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张爱玲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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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记张爱玲著

异乡记

张爱玲

一　启程

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

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

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

极强烈的台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似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

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

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

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

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

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

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

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

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

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然很耐烦地问了一声：

“你要什么？

”我说：

“我把钟送回来。

”二姨不言语了。

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

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

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

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

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

车站外而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

一个时代？

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

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

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

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

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

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

任何人身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吧——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

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须要心狠手辣。

我见了他们真怕。

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

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

“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

”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

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

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

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

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仿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

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

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

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

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

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头包，飘飘拂拂的。

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

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

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付干，酱麻雀，粽子。

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

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

“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

”男人道：

“是甜的还是咸的？

”女人想了想道：

“淡的。

”男人道：

“这倒难猜了！

可是稀饭？

”女人摇头抿着嘴笑。

男人道：

“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为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

“告诉你不是稀饭呀！

”男从道：

“这倒猜不出了。

”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

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

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

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

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

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

他又向查票地央道：

“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

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

“妈的！

到杭州——揍！

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

”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

“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

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

”闵先生笑道：

“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

”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

“妈的——到杭州！

”又道：

“他妈的都是这样！

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

不叫看哪：

搬人，一架机着枪，啛尔库嗤一扫！

妈的叫看不叫看？

——叫看！

”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

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站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站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

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又爬上去了。

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火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

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

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投无路。

多数的车站仿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在，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

“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

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凳，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

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

我想想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

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

然而什么都没有。

二　蔡家

中午到了杭州，闵先生押着一挑行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我来到他一个熟识的蔡医生处投宿。

蔡医生的太太也是习护士的，两人都在医院里未回。

女佣招呼着先把行李搬了进来，他们家正在开饭，连忙添筷子，还又乱着揩台抹凳。

蔡医生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穿着学生制服，剃着陆军头，生得鼻正口方，陪着我们吃了粗粝的午饭，饭里斑斑点点满是谷子与沙石。

只有那么一个年轻的微麻的女佣，胖胖的，忙得红头涨脸，却总是笑吟吟的。

我对于这份人家不由得肃然起敬。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

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

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

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

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那显然是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

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𥅻。

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

一个少妇坐在包裹上喂奶。

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

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

她望着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

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仿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

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

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

“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医院里。

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

我完全同情她。

本来太岂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

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毕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

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

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拍地一开，叫道：

“师母，吃饭！

”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

在电灯的照射下，更可以觉得那一房家具是女主人最心爱的——过了时的摩登立体家具，三合板，漆得蜡黄，好像是光滑的手工纸糊的，浆湖塌得太多的地方略有点凸凹不平。

衣橱上的大穿衣镜亮的如同香烟听头上拆下来的洋铁皮，整个地像小孩子制的手工。

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吵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

我在床上听着，就像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

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屈。

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惶惶的。

我知道我再哭也不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

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

“拉尼，你就在不远么？

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

”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

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

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屈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回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点一过，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

”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决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也显然很为生命所重视，收得齐齐整整的。

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劈劈拍拍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她的大衣她留着在家里穿。

她要到夜饭前后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

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那女佣虽然害痧眼断送了一只眼睛，还是有一种少女美，胖嘟嘟的，总穿着件稀皱的小花点子旧白布短衫。

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馒头底上湿哜哜的皮，印出蒸笼杠子的凸凹。

我猜她只在十八九岁，她笑了起来，说：

“哪里？

二十八了！

”尾声里有一点幽怨。

然而总是兴兴头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