇会计韦新华承认，陈建云等人被镇里停发了工资，但区财政仍在往镇里拨划他们的工资。
按照镇领导的指示，钱全部由他代领。
“这是书记镇长他们安排的，我只是执行者。
”韦新华说，他代领的其中4名选拔生工资共2万多元。
对举报的另2名选拔生的工资去向，韦新华称，“一个到村里当书记了，他去领村委的工资了，这边的钱财政还在发，但我们不能让他领双份的钱，也是我代领。
”
韦新华表示，“另一个的情况我不能说。
他的工资也还在发，他有点背景。
”
“我们还承认他们是镇里的村官啊，有什么合同也叫他们回来签。
”韦新华说。
为了证明代领工资并未被他私人截留，韦新华还从电脑中打印了一份工资发放名单。
对于记者的采访请求，该镇镇委书记黄鸿岩予以婉拒。
6月8日下午，兴宾区财政局副局长刘丽介绍，区财政是按照乡镇上报的名单发工资，并不知道部分选拔生已经离岗多年。
“按规定，这些人离岗了，区财政肯定不能再给他们发工资，但乡镇没有上报，我们就不知道。
”刘丽说。
“此前没上报，因为有些选拔生有背景，但他们上访后，我们向上面汇报过，我们暂代扣他们的工资。
”小平阳镇会计韦新华说，上级部门应该知道此事。
刘丽称，此前听说过纪检部门调研时发现过截留工资的问题，但为何没有追究和查处，她则不知情。
强化法制培训
掌握情况后，选拔生们开始上访，来宾区组织法制培训班对“选拔生”代表进行强制培训
在掌握上述情况后，陈建云等13名“选拔生”开始上访。
多次上访中，选拔生们还提出补办挂职9年的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
2008年11月19日，兴宾区委区政府在给选拔生们的《信访答复函》中称，“由于村官原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目前没有政策依据可办理补缴。
”
选拔生们表示，他们在1999年自己出钱交过一年的失业保险。
6月4日，选拔生们向记者出示了多张交纳失业保险费的收据。
该收据名称为“来宾县机关保险所收费收据”，上面盖有“来宾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所”公章。
其中一张收据现实，一名在小平阳镇挂职的选拔生，于1999年10月27日个人出资缴纳了50元的失业金，交款单位写的是“小平阳镇”。
2008年12月，部分“选拔生”打算去省会城市南宁上访。
兴宾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将13名“选拔生”代表送入法制学习班。
2008年12月5日，来宾区联席办的紧急通知中称：
对不来参加培训的，各乡镇要采取一切措施送来。
12月6日，该办再次发出紧急通知：
对监控不了的挂职选拔生，立即遣送到党员培训中心强制参加培训学习。
12月10日，来宾市的一份通报中指示：
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要采取非常规措施，扭转被动局面。
“2008年12月5日至16日，11名选拔生代表被强制培训。
”选拔生谭和重说。
补偿两万元尝试破题
兴宾区今年3月安排30名选拔生去基层工作，其余给予补偿；一些选拔生表示补偿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选拔生”就业难题，黄克莉认为双方都有问题。
一方面，当时选拔生们合同观念不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观念也不强，没有在挂职期满后提出选拔生们的去留问题。
“选拔生”陈建云说，其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在2008年6月下发文件，就是为了“选拔生”的就业问题。
文件中提到：
“村官”较多的县（市、区）在2008年、2009年两年事业单位招聘计划总数中划出不低于50%的招聘指标专门面对“村官”招聘。
在全区招录公务员时，对在村级组织工作满两年且年度考核等次在称职以上的，采取加分的方式给予照顾。
今年3月9日，兴宾区区委出台文件，择优录用30名选拔生到农村基层组织工作。
目前这30人已通过所有考试，等待工作安排。
但一名选拔生获，这30人也没有事业编制，只是享受事业编制待遇。
兴宾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陆金学向记者表示无奈，目前兴宾区确实没有编制安置这些人。
陈建云现在不再想要事业单位编制了。
他于2005年外出创业，如今已拥有自己的铺面，还有了私家车。
现在他要的是经济补偿。
“对于这些村官，除正常的经济补偿外，我们还给每人发放两万元的工资补助。
”兴宾区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说。
选拔生们认为，“两万多元钱能买去一个人的10年吗？
”
曾健的想法和陈建云不同。
他不要补偿，他认为政府应该合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在去年9月，曾健没有和乡政府签2009年的合同。
他说他不认同这种2010年不再续聘的做法。
因此，曾健原本的510元工资也被停发了。
“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有钱，现在工作也没了，很自卑，更加难找老婆了。
”曾健说。
曾健32岁，仍是单身，32岁的曾健红着脸低下了头。
他说，以前觉得自己是干部，怎么也要找个身份相当的姑娘结婚，如今农村姑娘都看不上他了。
“我们也很同情他们，做了十年，说退就退。
”6月3日，陶邓乡人大副主席韦祖扬对记者说
广东首对大学生同性恋情侣公开身份（图）
编者按：
四年前，本报刊发《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讲述一对同志恋人20年隐形人生活，压抑、抗争是关键词。
今天，我们纪录的是广东首对公开身份的大学生同志情侣，他们的生活显得勇敢而坦率。
这中间变化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时代。
周五傍晚。
广州火车东站开往体育西路的地铁上，一身T恤仔裤的胖男生正在用手机吵架。
在公共场合被动旁听情侣争吵并不是件稀奇事，但这回，整节车厢为之侧目——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我回学校！
”“讨厌！
讨厌！
讨厌！
”……
焦点四周隐约传来轻声的揣度，“语气这么重，他是在和男生发脾气吧……”
丁毅完全没理会周围的反应，继续着电话中的争吵，也没返回学校，转了四条地铁线，直奔大学城。
一小时四十分后，大学城北站。
丁毅一下车，等候多时的李俊龙迎面抱住他，按惯常的见面仪式，用肚子顶了顶对方的肚子，两个男生已经言归于好，手牵手走向中山大学，他们的手上，戴着对情侣陶瓷猫手链。
路上碰到同学，丁毅挽起李俊龙的胳膊，头往他肩膀一侧，“这是我男朋友。
”对方眼神中的惊诧，对于这两位出生于80年代末的爱人同志而言，就像删除情侣博客中的攻击性留言一样轻松，不以为意。
作为广东省首对在校园出柜的大学生同性恋人，丁毅和李俊龙想以己为例，树立爱人同志的校园“样板工程”。
而即便放诸全国，这样的例子也寥寥无几。
不过，眼下看来这并不能一步到位。
晚上，李俊龙告诉和他挤一张床的丁毅，明天他要参加学校党校培训，可以带“家属”参加小组讨论。
“你会跟你的入党介绍人和组员说我是你‘家属’吗？
”
“这个……还是说同学吧，毕竟是入党……”
“难道你和你男朋友拖条狗来吗？
”
周六上午八点，李俊龙照例去上党课培训，按程序，下学期他将转为正式党员。
这是远在湖南的父母为他设计的前程——入党，考公务员，结婚。
从初中开始，李俊龙就清楚，自己至少要在人生最关键的方面让父母失望了。
他的性幻想中只有男生。
李俊龙和丁毅的相遇，和电影《罗拉快跑》般充满机缘巧合。
通过网络认识前，两人分别有男朋友，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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