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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吴礼权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在台湾出版。

吴氏认为笔记小说在描写内容上应该有人物活动，有必要的甚至是最简单的故事情节；

形式上是用文言书写、五千字以下篇幅短小的作品，记叙文字中应该有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人物。

嗣后不久，台湾又有陈文新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问世。

陈氏认为中国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前者脱胎于子、史，并形成了独立品格，与后者热衷“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

轻实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

笔记小说以随笔形式写作，其首要任务是议，可以虚构；

笔记小说是小说前形态，并非成熟小说。

重要的是，作者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给出了明确的类型划分：

即笔记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又可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三类，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

其研究特色在于并不套用现代小说观念，而是立足实际，对笔记小说的文体分类和渊源的学理阐释。

1998年，大陆的苗壮出版《笔记小说史》，其对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均较为严格，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

与陈文新先生一样，作者认为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的文言小说两大门类。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将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并列，划分标准相互扞格，另外“随笔而记”的概念界定，并不具有区分特征，易与“学术笔记”相牵合。

2003年，《文学遗产》发表陶敏、刘再华的文章《“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代表了当下学界关于笔记及笔记小说研究的新动向。

文章反对用“笔记小说”来指称全部笔记，认为“笔记小说”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指介乎于笔记和小说之间的作品；

对那些虽具有较强叙事成分，但作者原本是为忠实地记录见闻的笔记，就不能作为小说来看，此类作品纵涉语怪，也意在传信、不加虚构，非“有意为小说”。

文章的鲜明倾向在于以笔记取代传统的“笔记小说”概念，并将前者作为独立文体进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将主观虚构与否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标准，则唐以前几无笔记小说，仅余笔记而已，反而更不利于笔记和笔记小说的研究。

回顾百余年的“笔记小说”的编刊和研究，争议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小说观念与古代小说观念的冲突，学界的观点也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方在现代小说观念指导下，否定将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看待，甚至否定了“笔记小说”的名称；

一方肯定笔记小说的价值，尽管认识存在差距，毕竟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近百年的探索研究工作，为笔记小说的文体独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推定了笔记小说文献的整理工作。

2、概念的界说

（1）诸种界说的检讨

截止目前，学界对“笔记小说”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

①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

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古代小说类别名。

文言小说的一种。

大多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而成。

宋代宋祁始以‘笔记’作书名，后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沿用。

另有称笔谈、笔丛、随笔、笔余，乃至杂录、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

”又说：

“传奇，古代小说种类名。

一般指唐宋人所作故事完整而描写细腻的文言小说。

”是将“笔记小说”视为文言小说，包括笔记，不包括传奇。

②笔记小说为一切笔记及文言小说之总称，既包括笔记，也包括传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出版说明”可为代表：

“笔记小说”是泛指一切用文言书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琳琅满目，真是万象包罗。

③笔记小说是笔记的一类，指笔记中“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80年版）“笔记”条云：

笔记，文体名。

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

……笔记的异名，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称为笔记小说。

④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是具有小说性质、介于随笔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

笔记体小说多以人物趣闻轶事、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具有写人粗疏、叙事简约、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的特点。

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代表作如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

此外还有《干将莫邪》《宋定伯捉鬼》等。

另有《太平广记》，《洛阳伽蓝记》、《郡国图志》、《水经注》、《博物志》、《酉阳杂俎》、《考工记》等。

⑤笔记小说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特征。

“笔记”使其在记叙上获得了一种散文化的记叙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作者可以叙述，也可以表达别人及自己的思考以及观点，而“小说”则是一种带有故事性的叙述和创作，由于“笔记”本身获得的自由空间，又可以使“小说”创作与散文化的“笔记”叙述相互交叉，使其优势十分明显。

⑥笔记小说是泛指一切用文言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典制、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

它是一座非常丰富、值得珍视的宝库，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无价宝藏。

治史者可以利用它增补辨证正史的阙失，治文者可以从中考察某一时代的文坛风气、文学作品的源流嬗变，治专门史者可以从中挖掘资料，文艺创作者可以从中寻找素材。

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截至清末，大约不下于3000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⑦1940年，王季思先生发表《中国笔记小说略述》一文，认为笔记小说出于文人手笔，跟出于说书人口说的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的平话小说和白话小说分道扬镳，也与纯学术的讨论与考订的笔记不同，可分为轶闻类、怪异类、诙谐类。

该文没有提到唐传奇与笔记小说的关系，从文章的论述来看，似乎传奇亦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

⑧笔记小说是一种笔记式的短篇故事，特点即是篇幅短小、内容繁杂。

笔记小说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学界一般均依鲁迅的观点概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主要类型。

笔记小说基本上受到史书体例的影响，多标榜其记事之确实，以史家的态度书写笔记，所以并非有意识的小说创作。

而在艺术表现上，其故事情节多为直线发展的笔记体，缺乏人物形貌与心理的描写，也没有特别铺张情节的发展。

基于以上理由，在加上作者欠缺创作的自觉意识，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成熟的小说，顶多算是唐传奇的前身

各家观点具有一定共性，可粗分为两类。

一是立足传统目录学思想，兼及现代小说观念，侧重于“笔记小说”的文献资料价值，以诸《笔记小说大观》和周勋初、章群先生为代表，其关照对象非常广泛，甚至包括辩订考证、朝章国典之类的学术笔记与史料笔记，反而使“笔记小说”的概念显得混杂不清，削弱了它的文体特征。

不同的是，周勋初先生认为笔记小说与传奇有区别。

第二类以三部《笔记小说史》、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为代表，立足于小说的故事性，试图建立起适合中国古代小说独特性的研究方法，属于真正的文学研究。

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则不难概括出能被广泛接受的诸家的共同点，无疑即是笔记小说的基本特征：

即随意、随事、随笔。

所谓“随意”，指创作意识的非主动性和创作动机的模糊化，多属兴之所至，没有单一固定的创作意图，不同于诗词等其他文体创作的寄意逆志。

所谓“随事”，即对某一故事闻则即录，故事之间无逻辑联系无组织关联。

而所谓“随笔”即创作形式灵活多变，质朴自然，不刻意注重修辞谋篇。

具体而言，应包含如下要义：

一、笔记小说是小说前文体；

二、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简单，可以虚构；

三、运用直白简洁的文言；

四、表现为随笔形式的笔记体；

五、篇幅短小。

　　首先，承认笔记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文体地位，才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不能因为这个概念曾被用得宽泛无边而取消它。

需要明确的是，若用现代小说观念考量，笔记小说并非成熟的小说形态，而是向短篇小说发展的过渡形态。

第二个特点，故事性是小说的灵魂，即以叙事为主。

董乃斌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指出，“事”是构成小说内容的根本和基础，没有一定的“事”，就没有小说，“述事”是小说的基本特征。

如此则将以说明和议论为主的学术笔记排除在外。

不同的是，笔记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大多一文一事。

至于虚构与否，并不能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实事求是地看，宋代以前许多今天被视为小说的作品大多是纪实的，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就是为了传信，如干宝《搜神记》、唐临《冥报记》等等。

如果以此为绝对标准，则唐代除传奇和变文外，几无小说可言。

第三第四第五三个特点结合“故事情节简单”一条可以将笔记小说与传奇区别开来。

传奇一般篇幅较长，多事藻绘，有时韵散结合，甚至穿插诗词，且情节完整，这与笔记小说截取片断、一文一事的叙事方式和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有着显著的不同。

　　第二、四两个特点结合，可以归结为“随事而记”。

如上文所言，小说的本质乃在叙事为宗，重在故事性，而笔记小说的特点正在于随笔记述事件，不加刻意的润色藻饰。

这也是其与同属“随笔而记”的笔记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云：

“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

”这种追步个人思绪，思则记之，闻则书之，随意而记，不讲求次序的著述方式，即为“随笔而记”；

如果我们用故事来替代那些学术性的笔记条目，则是一部《夷坚志》的体制，而后者的特点正是“随事而记”。

　　至于“随事而记”的“事”的题材来源，我们仍可要借用《汉书·

艺文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

小说家类二所云“里巷闲谈”来概括，突出笔记小说的题材主要来源于传闻、部分得之于亲身经历的特点。

因为来源于传闻的故事，其可靠性是不可与史家实录精神相提并论的。

如唐张鷟《朝野佥载》、刘餗《隋唐嘉话》、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之类。

刘餗明确表示：

“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

”佚名所撰《大唐传载》亦云：

“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

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可见作者自述《隋唐嘉话》、《大唐传载》之作乃来自于传闻，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亦谓此类。

这也是将史传与纪实性的轶事类笔记小说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

（2）根据上述特点，笔记小说的概念可以这样界定：

　　笔记小说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采用随事而记的形式叙述人事或神怪故事的篇幅短小的文言小说。

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是所有笔记小说的共同特点，也是区别非小说的学术笔记的重要特征；

随事而记的创作方法则与传奇大异其趣，也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有别；

叙述人事或者神怪故事，正是笔记小说的两大题材。

所以，用“随事而记”取代“随笔而记”的说法，可以脱离传统笔记小说观念，将无故事性的非小说的笔记剔出小说行列，赋予“笔记小说”一词的以明确的文体涵义。

（二）、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

　　作为一种小说文体，自然必须具备自身特点。

尽管笔记小说的创作较为随意，但仍可以概括出几个基本特征，包括创作目的、创作原则、题材特点、形式特征、篇章结构、艺术风格等。

　　关照现实，助人伦、采风俗、成教化是其首要目的。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承担了“小道末技”的讥诮，所以作者们竭力在序言和作品的主题导向中强调教化的作用。

志怪类笔记小说以神道设教为主要创作宗旨，侧重于宗教教化，意图通过鬼神怪异故事的讲述和传播，穷神洞幽，证明鬼神实有，唤起和强化普通民众的信仰，辅佐王道，移风易俗。

这在各类宗教应验故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南朝傅亮、张演、陆杲等所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唐人唐临所撰《冥报记》等，均为典型的宗教宣教。

拾遗补缺则是笔记小说创作的又一目的，这在轶事小说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如李肇《唐国史补》和高彦休《唐阙史》，取题的意图很明显，李肇在自序中言其书乃“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

这里提到的“助谈笑”实际上也强调了笔记小说的娱乐功能，如高彦休《唐阙史序》中也提到所记故事“可以为夸尚”、“资谈笑”、“垂训诫”。

所以说“消闲”是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目的。

作者们一再强调作品助资谈笑、排遣时日、消闲娱乐的意义，抑或是穷愁著书，寄情儿女，托兴鬼狐，抒发对仕途人生蹇迫命运的感触。

如清袁枚自序《新齐谐》之作系因“文史之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

”李庆辰《醉茶志怪》自叙“半生抑郁，累日长愁，借中书君为扫愁帚，故随时随地，闻则记之，聊以自娱。

”可见，公务闲暇，道德文章之余，创作几篇笔记小说是一种消遣。

　　以史家“实录”精神创作，意在“传信”，是笔记小说创作的普遍原则。

笔记小说集大多以“记”、“录”、“传”、“志”之类具有强烈纪实色彩的词汇冠名，在创作中也着意追求实据，若非亲见亲历，亦力求明确交待故事来源，所谓“搜求遗逸，传于必信”。

五代孙光宪自序作《北梦琐言》时，“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后濡毫。

”其创作态度的严肃和求实求真可见一斑。

当然，《北梦琐言》作为所记也多有奇奇怪怪之事，以今观之，这也违背了作者的“传信”原则。

它如唐李德裕创作的轶事小说《次柳氏旧闻》记玄宗得见仙人张果，吴皇后梦金甲神投胎，僧人施咒求雨等，近乎志怪类笔记小说。

故而，主观意图上的传信求真与客观结果的神奇荒怪，是志怪类笔记小说的一大特点。

　　笔记小说的题材，最大的特点是“小”和“杂”。

无关国家政教人伦大事的异闻和轶事，“里巷闲谈词章细故”均是笔记小说取材的对象。

以唐代为例，如讲述因果报应的《冥报记》、记载奇技宝物的《杜阳杂编》、杂记仙佛鬼怪、动植术技的《酉阳杂俎》、记录志怪琐闻的《独异志》、《宣室志》、《广异记》、记载宫廷逸闻的《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士林官场轶事和社会风习的《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国史补》、《幽闲鼓吹》、《唐摭言》、《中朝故事》、《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

“无所不有，无所不已”是笔记小说取材的总体特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描写范围和描写对象最宽泛的小说文体。

　　笔记小说以“广异闻”、“纪事实”为主要审美特征，重哲理表达和知识传播，因而表现出哲理化和知识性的艺术旨趣，形成了冲淡简约的艺术风格，语言亦十分简练自然。

具有代表性的是“博物”体志怪小说，如晋张华《博物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艺术表达简洁明快，语言质朴自然，不事藻绘，拒绝“文辞华艳，叙述宛转”的风格，与短篇小说明显不同。

　　笔记小说的叙事结构单一，每则小说自成体系，相互之间也没有结构上的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上的直接联系。

一般一事一记，鲜有细腻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形象刻画，没有细节描写，故事情节粗陈梗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这些跟作为短篇小说的传奇和中长篇小说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写作方法而言，传奇小说受传记影响较深，开篇即是传记笔法，交待传主的身份、性别、职位等基本信息，但笔记小说则要简略直截得多。

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由《滦阳消夏录》、《姑妄听之》等五种组成，作者在《滦阳消夏录》自序中说：

“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

”

　　篇幅短小，是笔记小说公认的形式特征。

这些作品多为数百字的短制，短至二三十字甚至一二十字，如《搜神记》卷一“神农”、“鲁少千”、“焦山老君”，卷六“兔毛龟角”、“马化狐”、“人产龙”等。

多少字可以作为笔记小说的上限，比较难以把握。

但如同吴礼权先生那样主观限定五千字的上限，似乎并无典据。

一般而言，千字左右比较合理，如唐临《冥报记》之“唐眭仁茜”，一千五百余字，对笔记小说来说，已是长篇大制了。

笔记小说不能单篇成文，而是系列随事而记的故事组成的笔记小说集，如果脱离了小说集，就不成其为笔记小说，而是短篇小说了。

　　（三）笔记小说的类型

文体分类

姜亮夫先生的分类

王季夫先生的分类

刘叶秋先生的分类

陈文新先生的分类

文体特点

苗壮《笔记小说史》始在大陆出版，此着于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均较为严格，作者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

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

“杂”与内容的丰富性、

“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

与传奇体小说的区别

其一，传奇体作家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笔记体作家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

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

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成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

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

就著述方式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

笔墨简约，风格一致；

这种对于笔记体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究，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世界拓展的第一步。

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体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

甚至轶事小说中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在智慧、伦理二者中，似对伦理更看重一些。

比如清代纪昀就说他写《阅微》“大旨期不乖于风教”。

若干畸形的笔记象金捧阊《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订奉恩《里乘》，“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

其实，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还是以智慧为主。

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鲜明的智慧。

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

或多载“嘉言韵事”，如宋王谠《唐语林》；

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

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宋周密《武林旧事》；

或“上自廊庙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

或将“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点染成篇，如明末张岱《陶庵梦忆》。

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连志怪也有明显的偏重智慧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可以“广异闻”；

宋以后的志怪，能向读者提供的新鲜“异闻”看来不多：

奇奇怪怪的事经过反复讲述就成了陈辞滥调。

要出新，就要另辟蹊径。

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生命力和“孤愤”注入其中，这是一条路；

笔记体作者如纪昀等则是将智能注入其中，以“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为核心，目的在于益人神智。

其二，笔记体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重视雍容的气象，力戒虚浮骄矜，虚张声势。

《世说新语》在《汰侈》、《任诞》、《惑溺》等门以皮里阳秋的手法批评了过度的任性放浪与挥霍豪奢；

东阳无疑《齐谐记》叙薛道询“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意在嘲笑那些无节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

《阅微草堂笔记》更经常对虚浮骄矜、虚张声势的名士风度予以针砭，如卷十一指出：

“伪仙伪佛，技止二端：

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

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

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

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

”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龄笔下，使酒骂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

比较起来，笔记体风格平易，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不免减弱了力度。

而笔记小说中的民间文学因素也是十分浓郁的，如在笔记小说相对较为成熟的魏晋、唐、宋时期以来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

尔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笔记小说，又达到了相当高度。

它的故事以及生活、视角与视点，均是平民化与带有十分明显的民间文学特色的，包含了许多传说、寓言、掌故、轶事，尤其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它不仅是平民化的视角，即换句说，“是老百姓眼里的世界”，而且叙述及语言方式上则更是浓墨重彩，人物呈现出的想象与创造力，营构的鬼、狐世界，细节的夸张与变形，以及作品中的寓言性质及象征意义，注重环境氛围的营造和人物与故事情节，则是他最大的特色。

但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许多细节以及故事情节、甚至人物都是虚构、夸张、变形的，但其作品从整体和宏观上却极其高度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真实。

或许，无论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它们都因吸取了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进行文学创作，才有了这异曲同工之妙。

[1]。

]兴起原因

魏晋南北朝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佛道两教盛行，求仙炼丹成为社会风尚，于是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怪、报应、隐士异人的小说；

再加上秦汉旧有的传说，遂形成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是中国本就信巫，后来又经过秦汉神仙之说的流行和小乘佛教的传入而使此风大盛。

但汉魏之后流行的“杂传”也有所影响[1]。

魏晋士大夫崇尚清谈，喜欢品评人物，于是有人便把一些名人的言行轶事汇编成轶事小说，或称“志人小说”。

分类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讲说鬼神怪异故事，如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吴均《续齐谐记》、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

也有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张华《博物志》、郭宪《汉武洞冥记》、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

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或称“轶事小说”，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取生活片断来表现人物，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沈约《小说》、邯郸淳《笑林》、杨松玢《解颐》、侯白《启颜录》等。

“志人”一词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首次提出，用以和“志怪”相对，并广为学界接受使用。

此类小说在魏晋时主要是以记述历史上真实人物的逸事与琐言为主，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当作史料所引用[1]。

特色

六朝小说以鬼