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概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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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概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康熙年间，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通过寄送传教报告、书信、回忆录等，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产丰富、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中国形象，并进而形成长达百年的欧洲“中国热”。
但是，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并更加闭关锁国。
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开始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工业上的空前发展，使英国有了更多的对外扩张要求。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政府决定以给乾隆皇帝贺寿为名派遣使节访问中国，讨论两国的贸易和建交问题，并希望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从而得到贸易上的最优惠待遇。
英国在出使人选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考虑到中国历来轻商，且官吏傲慢、精明，所以使者必须是与商业无关、地位崇高且办事能力强的人。
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出身贵族，获有神学硕士学位，做过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副使斯当东（GeorgeL.Staunton）是法学博士，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是各种专家，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专家及一些有经验的军官。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写道，他们派人出使中国的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1]但信中还是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珠山（即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在北京设立洋行；得到珠山附近一个岛屿，以便储存货物；在广州附近拨出一小块土地供英商居住；英商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等。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朴次茅斯起航。
为了向中国显示英国势力的强盛，抑制中国人的傲慢，英国政府让特使和56名使团成员乘坐装有64门炮位的“狮子”号军舰，并选了一支50人的精悍卫队。
另外39名成员和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载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印度斯坦”号。
马戛尔尼使团携带的礼品多是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车辆、兵器、船模等。
1793年8月5日，马戛尔尼使团在天津大沽上岸后，对陆上的中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
“狮子号”船上的第一大副安德逊在描述当地的炮台时说：
“这地方只有一个炮台，仅仅是一个方形的塔，看样子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是为了装饰。
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临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有。
”[2]
8月6日，清政府指派王文善前来处理英国使团事务。
王文善雇了一些民船接待英国使节。
安德逊发现，中国民船的构造形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但在航海技术方面的科学毫无进展，这些船只与100年前的船只显然是同样的。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事先写信通知两广总督，说马戛尔尼是前来补祝乾隆皇帝80寿辰的，并带有600箱价值1.5万英镑的礼品，因而清廷方面准备充分，招待热情周到。
马戛尔尼从天津到北京所乘的船和轿上都挂着“英吉利贡使”的字样。
马戛尔尼虽然对此处置并不满意，但担心反对无效而碍于正事的完成，便未公开抗议。
但对清廷要求他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一事，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反条件，即要求清廷派一个与他一样等级的官员在英王肖像前也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平等。
这个提议被清廷拒绝。
经过多次交涉，双方才勉强达成协议：
马戛尔尼用谒见英王时最恭敬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即免冠鞠躬，单腿下跪。
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英国人发现：
“从接待大使人员的样子看，在他们的鄙陋的服装表面，和他们所乘的车辆方面，与英国迁移贫民到贫民教区的样子很相像，而和一个强大帝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尊严不称。
”[3]
8月28日，王文善向英国使团传达：
皇帝期望大使前往热河相见和接受国书。
在前往热河的途中，马戛尔尼等人发现到处都是贫瘠之土。
9月14日，马戛尔尼佩带金刚石伯爵勋章，斯当东佩带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绶带，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清朝军机大臣和珅也一同会见。
马戛尔尼单膝下跪，颔首，递交国书后向皇帝献上了黄金和精制并饰有宝石的书籍、珐琅钟表、气枪等礼品，乾隆皇帝也回赐玉如意。
马戛尔尼认为，赏赐之物似乎没有多少价值。
觐见没有谈实质问题，乾隆简单地询问了英王的情况，赐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各一杯“御酒”了事。
9月28日，马戛尔尼等人回到北京。
马戛尔尼希望用从英国带来的礼物打动中国皇帝，因而在圆明园展示了包括当时西方改良的天文仪器、天体循环模型、英国著名企业制造的最新产品，等等。
乾隆看后说：
“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孩。
”[4]在与和珅就英王国书中所提的要求进行谈判时，马戛尔尼提出开放宁波、舟山附近海岛一处以囤货，割广东省城附近一处供英商居住，裁减关税，自由传教等要求。
和珅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回避。
随后，和珅将乾隆皇帝对英王国书的答书转交给马戛尔尼。
乾隆的敕谕说：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
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5]乾隆最后全盘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
依照中国法律，使团在中国的停留最长不超过40天。
因此，马戛尔尼央求自己掏钱在北京多待几天，目的是加强英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牢固的友谊”，并且英王盼望接待中国使节的回访。
但和珅避免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转到皇帝对大使健康的关心上，这使马戛尔尼得出结论：
官员们极不乐意处理商业事宜。
1793年10月7日，马戛尔尼一行只好离开北京。
1794年9月5日，马戛尔尼一行返回英国。
该使团的一位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
“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
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6]马戛尔尼向欧洲人描述对中国的观感时说：
东方巨人在蓝布袍子下露出了一双泥足。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季压西、陈伟民：
《中国近代通事》
（一），学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3.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版。
思考讨论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试分析其原因。
2.马戛尔尼率团使华失败是否仅仅是中英间的“礼仪之争”？
[1][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4页。
[2][英]安德逊著，费振东译：
《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0页。
[3][英]安德逊著，费振东译：
《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3页。
[4]何伟业：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115页。
[5]梁廷枬：
《粤海关志》第23卷，贡舶3，第8-9页。
[6]周 宁编著：
《2000年西方看中国》（下），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636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2: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
（2011-03-0208:
50:
06）
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FriedrichAugust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
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
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
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
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
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
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
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
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
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
“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郭士立的首次中国沿海航行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在澳门的英、美等国商人纷纷向他咨询中国沿海各口岸的情况和航路。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马治平请他再次出发作详细的侦察，并指派该公司的高级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与他一道进行“一次试验性的商业航行”，要求他“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商品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到达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国。
”[2]1832年2月7日，郭士立一行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从澳门出发，一路上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等进行刺探。
6月20日，他们到达上海。
随后，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19天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
郭士立发现，苏、淞、浙是中国的商业要地，上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广州，这使他感到必须想方设法渗入这一地区，才符合西方人的利益。
这次侦察，他们用了7个月，到同年9月5日才回到澳门。
不久，林德赛就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
郭士立回到澳门后，许多鸦片贩子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
大鸦片贩子查顿以最优厚的待遇聘佣郭士立，并答应为他的传教活动提供长期捐款。
1832年10月12日，郭士立第三次出发到中国沿海进行罪恶活动。
其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
这次航行，他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直到次年4月29日才折返澳门。
1834年，郭士立又受雇于查顿，乘坐查顿的船只在中国沿海活动。
1835年11月，郭士立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其主要职责是帮助英国进行鸦片走私，扩大殖民侵略范围。
郭士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又多次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活动，仅他协助一个英国鸦片贩子到福建泉州走私鸦片，一次就使该贩净赚5.3万英镑，并在泉州建立了走私鸦片的秘密据点。
1836年，义律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时，曾多次与郭士立商议，如何在清廷内部销售鸦片。
郭士立献计道：
“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
朝廷命官都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
”[3]
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郭士立声称自己是德国人，不在驱逐之列。
但清朝官员知道他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忠实而杰出”的中文秘书和翻译，还是把他与英国人一起驱逐出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马上做了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的翻译、参谋兼向导，随军北上。
英军在定海建立殖民政府时，郭士立则以民政部门负责人的身份住在定海县衙内，不久升为“民政官”，中方史料称其为“伪县令”。
期间，他还威胁当地地痞讹诈勒索定海县城内的当铺、商行，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伪善的传教士。
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宁波后，他又因在定海任期的“政绩”被指定为宁波的“行政官”（伪县令）。
当英军在舟山附近扫荡时，曾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郭士立亲赴该地，企图安抚百姓，劝说人民停止反抗，遭拒绝后立即指挥英国侵略者对百姓肆意屠杀。
1842年5月，郭士立随军北上进犯长江，7月占领镇江后，被指定为镇江的“民政长官”。
英国侵略军进犯南京时，郭士立作为英方的三大翻译之一，参与了《南京条约》的谈判，《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就出自他的手笔。
《南京条约》在扬子江上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
一位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处用大写字母写下：
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这里的女子指英国女王）。
条约内容包括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协定关税，等等。
鸦片战争期间，传教士不止郭士立一人撕下了伪善的面纱，还有很多传教士狂热地煽动侵华，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这些传教士们已经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闯进城门”，甚至直接参与战争了。
1842年2月14日，有一个在澳门活动的传教士在给另一个传教士的信中写道：
“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地陷落。
……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
……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
”[4]
《南京条约》签字后，郭士立被任命为舟山的英国商务监督而返回宁波。
此后，他还伙同美国传教士伯驾积极参与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曾任美国使团团长顾盛的秘书和翻译，也是这一不平等条约的起草人之一。
1843年8月，郭士立回到香港，任英国殖民地首任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和翻译。
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病逝。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周 宁：
《西方2000年看中国》（下），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3.张海林：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4.季平子：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思考讨论
1．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哪些？
从郭士立等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进行的活动说明鸦片战争的性质。
2．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29页。
[2]顾长声：
《马礼逊到士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3页。
[3]顾长声：
《马礼逊到士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7页。
[4]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47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3：
《土地章程》和第一块外国租界的出现
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上海被开辟为对外通商的口岸。
1843年11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晚，原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野战队上尉巴富尔（George Balfour，亦译为巴尔福）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身份到达上海。
随行人员仅有一位军医、一名秘书，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麦华佗。
岸上没有任何人迎接这些英国人，他们只好在船上过夜。
道光皇帝派来上海处理通商事务的大臣是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英国领事职分低，“体制攸关”，拒绝和巴富尔会面，把上海通商的一切事宜都推给了上海道宫慕久去办。
9日清早，宫慕久获悉英国人已临城下，便派了几顶陈旧的轿子前去相迎。
在上海道衙门里，英国人受到了中国地方官的礼貌而冷淡的接待。
当巴富尔要求租房设立领事馆时，遭到拒绝，宫慕久给出的理由是城中已没有任何空房。
会晤结束后，巴富尔等人心有不甘地离开衙门。
当他们在街上到处寻找住处时，一位顾姓商人向他们建议租赁他的住宅。
巴富尔随即以每年400元的租金租赁了城内顾家的一幢有52间的大房子，作为住宅和领事馆。
11月17日，巴富尔正式宣布上海为开放通商口岸，擅自划定从县城到吴淞长约13英里的地区为上海港区；规定从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为洋船停泊区域，并规定船只停泊规则等事项（后又规定，船只未得英军司令官的许可，不准更动下锚地点）。
上海开埠后，外国商人和冒险家纷至沓来，都要求在上海购地建房。
但上海居民不愿把土地买给外国人，官吏也表示：
“地系人民私产，官家无强迫出售之理”。
因而有些英国人认为：
“购地之难，实百倍于吴淞之役。
”[1]巴富尔曲解《南京条约》关于准许英人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地基的条款，硬要上海道台宫慕久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还说这样“华洋分居”，可以避免彼此间的纠纷。
巴富尔想得到的地方就是外滩，当时这里还是人烟稀少，草苇丛生的荒滩。
但它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既有水道与苏州相连，又可出吴淞口溯长江而上，深入中国内地，对外贸易也极为便利。
外滩既临近商业发达的县城，又无城墙的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外滩处在外国军舰可随时进出的黄浦江畔，在英国人看来，把住处和商船放在自己的军舰大炮的保护之下更可以感到“放心”。
宫慕久和巴富尔就划定居留地一事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巴富尔提出土地买断的要求，但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中国土地不得卖于外国人。
巴富尔又建议英国政府出面买下整块土地，也因条约中无此项规定而无法实现。
经过反复交涉，在巴富尔的威胁和欺骗下，宫慕久于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以道台的名义公布了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
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个章程进一步扩大了在上海的特权：
一是勒索到近代中国的第一块居留地，二是初步攫取了居留地的管理权，三是为以后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留下了伏笔。
此后，外国侵略者援例在中国其他城市更多的地方建立起类似的居留地，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土地章程》被外国侵略者看作上海租界的“大宪章”、“根本法”，和不平等条约一起，被称为“中国各地及上海外人租界之基础”。
[2]但根据这个土地章程的内容，中国政府对这块居留地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外国侵略者无权把这块土地变为不受中国政府和法律管辖的“国中之国”。
巴富尔勒索到这块土地后，于1846年4月间买定李家庄一处地产100多亩建造领事署，计价1.7万多元。
按照当时英国法律，领事在国外只能租地办公，不得购地建屋。
英国公使拒绝支付这笔钱，巴富尔只好自己垫付。
同年9月，巴富尔辞职回国，由阿礼国接任。
阿礼国来到上海后，即千方百计地图谋实现其扩大租界范围的野心。
1846年12月22日，租界内的殖民者以“有集体行动的必要”为借口，在理查兹饭店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3人委员会——道路码头公会，负责道路、码头建设事宜，并授权核对租地外人按土地面积征收捐税。
会议还决定每年一月举行一次租地人会议，听取道路码头公会关于收支和建设情况的报告，选举新的委员会以及处理与地产有关的其他事务。
该租地人会议和道路码头公会就是日后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纳税人会议和工商部的原型。
按照《土地章程》，租界由英国领事专管，其他国家的侨民虽然也可以入内居住，但须经英领事同意。
巴富尔和阿礼国都是飞扬跋扈之人，他们认为租界和上海港都属于英国管辖，自己就有权管理其他外国人。
这就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
1844年，美国旗昌洋行的吴利国来到上海，他给新任美国公使璧珥写信，要求担任驻沪领事。
1846年，吴利国就任代理领事，随即在租界内旧纤道（今九江路）设立领事署，升起了美国国旗。
英国领事巴富尔为了确立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专管权而反对升美国国旗。
此事一直闹到1847年，才由上海道台补颁《土地章程》第24条，规定：
在特许英商租地范围内，除得悬挂英国国旗外，任何外国人不得悬挂该国国旗。
但吴利国直到次年离任前夕才降下美国国旗。
正当英美领事围绕着“升旗事件”勾心斗角时，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于1848年1月25日来到上海。
他租下位于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的天主教堂的一幢房子，在那里设立领事馆，升起了法国国旗，同英国人分庭抗礼。
上海开埠后，外国人是不允许到内地游历的。
上海地方官员曾规定，外人外出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为限，不得在外过夜。
当时，英国公使也承认这一规定有效。
但侵略者并没有把此规定放在眼里。
他们常常违约远行，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多次被人民殴逐。
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3人违反规定，擅自乘船前往离上海90多里的青浦活动。
当他们在青浦城隍庙里向群众散发宗教小册子时，同看守停运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雒魏林竟然用手杖殴打中国人，激起众愤。
在斗殴中，这3人被打了几下，仅受微伤。
清浦县令将这3个传教士护送至县署，再由专人送回上海。
阿礼国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借青浦事件大做文章。
他闯进道台衙门，要求严拿所谓“凶犯”。
道台咸龄回答说：
“斗殴细故，不足深诘”。
阿礼国竟破口大骂，并用手杖折扇敲击咸龄的头。
3月10日，咸龄写信给阿礼国，说已下令缉拿肇事水手，并向麦都思等人表示慰问。
但阿礼国决意扩大事态，无理地退回该信。
这时，各国驻沪领事都表示支持阿礼国，一艘英舰“奇尔德”号也正好来到上海，阿礼国的态度越发蛮横起来。
3月13日，他通知咸龄说，在这一事未得到满意解决之前，所有的英国船只都将不交关税，同时也不许任何漕船出海，并威胁道：
如果在48小时内不把10名“主犯”逮捕，他还要采取其他行动。
接着，“奇尔德”号封锁了吴淞口。
咸龄密令漕船三三两两分散出港，但“奇尔德”号发射炮弹飞过这些船的船首，漕船无法前行。
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海运漕船851艘，载漕粮100多万石，这些船都开不出港，而英商船又停付关税。
在这种压力下，咸龄只好于3月16日派海防同知赴青浦协助“缉凶”，逮捕水手2人，19日解到上海。
江苏巡抚陆建瀛也派买办出身的候补道吴健彰以催促海运为名来上海查办此案。
但阿礼国仍不满足，20日派副领事罗伯逊和翻译巴夏礼乘军舰去南京，直接向两江总督李星沅进行恫吓。
麦都思等人也声称，19日解来上海的两名水手并非“首犯”。
李星沅听说英国人要来南京，非常紧张。
他一面和江苏巡抚会派官员倪良耀赴上海查办，一面派人在长江相机拦截罗伯逊，阻止他来南京。
倪良耀到青浦后，青浦县令又逮捕了两名水手，倪令再加捕6人，于3月28日押往上海。
麦都思等诬指倪万年、王明付2人为“首犯”。
倪良耀为取悦洋人，竟将10名水手一并戴枷示众。
阿礼国这才下令撤除对港口的封锁。
但已经闯进南京的罗伯逊仍坚持要李星沅另派大员赴上海查办。
李星沅再派江宁藩司傅绳勋和请假在籍的直隶候补道陈之骥前往上海，并以咸龄处理此事“原欠紧速”，将其撤职，委任吴健彰代理上海道台。
阿礼国见威胁手段生效，立即得寸进尺，要求将10名水手“照白昼抢夺等律定拟，帮官县令均应科办”[3]。
清政府官吏完全屈服，将10名水手解省复审，判王明付充军，倪万年处徒刑，其余枷号释放。
另外还赔偿麦都思等人300元。
青浦事件的结果使得在上海的各国侵略者欢欣鼓舞。
3月29日，法、美、比领事写信给阿礼国，赞扬他的强硬措施对各国侨民的安全有好处。
青浦事件后不久，阿礼国就正式提出了扩充租界的要求。
这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共计不过100人，扩充租界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但新上任的上海道台麟桂被侵略者的气焰吓坏了。
1848年11月27日，他和阿礼国订立协定，将租界西界从界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面伸展到苏州河，租界的总面积比原先增加了2000亩，达2820亩。
从这时起，这片土地就被称为“英租界”。
阿礼国的扩张阴谋得逞，使得法、美两国殖民者眼红起来，他们也要求取得租界。
三个租界把外滩和苏州河口一带地段分割划分完毕：
英、法租界以洋泾浜为界，占据着外滩；英、美租界夹持着苏州河河口。
上海交通最便利、位置最重要的地区，完全被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中了。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白吉尔：
《上海史：
走向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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