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干部子弟比例攀升是真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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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干部子弟比例攀升是真的
北大“干部”子弟比例攀升是真的
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不断攀升远超平民阶层
2012年03月22日02:
48扬子晚报曹林
一项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3月21日财新网）。
重点不在权力干扰高考，而是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本次关于“干部子弟上北大”的争论，起源于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年第一期刊出的一篇报告《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有媒体对报告的数据和结论解读为“近年考上北大的干部子弟比例不断攀升，远超平民阶层”。
综合通篇报告来看，其实这个解读并无太大问题。
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之所以多次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主要是因为媒体没有说清楚“干部”的含义。
按报告里的说法，在研究者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而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
因此，梁晨特意澄清“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弟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的这番澄清有助于廓清一些误解，不过，人们对北大“干部子弟比例上升”的关注并不全然集中在怀疑“权力干扰高考招生”，有很多网友已经敏锐地看出，这实际上反映了教育资源向部分优势群体集中的事实。
即便“干部”包括企业干部，也不妨碍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人群。
按报告中的说法，这些“社会精英”人数只占全社会的1.7%，却有接近40%的北大学生家长隶属于这个群体。
这份报告并不是孤证，在杨东平、刘云杉、晋军等人的研究中，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有些还使用了更新的数据，表明教育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强调这个研究的“严谨性”，是因为现在类似的调查特别多，不过太不严谨——随便设计个问卷，网上随便调查几个网友，轻易就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
而这项调查很严谨，是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研究基础上，以严谨论文发表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如何解读“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呢？
可能很多人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高招腐败，想到“权力通吃”。
不过我觉得，“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可能跟“权力通吃”关系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腐败之风刮进了象牙塔是事实，可是高考仍然是当下中国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尤其是北大，曝光率太高，已经是“过度”置于舆论的监督之下了。
也就是说，权、贵、学的勾结起码在“上北大”问题上还是受到很多约束的。
那“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觉得，问题恰恰正出在普遍认为公平的高考上。
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并非是权力操纵的结果，而是社会不平等在高等教育、在重点大学生源比例上的反映。
这个社会性的不平等，会自然地投射到大学生源的比例上，而这，又是高考本身所无力改变的。
很多人盛赞高考公平，反问“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可是，寄望于高考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制度性地改变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或者其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分数面前，虽然人人平等——可是，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可以以看似“平等”的方式获得更高的分数，比如城市孩子仅在英语分数上就比农村孩子高20多分，高级干部云集的地方，比如北京，北大分数线要低一大截。
干部子女由于其家庭资源，能在高考中掌握更多的优势，使其无须借助特权就可以比平民子女更容易走进重点大学。
面对这个数据，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高考公平，需要深入解读的是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对资源分配的貌似“合法”的不合理影响。
与之相伴的就是“寒门难出贵子”
“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日渐增多”的同时，“寒门难出贵子”——农村人在名牌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象也正在发生。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并且，农村子弟比例下滑的速度远大于全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春天已远：
农村学生在大学里的比例浮沉
2011年08月05日10:
45南方周末潘晓凌
[导读]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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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校舍由竹篱围成，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严重影响了穷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
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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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阅读：
出身不再决定命运：
美国教育平权运动40年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
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
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
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
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
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
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
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
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
“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
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
”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
”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
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
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
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
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
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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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的“入学绿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门子弟已越来越少。
（CFP/图）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
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
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
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
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
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
”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
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
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
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
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
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
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
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
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
根本不敢想！
”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
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
”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
靠什么改变命运？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
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
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
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
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
“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
”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
“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
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
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
”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
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
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
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
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
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
“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
宋永亮热爱北京。
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
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
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从“县一中现象”到“超级中学现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晨还澄清了关于《无声的革命》的另外一个误解，他称《无声的革命》本意是赞扬新中国以来的基础教育的，从整体上看，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原因就在于“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
…[详细]
梁晨所说的，其实就是“县一中现象”。
所谓“县一中现象”，是指在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为了提高本地考生的竞争力，采取的方式是打造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把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这些重点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
对于原先教育基础薄弱的工农子弟，这种方式确实有利于他们“一飞冲天”。
然而，这种原先有利于推动底层民众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做法已经慢慢失效。
“县一中”现象其实早已埋下了“不平等”的因子。
据2003年对10地城乡40所普通高中学生的一份研究，学生的家庭背景强烈地影响着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
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高中学生的阶层分化都十分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
在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比例平均为42.1%,是低阶层的1.6倍。
在有的城市,前者的比例高达60%以上。
而在近年，“县一中现象”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涌向了大城市，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超级中学”。
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而当年“县一中现象”的突出代表黄冈中学，则慢慢有所没落。
毫无疑问，“超级中学”很大程度就是为那些在更小的时候就占据更好的教育资源的“干部子弟”们准备的，这就是“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越来越高的直接原因。
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危机”
“科举世家”与明清两朝的衰亡
有道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个原本富有活力、面向所有阶层选拔人才的教育制度渐渐变得僵化，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历史上也发生过。
著名学者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的经典研究中，曾经揭示过这么一个现象：
在明朝早期的举子中，祖宗三代未有一人得过功名的比例相当高，在明朝最初一百年中这个比例甚至多达70%以上，用今天的话说，当时选出的人才大多是“凤凰男”——毫无背景的乡下穷酸学子，能够通过科举立时变得飞黄腾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三代以内拥有过功名或者当过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干部子弟”“精英子弟”的举子中举的比例稳定提升，超过了50%，以致出现了一些“一门三进士”的科举世家，平民与精英的阶层划分开始变得泾渭分明。
有论者认为，明朝末年吏治败坏，社会分化严重，就与科举制度下的“近亲繁殖”有很大关系。
在清朝科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富裕的循环”与“贫困的循环”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没有加分、会试没有省际区别、难以作弊，在公平性方面比起如今的高考远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仍然出现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只能用教育资源的集中来解释。
虽然每个考生用的是同样的教材考面对的是同样的试题，但有过功名、当过官的家庭在应试方面更有经验，能请到更好的老师，孩子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学习，与更好的同窗一起努力——而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在今天，基于同样的道理，有钱有势的家庭不需要子女做较多家务、更不需要他们去打工赚钱，而这些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见识也能让孩子很早的时候就接受好的教育，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毫无疑问，这些人在高考中胜出的概率也就更大。
当然，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也往往享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这就造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形成了所谓“富裕的循环”。
与“富裕的循环”相对应，自然存在“贫困的循环”，穷人的小孩受环境的干扰极大，缺乏教育资讯，即使有心要接受进阶的教育，也无法作有利的安排。
贫富的这种差别在教育发达的美国同样存在，2004年，全美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则占了74%。
这种情况，显然会阻碍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
因此，虽然美国社会拥有无数的机会，“美国梦”激励着所有怀抱梦想的底层民众，但从统计学上看，更多的人处于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
教育资源加速集中，“公平的起跑线”谈何容易
因此，社会分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在高考中，除去省际不公、以及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实质行教育腐败的各种加分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高考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仍然会出现“寒门难出贵子”、“干部子弟更易上北大”等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环境的，在穷人的孩子心智完全成熟投入社会竞争之前，他所处的环境往往已经让他与富二代们“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这岂不是太残酷了吗？
如何有效率地再造教育公平？
有人说，必须坚持高考制度，称“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并且还要取消加分、取消地域差别、取消有各种猫腻的自主招生、竞赛特招，让高考像“科举那样公平”，这样便可尽量抵消“干部子弟”们的资源优势。
诚然，这种做法是能够满足民众对“公平性”的需求的，但这种做法既难以保证实施，又与挑选有素质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并非真正的长远之计。
事实上，必须承认，除非像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那样，把孩子的一切成长都交给国家，彻底消解家庭，否则要达致“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
但尽量有效率地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仍然有许多办法，当务之急还是加大投入，包括政府和民间的投入，来增加教育资源。
要通过“宽进严出”等措施，提高大学教育本身的质量和作用，以降低高考的重要性。
同时，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让职校学生更体面——而现在，我们的干部子弟，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
要想别再出现“寒门难出贵子”，归根结底，还是要缩小贫富差距
农家孩子跳“农门”，越来越难了吗
前不久，《南方周末》一篇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名牌大学里，农村孩子的比例逐年降低。
再过几天，新一批学子就要到大学报道入学了。
在一群接一群朝气蓬勃的新生中，农村孩子的比例是否又减少了？
在大学这道门槛上，农村孩子是否面临种种不公平的竞争？
现在的农村孩子要跳出“农门”，是否比以前更难了……
带着这些思考，记者前往浏阳市杨花乡杨花村采访时，似乎找到了与以上这些问题相反的答案：
在这个偏僻的小村里，今年却考取了7个研究生和16个二本以上的大学生。
现象
今年农村学生进名牌大学的比例又下降了
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是省内招考分数最高的大学，今年文理科分别比省一本线高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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