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地产转型韬略新鸿基租售并举模式转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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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转型韬略新鸿基租售并举模式转型
商业地产转型韬略
【《证券市场周刊》特约研究员杜丽虹】针对住宅市场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业地产的发展面对国内住宅市场的严密调控和高波动，地产企业们不禁羡慕起新鸿基地产公司（下称“新鸿基”）的租售并举模式，如果每年能有几十亿元稳定的租金收益，那么，企业的生存状况将大为改善，抗冲击能力提升。
在此背景下，内地地产企业纷纷尝试租售并举转型。
截至2010年中期，A股地产上市公司中，投资性物业与存货之比约为1：
10，而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房企，这一比例更高，有些公司的出租型物业与开发物业之比已达到1：
3-1：
4水平。
然而，新鸿基转型之路需要多项基础条件足够大的现金流平台、可复制的成功商业地产模式、地产市场处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资本市场能提供持续的融资支持；转型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转型前期准备工作用了11年，集中转型用了4年，整个转型过程用了15年时间。
目前，A股及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仅有10%具备转型基础，而即使是那些具备了转型潜力的企业，转型的过程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要忍受扩张速度的减缓、培育期资产回报率的降低。
如果你准备好了转型，而且能够忍受转型中的代价，那么，你就跟随着新鸿基的转型之路前进吧。
新鸿基：
转型用了15年
从全球范围看，典型的租售并举企业仅活跃于亚洲市场，尤其是商业和商务活动集中发展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更孕育了一批优质的租售并举企业。
但在相似的经济模式背后，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地产企业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成长道路。
在香港模式下，企业通过“以售养租”和“以租养售”的内部现金流平衡来实现租售并举；而新加坡模式则更多借助REITS、私募基金等地产金融平台来完成租售并举。
即，香港模式强调的是重资产下的内部资金平衡，而新加坡模式则强调轻资产下的外部资金平衡。
两种模式各有优劣。
香港模式下地产公司的转型周期长、转型门槛高，但转型完成后企业抗风险能力显着提升；而新加坡模式下地产公司转型周期短、转型风险低，但对外部金融环境的要求较高，转型完成后开发收益仍占主导地位。
新鸿基自上世纪70年代走上了租售并举转型之路，其成功转型需要多项基础条件：
企业在开发物业上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大的现金流平台在开发物业维持当前规模（不扩张）情况下，每年的净经营现金流贡献应达到集中转型期投资物业总投资额的20%；积累了多年的地产开发和管理经验，并探索出可复制的成功商业地产模式；地产市场整体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投资物业市场相对成熟，能提供合理的租金回报；资本市场能提供持续的融资支持。
为了达到上述转型门槛，新鸿基用了11年时间做转型前期的准备工作，用4年时间完成了集中转型，使投资物业的土地储备规模达到总土地储备规模的40%-50%，整个转型过程用了15年时间。
仅10%地产企业具备转型基础
今天中国内地多数地产企业仍处于新鸿基的转型前期阶段，并不具备足以支撑租售并举转型的经营现金流平台。
新鸿基集中转型期用4年时间，在投资物业上投入了近百亿港元，为此它等待了11年时间，直到开发物业在规模不变情况下每年能提供20亿港元的净经营现金流时才开始集中转型。
内地投资物业的规模化门槛也在100亿元左右（中粮集团三个大悦城项目耗资100亿元），未来，随着土地成本的上升，商业地产规模化投资的门槛将进一步提高。
百亿元投资，意味着地产企业在开发物业规模不变情况下每年的净经营现金流（=净经营现金流+存货的增加额+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增加额-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额）应能达到20亿元以上。
目前，A股上市地产公司中只有万科A、保利地产、华侨城A、金地集团4家公司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加上香港上市的内地地产公司，合计也只有10家，仅相当于上市地产公司总数的10%。
多数企业还达不到规模化投资的门槛。
另一方面，“保招万金”等大型地产公司当前开发物业在规模不变情况下每年产生的净经营现金流仅相当于存货额的6%-8%。
也就是说，即使未来5年，公司开发物业规模不扩张，全力发展投资物业，投资物业在总储备中的占比也仅为20%-30%，仍不足以起到平滑周期风险的作用。
所以，中国市场租售并举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即使是那些具备了转型潜力的企业，转型的过程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中国国内开发物业繁荣期的存量资产周转率平均为倍，即，两年回笼资金，但出租物业的投资回收期通常在10年以上，因此，出租物业比重的提升必然会影响公司整体的资金周转速度。
根据测算，在投资物业的毛租金回报率为10%、净租金回报率为5%的情况下，投资物业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每提升10个百分点，地产企业在低谷期的现金回笼速度将减慢6%，有息负债空间减少18%；当投资物业的占比达到30%时，地产企业在低谷期的现金回笼速度减慢18%，有息负债空间较纯开发模式下减少一半。
负债空间的萎缩必然导致扩张速度的减缓。
如果不考虑投资物业公允价值的变动，投资物业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每提高10个百分点，繁荣期存货的扩张速度将减缓20%，销售额扩张速度减缓40%，净利润扩张速度减缓15%；除非投资物业能以年均10%的速度升值，否则租售并举模式下的利润增速将更慢。
但即使考虑升值收益，投资物业占比每上升10个百分点，开发物业的存货增速就需要下降11%，销售额增速下降30%。
当年的新鸿基也遭遇过同样的问题，为此它始终坚持保守的财务策略，将净负债资本比控制在20%以内。
杠杆率的降低迫使新鸿基在集中转型的4年间毅然牺牲了开发物业的高增长，只将不到20%的金融资源用于开发物业，导致开发物业的土地储备规模不升反降。
然而，这样的魄力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做到。
除了扩张速度的问题，回报率也同样是个大问题。
在上述计算中，我们假设投资物业的毛租金回报率能达到10%，但实际中，当前以市场化土地成本计算，投资物业的租金回报率普遍不到5%，有些甚至无法覆盖利息成本。
中国国贸目前的净资产回报率也只有6%-8%，而华润置地作为内地房企中租售并举的代表，其净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7%-8%。
扩张速度的减缓、培育期资产回报率的降低，这样的代价你能承受吗？
转型前期，你该做什么？
以80%的金融资源拓展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平台
新鸿基的转型成功需要内外部条件的配合，为此它经历了一个11年的准备期（我们称之为转型前期）。
目前国内地产公司也大多处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企业该如何配置开发物业与投资物业的现金流？
从1976年-1987年，新鸿基在存货（含土地储备）上的累积净现金支出达到59亿港元，同期在投资物业上的累积支出为23亿港元，两者比例约为7：
3。
不过，在23亿港元的投资支出中，有10亿港元来自1981年分拆新城市（新界）地产公司上市所募集的11亿港元，如果将这部分分拆资金剔除，则转型前期，新鸿基在开发物业和投资物业上的现金流配置比例约为8：
2，即，公司以80%的金融资源努力拓展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平台，仅以少量资金参与投资物业拓展，在积累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进行模式的探索。
以20%的金融资源探索可复制的成功商业地产模式
靠着20%的营运资金和分拆资金的支持，新鸿基用11年时间，完成了新鸿基中心、帝苑酒店和沙田新城市广场三个大型项目，并最终选定以新城市广场为模板，在其他新市镇核心区复制区域性SHOPPINGMALL，以此作为租售并举转型的突破口。
在集中转型期，新鸿基启动了沙田新城市广场二期、三期、荃湾广场、元郎广场、新九龙广场、新屯门中心、利港中心等多个零售物业项目，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鸿基已成为香港拥有最多商场和停车位的地产公司，零售物业占投资物业总土地储备的70%。
实际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鸿基才开始把投资物业的发展重心从新市镇区域性商场转向核心区写字楼。
新鸿基选择的区域性商场模式适应了当时香港新城区的拓展需求，而公司在传统模式基础上探索出的包含影院等娱乐设施和大型停车场在内的城市综合体已成为今天的市场主流（在当时的香港却是个不小的创新）。
创新的模式探索让新鸿基的投资物业从发展之初就享受着稳定的租金收益，并实现了快速增长，净租金收益从集中转型前的1亿港元增加到集中转型期结束（1991年）时的10亿港元，再增加到亚洲金融危机中（1997财年-2003财年）的40亿港元，成功商业模式的复制是租售并举的核心。
对于中国内地的地产企业来说，在投资物业整体收益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探索收益率提升空间和可复制的商业地产模式就显得更为重要。
总之，处于租售并举转型前期的地产企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拓展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平台，同时探索商业地产的收益率提升空间和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现金流的平衡配置成为健康发展的关键，新鸿基在转型的各个阶段现金流配置比例是截然不同的。
转型前期，开发物业与投资物业的现金流配置比例=8：
2
集中转型期，开发物业与投资物业的现金流配置比例=2：
8
租售平衡期，开发物业与投资物业的现金流配置比例=5：
5
集中转型期，你该做什么？
严控财务风险，贯穿始终的理念
在完成了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平台搭建和投资物业的模式探索后，从1988年-1991年，新鸿基进入了集中转型期，这是整个转型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而新鸿基能平稳度过，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财务稳健自1983年以来，新鸿基地产的净负债资本比（（有息负债-现金及等价物）/权益资本）从未超过20%。
为了保持低负债，新鸿基仅在发生股权融资的年份才相应放大债务融资额（1997年除外）：
1980财年-2009财年，新鸿基净股权融资总额375亿港元，净债务融资总额362亿港元，也就是说，公司每增加1元股权融资，才会增加1元债务融资。
20%的净负债资本比对于多数中国内地地产企业来说是一个太过保守的负债率水平2010年中期A股地产上市平均的净负债资本比为56%但正是这种保守的财务策略保障了新鸿基在外部融资环境发生变化时，也能顺利完成转型。
在1988年-1991年的集中转型期，新鸿基4年累积净经营现金流入95亿港元，而4年累积净投资现金支出96亿港元，无需依靠外部融资就可以实现内部现金流平衡；进一步，在整个投资物业组合的构建过程中（1988财年-1997财年），新鸿基累积净经营现金流入270亿港元，期间股权融资170亿港元，两者相加可提供540亿港元现金，同期累积净投资现金支出为395亿港元，不仅无需依靠债务融资，还进一步降低了负债率的水平。
财务稳健另一个好处是：
即使公司错误判断宏观形势，也不会遭遇财务危机。
如1997财年时，新鸿基曾大举增加借贷200亿港元，以支持在投资物业上130亿港元的支出和开发物业上100亿港元的土地储备，这是新鸿基20多年来唯一一次在没有股权融资支持下就大规模扩张的经历。
不幸的是，伴随此次扩张的是香港最长的地产熊市；幸运的是，此前的财务保守使新鸿基免于灭顶之灾，即使大举增加负债200亿元，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公司的净负债资本比也仅为19%。
其实，财务稳健不仅是转型期新鸿基的原则，也是贯穿新鸿基整个发展历史的核心原则，它是新鸿基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地产市场上能够屹立不倒，并成为最大地产公司的根本。
牺牲开发物业的高增长
财务保守在提供安全性的同时，必然会以增长速度为代价，而对于租售并举转型期的地产企业来说，这集中体现为转型过程中开发物业的低速，甚至零增长。
在转型前期，新鸿基在开发物业和投资物业上的现金流配置比例（剔除分拆资金）约为8：
2，但在集中转型期，这一比例被倒置过来：
1988-1991四个财年，新鸿基累积的投资物业支出为96亿港元，而同期存货和土地的现金支出仅为20亿港元。
即，公司只将营运资金和融资额的18%用于开发物业，以维持开发物业的整体规模和现金流能力。
结果，从1987年-1991年，新鸿基开发物业的土地储备从1960万平方英尺降至18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出租物业的土地储备（包括已落成出租物业和在建出租物业）从680万平方英尺增加到1560万平方英尺。
开发物业的减速增长为投资物业的发展提供了每年10亿港元以上的净经营现金流，4年累计提供了95亿港元的净经营现金流（其中净租金收益贡献了25亿港元，其余70亿港元均来自于物业销售）。
尤其是1988年，新鸿基的净土地支出仅为750万港元，1991年也仅为6300万港元，均显着低于此前5年年均亿港元的土地支出水平，更低于同期香港地产市场的整体扩张速度（从1987年6月到1991年6月，香港住宅价格累积涨幅达到114%）。
其实，靠增加外部融资，这一时期的新鸿基完全可以实现投资物业与开发物业的同时增长，但它之所以放弃开发物业的高增长而维持保守的负债水平，目的就在于降低转型期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尽管这一时期新鸿基进行了两次股权融资，尽管它的借款额增加了28亿港元，但它并不依赖于此，在负债增加的同时，现金及等价物也增加了35亿港元，净负债资本比降至3%靠着内部现金流的平衡、靠着近于保守的谨慎，新鸿基完成了租售并举的转型。
如果说转型前期现金流的配置与平衡是一种能力的话，那么转型期2：
8的比例、开发物业的零增长，则是一种理性，它需要的不是能力、不是技术，而是一份对财务安全的坚守。
然而，在整个市场都享受着牛市的喜悦，房屋供不应求，地价节节攀升时，有多少企业能“忍受”开发物业的零增长，甚至是土地储备的负增长？
在周期波动中保持“货如轮转”
新鸿基标志性的发展策略除了“租售并举”，另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货如轮转”，而这两项看似无关的策略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开发物业起家的新鸿基，在上世纪60、70年代是以“人弃我取”的逆市套利作风而闻名。
不过，随着规模的扩张和租售并举的转型，公司开始坚持“货如轮转”的战略，即，不计较个别楼盘的得失，而致力于整体资产负债的平衡。
在“货如轮转”策略下，无论高峰低谷，新鸿基每年都要保持一定的销售规模，以维持足够的经营现金。
如在1982年-1984年的低谷中保持每年100万平方英尺以上的销售面积，1984年更把当年的完成物业规模提高到286万平方英尺的历史高水平。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如此，尽管香港房价已跌了六成以上，但新鸿基仍保持每年400万平方英尺以上的新盘推出，在最低迷的2003年更是推出了620万平方英尺的新盘。
在快速推盘的同时，新鸿基也强调即使在低谷中也要保持每年80%以上的新盘销售率，甚至不惜大幅降价。
典型的例子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鸿基与长江实业竞相打折，双方销售代表甚至因为争抢客源而发生冲突。
为什么不惜以打折为代价也要坚持“货如轮转”？
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如轮转”是租售并举的保障，“货如轮转”的根本是现金流的轮转，而无论高峰低谷，永不停息的现金流创造能力是开发物业支持投资物业扩张的唯一方式。
除了快速开发和低谷期的大幅降价，“货如轮转”策略的另一个表现是，新鸿基自成立以来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都以“新市镇中小户型大众化住宅”和工业地产为主要销售产品，土地储备中三分之二位于新界，50%左右为中小户型项目，30%为工业地产项目直到1994年，新鸿基才开始向豪宅项目拓展。
之所以选择大众化的产品组合，除了更容易达到租售并举模式下对开发物业的现金流规模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新鸿基希望以低谷期的刚性需求来减缓周期波动的冲击，尽可能创造相对平稳的现金流。
在“货如轮转”的策略下，亚洲金融危机中，新鸿基的开发物业在营运资本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每年仍可提供20亿港元的净经营现金，6年累积贡献了200亿港元的经营现金。
而低谷中的“自我造血”能力强化了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平台，进一步减轻了租售并举转型过程中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使企业即使在转型过程中遭遇难以预料的市场逆转，也不会面临过大的资金压力。
综上，集中转型期的新鸿基其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以应对各种潜在的、不可预料的市场冲击，为此公司：
始终坚持财务保守原则，净负债资本比保持在20%以下；
开发物业零增长，仅以20%的金融资源维持开发物业规模；
奉行“货如轮转”策略，以大众化定位和快速销售来强化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创造能力，为投资物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平稳的现金流平台。
总之，转型期的新鸿基在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但它却显然并不依赖于此。
租售并举阶段，你该做什么？
平衡配置现金流
1992年新鸿基重新启动了开发物业的增长，并由此进入了开发物业与投资物业并行扩张的持续期。
从1992财年-1997财年，新鸿基的开发物业土地储备从1850万平方英尺增加到2990万平方英尺，投资物业的土地储备从1560万平方英尺增加到2100万平方英尺，均扩张了50%左右。
在此期间，新鸿基每年在投资物业上的支出保持在20亿港元以上，累积投资支出300亿港元；同时，在开发物业上累积的存货支出也达到360亿港元。
但在660亿港元投资支出的背后是严谨的现金流平衡：
从1992-1997财年，新鸿基的开发物业在规模不变情况下累积创造了360亿港元经营现金，恰好能支持360亿港元的存货扩张；而投资物业的净租金收益累积贡献了180亿港元现金，加上三次股权融资贡献的120亿港元，也恰能支持300亿港元的投资物业扩张债务融资似乎并不在新鸿基的考虑中。
在开发物业上实现自我现金平衡，在投资物业上靠资本市场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这就是繁荣期新鸿基的并行扩张策略。
而在低谷期，并行扩张就变成了开发物业的全面去存货和投资物业的维持性投资。
以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新鸿基为例，从1997财年-2003财年，新鸿基开发物业的土地储备从2990万平方英尺削减到1810万平方英尺，去存货贡献了200多亿港元的经营现金，与此同时，投资物业贡献了250亿港元的净租金收益不过与开发物业的全面去存货不同，投资物业的开发期更长，某些项目一旦启动很难停止。
所以，即使在危机期间，新鸿基累积的投资物业支出仍达到120亿港元，剩余的租金收益和去存货的现金贡献被用于减债和支付红利，到2003财年末公司的净负债资本比已从19%降至8%水平。
从整个周期过程看，进入租售平衡阶段的新鸿基（1992财年-2009财年），累积的投资支出和开发物业的存货（包括土地）支出额惊人的平衡，均为650亿港元。
即，从长期看，公司在开发物业和投资物业上的资源配置比例为5：
5。
均衡的物业结构
现金流的均衡配置推动了物业结构的均衡配置。
在集中转型阶段结束时（1991财年末），新鸿基在投资物业上的土地储备占总土地储备的45%，亚洲金融危机中，随着开发物业的去存货，这一比例曾一度上升到70%的水平，但近年来内地业务的拓展使投资物业的比例又回落至40%左右（加上服务型公寓后接近50%）。
截至2010财年末，新鸿基在香港的开发物业土地储备1260万平方英尺，内地开发物业土地储备6020万平方英尺（含服务型公寓），合计7280万平方英尺；投资物业方面香港已落成及在建项目总面积3160万平方英尺（总值约2000亿港元），内地已落成及在建项目总面积2210万平方英尺，合计5370万平方英尺，租售基本平衡。
收益结构的均衡
物业结构上的平衡最终实现了收益结构的平衡，在地产市场的周期波动中，新鸿基的总租金收入从零增长到110亿港元，净租金收益从零增长到83亿港元，在经营利润中的平均占比达到40%-50%虽然这一比例会随着开发物业的业绩波动而有所变化，繁荣时期会降至30%的水平，而低谷时期会升至50%以上，但波动中的相对均衡增强了新鸿基整体的抗冲击能力，也成为租售并举模式下的理想结构。
回顾新鸿基的整个租售并举转型之路，在开发物业和投资物业上的现金流均衡配置贯穿始终，从转型初期的8：
2，到集中转型期的2：
8，再到租售平衡阶段的5：
5，数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每个阶段的发展重点，更体现了新鸿基模式下对内部现金流平衡的重视，只有实现了内部现金流平衡，才能减轻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也才能维持相对的财务保守。
新鸿基模式的总结
新鸿基的成功转型需要多项基础条件，为此，新鸿基用11年的时间来打造一个足够大的现金流平台、完成商业地产的模式探索，以及等待市场时机。
11年的准备凝结成4年的集中转型，从1987财年-1991财年，新鸿基毅然牺牲了开发物业的高增长，只将不到20%的金融资源用于开发物业，开发物业的土地储备从1960万平方英尺下降到1850万平方英尺，开发物业迸发出来的现金流被集中用于投资物业的拓展；而中小户型的中低端定位和“货如轮转”的策略则进一步强化了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创造能力。
总之，借助内部现金流的平衡，新鸿基尽可能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从而实现了平稳的转型充分利用外部融资，但不依赖于外部融资，这就是新鸿基的转型策略。
租售并举模式的意义
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新鸿基终于完成了租售并举的业务结构搭建，而这一模式也确实增强了新鸿基在低谷阶段的抗冲击能力。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尽管新鸿基开发物业的业绩波动也很大，但投资物业却保持着每年40亿港元以上的净租金收益贡献，从而有力地保护了低谷阶段的开发物业。
今天，新鸿基每年的净租金收益进一步上升到83亿港元，贡献了2010财年营运资本变动前净经营现金流的57%，可见，租售并举模式下抗冲击能力的增强无疑是新鸿基模式的最大意义。
新鸿基模式的问题：
转型门槛高，准备时间长
新鸿基均衡的地产业务结构和收益结构使它成为许多地产企业的理想模式，但新鸿基的转型之路并不容易，它对企业提出了较高的门槛要求：
新鸿基模式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开发物业规模和现金流创造能力；
除了内部条件外，新鸿基模式更要求外部条件的配合，包括地产市场处于长周期上升阶段、投资物业的合理估值和资本市场的繁荣，而这些都是地产企业自身难以控制的，只能耐心等待机遇的出现；
新鸿基模式要求企业有一个较长的转型准备期；
新鸿基模式下集中转型期的企业面临高风险，企业必须有足够的战略理性，能够毅然牺牲开发物业的短期增长，以开发物业的零增长为代价来支持投资物业的集中扩张；
新鸿基对“货如轮转”策略的坚持也显示，低周转的地产企业可能更难以实现租售并举的转型；
贯穿始终的保守财务策略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同样难以坚持。
新鸿基模式的启示
租售并举的前提是足够大的开发物业现金流平台
随着地价成本的持续攀升，目前中国国内投资物业的建造成本也直线上升，核心区上规模的写字楼投资额都在10亿元以上，大型Mall或城市综合体的投资规模更大，中粮百亿元投资就打造了三个大悦城。
以此推算，要实现真正的租售并举，集中转型期的投资规模至少在百亿元以上，即使分4-5年投入，每年的规模也应在20亿元以上，而以2010年数据估算，A股市场仅有万科、保利、招商等4家地产公司能在营运资本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每年创造20亿元以上的净经营现金流，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地产公司中也仅有中国海外、富力地产等少数企业能达到规模。
实际上，A股地产上市公司平均的不变规模下净经营现金仅为4亿元。
在此背景下，所谓的租售并举只能依靠外部融资支持，而从新鸿基的转型过程看，过度依赖外部融资的租售转型是脆弱的，经不起任何市场逆转的冲击。
因此，对于多数地产企业来说，当前的现金流平台还不够大，仍处于转型前期拓展开发物业现金流平台的阶段。
转型前期8：
2的配置比例
从新鸿基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转型前期的地产企业以总金融资源（以经营现金为主，包括股权融资和适度的债务融资）的80%投资于开发物业，用以做大开发物业的现金流平台；而将投资物业的现金流配置比例控制在20%，仅用于模式的探索和经验的积累。
与之相对，内地不少地产企业在租售并举的冲动下正在或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物业扩张，企图用3年-5年的时间来浓缩新鸿基10多年的转型历程，但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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