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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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散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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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语堂散文发展阶段

林语堂的小品散文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28年前的“语丝”时期是其创作的“黄金时代”。

此期间，他与鲁迅来往密切，共同抗争，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撰写了一些抨击北洋执政府血腥暴行，批判封建文化观念，赞扬支持爱国爱生运动的富于战斗气息的散文，诸如《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闲话与谣言》等。

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翦拂集》，收入杂文28篇。

1928年后林语堂由语丝的一员转变为论语派的主帅。

“论语”期的散文，主要收入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大荒集》，上海自强书局出版的《爱与讽刺》和民林出版社出版的《语堂文存》中。

后期散文追求幽默的情味，提倡写: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林语堂追求的是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是除去讽刺的心灵启悟，显然不同于当时左翼作家所主张的战斗的批判现实的文风。

（一）前期

《语丝》时期，作为林语堂写作生涯的起步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1923年,林语堂同妻子回国,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教授。

1924年,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这一时期的作品,1928年12月结集为《剪拂集》（27篇）出版。

其中《祝土匪》、《打狗释疑》、《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公理”的把戏〉后记》、《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闲话与谣言》、《“发微”与“告密”》等文,是林语堂对现代评论派和北洋军阀斗争的产物。

他与鲁迅等相互支援,展现了他“浮躁凌厉”的战斗风貌。

此外,还有探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的文章,如《给玄同先生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有赞扬人民变革现实斗争的文章,如《丁在君的高调》。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小品文从不打“落水狗”转变为“打狗先锋”,从“任意而骂”到寓理于骂,再转变为“寄悲愤于幽默”

[11]

他的《剪拂集?

序》使用反语、曲笔、影

射的手法,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无情的屠杀和镇压,同时告诫人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这些杂文表现出激昂奋进的精神，其思想倾向是积极的。

（二）后期

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林语堂坚持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立场，提倡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创作道路，由“战士”退而做起了“绅士”。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郁达夫评价说: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

”

[12]

使用曲笔，以委婉含蓄的手法来发表对时局、社

会、人生的种种看法，虽然没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正面作战的文风，但也无可厚非。

而对于林语堂来说，这反而造就了他全部文学创作中最有个性特色的幽默文风。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和文学风格，林语堂提倡和创作的大量幽默小品文仍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林语堂选择的是与左翼作家不同的道路，与

现实拉开距离，以自由主义立场写“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文章。

他一方面写了大量《论西装》、《怎样用牙刷》、《论握手》、《中国究竟有臭虫否,》之类充满闲适气味、脱离现实斗争的“苍蝇之微”小品文;另一方面又写有《如何救

“以自国示威》、《梦影》、《杂说》、《涵养》、《冬至之晨杀人记》等文，表示对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不满，多方面的针砭时弊，批评国民劣根性。

林语堂国学和西学的底子都比较厚实，对中西文化广泛了解，于是他写了第一部英文作品《吾国吾民》。

基本上是客观、理性地介绍与评析，取得了巨大成功。

后又写了《生活的艺术》，从而走上了一条新的写作之路。

1937年林举家赴美。

以后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与著作，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中外文化的比较（如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比较）。

由于他逐步远离现实，进而远离中国，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抨击较少，而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部分加以阐发，对老庄之人生哲学加以发挥，与以往的同类文章在心态上有着很大差异。

而林自身的人生态度、人格心态也表现了淡泊自处、乐天知命的传统人心态，显示出儒道思想的强大惯性与深完定力。

其逐渐远离政治旋涡和文化斗争主战场，向传统文化回归。

“其风格由泼辣到幽默再到平和，最具个性、最有影响的还是他那机智、谐趣中包含敏锐的观察、独特的思想、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幽默小品。

同时，他的英文创作（包括散文和小说）也开创了现代作家在海外的影响之最”。

[13,

众所周知，林语堂提出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主张与鲁迅坚持的匕首投枪式的文风相背离，因而受到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鲁讯称林提倡的小品文只是“小摆设”，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它只能“将粗犷的心磨得渐渐的平滑”，是“麻醉性的作品”，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这话无疑。

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闲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

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

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

6

第二章林语堂散文风格

一、林语堂散文的思想内容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相当丰富，“语丝”时期追随周氏兄弟、三十年代形成自己的文体风格、六十年代重拾中文写作，每一时期都有大量佳作问世。

统观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他散文的思想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风时政的批判，二、中西文化的融合，三、生活美感的开发。

（一）世风时政的批判

世风时政的批判类作品主要写于20年代的“语丝”时期，此时林语堂思想上

切近现实，关注社会人生，他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腐朽的社会现象愤愤不平，对丑恶现实进行揭露、批判，语言上则表现为激越、态肆。

如《“读书救国”谬论一束》中，林语堂将鼓吹“读书救国”的遗老遗少们视为一群“疯子”，提出“只好送入疯人院妥当”，就具有锋利的讥讽意味。

另一篇文章《祝土匪》则通篇运用反语，讽刺那些“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技巧上更加娴熟。

例如他抓住“脸孔”这一具体意象来揭示“学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的媚态、丑态，这样写道: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若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的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们的假胡须还在乎?

金牙齿没掉么?

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14,

对伪君子

的嘴脸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对政客们的盗圣贤市仁义，林语堂议论道:

“政治家的言论里虽则表现了许多更崇高的情感，民主主义的情感，服务的欲望，„„同时又完全没有提到贪求名利权势的事情;那种言论有一种气息，使人敬而远之，像一个衣服穿得过多或脂粉涂得过厚的女人。

”

[15]

“别墅不只一处，却提倡国民节俭;小妾三十余人，

却看不惯一摩登女郎。

真可谓严以律人，宽以待己。

”因而作者大发感慨:

“世界好谈仁义者，莫如我国，而官僚贪污残暴，亦莫如我国。

此中有大道理„„侈言仁义者，实不仅粉饰贪污而已，盖深知不谈仁义，便须谈法，谈法则上至院长，下至法官，皆须坐狱，有许多不便„„故儒道行得，破法甚便。

故好乱法者，必乐谈儒道。

故儒道愈行，贪污愈甚，贪污愈甚，而儒道愈行。

”

[16]

基于以上种种，

林语堂为当时国家的性质做了鉴定:

“中华无所谓民国，只有官国而已„„中华无论什么国体，至少总不是民国。

无论外交与内治，都不是我们国民所应该谈的，更谈不上什么根据民意。

"因此，“谁能在中国看不起民众，谁便可做政治领袖。

[17]

”结果是，“民权与官势，暗中成为正面冲突„„百姓多享一种权利，则官僚剥夺一种自由„„民自由则官不自由，官自由则民不自由。

”

[18]

对中国政治的黑

暗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体现了作者思想的进步倾向。

在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根本的痼疾，最突出地表现在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方面，这既是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没有个人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又是国民缺乏自觉的理性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原因。

对此，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一样，给予了坚决彻底的批判。

奴性是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于是由此而生的国民多为唯唯诺诺、任人宰割，如同绵羊一样生活着的一群，而少有披肝沥胆、张个性而求自由的我行我素主义7者。

林语堂指出，汉末前后，中国文人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曾有“太学生”三千多人干预时政，但却被镇压下去，处死、流放和禁锢者不计其数，在这样的专制主义底下，中国人多成了温顺者，后来许多人的消极避世就不难理解了～再如中国人的“踢屁股哲学”:

“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

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

给人家踢者。

奴才最善献屁股，一旦得志，亦最善踢人家屁股。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天下有道，则皇帝踢皇后的屁股，皇后踢宦官的屁股，宦官踢大臣的屁股，大臣踢疆吏的屁股，疆吏踢太守的屁股，太守踢庶人的屁股”[19]

这又透视了国民的奴性、奴隶性服从。

除奴性外国民的各种劣根性，诸如虚伪、懒惰、自卑、忍耐、懦弱、颓唐、老滑、愚昧、自大等等也是林语堂关注的重点。

林语堂谈道:

“我是极端反对中国人行为上之幽默及言论上之不幽默。

我恶今日当局要人行为上之幽默，故以幽默刺之，使之幽默自省，知道这种行为上之幽默及言论上之不幽默，是可以亡国的。

行为上幽默的人，若不幽默自省，老羞成怒，禁止幽默，将来就可放胆作其幽默行为。

中国就会幽幽默默无疾而终。

”[20]

文中

的“幽默”分别含有游戏、滑稽、荒唐、严肃、认真、静心诸义。

这里揭示了言行相背、行不顾言的劣性及其危害，指出了国民性的一大弱点:

该严肃时不严肃，不该严肃时却严肃，庄谐失了调剂。

此外他还对一些所谓“高等华人”崇洋媚外、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洋奴哲学进行嘲讽。

“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

”他们“耻中衣，耻中食，说必洋话，住必洋楼，穿必洋服，行必洋路，”

[21]

“与外国人谈，则装

做特别干净，卫生，文明，有礼—皆洋奴之表现。

”

[22]

还有，林语堂关于中国人

之聪明的议论也颇多启发:

“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可算得是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

唯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

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

唯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

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

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

”

[23]

出于对祖国赤子般的挚爱，林语堂身处东西文化大碰

撞、传统与现代相接轨的大背景，以一颗幽默的心态审视了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看清了中国瘤疾之所在:

官本体制、官本文化仍在害人、吃人，蚕食着民族的灵魂，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进而断言，不论何人执政，何党派掌权，如果体制不变，结果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24,

（二）中西文化的融合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给自己的定位，他凭借对西方文化的谙熟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站在一种超然的角度对两种文化形态进行对比、剖析，自然能获得深刻的体悟和见解。

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融合观并非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情感方式、文化译介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