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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断裂三部曲读书报告
社会断裂三部曲读书报告
孙立平的《断裂——２０世纪９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与《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这三部著作，被称为“社会断裂三部曲”。
一、社会断裂的含义及其表现ﻩ
20世纪90年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法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成一场马拉松比赛。
在金字塔的结构中，人们的结构是高低不同的,但是至少还都存在于一个结构之中，结构整体是稳定的。
而他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这样的结构正在消失，社会更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摔在结构之外。
与此同时,孙立平用“断裂”一词来形容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断裂”的意思就是社会结构出现了断层，有的社会群体处在了断层的边缘,他们被狠狠地摔在了社会断裂带的深渊。
在《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一书中,孙立平进一步强调了断裂的含义，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
在现实意义上，这当然首先是指明显的两极分化。
这里断裂的含义是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人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且这两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封闭的。
比如，穷人和富人的贫富差距,看似同在一个社会，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
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理解,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场域，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惯习。
而且，他们之间互相几乎没有沟通的渠道和交流的机会。
就像现在富人们出入的各种高级会所,那是普通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进入的场域，至于他们在其中做的事情,就更是只有这一场域的人所知晓的了。
第二，在地区之间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
城市居民阶层和农村居民阶层的断裂，不管是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就目前而言,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正在不断被城市文化所融入和侵蚀,农村人逐渐追求并且一部分人已经在很大程度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居民总人口数已经超过了农村居民。
但是作者描述的２0世纪90年代，城乡之间的互动还不是如此的频繁的时候,的确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一种很大的区隔。
第三，社会的断裂还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
按照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传统,可以按照财富、权利、声望这三个基本的维度去分层,这样就可以有更加多元的分层标准,比如一个有声望的人不一定是很有富有的人,但是在当代的社会这种的分层的标准越来越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拥有和同时不拥有这三种标准的几率会越来越大,他可能同时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于一身，也可能同时一无所有。
那么分层的标准表现出来的刚性特征就很明显，所有的标准都是一刀切，即使采取不同的维度进行划分，得到的结果是也一样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系是非常少的，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是就容易发生断裂带。
因为各层次之间的联系太少，形成真空，那么就会出现断裂带。
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当然断裂一词的含义是广泛而深刻的，即使这样概括,也不能把断裂的含义具体阐述明白。
文章中通过２0世纪90年代的大量、具体的社会事实来呈现这种社会断裂。
按照涂尔干的社会分层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社会分工是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社会分工的表现就是不同的职业分类，根据不同个人能力特点，去适合不同的职业需求,出现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职业的分类是由国家进行分配的，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力,很少被考虑到分配工作的机制中去,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样一种计划经济它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通过分配职业,把每个人整合到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使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功能,把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样做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不用自己去找工作。
然而，这种硬性的分配制度背后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尤其是９0年代中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创造力低下等问题一个个显示出来，整个社会不得不面临一场全面的改革。
而这种改变造成的最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大量的工人被迫下岗。
孙立平把大量的下岗工人当做“断裂”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
当时的90年代,学者们普遍认为的下岗的原因包括，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存在亏损;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业结构的转换。
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
但是孙立平认为，这并不是暂时性的问题，即使经济复苏了,企业盈利增加了,下岗了的人也很难再有获得就业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淘汰者,他们主要是３０到4０岁,只受过初中或者高中教育的，过去只从事比较低级的技术工作的工人，而新兴的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他们难以达到的,这样他们被远远的摔在社会职业的分层结构之外。
与此同时，断裂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下岗就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从社会保障这一结构中分裂出去。
社会断裂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
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指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将是下降的。
在 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1/3。
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低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
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1980）的农业人口下降了 65％。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同样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 7２％。
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８５~19９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的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了。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农民在这一时期的收入相对于他们的支出来讲几乎没有增加，那么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同时,断裂还体现在城市对农民工的剥夺上。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
他们在城市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特别是那些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或者具有危险性的工作。
而且他们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无疑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剥夺,是社会断裂的一种表现。
在90年代,他们在城市几乎没有可能买的起自己亲手盖的房子,当然，那时的农民工基本上还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想留在城市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如今第二代农民工则更多地希望留在城市,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但是按照现在的房价，他们在城市买房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
而隐藏在上述的社会断裂表现的更深层次的断裂就是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断裂，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脱节，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２1世纪初，经济逐渐出现了复苏繁荣的现象，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并不是社会的广泛进步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这种断裂表现在,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95年是０．38, 90年代末为0.45８）；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
社会的仇恨情绪进一步激发,不断出现社会报复的恶性事件。
那就造成了一种现实的悖论，在20世纪9０年代在不断把经济这个蛋糕做大做好的时候,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参与者并不能尝到蛋糕的美味,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的农民的收入连续几年实际增幅出现了负增长。
城市中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
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有增长。
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理解社会断裂
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根据不同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那么按照经济收入这一划分标准大致可以把社会划分为高收入阶层、一般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
而社会断裂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也就是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断层。
孙立平认为对于收入差距之间的断层,这种收入的分化已经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
首先，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比如说小区的区分，哪些地方是收入高的富人区,哪些地方是一般收入普通的住宅区，哪些是低收入阶层的小户型住宅区,这些在房子的地理位置和价格上都体现出巨大的区别。
第二,各阶层之间内部认同的形成。
本阶层内部的人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认同感。
会用“你们”和“我们”等词汇来对不同的阶层进行区分。
例如，今天出现的各种标签“富二代”“官二代”“土豪”等，我们会用“他们”这些“富二代”来与我们自己的身份做一个区分。
再次，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
这是2０世纪90年代相对于20世纪80、９0年代来说的状况。
作者认为那时候,农民进入城市形成一种向上的流动,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
而在城市中下岗职工逐渐快开始创业，变成自主经营者，也是一种社会流动。
但是,到了２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
尤其是，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工人出现社会流动的现象非常少。
运用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的看法，社会流动的滞缓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同时他分析了在中国逐渐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相应的农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中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负增长,更加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断裂。
而同时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是不能达到的，而高收入阶层对于耐用品的消费达到一种饱和状态的时候，就出现了经济的疲弱,内需的不足,恰恰相应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大量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毕竟这一部分人的购物需求是有限的,这也是有一段时间内政府大力推动家电等耐用品下乡的原因之一。
当然单单靠这一项政策把家电这一耐用消费品卖出去了，内需就扩大了，这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不能从制度上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临时性鼓励消费的政策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三、社会断裂导致的结果ﻩ
在作者看来社会断裂导致的结果就是贫困和不平等。
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集中通过社会权利的失衡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体制内的少数人拥有大多数的社会权利，而体制外的大多数人却不能享受公共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晋升权、名誉权、受教育权等。
作者举了当时的一个非常典型又特殊的例子,就是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在北京，行政机关和国有的事业单位,许多人为了预防“非典”不上班了在家休假，但是工资和福利照常发放。
但是在企业或单位中，人们就没有这种特殊化的权利，如果今天不上班，明天聚可能被炒鱿鱼了。
尽管如此,在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还是免费发放一些消毒用品和一些必备的医疗用品。
而在农村,却是无人问津，人们只是看到电视里的城里人在忙着消毒、戴口罩，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还是干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仿佛不会受到“非典”这种强致病性病毒的威胁，实际上人们在疾病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但是显然在预防疾病的权利上各个社会阶层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平等的。
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要承担由体制性权利不平等而造成的额外负担。
比如，城市中的教育是由国家来办的,而农村的教育则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己来负担的。
而今天农村的义务教育已经全面的免费显示出社会权利在教育方面的一种公平的分配的倾向。
而所谓的贫困实质是一种社会权利的贫困,一种社会权利不合理分配的结果。
这种不平等集中体现在也集中体制内和体制外。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挤破脑袋也要向体制内部靠拢，因为体制内部掌握着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不管在对体制外的人如何进行改革的时候,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资源的分配者当改革的力量触及到自身的利益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形成一种自我的防御机制,这样体制内垄断的资源和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多，而资源是有限的，体制外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就会愈发严重。
也正是由于社会权利分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了体制外的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看病难、看病贵、房价贵、养老难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就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医疗方面,体制内的人就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或许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医疗费用国家承担了大部分,而相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当昂贵的医疗费需要微薄收入来支撑的时候,就出现看病难的问题,针对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也在努力去打破这种权利失衡，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更合理的分配资源,这是政府的一大重要议题,也是一大难题。
怎样的去打破这种权利的失衡是打破断裂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弱势群体不断的享受更多的社会权利才会慢慢地从断层中爬上来,逐渐与高收入群体、资源占用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四、怎样走出断裂的社会?
要想走出断裂就必须打破原有平衡权利的利益机制，重新在利益分配的战场进行博弈，建立新的更加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各社会阶层之间博弈的时期,孙立平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打破这种平衡,逐渐缩小阶层之间的差距。
一是政府的转型。
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
因此,简单的说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重要是不合适的。
孙立平提出了社会发展重心多元化的看法。
在建设的初期政府承担了很多经济的功能，这与其不合理的分配有着重要的关系。
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
也就是说，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
也就是说把体制内的权利逐渐分散到市场，形成一种公平的竞争秩序。
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在强调的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也是在政府不断向向大众放权的一种方式。
政府逐渐在由一种“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
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
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
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
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大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
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作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
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
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
劳资双方拥有的话语权仍然是不平等的,就像在北京的公交车司机，很显然作为出租车司机他们被出租车公司这一强势群体剥夺的现象是非常严重，但是他们却发不出声来，因为你如果辞职不干，别人会接着顶上去,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弱势群体永远没有发声的机会,他们就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了，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极端的罢工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权利。
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像他在《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中提到的矿难频发,也体现了一种极不对等的劳资关系。
五、感想ﻩ
这三本书其实是孙立平写的一些时评类的文章组合在一起的书,所以乍看以来就像是一篇一篇的评论，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实际上文章不仅仅是评价当时某种社会现象或者社会政策,而始终围绕在这些文章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正在进入历史的重大转型时期,在各社会阶层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权利的失衡,而权利的失衡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社会断裂。
他通过分析评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来说明中国社会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断裂的实质性问题，例如文中提到的贫困问题、水问题、教育问题、非典时期的危机问题、学术改革的问题、炒房热的冷思考、信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社会事实,最终的目的都是来呈现２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断裂状态。
有人把孙立平的这种言论当做是盛世危言,是危言耸听。
但是,我认为,这是基于学者研究风格的不同，他只是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来分析社会结构，用生动、形象、犀利的词汇来描述和解释社会而已。
当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并没有断裂了，但是这种断裂性何尝不是体现在当下的生活之中呢。
我想作者通过此书,希望告诉大家的是一种警觉的态度,来审视我们的社会，来审视我们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而清楚自己真实的一种处境，进一步思考和改变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
作者更强调的是一种反思，而其真正目的还是探讨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有序地运行，只是用犀利的语言来描述而已,这也体现了作者作为学者敢于说话、敢于讲真话的高尚品格。
而作者相继在之后出版的《守卫底线：
转型社会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
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等书,也是建立在“断裂”一词的基础之上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研究的视角，首先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从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入手去分析社会结构以及某种政策的得失利弊,然后，从这一事件中得出来解释去理解更深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思路。
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了作者深刻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一种把个人的或者某个群体的苦难，试图通过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解释的能力，这也正是我们学习社会学的人应该具备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同时,作者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会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努力,至少通过他的影响力来使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博弈中能发出更过有力的声音,这无不体现了作者深切的社会关怀。
当然，这三本书的内容远远不是以上这些文字所能体现的，本文只是结合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这一主题,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大致的理解,其中不免有不当之处,还需要更进一步的阅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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