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途死路湘江战役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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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诡道也”，朱德在信中故意将己方的形势说得“一片大好”：
“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
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
朱德希望陈济棠不要只是被动防蒋，而是主动反蒋：
“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
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难免于覆亡也。
首鼠两端的陈济棠没有出击的勇气，只想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以保存实力。
中共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周恩来在给二人交代任务时说：
“当我给你打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就赶快回来。
”10月初，何长工、潘汉年到达江西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粤军的代表展开谈判。
谈判进行3天后，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内容是：
你喂的鸽子飞了。
粤军总代表看到这一电报，产生怀疑：
红军要走了，为什么说鸽子飞了呢？
红军走了，还有什么可谈判的呢？
何长工这样解释：
“鸽子是和平鸽，鸽子起飞是庆祝我们双方谈判成功的意思。
双方继续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
何长工回到瑞金，向叶剑英（元帅）询问形势是不是有大变动？
叶剑英提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山”字，并指着西方。
何长工恍然大悟。
10月21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进攻由粤军把守的第一道封锁线。
粤军遵守陈济棠“保境安民”的命令，稍作抵抗后全线后撤。
红军从江西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部队减员3700余人。
红军在途经重石、版石时，与粤军发生战斗，俘其官兵300余人,虽于次日释放，陈济棠仍为不满，与红军中断电讯联络。
蒋介石发来电报，责备虚与委蛇的陈济棠：
“……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
……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
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
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1936年6月，陈济棠听信阴阳术士“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鬼话，终于鼓足勇气，通电反蒋。
结果部将被蒋介石收买，不信英雄信鬼神的陈济棠狼狈下野。
朱德的预测果然应验了。
11月5日至8日，红军从湘粤交界的汝城、城口之间冲过第二道封锁线，部队减员9700余人。
8日至15日，红军从郴县、良田、宜昌、乐昌之间冲过第三道封锁线，部队减员8600余人。
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为此也付出了减员2.2万余人的不小代价。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
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名义上统辖16个师77个团。
蒋介石以虚职拉拢何键，实际上军事部署都是由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决定。
蒋介石指示何键和中央军将领、“追剿”军第二路军司令薛岳的部署要旨有如下几点：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5个师（这5个师是归薛岳直辖的），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蒋介石为能在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岸边消灭红军而费尽心思：
“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
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
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
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
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
蒋介石在算计名为部下、实为霸王的湘、桂、粤军阀，而那几位土地的主人都在各打各的算盘。
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与总部高参刘斐商议堵击方案，他说：
“你看，我们广西一共只有18个团兵力，廖磊带两个师（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追萧克部入黔，现要他们火速回桂林附近集中待命。
第十五军（由夏威代领，名义上白是军长）除第四十四师已到兴、全、灌地区外，其余第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师，已由柳州及其以西地区向恭城、富川、贺县一带集中。
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说到这,白崇禧欲言又止。
作为“小诸葛”的“智囊”，刘斐心领神会，接口说：
“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说来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白崇禧说：
“是呀!
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呢？
刘斐说：
“这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白崇禧深表赞同：
“是呀，我们18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刘斐进一步分析：
“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绍竑）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两人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
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在具体作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判断红军当时是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白崇禧、刘斐前往广西全州，会见湘军将领刘建绪。
白崇禧说明了广西方面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全、灌的湘江东岸地区，由南向北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敌人的计划要旨，希望湖南方面由正面合围。
刘建绪向白崇禧报告了其所率兵力和同意由湖南方面配合桂军南北夹击的计划，并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项等。
说归说，做归做，对保存实力、不真正作战的真实意图，双方心照不宣。
11月20日，桂系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的名义致电蒋介石：
“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
桂系的这一套花枪，迷了蒋介石的眼。
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
遂心的桂军立即退至恭城。
桂军后撤，湘军也不前进。
当红军开始渡湘江时，湘军才南下进入广西境内堵截。
一时，从全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的湘江两岸，完全不设防。
国民党军各派系钩心斗角，为中央红军提供了“紧急出口”。
（二）彭德怀愤怒地指出：
“这样抬着‘棺材’走路，那像个打仗的样子！
”
对于中央红军来说，1934年的秋天是危急存亡之秋。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仍没有使红军的领导者翻然改进，他们继续指挥部队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
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
几个月后，当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他选中好友、年仅24岁的博古接替自己的位子，并“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忠实服从远方的遥控指挥，排挤、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各级干部。
博古不懂军事，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十分倚重。
李德——这名苏联红军的军官，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家面前颐指气使，把战局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后，他对博古表示：
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博古、李德没有引咎辞职，而是抓权不放。
为了准备转移，成立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有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
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
博古、李德决定率部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
两人对这一意图秘而不宣，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对如此重大的决定竟一无所知。
3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一个干部会，主持会议的林伯渠向各部门负责人说明：
“敌人对我们采取步步为营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鱼。
所以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
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
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
林伯渠说到伤心处，泪水夺眶而出。
博古接着讲话：
“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
与会的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贞信以为真，在旁边悄悄地说：
“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
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拉拉李坚贞的衣襟，偷偷地说：
“我们可能回不来了。
博古、李德没有视此次战略大转移为生死攸关的突围，而是当作异地重建的“搬家”。
他们动用5000人，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设备统统带走。
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上将）认为：
“长征开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却逃跑式的，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
那时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我们的军团就有一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
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
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
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博古、李德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携带“坛坛罐罐”的军委两个纵队作甬道式前进。
不克负荷的红军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
一天拂晓，一军团1师1团参谋肖思明（少将）从前面回来，对团长杨得志（上将）说：
“团长，你知道我们一夜走了多少路？
不等杨得志回答，他伸出五个指头，带着明显的埋怨情绪说：
“五里，就走了五里。
“怎么搞的？
”杨得志问。
肖思明汇报：
“中央纵队走的太慢，把我们压住了。
“机关嘛，年龄大的同志多，又是夜行军，还下雨，哪能和我们战斗部队比呢”，杨得志并不感到奇怪。
肖思明说明情况：
“我到前面看了，主要是他们带的东西太多。
文件箱子、坛坛罐罐不讲，还有机器哩！
一架印票子的机器，少说有一个排抬着；
还有一架什么给病号照像的机器（爱克斯光机），说怕碰怕跌，十几个战士像捧着瓷碗似的抬着它走。
路这么窄，他们能走得快？
团长，整天行军打仗，带着架印票子机器干什么？
捧着架照像的家伙干什么？
杨得志由此想到：
连一个十几岁的团参谋都能看清的问题，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却熟视无睹，靠他们领导，革命怎么能不受挫折以致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呢！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元帅）愤怒地指出：
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彭德怀于行军途中向中央提出建议：
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
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
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早已失去兵权、只能随军行动的毛泽东也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指挥权掌握在一个照本宣科的书生和一个刚愎自用的洋人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
中央红军继续西进。
11月25日，从湘南道县至水口之间全部渡过潇水。
随后，中革军委决定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
第一纵队（一军团之主力）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
第二纵队（一军团1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第十三师）经雷口关及文市南面前进；
第三纵队（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以后向兴安前进；
第四纵队（八、九军团）经永明或绕过永明县城，从三峰山向灌阳山道、兴安前进。
26日，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并形成一军团为右翼，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
然而，由于军委两个纵队行进缓慢，担任掩护任务的八、九军团还在湘南江华、永明，前后相距100公里。
敌军统帅何键看得清楚：
“匪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
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
27日，一军团前锋第2师控制了从屏山渡到界首的全部渡河点，封锁线已形同虚设。
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刘忠（中将）率小分队进至全州附近侦察，发现城中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
刘忠建议2师5团从速渡过湘江，占领全州。
但是，2师参谋长李棠萼认为要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
当命令到达时，湘军刘建绪部3个师已于27日进占全州，并在城外布置警戒线。
5团只好占领位于全州以南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觉山（即脚山铺）一线阵地，进行防御。
2师4团奉命抢占界首，当部队进至界首东面的湘桂公路时，猛然发现桂军夏威部的尖兵距此仅有10里。
4团奋勇冲锋，击退桂军。
你推我让的湘、桂两军为何一反常态，你追我赶地扑向湘江岸边？
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于26日进占道县，桂系担心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马上命15军由恭城返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
蒋介石从刘建绪的报告中，了解到湘江不设防的真相，如梦方醒，于28日电斥桂系，严令“剿匪”各部“击匪窜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
湘、桂两军遵命前进，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2师4团正在与三军团6师交接阵地，通讯员飞马送来师长陈光的命令，要求4团星夜赶往觉山增援。
4团官兵连晚饭都来不及吃，沿着湘江边的公路向北急速奔跑。
沿途的见闻，使4团团长耿飚认识到：
“从界首到屏山渡的六十华里的地段，已被我军控制。
在这段距离上，甚至有几处浅水区，完全可以涉渡，如果中央纵队采用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
军委纵队已进至文市、桂岩一带，距最近的渡河点55公里。
危急关头，博古、李德仍四平八稳，没有下达轻装前进的命令，军委纵队仍然携带辎重蜗行。
30日晨，军委第一纵队才从界首过江，第二纵队直到黄昏才过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走完这55公里路程。
最后的机会，稍纵即逝。
28日，桂军44师从灌阳向距新圩十二、三里路的三军团5师阵地发起进攻。
5师师长李天佑（上将）、政委钟赤兵（中将）率14、15团驻守在公路两侧的丘陵地带，从这里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已无险可守。
在李天佑看来，军团发来的电文像是用钢铁铸成：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桂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成连成营地冲过来。
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
29年，年仅15岁的他加入中共，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红7军排长、特务连连长。
红7军在邓小平、张云逸（大将）、李明瑞的指挥下，转战7000里，进入中央苏区，后编入三军团。
今天，“红桂”又转战回到本乡本土，击退“白桂”的多次进攻，但因没有工事，部队也付出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作战中度过。
29日，桂军24师和7军独立团投入战斗，敌机也飞来助战。
5师前沿的几个小山头先后丢失，部队伤亡惨重，14团政委负伤；
15团团长白志文（少将）、政委罗元发（中将）负伤，2名营长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人。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5师“继续坚持”。
李天佑盼望军委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5师官兵必须献身。
李天佑调整部署，派师参谋长胡震前往15团指挥，打电话将14团团长黄冕昌找到师指挥所，命令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指挥所转移到师指挥所的位置上。
师指挥所已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黄冕昌穿过弹雨刚到师指挥所，15团就打来电话，报告：
胡震牺牲。
李天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中，手握电话机，木然。
李天佑坚强地清醒过来，向黄冕昌下达命令：
“无论如何不能后退。
”说到这里，他重复着好战友胡震在战斗开始时所说的那句话：
“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
强忍巨痛的李天佑刚到新的师指挥所，噩耗再次传来：
黄冕昌牺牲。
黄冕昌也是广西人，“贫农出身，打起仗来总是到最前面来指挥。
他对待部属和战士一向都是有说有笑的，非常亲切。
”阻击战中，他腿部中弹，仍穿梭于前沿阵地。
当他倒在血泊中，“战士们围在他的身边，像要把他唤醒一样的呼叫着，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同志们都哭了”。
第二天在悲痛中度过。
30日，情况更加险恶。
5师坚守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
官兵拼死坚持到下午16时许，终于接到期待已久的电报：
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
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
李天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赤兵的手，由衷地说：
“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49年11月底，李天佑在北京参加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后，赶回广西前线。
这天，他本想到兴安宿营，但未能赶到，汽车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停下来。
李天佑问一个老板：
这是什么地方？
老板回答：
“界首”。
界首！
——永生难忘的地方！
当年，5师官兵掩埋烈士遗体，告别伤残战友，就在界首镇西的渡口，踏着用美孚石油桶搭成的浮桥，跨过湘江。
这天晚上，李天佑马上找来几位当地的老人，共话当年战事。
一位老人感慨地说：
“当年反动派中央军、广西军几十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
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去了。
夜里，李天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近旁，“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教我情惨切！
这也不是湘江水，这是那“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
（三）
“每分钟都得用血来换啊”
湘江两岸，刀光剑影。
三军团4师10团控制界首南面6里处的光华铺，掩护军委两个纵队从界首渡江。
光华铺位于桂（林）全（州）公路边，一面临江，是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地势比较开阔，不宜作为防守阵地。
然而，10团已别无选择，必须就地坚守。
29日深夜，10团3营官兵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
营长张震（上将）下令加强前沿警戒，并将情况上报团长沈述清。
沈述清意识到江边是个空隙，马上派1营进至江边防御。
来者正是敌军，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
据俘虏供述，利用红军防御结合部渗入的是桂军7军独立团和15军45师一部。
桂军越来越多。
30日凌晨，再次猛攻光华铺。
沈述清阵亡，彭德怀派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
彭德怀将三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距界首渡口仅200多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亲自指挥光华铺阻击战。
下午，杜中美阵亡，团政委杨勇（上将）接替指挥。
杨勇右腿中弹，仍率部死战。
10团独力抗击桂军4个团，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
晚上，5师赶来增援，三军团死力掌握住光华铺。
60年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回到当年为保卫军委而战的地方，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友们。
一军团在觉山同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一线山岭与公路相交，成十字形，觉山——这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就位于十字中心。
一军团决定把2师重点部署在公路两侧，待1师赶到，再将1师部署在公路西侧。
29日，湘军刘建绪部进攻觉山。
十几架飞机以三架为一组，低飞对2师阵地进行扫射轰炸。
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红军官兵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
空袭刚结束，湘军开始炮击。
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落在掩体上，官兵被埋住了。
4团政委杨成武（上将）认为：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
炮击过后，湘军以密集队形冲过来，几乎覆盖了整个山坡。
红军十分缺乏弹药，缴获的尖头子弹，全部供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苏区兵工厂的土造子弹。
为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
所以，4团官兵任凭湘军喊叫，一枪不发。
湘军以为阵地上的红军都被炮火杀伤，于是胆子大了起来，先是匍匐，然后弯腰前进，最后索性直起腰来，猖狂逼近。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耿飚扣动扳机，打倒一名敌兵，高呼：
“打”。
弹如雨发，敌人败退。
湘军再次组织空袭和炮击，新使用的燃烧弹点燃了山林，4团官兵坚守于火海。
30日凌晨，1师师长李聚奎（上将）、代政委赖传珠（上将）率部赶到。
1师官兵十分疲惫，队伍刚停下，有些战士站着就睡着了。
已经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湘军于拂晓发起进攻，1师马上投入战斗。
湘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杀来。
2师前沿阵地尖峰岭三面受敌，守在这里的5团2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
敌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迫近。
易荡平宁死不当俘虏，命令警卫员开枪打死他。
警卫员泪如泉涌，双手颤抖，不能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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