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案例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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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口便讲国际形势，次谈国内形势，最后谈到党的任务:
现在形势变啦，我党的任务和路线也应随着变化。
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了;
目前，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就是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王明口若悬河，讲得有声有色，致使许多同志将他的话当作新的指示、新的观点，认真地进行记录。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表现得不可一世，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和他的演讲，被一些人看成是“国际路线”。
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泽东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希望大家能看到对蒋介石寄以希望是会吃亏的。
他表示坚持自己原来的见解与主张之外，便没有多说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此后，王明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甚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的分歧，17岁时就曾见到过列宁的任弼时来到莫斯科。
在中国革命艰难的实践中，任弼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在莫斯科期间，他和王稼祥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国内形势，极力宣传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复介绍王明那一套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6月，共产国际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文件。
在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为王稼祥、任弼时举行家宴，并告诉他们:
“应该告诉全党，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其他人，如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会议决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无奈，只好回到延安。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
会议经过正确的批评和斗争，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在口头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11月6日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文件。
会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
还提出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
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并非易事。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的领导人，就尝试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向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作斗争。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王明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可是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
教训如此之多，情况这样复杂，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
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入地下。
解放后，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师范学校，师生们在一次建校劳动中挖出了石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至今。
案例讨论：
1.结合案例，谈谈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立碑铭志的重大意义。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冲破党内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案例2：
科研“卫星”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在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全面启动之后，教科文事业的“大跃进”也就迫在眉睫了。
一、科学也搞高指标
1958年2月，批评“反冒进”的南宁会议刚刚开过，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
郭沫若说：
现在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愁地无用武之英雄。
在会上，一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当场就提出了本所的跃进规划。
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负责人提出，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来掌握世界上光学机械仪器方面的主要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开始制造新仪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与世界先进水平犬牙交错地前进。
石油研究所所长表示，在五至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
这年5月15日，中科院向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项目有18项，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58年6月4日，中科院党组为了响应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号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十年赶上美国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二、经不起检验的“国际水平”
“大跃进”启动之后，科学跃进取得的“成果”，也不时见诸报端。
从195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
”7
月1日这天，中共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
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般坚硬，钢铁像陶瓷般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
而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
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科学研究的牛皮还吹到国际上去了。
冶金部赴苏联参加真空冶金会议的一个干部，曾到苏联黑色冶金研究院了解耐热合金的情况。
当他与该院的耐热合金室主任谈话时，吹嘘说：
“我们有的是钱，有的是人。
”当时有一个中国实习生阻止他讲下去，他反而说：
“不吹点牛皮，他们看不起我们。
”另一次，此人对苏联人说：
“毛主席讲过，我们最近要放卫星，要放大的，二十吨，这样小的，几百斤（按：
指苏联1957年放的人造地球卫星重量），我们不放。
”苏联人听了，当场说：
“你一定是听错了，不可能是二十吨。
”
无独有偶，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访苏时，也向中国留苏学生吹嘘说：
“我们不久就要放人造地球卫星，很大，内装有猴子，不仅一处放，北京、上海、南京都要放。
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此时还刚刚列入研制计划。
10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发射成功。
三、荒唐的课题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
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
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
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
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
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
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高的产量，那些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
一些研究所接受任务，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
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四、违背科学的“科学研究”
这年的“大跃进”，还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从事着违背科学规律的“科学研究”。
《科学普及资料汇编》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科普刊物。
这一年刊发了大量的所谓高产“卫星”经验的文章。
仅这年的第9期上，就刊登了湖北麻城高潮三社水稻亩产10万斤、四川郫县友爱社水稻亩产8万斤、山西山阴县山药亩产10万斤、福建漳浦县农冲社亩产花生2．4万斤的经验。
这份刊物的第7期上，刊登了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的文章《小麦高额丰产的科学根据——亩产十五万斤的技术措施》。
文章说，小麦亩产6万斤、8万斤、10万斤，甚至15万斤，绝不是吹牛，也不是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是“根据事实以科学分析来确定的”。
这位农科所所长不但论证了小麦高产超15万斤的可能性，而且还论证了亩产万斤籽棉的可能性，并且分析了亩产万斤棉的理由，还据此提出“打垮观潮派，压倒美国佬”的豪言壮语。
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之下，许多科学“奇迹”被创造出来了。
江西省乐平县超美人民公社发射了一颗晚稻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这恐怕是“大跃进”期间放出的最大一颗粮食高产“卫星”。
为此，《科学普及资料汇编》上专门介绍其经验。
广东新会农民周汉华“创出”水稻和高粱杂交办法；
陕西西安雁塔区沙浮沱农业社社员赵丙红，“成功”地将棉花嫁接到了椿树上；
陕西蒲城县吉村农业社社员试验用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并把它灌醉，这一“成果”的应用价值是使母鸡有更多的时间下蛋；
西北农学院的6名学生在“研究”中发现，割去猪的耳朵、尾巴之后，猪能够迅速长膘，最多的一天可以长膘19斤；
山西洪洞农民总结出了小麦丰产“经验”：
将小麦和谷子嫁接，每穗结籽500粒，每亩植株250万，亩产达8．9万斤，然后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品种，麦粒像石榴那么大，产量将无法计算。
这真是人世罕有的“奇迹”，怪不得当时一再宣传：
“只要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在“大跃进”中，一向严谨的科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违背实事求是的豪言壮语。
请问：
这些豪言壮语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科学上需要严谨，容不得半点马虎。
本案例在科学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教训?
案例3：
谈三大志愿
案例呈现:
（摘自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我第二次回原籍探亲时，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我向主席报告，并请主席指示。
毛主席和我谈了很多话，其中讲到：
一要保守国家机密，二不要和群众耍态度，三要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要提高警惕，不要被反革命搞了，五要调查农村的情况。
说完，主席就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提笔写了一份出差守则，内容是：
“
（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
（二）态度，不要摆架子。
（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
（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主席写完交给我说，要把这五条守则传达给每个同志，每个人回家都要遵守。
从那时起，我们就遵照主席的指示，把每次回家都作为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向实际学习的好机会。
我们每次探亲回来，主席都要亲自听我们的汇报和批阅我们写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还要我们用通信的形式向家乡了解情况，他说：
“只要你们每两个月写一次信，把回信给我，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主席就是这样，善于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办法、随时随地作调查研究了，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主席和我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我有三大志愿：
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
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
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
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到这里，主席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从毛泽东的三个愿望中你能受到什么启示？
案例点评：
毛泽东的三个愿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还是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的，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当前指导我们和推动我们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案例4：
来个调查研究年
案例呈现
从1958年至1960年的3的“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致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期。
到1960年度，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民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
不少地区都发生了浮肿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残废等严重情况。
这种实际状况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对此，毛泽东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曾连续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
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作自我批评。
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教训和经验。
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在深刻自省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希望能够以此来制定出一套迅速摆脱困境的方法，也以此来重新探索我国应如何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他指出：
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
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情况明决心大，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比较有力。
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
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江再次强调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今年成为调查研究年。
”就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使他感到十分高兴。
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印发下去作为推动全党大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怎样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内容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准则，是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制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案例5：
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
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显得格外遒劲有力，它是当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题词，也是党校的校训。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
党校校长由华国锋兼任，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决定，中央党校的党史教学重点是研究党的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敢碰的难题。
胡耀邦提出了进行这种研究应遵循两条原则：
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这所庄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殿堂里，气氛活跃、思想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1977年7月，根据胡耀邦提议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大胆冲破思想禁区，开始发表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
在这种氛围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也由此应运而生。
1978年4月上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寄给《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引起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高度重视。
杨西光建议作者对该文作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请正在撰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参与修改。
经反复修改，并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5月10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
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
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
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这篇文章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
5月11日，《光明日报》又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
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
第三天，又有15家地方报纸转载。
到5月底，全国共有30多家报纸转载。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而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都极强的理论文章，虽然文章引用和阐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常识，但在“两个凡是”占主导地位与“左”的思想和观念还很盛行的环境下，它的发表，无异于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块巨石。
很显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指责已不仅仅是针对一篇文章了。
形势变得紧张起来，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真理标准大讨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指出：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特别提出：
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
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一方面给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人以极大的震动。
另一方面，则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以巨大的鼓舞，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的疑问，6月24日，《解放军报》顶住压力，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这篇文风犀利的文章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同时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
这篇被称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姐妹篇的万字长文，是在胡耀邦及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
文章成稿后，解放军报社报送罗瑞卿审阅，他先后细看了3遍，亲自打了5次电话，并亲自查阅有关著作，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要求文章无懈可击。
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严重迫害而高位截肢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将军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还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
罗瑞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在为维护真理的权威而战。
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
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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